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阳楼记》为何非写不可？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光耀千古，历来被视作士大夫精神的代表性篇章。其中，“先忧后乐”之言更是家喻户晓。然而，在范仲淹“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超脱思想之外，我们还应该了解范仲淹、滕宗谅（字子京）二人的“共鸣”。范仲淹从未到过岳阳楼，但《岳阳楼记》却是一篇不得不写的文章，它是自白明志的音声相和，也是共同持守正道的呐喊。
戎马西北
范仲淹后半生显赫的政治地位，极易令人忽视一个明显的事实——其仕途有着漫长的蛰伏期。范仲淹27岁进士及第，直至明道二年（1033）45岁才被仁宗任命为右司谏，首次担任京官，同年又贬谪外地。康定元年（1040），52岁的他奔赴西夏战场，历经艰难战事，促成宋、夏和谈。庆历三年（1043）他回到朝堂，以参知政事身份，实施“庆历新政”。众所周知，新政推行一年有余，即告失败，改革派尽皆外任，范仲淹以给事中官衔出知邓州（今河南邓州）。
在成为进士之后的近20年中，范仲淹始终在各地任职，在唐宋做官“内重于外”的惯例下，从未在朝堂任职的他，既无政治名望，也看不到光明前途。唯一的转机是在天圣五年（1027），范仲淹给赴任南京的晏殊进言，受到认可。不过，以后人视角看，仕宦生涯的前半段，范仲淹充分了解了社会民情，展现了基层治理能力，这些都是他实施新政的底气所在。
范仲淹《灵乌赋》中有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这很能代表他的性格，可是，如果没有机会发表政见，或言之凿凿仍毫无回应，有多少人能够坚持发声呢？在范仲淹正直敢言的行为下，坚持不懈的信念更加难得。
范仲淹人生的转机出现在52岁，此时他入仕已25年，宋与西夏的战事日趋激烈，他临危受命。后来，西夏李元昊在看到范仲淹主导修建的城堡时，感叹道：“今小范老子（指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兵甲。”范仲淹在对抗西夏前，从未有战争经验，然而，善于洞悉本质的他，拟定了合理的战略。
从实力看，宋的后勤补给和战争韧性远高于西夏，可调用兵力也高于敌方；从形势看，交战区战乱频仍，边境汉民多有逃离，羌族等原住民投靠西夏。基于此，范仲淹不赞同以主动会战的方式与西夏速战速决，他保持战略定力，着手于两件事：其一，修建或重修交通线上的城堡，稳固宋军据点；其二，筹备军资，恢复生产和贸易，拉拢汉、羌边民。
庆历二年（1042），李元昊入寇渭州，宋部将葛怀敏迎敌，在定川砦中埋伏被包围，全军覆没，最后，未能攻下渭州城的西夏军队劫掠而归。其中，与渭州同属前线的泾州长官，正是后来岳阳楼的修建者滕宗谅（字子京），《宋史》记载：
会范仲淹自环庆引蕃汉兵来援，时天阴晦十余日，人情忧沮，宗谅乃大设牛酒迎犒士卒；又籍定州战没者于佛寺祭酹之，厚抚其孥，使各得所，于是边民稍安。
范、滕二人的通力合作，以及滕宗谅妥善的处置，使定川砦的败局没有继续扩大。最终，范仲淹休养生息、缓固徐图的战术，收到成效，宋、夏双方于庆历四年（1044）签订和约，自此之后，加之西夏内部权力争夺，西北边患再未造成重大影响。
这里我们应注意两点：第一，“善战者无赫赫之功”，范仲淹没有急功近利的心态，即便他之前二十余年的仕途并不耀眼，也没有被机遇冲昏头脑，仍能尊重事实规律，制定合理方案，解决军事威胁；第二，“来之能战，战则能安”，在朝堂议论之下，范仲淹能够顶住巨大压力，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这是他一贯的做事风格，并在随后的庆历新政中得以体现。
此外，还能看出，滕宗谅是范仲淹的亲密战友，二人配合默契。事实上，范仲淹在主持西夏战事时，就安排了自己信任的同僚相互支援，执行统一的战略战术，史载：“仲淹与（韩）琦开府泾州，而徙彦博帅秦，宗谅帅庆，张亢帅渭。”那么，滕宗谅为何深受信任呢？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同舟共济
滕宗谅是范仲淹的“同年”，即同一年考中进士的举子。宋代士人多在乎同年之谊，范仲淹有诗《酬滕子京同年》曰：
疏懒几忘传笔梦，寂寥仍有负薪忧。欲歌兰雪归真隐，敢向簪轩竞急流。诗中所描绘滕宗谅进退之间的挣扎与坚持，何尝不是范仲淹自己的写照？可以说，范、滕二人自青年起便志同道合，不仅政见相似，且均品行端正。
范仲淹很早便认可滕宗谅的品性与能力，两人的合作可追溯到同为地方官之时。33岁时，范仲淹在泰州负责盐政工作，他发现海潮给沿岸百姓带来巨大灾祸，所谓：“目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兴化二邑间，五谷不能生，百姓馁而逋者三千余户。旧有大防，废而不治。”（《胡公神道碑》）于是，他给淮南的长官张纶进言，建议修葺堤坝。整个海堰修理工程的长度近百公里，过程十分艰难，范仲淹力排众议时，滕宗谅就是他的支持者，以至于范公在写给滕宗谅的墓志铭中回忆道：
与予同护海堰之役，遇大风至。即夕，潮上兵民惊逸，吏皆苍惶不能止。君独神色不变，缓谈其利害，众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心爱焉。
