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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不仅是杰出的史学家，也是优秀的教育家：列其门墙的，济济一堂；私淑成名的，不在少数。只是学术上的耀眼光芒遮掩了他教育上的突出成就，长期以来，学界多研究其史学思想，对其教育思想则关注得不够。事实上，作为终生从事著述和教学的人，教育思想不仅是其整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如今学术型人才的培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此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学界。

一提起陈寅恪，人们首先会想到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句名言最早见于他为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的碑文，这既是对王国维的评价，也是陈寅恪的宣言，它贯穿于陈寅恪艰难坎坷的人生历程中，融汇在陈寅恪辉煌璀璨的学术创作中，落实到陈寅恪漫长曲折的教学活动中。那么，作为终生从事教育的教授，陈寅恪又如何在教学中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呢？

“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

在教育方面，陈寅恪推崇的是隋代王通和唐代韩愈。王通辞官归隐，著书立说，设帐授徒，名声大噪，求学者自远而至，盛况空前，有“河汾门下”之称，不仅及门弟子多达千余人，还结交了许多名流，其中学生薛收、温彦博、杜淹等，友人房玄龄、魏征、王珪、杜如晦、李靖、陈叔达等人，在隋唐之际的历史舞台扮演着重要角色。陈寅恪说“追从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未契于后生”，指的就是这件事。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不仅继承孔孟传统，采用禅宗思想，建立道统，开启宋代道学，而且提携后进，领导古文运动，开宋代文化之先河。陈寅恪称赞道，“退之在当时古文运动诸健者中，特具承先启后作一大运动领袖之气魄与人格，为其他文士所不能及。……退之所以得致此者，盖亦由其平生奖掖后进，开启来学，为其他诸古文运动家所不为，或偶为之而不甚专意者，故‘韩门’遂因此而建立，韩学亦更缘此而流传也。……退之发起光大唐代古文运动，卒开后来赵宋新儒学新古文之文化运动。”陈寅恪是有家国情怀的史学家，从事学术研究最终是为了经世致用、造福民众，他的理想是培养出有益于人民和国家的人才。

这些与陈寅恪的家传也有关系。他出生的家庭不仅是官宦世家，而且也是教育世家。其曾祖父陈琢如，走遍淮、徐、齐、豫等地，还到过京师，结果十分失望，感叹“士失教久矣，自天下莫不然。诚欲兴起人才，必自学始”，促使他以布衣身份兴办地方教育，创立“义宁书院”。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初入仕途，就在河北创办“致用精舍”（也称河北精舍），后来出任湖南巡抚，推行变革，创办很多新式学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长沙时务学堂。父亲陈三立曾跟随陈宝箴积极参与变法，后来不与政治，袖手乾坤，创办散原精舍，声名远播，是诗坛祭酒、学界翘楚，连徐志摩这样的新派诗人也以得到他的品题为荣。陈寅恪祖上三代，无论是平民布衣还是封疆大吏，都看重办学育人，在政坛和学界久负盛名，因此也就“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

“不教书怎么叫教书匠呢？”

在清华大学享誉最高的校长梅贻琦在谈到理想的师生关系时说：“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导前，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清华国学院既继承了中国宋明书院的传统，又吸收了英国牛津等大学的导师制，老师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学生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这需要教师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对陈寅恪来说，首先是乐教敬业。陈寅恪热爱教书这项事业，视教书为生命。1941年，陈寅恪预备去英国讲学滞留香港，任香港大学教授，在历史系担任四门课程讲授，每周八个小时。当时他家住九龙。去港大上课，需由九龙乘公共汽车到尖沙嘴轮渡码头，渡海至香港后，再换乘电车到学校。路途单程约需两个小时。如此奔波，非常劳累，但他依旧认真备课，以致心悸、失眠加重。从香港脱险回到内地后，陈寅恪先后执教于广西大学和燕京大学，并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职，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略稿》。1944年冬，《元白诗笺证稿》初稿完成。12月12日，剩下的一只眼睛也失明，住院治疗。就在治病期间，情绪稳定下来后，学生石泉侍疾床前，陈寅恪就在病床上指导他酝酿构思毕业论文《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1947年春天完成。蒋天枢说：“先生漂泊西南，备历艰困，当流亡逃死之际，犹虚怀若谷，奖掖后学，孳孳不倦，河汾之情伟矣！”

