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裳集外跋文拾遗
一
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柳塘外集》是黄裳的旧藏，封面题记，“《柳塘外集》二卷，吴兔床藏抄本，丙申（1956）夏，黄裳挥汗记”，扉页有一大段跋文，“此拜经楼旧藏抄本《柳塘外集》二卷，与四库馆所收四卷本不同，抄手甚旧，余所蓄清初抄本往往类此。二十日前偕燕北行，道出津门，过东门宝林堂书肆买得，估人告四年前余曾见此书，还价未谐，今终得归余。此事余亦几淡忘之矣，然故纸因缘巧合类此者，乃往往有之，至可喜也。此次北行所收旧本仅此一册，尚是四年前所见，以是知书市寥落之状，不禁慨然。挟书归沪，灯下作记，甲午（1954）十月廿二日，黄裳”，其侧另有“得此本后三月，更于吴下收拜经楼抄本《吴礼部别集》，有兔床朱笔校跋，当重装而并储之，小燕”等几句话，底页题记“甲午腊月廿五日，重装讫，来燕榭记”。
黄裳是藏书家，“聚书以来，每得一册，辄写题记于卷尾书头，或一句而止，或累千言不休”（《劫馀古艳序》），间或为了同一册书，写过多篇跋文。而黄裳为《柳塘外集》先后写过两篇跋文，另一篇见《来燕榭书跋》（增订本），文字颇有不同，且篇末说，“余甲午秋日得之析津东门内宝林堂书肆。余六年前北游，即见此本于其肆，以索直昂未收，后终得之，亦因缘也。其肆余儿时曾过之，买得《屈原赋注》一册，至今忆之。后几更不事旧书生理，租图画小册为活，今不知作何状矣”。据雷梦辰《津门书肆记》，以经营古旧书为主的宝林堂，1952年兼租赁连环画图书，1956年合资并入新华书店天津分店古旧书门市部。该门市部1980年改名古籍书店。1993年，黄裳与姜德明走访天津古文化街，不知是否去了就在这街上的古籍书店，但文运堂是到过的，对于该处的古旧书，“黄裳无动于衷，一再摇头”，则其若干年前所谓“书市寥落之状”不幸言中，甚而历久弥衰，能不慨然乎？
二
《皇明鸿猷录》黄裳跋文提到“此五册书原装一函，为徐家汇唐氏纸铺所收日本某学院流出之物，以之见赠。日人在我国所设文化机关多矣，掠去我国善本书籍何许。一学院耳，乃有此种禁书善本，意欲何为。视其装璜，米黄高丽纸作面，宣绫包角，为厂估所治无疑。因思助纣为虐者皆此辈。孙殿起撰《书肆三记》，极详，惟不记孰为洋庄健者，国家罪人，则为亲者讳耳”（见《前尘梦影新录》），义愤之情犹在。这所日本学院，黄裳失记其名，或即位于徐家汇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抗战胜利后停办。黄裳说过，该校“是用《红楼梦》与《儿女英雄传》作教本的”（《“中国通”》，见《音尘集》），则其购藏《皇明鸿猷录》“这种禁书善本”，也在意料之中。至于那位在北平琉璃厂专与东西洋人做买卖的古旧书从业者，似指修绠堂孙诚俭，因为“日伪时期，修绠堂曾为日本临川书店和一些英美书商收购古书，获取大量佣金”（葛洪年等《隆福寺街的旧书业》），实则其人与孙殿起并非亲戚关系。
关于《皇明鸿猷录》，黄裳另有两篇集外之文，一为封面题记，“徐汇唐肆主人为余儿时旧识。抗战中，余家居徐家汇，常过其肆流连，偶买零碎小册，如汲古阁所刻残本之属。余之始得旧本，盖始于此时。主人不识字而好旧本，时际劫火弥天，江南故家之书多以废纸论斤而出。唐君之肆居近土山湾，乃得从容收之。尝得储礼堂家书，不少佳本。余既入蜀，遂断往来，战后重逢，快晤旧雨。一日于小楼上持此《皇明鸿猷录》五册相赠，云得某日本学校藏书，只馀半部矣，意甚感之，遂即携归。唐君于六年前下世，其人喜饮酒，一日忽中风，遂不起，亦书林中奇士也。重展此书，漫志其事。乙巳新正灯下书，黄裳”，一为封底跋文，“此《皇明鸿猷录》，万历板，刊印至精，又有旧人朱批，精妙无俦，禁毁之馀，稀若星凤，惜已残，存五册，见于徐汇唐肆主人小楼上，即购取以归并记岁月。时癸巳九月廿三日，小雁为黄裳书”。触景生情，睹物思人，意趣已不同于前者。
