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业《杜甫》“有失客观”吗？
2011年12月，洪业先生用英语撰成的Tu Fu：China’s Greatest Poet一书的中文版《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这部最初出版于1952年的杜甫传记，由曾祥波先生译出，在六十年后终于有了一个便于国人阅读的中文版本。2020年又推出了全新的修订精装版（以下简称《杜甫》，引文及页码据此2020年版），行销至今不衰。如此，在冯至、陈贻焮、莫砺锋诸位先生所撰的杜甫传记之后，又有洪业先生这部杜甫传在读者中流传，各具异彩，可见杜甫永恒的魅力。
《杜甫》作为传记作品，虽然迄今仍被公认为英语世界关于杜甫研究的最重要的作品，但并非没有批评意见。撰写《洪业传》的陈毓贤女士有缘亲炙洪业先生风采，她在传中称洪业先生酷爱杜甫，以致“遇到古今中外任何人对杜甫的为人为政有所诟病时，他便忿忿不平。素来评论极为中肯的他，在这一点上似乎有失学者应有的客观态度”（《洪业传》，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69页）。后来她在《洪业怎样写杜甫》一文指出：由于“洪业实在太喜欢杜甫了”“也因为他喜欢杜甫，总为杜甫设身处地着想，失去了一份作传人应与传主间保持的距离，汉学家一向认为这是《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瑕疵”（《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2年10月28日）。
确如陈毓贤女士所说，洪业先生不能容忍其他任何人，包括古今中外之人，对诗人或其诗有哪怕一点误解。他在自己的文章《我怎样写杜甫》中提出“打鬼”“迎神”说。具体说来，“打鬼”即洪业先生在《杜甫》一书注释中，通过史事及文献考证，不厌其详地指出前人之谬误，颇有“予岂好辩哉？ 予不得已也”的意思。而最终目的是在传记本文向读者推出他心目中接近真实的杜甫，即“迎神”。用他的原话，即“驱逐了妖精厉鬼，好腾出座位来，让神坐”（《杜甫》附录二，第360页）。以致我们在读《杜甫》时，会发现传记本文明白晓畅，而对应的注释学术性很强，对许多读者来说，注中有些考证甚至显得过于艰深或者细碎，令人望而生畏。
洪业先生关于杜甫其人其诗的考证手段，于《杜甫》注释自然有集中体现。今拈数例，以观其特点。
其一，考证杜甫之为人父并无偏心。
杜甫有宗文、宗武二子，其诗《得家书》“熊儿幸无恙，骥子最怜渠”一句中的“骥子、熊儿”，到底如何对应宗文、宗武，历来杜诗注家多以“熊儿为宗文，骥子为宗武”。《杜甫》有一注释，长达八九百字，详细辨析此事，并且洪业先生十分在意二子之长幼次第。该注详述宋人王洙、蔡梦弼，明胡震亨（其子胡夏客），清朱鹤龄、张溍、仇兆鳌、浦起龙、杨伦诸家观点，认为“伪王洙注”误导甚重，以致“熊儿为宗文，骥子为宗武”几成定论。最后指出，只有仇兆鳌《杜诗详注》所引胡夏客语“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最终起到廓清谬误的作用，且声明“骥子是宗文，杜甫的长子”。在辨析过程中，洪业先生引用了包括《分门集注杜工部诗》《王状元集百家注编年杜陵诗史》《杜工部草堂诗笺》《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等宋元以降近十种杜诗文献书目，还有《毛诗注疏》，非专门研究杜诗学的读者可能觉得上面内容无关紧要，甚或难以卒读，那么，洪业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注中洪业先生述及美国人艾思柯（Florence Ayscough）女士认为杜甫可能偏爱幼子的观点，对此表示关切，认为“这是一个颇为严肃的结论”。明显他对此有所怀疑，为此他细述对杜甫可能存在“偏心”的遗憾：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在读《忆幼子》和《遣兴》的时候，我也在为这种想法所困惑，杜甫更关心他的幼子，而不是长子。作为家中的长子，我自然会有一种敏锐的遗憾，看到自己最爱的诗人也有一般父母所具有的偏心。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时间，我才发现伪王洙注使我们都——除了胡震亨——误入迷途，骥子是指宗文，杜甫的长子。（《杜甫》，第138页脚注）