1946年陈寅恪从海外归来，去外国治疗眼睛，还是无效，双目依旧失明，身心俱疲。系主任雷海宗看他身体孱弱，双目失明，便劝他暂时不要开课，休养一段时间，搞些个人研究。陈寅恪马上说：“我是教书匠，不教书怎么叫教书匠呢？ 我要开课，至于个人研究，那是次要的事情。我每月薪水不少，怎么能光拿钱不干活呢？”雷先生同意后，他又让学生王永兴通知中文系，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学生涯中，陈寅恪一直在教学第一线、坚守教学岗位，几乎从来没有因为私事而请假、迟到和旷课。除非因健康原因，卧病不起，不能上课，一旦健康情况允许，就是在病榻上也坚持给学生讲课。作为学问家和著作家，他从来没有因个人研究和个人著述而耽误给学生讲课。就是后来双目失明，陈寅恪还坚持上课：备课是由助手先念资料，他思考组织；上课是由助手板书，他自己口授。这样一直延续到1958年被迫停课为止。在任教的几十年里，陈寅恪“默自约誓，非有特别缘故必不请假，故常有带病上课之时”。1932年10月，他父亲八十大寿，时间错不开，乃是罕见的“特别缘故”，请假十天去庐山祝寿。其敬业爱岗、克尽职守的精神深深地感召着学生。多年之后，王永兴还说：“使我感动的是他那种勇于担任工作重担的精神，使我感动的也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

其次是严谨认真。陈寅恪是教师，但首先是学者，他继承了清代乾嘉学派考据的传统，又吸取西方近代实证精神，无论是研究还是授课，都实事求是，认真研究史料，从中得出结论。刚进清华园时，陈寅恪在国学院任教，讲授几门课程。课前他认真备课，每次都是重新查阅史料，组织讲义，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量很大。授课时自己把所用的书籍用两种颜色的包袱带进教室，工整板书，仔细讲解，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堂课下来，几乎搞得精疲力尽。每逢周末，还进城和汉学家钢和泰学习梵文、讨论问题。每天清早起来朗读外语，勤奋用功一如读书求学时期。他自己认真研究，对待学生要求自然严格。据金岳霖回忆：“有一天我到他那里去,有一个学生来找他，问一个材料。他说，你到图书馆去借某一本书，翻到某一页，那一页的页底有一个注，注里把所有你需要的材料都列举出来了，你把它抄下，按照线索去找其余的材料。”金岳霖不仅感到陈寅恪知识渊博，记忆力强，也感受他严谨认真。清华大学教师王以中是李济的学生，写有关交通史的文章，告诉陈寅恪说陈垣那里的《殊域周咨录》有这方面内容。陈寅恪就致函陈垣帮他借书：“清华教员王君以中来言，尊处藏有《殊域周咨录》一份，不知能允许借钞否？王君为李君济之助教，专攻东西交通史，故亟欲得此书一观也。”为同事的学生写文章，陈寅恪专门帮着借书，这是热心，更是认真。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写好后，请陈寅恪写序，想出版问世。陈寅恪看后给他说：“此文资料疑尚未备，论断或有可商，请俟十年增改之后，出以与世相见，则如率精锐之师，摧陷敌阵，可无敌于中原矣。”姚薇元听从老师建议，穷十年之功，充实修改完善，再请陈寅恪作序。陈寅恪欣然命笔，写了序言。严师出高徒，陈寅恪自己治学严谨认真，教出来的学生也这样。

再次是开拓创新。陈寅恪史学家、思想家，不是教书匠，是一代大师。大师不是随便可以称呼，陈寅恪对大师有自己的理解。他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概言之，真正大师有承前启后之功。陈寅恪就是这样的大师。他衡论中西，平章华梵，在多个研究领域有开创之功。在总结王国维学术成就时，他概括三种模式：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证，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陈寅恪治学同时采用这三种模式，取得很大成就。对于中国典籍经史子集陈寅恪十分熟悉，又遇上殷墟发掘、敦煌文档再现、大内档案面世；他通晓多种文字，包含中国周边国家的梵文、蒙文、满文、巴利文、西夏文和突厥文等，他留学海外18年，对西方文化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差别十分熟悉。