其后，范、滕二人上书力主仁宗亲政，在西夏战事中又通力配合。然而，战后的滕宗谅遭到泾州武官郑戬告发、御史梁坚弹劾，内容是他在主政泾州时滥用“公用钱”，暗指其贪墨公款。其实，这件事的事实非常清晰。泾州的公用钱（可理解为公费支出）为七百贯，滕宗谅被控告花费了远高于既定数额的十六万贯，问题是泾州本属战区，岂能以一般财政支出来计算？更何况滕宗谅的用度之处，都花费在战事之中，比如犒赏激励士卒、收买羌族首领、安抚阵亡人员、联络游侠游士等。
但是，在仁宗派太常博士燕度前往调查时，滕宗谅做出不甚明智之举——他将军中记账全部销毁，意在表明“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其他同僚。然而，这般行径实在令人误会，好在经调查后，结果是滕宗谅调用的公款是三千贯，用于军事目的，没有证据证明其贪污。
其实，此次弹劾的目的并非揪出贪官污吏，而是政治反对派对范仲淹的攻击。无论是出于亲密战友的情谊，还是基于维护正义的公心，范仲淹都毫不迟疑地为好友辩护，他在专门论述此事的《答窃议》中指出：其一，汉、唐都有将领自主支出经费的旧例，体现着君主对臣下的信任；其二，西北边防多年经营本就需要大量财政；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滕宗谅的支出均能看到成效，他在西夏战事中有功，不辱使命，是国家的人才和功臣，不能任由诋毁。
同样是在这篇奏议中，范仲淹更是表现出与滕宗谅共进退的态度。此时，庆历新政刚刚开始，仁宗面对朝堂之上的纷扰，采用了息事宁人的态度：并未给滕宗谅定罪，但贬其至岳州。
吾谁与归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向来研究颇多，兹谈两个要点。首先，新政的目的是什么？从纲领性文件《答手诏条陈十事》看，主要就是人事改革和经济增长，其中经济改革需要实施的具体手段和较长推行时间，在新政中还来不及验证。可是对于人事的改革却比较直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无疑是让官员接受更真实客观的考核，同时增加人才的选取范围。其次，新政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概言之，由于看重人事改革，朝廷上，政治反对派出于政见和人员而强烈反对；实施上，对既定规则更加严苛而带来的普遍抵制。
在新政分析中，后人往往预设于范仲淹的角度；其实，若是我们反过来站在“普通官员”角度看，便不难理解缘何反对——无论中央还是地方，自己的工作要被更频、更严的考核，考核不佳要承担后果；同时，自己的子孙恩荫为官的机会变少，政治资产不易继承。范仲淹、滕宗谅这样的人，是宋代官员的标杆，真正践行了儒家的“己欲立而立人”。可是以无限接近于该标准的制度，去尽量要求每个人，阻力可想而知——由易入难的标准从来难以推行。
庆历五年（1045），改革无果的范仲淹离开朝堂、外任邓州，翌年，受早已贬谪的好友滕宗谅所托，完成《岳阳楼记》一文。文章开篇说：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同僚好友嘱托求文，自己就非要酬和应答吗？关键点在于，范仲淹一生中始终视滕宗谅为志同道合的挚友，这样一篇雄文，是对好友地方工作的称赞，也是以此明志的交流。相比于更晚结交的“战友”如韩琦、欧阳修等人，与滕宗谅的对话，很可能令范仲淹穿过岁月去追索从未更改的初心。
早在《岳阳楼记》之前，范仲淹就曾寄言于滕宗谅，在《和延安庞龙图寄岳阳滕同年》说道：
迥是偷安地，仍当饱事年，只应天下乐，无出日高眠。
在过尽千帆、拼尽全力去实践自己的理想之后，失败的不甘与苦楚，更应与理解自己的人诉说，那个曾在海堰之上的滕宗谅，不正是最合适的人吗？早年间，范仲淹给滕宗谅写道：
功名若在天，何必心区区。
莫竞贵高路，休防谗疾夫。
孔子作旅人，孟轲号迂儒。
吾辈不饮酒，笑杀高阳徒。
这种坦荡和持守的心性，正如洞庭湖的烟波浩渺。无疑，范仲淹撰文时没有到过洞庭湖，然而与其说湖水“浩浩汤汤，横无际涯”，不如说是范仲淹的“古仁人之心”无限宽广。纵观一生，范仲淹的价值观是“坚持做符合正道之事”，他可以等待、受挫、诋毁……但都不会改变他认为正确的事情，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当然不是佛禅的超脱，也不是道家的虚空，而是一种认定正道的坚持。如同《中庸》所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具备这种心态的儒者，才能说出不苟于现状、不馁于暂败的豪言。
范仲淹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正因为他在“诸野”，切切实实做了二十余年为民请命的事，也是因为他在“魏阙”，顶住压力，我自为之，践行革新。他用自己的所有行为诠释了“进亦忧，退亦忧。”相比于“先忧后乐”的理想境界，我们更应看到范仲淹“知行合一”的可贵——如果我们因能力、境遇、运气所限难以施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信念、持续行动”，正像范仲淹那样，去修好堤坝，去规划城堡，去力排众议，去搭救友人。
滕宗谅幸而有遇范仲淹，范仲淹幸而有言滕宗谅。相持正道的人势必相互理解，相互理解的人也定然能够相互慰藉，毕竟，“微斯人，吾谁与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