《杜甫》出版后十年，洪业先生通过《我怎样写杜甫》一文再次透露其心态：“自两宋以来的学者，除了一个以外，都异口同声地说骥子是宗武的小名；因其聪明好学，杜甫特别爱他。宗文不成器，杜甫不免失望。关于这一点，我于几十年中，每想到，颇觉不快。”用洪业先生自己的话说，毕竟杜甫一生待人接物都是“尽情尽义，不偏不滥”“何至家庭之内、父子之间反而不然？ 这是我老早该想到的”。他不惜抬出自己的父亲来同杜甫比较：“我先父对于诸儿一视同仁，向无偏爱地表示……我常想这是做父亲最好的榜样。杜甫呢？ 他竟不爱长子，偏爱次子；不免盛德之累。”（《杜甫》附录二，第368页）
读至此，我们不禁要问，为何洪业先生对杜甫是否“偏心”一事如此在意，以至于在长达近四十年的时间里未能释怀？ 直到他注意到仇兆鳌《杜诗详注》引胡夏客语“骥当是宗文，熊当是宗武”，近四十年的疑惑才一扫而空，以致“跳起大叫：这说法正对，可以破千古之惑”“这样一想，好像多年痼疾，一旦消除，真痛快得很”。（《杜甫》附录二，第368页）洪业先生于杜甫父子关系处反复申说，力图证明杜甫对待长幼二子并无偏爱。原来如果承认杜甫偏爱幼子，恐有损“诗圣”之盛德，而经此考证，一举破除了杜甫存在“盛德之累”的可能，证实其情之不伪，大有利于维护他心目中“诗圣”的形象，难怪会如此“痛快”。
其二，考证杜诗版本之伪及诗注之误。
在众多“打鬼”案例中，洪业先生对钱谦益的批评颇见其学术功力，当然也见其鲜明态度。他对明末清初钱谦益及其笺注杜诗的警惕与怀疑历来有自。发表于1940年的《杜诗引得序》细述钱谦益笺注杜诗的经过，曾“举出十端可疑诘问其所独用绍兴三年（1133）建康府学所刻的吴若校注之本”，其结论为“恐怕或是钱氏所伪造”。（《杜甫》2011年版“附录二”，第321-331页）列举“十端可疑”，可见其雄辩的力度。
此后写作《杜甫》时，洪业先生延续着对钱谦益所用吴若本的怀疑。书中凡有涉及钱氏的相关成果都予以考辨再加取用，对钱注时有纠谬，谨慎之余偶有痛驳。比如对钱谦益利用吴若本独有的校记擅改杜诗“风林纤月落”为“林风纤月落”一事颇为生气：“不仅是因为仇兆鳌认为它更好，还在于钱谦益的‘吴若本’指出这一异文出自一个945年的版本！ 因为我没法通过其他途径证明它，我只能认为它是钱谦益伪造的，不予置评。”（《杜甫》，第20页）
1962年的《我怎样写杜甫》讲述了他对钱谦益及其注杜的态度：
杜集的各种注本，也渐渐地收罗多了。此时我才知道，在杜诗的历史中，明末清初的文豪钱谦益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看了《钱注杜诗》，我才知道杜诗版本有文字不同的问题；杜集编次有诗篇前后的问题；杜句注解有典故伪造的问题；杜甫事实有史传误失的问题。似乎钱氏已解决了一大部分；无怪他自夸“凿开鸿蒙，手洗日月”。但因他自夸，又因他不像一个忠厚诚实的人，我虽爱看他渊博的考证，敏锐的论断，我总时刻提防着，怕上他英雄欺人的当。（《杜甫》附录二，第353页）
这段话学术含量十足而颇为谐趣，鲜明的学术论断伴随着对钱氏学术及人格的评价。从其自述来看，随着阅历渐长，洪业先生在几十年里对杜诗领会增加不少，在收罗杜集各种注本之后，他对钱谦益及《钱注杜诗》在杜诗学史上的关键角色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974年的《再说杜甫》一文观点又有改变。“我买得六册（1957年商务印书馆影印《宋本杜工部集》），重复校考之后，不得不变更前此二十九年我的旧说。我错误猜疑了钱谦益伪造其吴若校本。”此时他有关钱谦益伪造吴若本的观点因经眼版本实物而有所修正，不过对钱谦益仍不放过：“实则钱氏于吴本辄有增削挪移而不说明，遂使我疑吴本不至如此而已。”（《杜甫》附录三，第377页）钱氏伪造吴若本的罪名姑不成立，但其“增削挪移”动作不少，仍须批评。近年曾祥波先生撰有《〈钱注杜诗〉注文抉原》（《文史》2023年第3辑）一文，对钱注之成立作了细致辨析，可知洪业先生对钱氏及其注杜的怀疑有充分的合理性，可以参阅。
其三，考证杜甫任官及为政有干才。
关于至德二载（757）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的告身是否作伪，历来有不同观点。由于判定此告身真伪对考察杜甫何时抵达凤翔非常重要，所以洪业先生在其言语之间对妄改杜集的编纂者、告身的作伪者表现出极大的愤慨。他在《杜甫》注中坚信告身出于后人伪造，“且不论学者对这一告身的普遍接受，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是一件赝品”。他给出了理由，一据唐代文书体制，指出此告身若与可靠的《文苑英华》所载韦济的拾遗任命比较，“作伪者对唐代用法的无知立刻昭然若揭”。二据杜甫作品集寻得内证，杜甫在《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自署官衔用了一个“行”字，这在唐代文书法用法表示他现在的官阶要高于左拾遗。“作伪者依照某些无知编纂者的修订，将‘行’改为‘行在’，把杜甫任命为‘行在左拾遗’！”（《杜甫》，第136页脚注）此项考证涉及唐代官制文书与杜甫作品的版本流传，非有相当文史功力不能为。
