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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电影史学话语

来源:文艺报 | 黄海贝  2017年12月13日06:54

《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是中国电影研究学者丁亚平新近付梓的一部著作。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点出:60余年来的当代电影艺术的历史语境,存在主流逻辑和历史话语两种评判指标及其融合、嬗递变化。同时,“由于滋生的文化土壤不同,6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发展中的各个阶段有着显著的差异”。基于这一判断,在本书中,作者以时间为线,勾勒出了1949年以来的中国电影艺术创作与批评发展演进的完整全图。

1949年至1977年——基于国家意识主流逻辑范畴下的书写。作者认为,对这一时期电影创作和批评的概括,主要是需要遵守比常规意义上更加严格的政治和时代道德规范。有一种复杂的现象被作者敏锐地察觉到: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电影迸发出新的锋芒与朝气,然而也一度制约了中国电影的新生力量与创造精神。1977年至1999年——改革开放时代引发了创作欲望与史学意识的释放。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关键词是“活力”、“生气”。一个突出现象是许多作品开始塑造内质丰满的“文化英雄”,如《黄土地》《红高粱》《孩子王》等作品展现了一种“文化承载与叛逆者”的鲜明形象。同时,在这一时期,电影跨文化接触形成的国际化空间开始影响到电影创作与批评的方方面面。2000年以来至今——进入全球化媒介时代对电影艺术理解的固有局限与新可能。在日益全球化的新媒介时代,中国电影艺术的创作话语和概念日益多元,表现的主体形象更显丰富和裂变。电影回归理性、回归艺术本身的进程加快了。在这样的架构下,全书充实着丰富的细节与精辟的个案剖析,对60余年来的中国当代电影艺术所走过的既富有光彩但又坎坷曲折的道路,做了全面、平衡、富有哲理的描述、评论、反思,进而为中国电影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学术资料与历史启示。

当前,电影批评不仅面临着各种“后理论”文化视角,消费文化也成为电影批评的又一大语境。来自媒体方面的声音往往以炒作、“捧杀”或“棒杀”等方式参与到电影批评之中,而具有实际内容和有效对话的批评逐渐变得难以吸引人的目光。不仅一部分影视生产成为娱乐消遣的商品制造,与之相应的电影批评也成为以票房高下或花边新闻多寡论成败的排行榜。

正是在这种批评视角多元混杂的情况下,《中国当代电影艺术史(1949-2017)》所强调的“史学意识或史学话语”,更加显示出对电影批评良性生态建设的指导意义。健康的电影批评,既不可囿于电影本体只关注形式结构和语言技巧方面的阐释,也不可自得于泛文化视角中虚拟对社会历史进程的解决之道,更不可迷失在消费文化的语境中一味娱乐历史消费历史。“史学意识或史学话语”必须作为一个整体标准参与到电影批评的实践中去。

基于这样的思维高度,作者由近年来中国电影理论界不少新话题的提出与热烈讨论,进入了关于电影实证理性和自我确证要求的反思,呼吁电影理论批评的价值重建和史学梳理。在方法论上,重点提出要“去魅化处理”,以实证精神对文献材料进行开放式研究,重新发掘和解释历史证据,使理论研究假说中的结论与已知世界和谐一致。

本书文末,引入了对成书不久前热映的具有符码意义的《战狼2》的讨论,并提出“中间层电影”的概念,讨论中国电影在全球性文化传播和市场重构时代下前行的一种途径。这体现了作者的热忱与敏锐,最重要的是,也切合了电影研究者当下的重要任务——从当前中国电影的丰富实践中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电影话语体系,建构电影理论批评的中国学派,形成建立在当下中国电影实践基础上的科学话语体系、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

在中国电影发展的关键时刻,广大电影工作者尤其是电影理论批评工作者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电影作品,建立起科学评价体系、手段和标准,推动中国电影更好地、更有力度、更有温度地弘扬和传播中国精神、中华文化美学精神,体现中国电影的实力和力量,为世界电影发展做出不可替代的“中国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