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西滢与抗战时期的中国叙事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东方出版中心2022年），辑入作者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四六年的日记书信，原始文件均由陈西滢的女儿陈小滢提供，学者傅光明编注。这些日记书信涉及二战后期民国外交史和文化交流活动，以及陈西滢个人在中英关系中所起的作用。笔者特别注意到其中记载的叶君健、王礼锡等人在欧洲宣传中国抗战事业的情形，以及关于萧乾、熊式一等人对外介绍中国文艺的阐述。个人认为，陈西滢这一时期的日记书信尚有进一步挖掘的价值。
一
《陈西滢日记书信选集》（以下简称《选集》）详细记录了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叶君健在英国宣讲中国抗战过程，弥足珍贵。有关叶君健在英国的行程安排、演讲内容等研究资料一向比较缺乏，《叶君健全集》关于这一时期的回忆文章亦颇为简略，《选集》正好弥补了这一缺失。二战时期，萧乾也在英国，可是他在《欧战杂忆》中提到自己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六年的几本日记都毁于大火。萧乾写作《我是一个不带地图的旅人》时年事已高，叙述当日的情形已不能详尽。顾维钧担任驻英大使时的日记主要记录政府层面的外交大事，鲜少涉及文化人在英伦的活动细节。笔者在复旦大学图书馆特藏室看到顾维钧日记，阅读顾维钧关于这一时期回忆录，对照陈西滢这部《选集》，明显感觉：陈西滢因置身欧洲战场的在场性，日记与书信的真实记录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也使得这部《选集》成为研究叶君健、萧乾等人在英国时期生活与工作的第一手史料。
叶君健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九日到伦敦，当晚萧乾在香港楼宴请。从《选集》所载内容可以看到，叶君健到英国头两周，有十天出现在陈西滢日记中，分别是十月九日、十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至十九日、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当时任职于伦敦中英文化协会的陈西滢带叶君健到英国广播公司（BBC）访问燕卜荪，与公司宣传部门人员接洽，安排英国宣传行程。又为中英文化合作（包括交换教授、学生，叶君健正是利用这个机会留在剑桥学习）与英国文化教育协会（English Council）进行交涉，接纳中国留学生，争取奖学金，等等。英国作家迈克尔·斯卡梅尔的《布隆斯伯里中的一个中国人》曾提到，由于大家的协助，叶君健得到剑桥国王学院的公费名额。陈西滢便是协助者之一。
陈西滢多次请叶君健在伦敦香港楼、上海楼吃饭；陈小滢在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将陈西滢日记书信捐赠给复旦大学图书馆的研讨会上提到，当时陈西滢在伦敦的寓所没有厨房，二战期间英国食物凭票供应，而香港楼等餐厅无须票证，就餐较为方便。战时生活艰难，陈西滢在十月十日日记提及嘱咐叶君健将一部分薪资寄回去养家，这在叶君健妻子苑茵的书中有着诸多若合符节，《移居重庆》与《丈夫的海外来信》记载叶君健通过王云槐把英国部分薪资转交给苑茵。这些可以互证陈西滢日记的真实性。
据笔者初步统计，从一九四四年十月开始，叶君健有六十二天出现在陈西滢日记中，日记提到叶君健名字共计八十七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日记第一次记录叶君健在英国演讲两个多星期的情况：“演讲四十多次，每次至少二次，有时三次，听众少亦二三百人，多的千人以上。每次演讲及讨论至少二小时。许多人心目中的中国人仍是有辫子，抽大烟。看了他以为决不是中国人。”从中可以看到英国人对中国和中国抗战缺乏了解，对于中国的印象停留于过去，对中国的了解存在滞后性，但又对中国充满兴趣，因而叶君健在英国宣讲中国抗战，有着现实必要性。
