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焕章:从东方进士到西方博士
百余年前,一位身着长衫的晚清进士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用英文写就的博士论文《孔门理财学》,竟让“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发出“梳理孔子之后的经济史时,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类似于现代经济学家的做法”的赞叹,让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反复征引,更让美国新政时期的农业改革以“常平仓”为名向中国取经。这位实现了东西方学术跨越的先驱者正是陈焕章,既折桂于中华千年科举制度的最高殿堂,摘得“进士”的荣誉;又在大洋彼岸的知识殿堂中,捧得西方学术体系顶峰的“博士”桂冠。他不仅亲身完成了从中华传统到现代西方的学术之旅,更通过自己的治学实践,巧妙地将儒家经典智慧与西方现代理论融为一体,创作了令世界瞩目的学术巨著。
学贯中西
1880年(一说1881年),陈焕章生于广东高要(今广东省肇庆市)。他的家庭世代耕读,祖辈传承的诗书礼仪与儒家经典从摇篮起便浸润着他。陈焕章天资聪颖,12岁那年,他便通过院试成为县学生员。怀揣着对更精深学问的渴求,他辞别故里,远赴广州,辗转投入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所创办的万木草堂。在这里,他与后来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梁启超等人同窗论道。尽管年龄较小,但陈焕章思维敏捷、学识渊博,背诵经典时行云流水,阐释经义时见解独到。万木草堂的求学经历也为陈焕章打开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在这里,他一方面沉浸于《论语》《孟子》等传统经典的深厚智慧,汲取着数千年中华文明的精粹;另一方面,他又通过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引导,接触到了变法维新的思潮,了解到西方的先进理念与知识体系。这种独特的学习环境塑造了陈焕章既能深刻理解传统又敢于拥抱新知的学术气质,让他既能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又渴望汲取西方先进知识。陈焕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以进士身份获得外国博士学位的人。1903年,他顺利中举,次年在甲辰恩科,也就是晚清最后一次的科举考试中高中进士。1905年,他被派为留美学员,进入纽约的库克学院学习英语,并于1907年春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经济系,师从著名财政学教授塞利格曼。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期间,陈焕章埋首于中西文献之中,除研习中国典籍外,还系统学习经济学、国际法与宪法等西方知识。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中国政界固当革命,而教界亦当革命也。”怀揣这种使命感,他在美国创立昌教会,以一种西方人所熟悉的方式去传扬中国文化。
“孔门理财”
同时,陈焕章认识到外国人对中国文化十分鄙夷,这令他痛心疾首。信中他告诉梁启超,“一则愤于吾国人之无耻而自贱,二则愤于外人之肆口讥评,三则遇外人之细心考问,不能不答之,四则寻常论辨之中,己亦不自安缄默”。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陈焕章萌生了撰写英文著作以介绍中国传统思想的想法。为此,陈焕章广泛涉猎中西文献,征引中文典籍达50余种,其中包括《诗》《书》《礼》《乐》等典籍。除了少数已有英文译本的经典外,大部分晦涩难懂的文言文需要他以英文加以翻译。同时,他还深入研究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尝试将儒家经典与西方经济学原理巧妙融合。在他的坚持下,终著成60万字的《孔门理财学》(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陈焕章也凭借该著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
《孔门理财学》系统梳理了孔子及其学派关于生产要素、财富分配、公共财政等多个领域的思想,不仅从儒家典籍中提炼经济理论,还将其与西方经济学原理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了诸多现代经济学的前沿话题,既体现了儒家经济思想的伦理性,又揭示了其实用性和科学性。这部著作一经问世,立即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关注。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熊彼特,社会学家韦伯,汉学家布洛克等都对此书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打开了西方人的视野。该书用西方经济学解剖中国文化,向西方展现了中国超前的治国智慧。如《周礼》中的“泉府”印证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出现了调节货币供应、稳定经济的类“中央银行”;《盐铁论》表明中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讨论国家与市场体系之间的关系;等等。最令西方震撼的是,书中证明了中国两千年前就已经产生了类似于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如《礼记》中提出“关,讥而不征”,芮良夫强调“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史记·货殖列传》提出“善者因之”“若水之趋下”,这些思想都与“看不见的手”异曲同工。
《孔门理财学》甚至还成为美国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之时白宫幕僚的“政策指南”。1929年的经济危机如海啸般席卷全球,将美国农业拖入前所未有的深渊。农业专家、后任美国农业部部长的亨利·华莱士在翻阅一系列经济学著作寻求解决方案时,偶然发现了陈焕章的《孔门理财学》。书中对中国古代“常平仓”制度的详细阐述立即吸引了他的注意。受此启发,华莱士大胆提出模仿中国古代经验,建立全国性粮食储备系统,调节农产品供需,稳定市场价格。这一建议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高度重视。罗斯福甚至在致国会的特别信函中疾呼,如果能够实施常平仓计划,对国家和消费者都有巨大的价值。经国会同意,常平仓最终被写入美国《农业调整法》。到1936年,全美建立起13985座常平仓,有效稳定了美国的农业生产和物价水平。美国人兴奋地说,“我们有足够的粮食供应给我们自己的人民……小麦、玉米、棉花和其他商品存放在全国各地的农场和仓库里,这些都是常平仓效应的确凿证据”。
弘扬儒学、传承国粹,成为陈焕章毕生不渝的事业。他坚信中国必将迎来复兴的辉煌时刻。陈焕章曾慨然指出:“盖西人每多鄙夷中国,几以为世界文明,惟西人专有之,而中国从未占一席也”,“中国的未来光明一片!有着没被中断的上下五千年历史,有着聪明、勤劳、谨慎和强健的四亿人民,有着广阔相连的四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领土,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无疑,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陈焕章学成归国后,坚守初心,积极推动儒家伦理与国际文明的对话。1929年陈焕章移居香港,讲学传道。1933年因中风病逝,终年52岁。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