三
1957年，黄裳购得1936年版《古槐书屋词》。据其《梦雨斋读书记》，“此平伯所撰词稿，未之前见，偶见于来青阁，遂以一金得之，亦近时善本也。刊本，十行，十六字。白口，四周双边。不记叶数，亦不著撰人。惟于卷首著两印，‘平伯所作’（朱方）、‘德清俞氏’（朱方），卷尾一行云‘钱塘许宝騄书’”。此许宝騄即俞平伯妻许宝驯之弟。
十数年后此书失没。由于案头无书，此后作文也就无从征信，遂误以为“我又收到过一本《古槐书屋词》，是一本木刻的小册子，大约只有二十几叶，由作者手写雕版”，见其《榆下说书》。虽然林辰所见略同，“从字体看，我以为其实也是俞平伯自己的手笔。他的字，端重中不乏秀逸之气，自成一种风格，是容易辨认的”（《瑯嬛琐记》，见《林辰文集》），但等到该书发还后，黄裳终究还是记得起此书是许宝騄写刻本。意外的是，书却被调换了。
“此俞平老词集之初刻本，许氏手书上板，颇精。近又有增补重刊本，则夫人手写景印，亦殊精妙。余藏此集十年前遭盗掠失后，以此册见还，则平老持赠万载龙氏者，非旧物矣。德明兄收古槐书屋著作甚备，或当无此册，因此持赠。庚申（1980）十一月十八日，黄裳记”。据这篇集外文，被发还者是龙榆生藏俞平伯持赠本。当然，黄裳之所以将此本转赠给姜德明，应该不是嫌恶“非旧物矣”，而是当年“庚申端阳，平老更以新刊《古槐书屋词》二卷见赠。此书叶圣翁题耑，首平伯手写叶遐庵旧序，正文二卷，皆许宝驯手写”（《俞平老杂忆》，见《来燕榭文存》），印制精美，不免让黄裳也“怜新弃旧”。
不过，既然“德明兄收古槐书屋著作甚备”，其实未必无此册也。据姜德明自述，“俞老的‘三槐’之一《古槐梦遇》，以及《遥夜归思引》《古槐书屋词》木刻本，寒斋早已有藏”（《俞平伯书简》，见《馀时书话》）。而推想其受赠之后，心中必然窃喜，毕竟“齐人之福”岂是人人都享受得了的。
四
国家图书馆藏明刻本《遗山先生诗集》原是黄裳插架之物，其跋尾云，“北京修绠堂估人孙氏，余素识之，人颇健谈，而每得异书。月前来海上，访之于其小楼上，询之，无何善本。日昨闻风子兄言，渠携书四种拟售之文化部，今晨石麒来，亦告曾见一单于渠处，即往访之。初尚不肯以书出示，坐谈移时，始于后楼取此弘治本《遗山集》出，继又出黄丕烈校跋之善耕堂顾氏抄本《东国史略》、叶石君朴学斋抄本《吕和叔文集》，朱墨灿然，皆名迹也，不肯言价，姑先以四石米值获此书归，更订后约观它书，快慰之至。久不见异本，遂有眼明之乐，归而濡笔记之。时庚寅（1950）九月十四日，秋晦作寒，黄裳识于海上”。此跋未见《黄裳集》，乃集外文。
所谓“修绠堂估人孙氏”即孙诚俭（字助廉），本在北京经营古旧书业，1942年，在上海设分号。据黄裳说，“修绠堂在上海的分号是温知书店，在三马路转角的一角小楼上，也没有招牌。助廉五短身材，微胖，跟老兄不一样，是极喜交际的”（《上海的旧书铺》，见《春回札记》），且气魄大，谢兴尧说，“孙某在沪时，因联络应酬喜吃酒，一夕数千金无吝色”（《书林逸话》，见《堪隐斋随笔》），不知黄裳当时是否也做过孙诚俭的座上客。1950年秋冬之间，孙诚俭在上海售书，黄裳“近十日来得书几三十种”，其中明崇祯刻《吴骚合编》“百万一掷，倾囊不惜”（《来燕榭读书记》），则较这册“四石米值”《遗山先生诗集》，似未遑多让也。
《遗山先生诗集》第二十卷之尾还有一条黄裳题记，“今日又见一本，为休阳汪季青所藏，印工较此为佳，尚存李瀚重刊序，当并储之也。壬辰（1952）二月十七日”。大概就在此时，黄裳“闻孙助廉已破产倾家，颇为之惜。此人为书估中有识力者。每至一地，多得异书。余获善本于其肆最多。今乃不可问矣”，而且“壬辰夏秋之际，余两至北京，曾数访助廉于东四修绠堂，已无书应市矣。其人意兴亦大劣”（见《梦雨斋读书记》），最后落寞以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