《选集》记叙叶君健在英国宣讲的内容与过程。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七日日记写到叶君健讲“今日中国”，中国抗战时的人民生活。一月二十二日日记写道：“六时余君健出去演讲，到晚上九时。完毕后自己到香港楼去吃饭。英国人请演讲，大都不请吃饭，时间很不方便。”日记多次记录叶君健在晚上十时、十一时之后回到陈西滢寓所。由此可知叶君健为宣讲中国抗战付出的辛苦努力以及讲述中国变化的重要性。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陈西滢给女儿的信中七次提到叶君健，信中讲到，叶君健去演讲，开车接他去会场的司机包括英国不同阶层的民众，有工程师、贵族夫人、律师等；战时民众自愿将私家车给政府征用，政府提供一定数量的汽油。值得注意的是，叶君健在回忆录《欧陆回望》中再现了这一细节。这一方面佐证了《选集》的真实性、在场性，另一方面阐释从庙堂到民间，英国人民自下而上的团结，如何撇开纷繁冗杂的意识形态与党派纠葛，同仇敌忾地支持反法西斯战争。
叶君健在武汉三厅时从事口译、笔译、广播等工作，受到阳翰笙（时任第三厅主任秘书）高度肯定（见《新文学史料》1981年第2期）；在香港主编的抗战英文刊物《中国作家》得到老舍深情赞许（见《八方风雨》）；叶君健在英国宣讲让伦敦市长尤为不忘，伦敦市长称赞他“没有到过英国，而英国话说得那样好”，这些被记录在《选集》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日记中。以上构成抗战时期叶君健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整体评价，也建构了一个知识分子运用专业知识在自己的岗位上宣传中国抗战的完整叙事链。《选集》的出版，让笔者发现可以将叶君健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所做的宣传抗战建构成完整的叙事系列，这些对于叶君健、萧乾的研究乃至抗战文学译介研究都是有帮助的。
叶君健在《我的外语生涯》中指出：到学校、兵营、工厂、群众中作报告，夜宿路边旅舍或英国人士家里；《选集》也提到最初在伦敦找不到住处，陈西滢的伦敦寓所便成了叶君健在伦敦的常驻地，直到入学剑桥。这就不得不追溯叶君健与陈西滢在武汉大学时的师生情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叶君健写下的回忆文章《我的读书生活》毫不掩饰地赞扬陈西滢在教学上的抠字眼读书法，让他阅读英美文学时终身受益，并推导陈西滢的读书方法来自牛津或剑桥导师的训练；在《陈西滢与凌叔华》中讲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他是武汉大学外国文学系的学生，上过陈西滢的“欧洲小说”课，九十年代帮陈小滢操持师母凌叔华的葬礼。阅读《选集》中对英国时期陈西滢、叶君健师生交往的书写，这些文章所传达出的共情，划破半个世纪的历史长空产生悠远余响。
还值得注意的是，《选集》中也留下了王礼锡的身影。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陈西滢日记借蒋彝的话提到王礼锡到处演讲。一九三三年王礼锡在英国成立“中国人民之友社”，旨在“传播关于中国的正确观念，促进国外对中国文明了解，援助中国的自由斗争……”（引自潘颂德的《王礼锡研究资料》）一九三六年王礼锡在布鲁塞尔组织成立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并发起募捐，后出席布鲁塞尔世界和平大会。一九三八年，为援助中国抗日，王礼锡在伦敦召集第一次国际反侵略特别大会并作报告，各地的中国代表包括李石曾、吴玉章、王礼锡、林咸让、熊式一等。受委托王礼锡在英伦三岛演说四百余次，撰写的《在国际援华阵线上》包含多篇文章，包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国际宣传国民外交的意见、欧洲人怎样认识中国，以及呼吁西欧各界支援中国人民抗战等。王礼锡较早提出：多派代表赴国外宣传，告知世界中国团结的真相。即便在二战后期，陈西滢日记多次提到英国对中国存有误解，从王礼锡、叶君健的演讲可知中国知识分子在海外从事对外宣传工作的复杂性、艰难性、继续性与积累性。《选集》采用大时代里小叙事的方式记录了那些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的先行者，绵密细致的话语叙述呈现出波澜壮阔历史的图景，不失为跨越历史时空产生的遥远绝响。