在传承方面，陈寅恪继承乾嘉学派的传统。乾嘉学派在史料的整理与考订，史学工具与方法的改进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惜乎其时文网密布，“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人们不敢发表议论，没有系统深邃的史学著作出现。陈寅恪承谨严之风，又敢于开拓，不仅写下《唐代政治史略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元白诗笺证稿》等传世经典，还撰写了一系列具有真知灼见的文章，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考察报告》等，他“在史中求史识”，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加上“西洋语言科学之方法，为中蔵文比较之学”，成就“较之乾嘉诸老更上一层”；即便是暮年时节，他失明膑足，不惜残老，衰年变法，私下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等，深藏箧底，托诸名山。这些充分展示陈寅恪的学术功底和创新能力。正因为这样，他讲课时能做到三不讲：外国人讲过的不讲，古代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不讲。这就是说，讲课的内容都是自己最新研究的成果，都是有创新性的。也是因为这个，慕名听课的不仅有学生，还有著名的教授如吴宓和朱自清等人，郑天挺也因之称其为“教授之教授”。

敢“书具保证”，愿“坐滥保之罪”

陈寅恪在王国维纪念碑文的开头说：“人类之不同于禽兽者，以其具能思想之特长。能思想矣，而不能自由焉，不能独立焉，则又何以异乎牛马而冠裳。”（碑文原稿）他看重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首先看重个体人的生命。具体到教书育人上，就是看重学生的生命，因为这是学生治学问道的根本。陈寅恪体弱多病，深受其苦，更加珍惜生命与健康。他一生潜心于学问，从不旁骛，惜时如金。他既不担任一切行政职务，也不从事任何与学问无关的事务性工作，但他对门生弟子的事情，无论是生活、学习，求职乃至借书，都毫不吝惜自己的时间、精力，予以介绍、推荐甚或代庖。下面略举数例，资以说明。

对于学生的生命安全，陈寅恪挂记在心上。在清华国学院时，学生朱延丰因失恋痛苦不堪，有两周时间既不在宿舍休息，也不到教室听课。有的说他回江苏老家，有的说他轻生自杀。陈寅恪得知此事忧心如焚，派学生四处打听寻找。后来朱延丰自己回到学校，陈寅恪才放下心来。为了让他有所寄托，及早从失恋的阴影中走出来，陈寅恪专门致函胡适，推荐朱延丰到胡适主持的编译所里做些翻译工作。1931年，学生罗香林父亲去世，他给亲戚师友发了讣闻。陈寅恪接到讣告后写了副挽联寄到罗香林家里：“惜公抱经世才而未竟其用，有子治专门学能不负所期。”一代国学大师送来挽联，这对丧父的少年是多么大的安慰和鼓励呀！1942年，爱徒张荫麟英年早逝，陈寅恪十分悲痛，在挽诗中写道：“流辈论才未或先，著书曾用牍三千。共谈学术惊河汉，与叙交情忘岁年。自序汪中疑太激，丛编劳格定能传。孤舟南海风涛夜，回忆当时信惘然。”

对于学生的日常生活，陈寅恪也是在惦记和关心。抗战胜利清华复原后，陈寅恪双目失明，坚持上课。助手王永兴在清华大学没有住房，工作起来很不方便。陈寅恪专门致函校长梅贻琦，请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并让自己妻子唐筼亲自把信函交到梅贻琦家里。王永兴当时不知道。他后来回忆说：“1947年1月中，清华庶务科通知我说，分配给我三间住房，在西校门外喇嘛庙（即颜家花园），要我去成府找颜惠庆的管家，由他领我去看房子。这是颜家的一处房屋，清华租来作为教师住房。庶务科的通知使我感到十分意外，且迷惑不解，我没有向学校申请住房，历史系和雷海宗先生也没有向我说过住房的事。但我还是踏雪去看了房子，一所大花园内的三间宽敞大瓦房，在西校门附近。不久，我搬入新居。他们查阅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在1947年档案中有如下一封信。”“敬读四十三年前先生致梅贻琦校长的信，我如大梦初醒，悲感万分，为了我的住房，先生写信，师母亲临梅家。几十年中，先生和师母从未说过。长时间中我受到先生的护持也竟不知，而今禀谢无由，至感悲愧。”

