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挣脱自身，独自/置身于伟大的风暴中”，当我们鲁31第二组成员从两个方向瞩望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和中国诗人昌耀，我们发现，他们已挣脱了自身，置身于历史的“风暴”中，当我们在阅读他们辨识性极强的诗歌时，也就置身在他们伟大的、令人战栗的风暴中。

永恒的玫瑰

与垂泣的玫瑰

综观这两个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诗人，他们的人生轨迹和生命历程，有着相同的流浪人生，孤寂生命，以及对于女性的追慕和失败的婚姻。他们的一生都像流浪的玫瑰，在追慕另一些玫瑰的芳香，在寻找可以根植的精神沃土。如果说里尔克和他的诗篇是永恒的玫瑰，昌耀和他的诗篇更像是垂泣的玫瑰。

里尔克在《玫瑰》中写道：“一朵玫瑰，就是所有玫瑰/与她自身”。一生流浪漂泊的里尔克，不断地经历艳遇也不断地逃避与其他女人的关系，写出了文学王国里永不凋落的玫瑰。他唐璜式的爱情，不断开始又不断结束的爱，也是促使他不断走下去的理由。

昌耀的婚姻也是不幸的。他历经两次婚变。在一些活动中，和认识的女性朋友通信，让昌耀产生了幻觉，一旦相处，又事与愿违。曲折坎坷，相爱太难相守太艰的生命状态，也注入了昌耀的诗歌情绪，产生了像《致修篁》等诗歌。他最后的绝笔《一十一支红玫瑰》是锥心泣血的。

天堂的幻象

与灵魂的重音

昌耀说：“能使灵魂震撼的，还必应是灵魂的力。”没有资料证明，昌耀受过里尔克的影响。但他们的精神却是相通的、共震的，他们各自通过一个时代的人类苦难和精神困境的体验，创造着各自的精神高度。

这种精神高度反映在文本写作上，里尔克的诗歌是向上的，他的诗歌指向天堂的幻象。在《杜伊诺哀歌》中，“我若叫喊，天使序列中谁将听闻？”让我们听到了天使的声音，来自和上帝的天堂对话，他的诗歌达到了一种极致的精神追求。《杜伊诺哀歌》和《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诗》这两部晚期代表作，是里尔克一生经验和思辨的结晶，诗人对此作出了独特而深刻的阐释，同时带给人一种悲剧的美。

昌耀的写作是向下的、有重力感的诗歌。他的诗歌凝重、沧桑、孤独、古奥，是以生命的苦难之姿撞击地心的沉重之力。昌耀是用苦难造就的诗人，他和里尔克一样，经受着心灵和肉体的折磨。陌生化的、无法复制的语言，使他的文本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苦难感、命运感和挣扎感，是那种关于青藏高原的民俗的地理命名、宗教信仰，是具有现代性的、又明显独具个人标记的文化整合，呈现出独特的地域性和时代性。他用诗歌（如《慈航》等）来承受这种生命的疼痛和不幸。

这和昌耀所谈论的自己欣赏的文学和诗歌是一致的：“我欣赏那种汗味的、粗糙的、不事雕琢的、博大的 、平民方式的文学个性……我所理解的诗是着眼于人类生存处境的深沉思考，是向善的呼唤或其潜在意蕴，是对和谐的永恒追求与重铸，是作为人的使命感，是永远蕴含有悲剧色彩的美。”这些，也是启发我们创作的重要方面。

生命经验的负轭前行

里尔克说，“诗不是情感——诗是经验”。这些经验和超验不仅在里尔克的诗歌中得到了具体的呈现，在《布里格随笔》中，他更确切地写道：

诗是经验。为了一首诗我们必须观看许多城市，观看人和物，我们必须认识动物，我们必须去感觉鸟怎样飞翔，知道小小的花朵在早晨开放时的姿态……等到它们成为我们身内的血、我们的目光和姿态，无名地和我们自己再也不能区分，那才能让诗歌脱颖而出。

他将“早期不可见的主观意念转化为可见的坚实存在”， 他“把思想感觉的波动藉对于客观事物的精神认识而得到表现” ，“把搜索自己内心的所得与外界的事物的本质（或动的，或静的）打成一片”（袁可嘉），至今仍然在启发着一批批向诗歌靠拢的诗人。

而昌耀的写作，也是将自身经验、生命经历沉淀在诗歌里，他用饱含血与泪的写作诠释了“诗是经验”。 他说，他的写作，“直接源于对生活的感受”，“一个人的写作有赖于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生活积累”，这位头戴宿命的荆冠诗人，如负轭前行的牛车，将生命的沉重与痛苦，砸入高迥的内陆。西部生存经验成就了他的诗歌文本的独特性，也成就了他诗歌中独特的西部灵魂、西部精神。

命运的冷酷和不可抗拒，人生的虚无感，堂吉诃德式的斗争，使他的诗歌多了一层悲壮的色彩，而受难的内在精神使他的诗穿透了现实表象的遮蔽与现存文化的拘役而突入生存本质、关注生命本体。正是这种经验的融入，使得昌耀的诗歌生活气息浓郁，更具有艺术的真实性。即使形而上的《意义空白》，也从根本上反映了人本身的荒诞处境和悲剧命运。

他的经验主义写作，一直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诗人的写作。

流浪的玫瑰

与恒久的芬芳

里尔克对中国诗人“提供的是一种诗歌精神上的范式，隐秘地满足了中国诗人对诗歌的现代性渴望”，隐秘地参与着中国新诗的建构，他对冯至、陈敬容、郑敏、吴兴华乃至中国当代诗人的创作也产生了影响。

王家新谈到里尔克时，说他第一次读到冯至译的里尔克……不仅从中经历了一场现代主义的洗礼，对于诗歌之路，也是一种照亮和提升。”他的极具现代性的诗歌《豹》等，仍然以穿透灵魂的力量，成为当下诗人阅读的经典范本、创作视角的经典范本。

昌耀与西部的相遇，是与一个时代的相遇，与命运的相遇。如果说昌耀诗歌中表达了一种地域观，那么他在几十年前就有了很高的高度，现代诗人甚至没能超越。昌耀诗歌中涉及的西部风物，不再将它们作为承载个人小情感的载体。昌耀会把百姓视为良知，将自然风物视为良知，这其中包含了对人性的揭示、精神的塑造，有着时代的回响，这些内涵在地域性写作中，成为具有人类共识共感的世界性情怀。

里尔克和昌耀的诗歌文本与诗歌精神，对当下诗人的写作提供了很具有启发性的思考：如何将一个人个性化的、个体的情绪和生命体验提升为更广泛的心灵感应，更广泛的时代认同？在当前日常而琐屑化的诗歌写作中，如何将一种日常化的碎片，过滤、提升为一个时代的影像？如何将坚硬的、悲痛的苦难转化更为更柔软的、慈悲的、包容的、人性的力量和关怀？如何将向下的近乎泛滥的诗歌写作，提升为更具有精神高度的、更具有艺术质感和生活质感、更贴近人心的诗歌写作？如何回到生命本体、诗歌本体的写作上来？如何打通更为广大的事物，抵达事物“遥指”的部分？

从当前诗坛上看，里尔克和昌耀也正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下的诗歌写作，像地域化写作、悲悯式写作、底层写作和仰望星空的写作等。种潜移默化的力量还将继续下去，隐秘地影响和参与诗歌史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