二
一九四六年三月三十日，陈西滢日记提到叶君健为《骆驼祥子》的英译本写序。这是目前叶君健研究资料和《叶君健全集》都未曾提及的。因而有必要探讨陈西滢日记反复书写的另一个重要议题：中国翻译家翻译的传统经典名著与反映战时中国的现代文学作品在海外的传播与接受。翻译中国文艺与宣讲中国抗战构成传播中国文化的两条路径。
《选集》中多次记录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Waley）、阿克顿（Acton）、斯蒂芬·斯彭德（Spender）、斯坦利·昂温（Stanley Unwin）等人对中国经典名著英译本的不满，韦利批判王际真翻译的《红楼梦》，几乎没法再译……熊式一的《西厢记》极坏……也不爱蒋彝的画作。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记写道，阿克顿建议多介绍中国的东西，但不赞成中国人自己翻译。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记下约翰·莱曼的话，“中国戏剧千万不可由中国人自译。务必要英人来译”。
《选集》多次提到英国读者希望看到阐释现实中国的作品，透露了中国文艺英译本在海外传播与接受的若干事况。推介华夏传统文化和宣传战时中国，是当时身居海外的知识分子阐释中国图景的两种方式。因为远离中国战场与“不在场”，前者成为蒋彝、熊式一、王际真等人用英文创作和翻译古典名著作为书写中国的话语实践，后者构成叶君健、萧乾等人在英国宣讲中国抗战与翻译现代文学作品的写作实践。中国文化发展并非割裂，二者阐释与海外传播亦是并行不悖。
由于中西文化语境差异太大，对于中文作品的外译是否应选择译入语为母语的译者，历来有争议。《选集》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日记记录：萧乾提到王云五考虑也许将来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同盟，但保留翻译之权。这些在王云五《访英日记》中有着同样的记载，王云五赴英时的阐述切中肯綮。英国读者对中国译者将中国作品译成英文的接受度不高，或有文化地缘排他性因素，而且中文与英文之间不具有共同的文化背景，不是欧洲各国文字间的那种差异。但纵然英国作者翻译的中文作品，如阿瑟·韦利翻译的白居易诗歌，同样也存在诸多不足，并且他认为赛珍珠翻译的《西游记》英译本存在诸多错误。再如，英国作家奥登、衣修伍德的《战地行纪》，阿特丽的《扬子前线》。因为缺乏文化共通性，奥登不自觉将西班牙战场的体验移植到中国战场，难免产生许多偏差。同样，文化的异质性也使得阿特丽无法领悟中国士兵所表现的舍生忘死、天下为公的精神。文化的差异性，不可避免影响文艺作品的传播与阅读，这就造成了虽然中国文学作品译本在英国出版，但英国读者依然缺乏对中国了解的现实情况。因而，叶君健来英国宣讲中国抗战，也是基于战时文化的现实需求。陈西滢日记记录当时有人就认为，学术交流作用不大，不如请人来英国演讲。
《选集》提到，英国作家斯坦利·昂温称赞林语堂、熊式一、蒋彝等人的英文水平和崔骥翻译谢冰莹的《女兵自传》，认为一些中国作品即使英国人翻译也未必能做好。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二日日记记录：阿克顿赞扬梁宗岱法译的陶渊明诗歌，孙大雨译的孙过庭书谱，温源宁的小文，叶公超译的卞之琳小说。中国作品译本在西方世界得到认可与传播，首先与中国译者的中英文水平密切相关。温源宁、叶公超等早年留学剑桥，不仅中英文造诣达到一流水平，亦熟稔英国文化。陈西滢日记多次提到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到英国翻译《唐书》，亦是对中国作家翻译中国文艺的肯定与佐证。
当然，能否符合海外读者的审美范式，也是一个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熊式一用中国题材创作英文剧本，吸收毛姆戏剧的叙事范式，将《红鬃烈马》编译成话剧《王宝川》在伦敦上演，大获成功。陈西滢日记多次记录听毛姆戏剧场景，熊式一的改编显然在中国元素基础上加入英国读者的文学审美，这或许也是传统名著走向世界的方式之一。然而，莎士比亚在英国乃至世界的崇高地位，使得中国戏剧英译本在英国受到诸多审视与对比在所难免。再次，中国文艺的海外接受与传播同中国翻译家是否融入英国主流文化圈相关。