对于学生毕业后就业问题，陈寅恪更是关心操劳，四处求人，写信帮学生求职。例如，为张荫麟工作，他致函傅斯年：“昨阅张君荫麟函，言归国后不欲教哲学，而欲研究史学，弟以为如此则北大史学系能聘之最佳。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人之身也。张君年颇少，所著述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大抵散见于《燕京学报》等，四年前赴美学哲学，在斯坦福大学学哲学得博士学位。其人博洽而思想有条理，若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也。”再如，他在给吴其昌写的求职推荐信中说：“吴君其昌清华研究院高材生，毕业后任南开大学教员，近为美国斯丹福大学经济学会搜集中国经济史材料，吴君高才博学，寅恪最所钦佩，而近 状甚窘，欲教课以资补救。……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为了学生求职和谋生，陈寅恪敢“书具保证”，愿“坐滥保之罪”，这是对学生怎样关心和对事业热爱呀！ 像这样帮学生求职的亲笔函件，陈寅恪写了很多，而有些被推荐的人自己并不知道。陈寅恪推荐劳榦到语史所工作一事，就是他很多年后才知道的：“等到傅孟真先生逝世以后，我在参加傅先生遗集整理工作之中。在傅先生的一本书中，看到夹着陈先生一张回覆傅先生的信，对我加以郑重的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来未曾直接和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的感动。当时觉得这是傅先生未曾公开的信，我只好看过仍夹在原处。”1944年11月23日，就在双目失明前的二十天，他致函李济和傅斯年，谈到自己眼疾后，还在推荐朱少沂给语史所：“茲有一事即蒋君大沂，其人之著述属于考古方面，两兄想已见及，其意欲入史语所，虽贫亦甘，欲弟先探尊意，如以为可，则可嘱其寄具履历著述等，照手续请为推荐，其详则可询王天木兄也。弟不熟知考古学，然与蒋君甚熟，朝夕相见，其人之品行固醇笃君子，所学深浅既有著述可据，无待饶舌也。”自己面临着双目失明的危险，还不忘推荐学生找工作，这是何等的博爱和负责呀！由他推荐找到工作的学生，多达十几人。有些是他自己带的学生，有些是别人带的学生。如，他推荐给陈垣的孙道升就是冯友兰带的学生,他在信中写道：“孙君道升，前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高材生，学术精深，思想邃密，于国文尤修养有素。年来著述斐然，洵为难得之人材。闻辅仁附属高中国文课尚需教员，若聘孙君担任，必能胜任而愉快也。”

学生毕业工作后，陈寅恪一直鼓励并激励他们。学生有著作出版，求他作序，他有求必应。朱延丰的《突厥通考》、姚薇元的《北朝胡姓考》、徐高阮的《重刊洛阳伽蓝记》、吴其昌的《梁启超传》等，都有陈寅恪所写的序言和跋文，对他们加以肯定并鼓励。对于亲炙弟子如此，对私淑学生也这样。著名的中古史研究专家唐长孺并没有跟陈寅恪读书，属于私淑弟子。唐长孺把自己的著作《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寄给陈寅恪。陈寅恪看后给唐长孺回信说：“寅恪于时贤论史之文多不敢苟同，独诵尊作辄为心折。”陈寅恪学界泰斗，名重天下，一言九鼎，谁若能得其嘉许，便可身价十倍。后来唐长孺在史学界享有盛名，与陈寅恪的肯定和嘉许是分不开的。唐长孺后来纪念道：“掩卷心惭赏誉偏，讲堂著籍恨无缘。他年若撰渊源录，教外何妨有别传。”

“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

陈寅恪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实践，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陈寅恪从事教学的生涯很长，但大部分是民国时期，主要是在清华大学。他教学的第一站便是清华国学院，在后来很长时间内，也是在清华教书，是民国时期的清华大学为他提供著述和教书的平台。因此，讲陈寅恪的教育思想自然离不开民国时间的清华大学。

从刚升级为大学后罗家伦主政时期，清华就采取“教授治校”的领导体制，并形成传统，就是在国民党对大学进行党化教育的时代，这种制度也坚持了下来。1938年4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成立，同年10月，中共在联大成立地下党支部，组织不断发展壮大，专门从事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活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1939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后来冯友兰说：“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清华大学并没有统一教材，由老师们自己根据研究心得编写讲义，把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这是在教学活动中坚持精神独立和思想自由的重要保证。1940年，陈立夫出任教育部长后，三度训令西南联合大学按教育部的规定统一教教材，统一考试，遭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教授的强烈反对，他们推荐冯友兰起草公函，驳斥教育部的训令。冯友兰模仿诸葛亮《后出师表》，义正辞严，从六个方面驳斥教育部的无理要求。信函上呈以后，教育部也就没有强迫联大遵照要求统一教材、统一考试，联大仍然秉承“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原则，由教授们自己编写讲义、组织考试。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陈寅恪才能在教学中贯彻自己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的主张，无论著述和讲课，都是从事实出发，认真研究，得出结论，不人云亦云，不曲学阿世，不老生常谈。他对于自己学生定下一个标准，“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陈寅恪在这里说的“从我之说”，不是具体的研究结论，而是坚持“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这一基本原则。学者具体学说有无错误，是可以商量的，陈寅恪对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学术思想，都有不认同并批评的地方；他自己的著作后面都是以“稿”的面目问世，就意味着还有商榷修改的地方。学生罗香林写唐太宗传，自然涉及到李唐王室的出身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陈寅恪持少数民族说，朱祖谋持汉族说，恰好朱祖谋是罗香林的岳父。陈寅恪开玩笑说，这个问题上，是从师傅说，还是从岳父说呢？ 意思是鼓励罗香林自己思考，不要盲从他人。经自己研究得出结论，是和师傅的接近，还是和岳父的接近，倒是无所谓的事情。卞僧慧也回忆陈师要学生们看原书，从“原书中的具体史实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

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一切都是小事，惟此是大事”。当这一原则实在无法坚持时，他宁愿退出讲坛，不再教课，也不愿人云亦云、曲学阿世。1958年，全国掀起批判“厚古薄今”的运动，陈寅恪受到了来自全国学界的批判，这些批判中带着很多非理性和非学术的成分，甚至是对陈寅恪进行人身攻击和人格侮辱。这年7月，陈寅恪致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理退休手续，搬出校园。从此，陈寅恪告别了坚守32年的讲坛，结束了他心爱的教书生涯，留下了“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作诗欠砍头”的诗句。最后，学校同意他不再授课，但坚决不允许他搬离校园。

作为以教书为职业的大学教授，陈寅恪更看重教书育人的重要性。他有著书立说、教书育人、创立学派的雄心壮志，可是没有这样的机会和条件。近代以来，随着大学的陆续创办，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也不断职业化、专业化和学院化，一个学派的创立，需要相应的制度与环境做保证，需要大量的人力与财力做后盾。这些都是陈寅恪所没有的，他全是凭一己之力在单打独斗。他虽然供职于清华大学，可研究生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无论是国学院时期还是文学院时期，及门弟子寥寥无几，且授业时间很短，最多也只有两三年，关系也泛泛一般。那些学生至多初步摸到门径就毕业离开，未能登堂入室，更别说广收门徒，开宗立派了。终其一生，陈寅恪弟子不多，有的还中途变节，被他逐出师门，效法王通和韩愈的理想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及，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以致发出“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期于寅恪者哉”的浩叹，落得“招魂楚泽心犹在，续命河汾梦亦休”，“平生负气成今日，四顾无人对夕阳”。

尽管在著述和授徒两方面的理想都没有如期望的那样实现，陈寅恪和他父祖一样，成为悲剧式的人物，但他们的气节和操守成为当代榜样、万世楷模。他的父祖“以吏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陈寅恪自己“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对学者来说，气节比学业还重要。陈寅恪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坚守的价值，他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这里可看到，在陈寅恪心目中，作为人师的气节、道德和操守是多么重要。学术研究需要外部有自由宽松的环境，自身有实事求是的精神。自由的环境是需要争取的，求实的态度是需要坚守的。这些，陈寅恪都做到了。他给后世树立了标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