陈西滢日记里多次提到萧乾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年出版的四部英文著作，一是《中国并非华夏》（China but not Cathay），文本以新闻题材为主，真实反映二战期间中国战场的实况；二是《苦难时代的蚀刻》（Etchings of a Tormented Age），书写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〇年中国经历的各种苦难，这本书得到乔治·奥威尔的赞许；三是翻译自己创作的《吐丝者》（Spinner of Silk），这部译作收录了他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创作的十篇小说和两篇散文（主要书写二三十年代中国百姓的生活），翌年《吐丝者》又再版，让萧乾声名鹊起；四是《千弦琴》（A Harp with thousand Strings），这部著作从多个角度阐释战时中国与中国文化。
陈西滢日记记录了萧乾与英国文化界人士的多次交往，《选集》对萧乾贯穿始终的记录，是研究萧乾的珍贵史料。萧乾作品在英国热销与自身参与的文化交往是分不开的。最后还有，《选集》一再书写英国希望出版一些反映战时中国的作品或请中国作家来宣讲，因而笔者选取叶君健、萧乾作为主要的个案阐释；萧乾试图通过宣讲和文学译作增进西方对中国抗战和中国人民的了解，这些符合英国读者的阅读旨归。从外国记者眼中的中国抗战书写，到萧乾、叶君健赴英讲述中国人民的抗战与翻译作品，在“引进来”与“走出去”的文化实践中，萧乾、叶君健这些人在英国成功地建构了战时“文章出国”的景观。
战争年代，在异域环境中翻译和介绍中国文学作品，无疑是一种宝贵的实践，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向海外传输中国声音的努力值得后人铭记。《选集》让读者看到文学翻译与英文写作从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国到中国知识分子笔下中国叙事的转换，从西方视角下的中国到我们本土化叙事的置换。《选集》聚焦当时一直争论的命题：如何向西方讲演和诠释你我眼前的中国，书写十四年抗战中的风云流转。在英国的经历建构了叶君健、萧乾抗战话语中新的叙述实践，构成叶君健、萧乾早年的人生镜像，这些作家讲述中国故事的能力在多次翻译和演讲实践中显得游刃有余，这也是《选集》呈现的重要价值。
三
从抗战开始，中国作家、翻译家从未停止对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与翻译中国文艺。萧乾、胡政之主编的《大公报》，温源宁、叶秋原等主编的《天下》月刊，叶君健、王礼锡、戴望舒、爱泼斯坦、D.艾伦等编辑的《中国作家》（Chinese writers）在香港发行，并向海外销售，一方面这些刊物设有“外国人看中国抗战”的外国作品书评栏目；另一方面，开启了知识分子向海外阐释战时中国的文学实践之旅。一九三九年九月，萧乾作为《大公报》特派记者前往英国，成为第一个中国驻欧洲战场的战地记者；一九四三年，王世杰、王云五、温源宁、胡政之等人组团访问英国，叶秋原、D.艾伦、爱泼斯坦、叶君健等人先后奔赴欧洲，这些事迹都被陈西滢记入日记，真实再现二战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在英国的话语实践。如果说，在抗战相持阶段，这些流亡作家聚集在香港学士台编辑刊物、翻译文学作品为中国抗战摇旗呐喊，那么陈西滢日记让读者看到这些作家、翻译家在抗战后期奔赴英国，多次在伦敦香港楼、上海楼等地聚会，商议抗战宣传与文学翻译命题，为抗战胜利奔走呼号。
文学实践与生活现实息息相关。之前在香港时期，这些作家、翻译家碍于英国政府对中日战争处于中立状态隔岸观火，他们的抗战书写不免受到诸多掣肘，编辑刊物亦左支右绌；而香港沦陷后，英国置身欧洲战场，伦敦就成了他们传播中国抗战精神的重要窗口，他们的文学创作和翻译也成为鼓舞世界反抗法西斯战争的一个事项。陈西滢的日记书信真实再现了这些场景，是研究中国文艺在海外传播的重要史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