古往今来，诗人多被认为天真而不切实际，多受政治幼稚之讥评（比如李白），在洪业先生这里，我们的诗人杜甫是个例外。洪业先生的《再说杜甫》一文发表于1974年，晚于《杜甫》英文原书出版二十余年。该文提到《大英百科全书》推出新版，而杜甫一传最终未用洪业所撰版本，撰者“既批评杜甫的诗篇鲜见抒情风格，又拾宋祁余唾，说杜甫的政见多是高而不切”，洪业先生历数其谬，力证杜甫“不是一个徒作高论，不合实际之人”，并称“我为杜甫叫冤，十分悲愤”。并重提旧事，强调自己已在《我怎样写杜甫》文中取《新唐书》宋祁所撰的《杜甫传》，逐款驳其谬误，结论是：“杜甫论事常有先见之明；他设策以适用为要；他参谋有收效之功。”（《杜甫》附录三，第376页）批评今人（也是洋人）的同时，不忘再次拎出北宋之宋祁予以痛驳，表现出的维护杜甫之情感较前有增无减。
洪业先生《杜甫》书中的考证，其维护杜甫固然一以贯之，但对具体问题的考证观点并非一味固执己见，不乏史学考证的严谨，也同时显出他的诚实可亲。如前所述，他对钱氏及其注杜的观点前后颇有变化，无论是雄辩、痛驳，还是修正之后再加批评，均有好恶表达，然都未超出学术讨论的范畴。他在《再说杜甫》文中《杜诗引得》及《杜甫》一书宜作修正处作了检讨，多有正误补阙，对自己及他人有关杜甫研究的“考证疏忽”和“结论纰缪”进行了深刻反思：
我近日思之：人自聪明，何以偶然考证之疏忽如彼？ 又何以偶然结论之纰缪如此？ 殆好胜之心能塞蔽聪明，亦如古人所谓利令智昏耳。我往年著作辄未免错误，殆亦坐此病。著作非同打球、赛跑，好胜无害。求真之真，成美之美，若被好胜之热所熏灼至于枯萎，则为著作之大害，不如无作。……后贤之遽骂前修，殆不可为法。而智者千虑，或亦不止一失欤？（《杜甫》附录三，第384页）
“求真之真，成美之美”理应成为学界倡导的学风，“若被好胜之热所熏灼至于枯萎，则为著作之大害，不如无作”，置之今日，也不无现实意义。
据此，我们很难说洪业先生的杜甫传记写作存在刻意的溢美之词。不可否认，他总会忍不住发表一些颇显性情的评论与感慨，但总是那么切当，足以感人。每当读到那里，就会让我们忘记他是一位历史学者，曾以史学考证见称，最能见出他对杜甫的一片深情。
比如痛惜。在《杜甫》一书的“引论”中，洪业先生说杜甫在诗中写下自己的悲欢，在长段铺排之余，不禁感叹诗人所处的时代：“可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啊！ 一个当时全世界最为辉煌的帝国，它享受过长期的宁静，拥有繁荣灿烂的文化，却忽然被抛入了最深、最混乱的漩涡，造成这一切的是政治阴谋、腐败和战争。”（《杜甫》，第9页）
再如设身处地的同情。他忍不住对杜甫在《进〈封西岳赋〉表》一文中颂扬新首相杨国忠发表评论：“我们禁不住会想，这一切实在不值得我们优秀而正直的诗人杜甫去做啊！”旋即又为诗人开脱：“不过，我们必须同情他内心不顾一切的绝望状态。”（《杜甫》，第103页）这个时候并不以杜甫奉承了一位奸相而有损“盛德”，而对诗人报以极大同情。
有时他会发挥想象力，重建历史情境。为了证实诗人在至德元年（757）随驾返京，洪业先生在史事考证之余，继从情理上予以强化：“不，不能夺去杜甫的这段经历。就像写我们当代英雄乔纳森温莱特将军（General Jonathan M. Wain⁃wright）令人崇敬的经历，而把他于1945年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上见证日本投降的经历抹杀掉一样。”洪业先生认为“爱国精神是杜甫性格中杰出的一部分”，诗人“在经受了这么多颠沛坎坷之后”，值得拥有享受胜利的时刻，这一胜利差可慰藉诗人苦难的一生。他甚至替诗人脑补了抵达长安的画面：“757年12月8日这一天对杜甫来说一定终生难忘。我可以想象杜甫看到长安城前欢呼和哭泣的人群时是如何的喜不自禁、老泪纵横。”（《杜甫》，第148页）经受日寇侵略和囹圄之灾的洪业先生，也经历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伟大时刻，写至此当会废笔兴叹吧。
需要注意的是，洪业先生情不能已的抒怀往往在考证之余，并非使情胜于理。正如曾祥波先生在译后记中所说，“史学考证的能事已毕”，他才有“忽然笔锋一转”的情感表达，此先后及主次关系不可颠倒。朱东润先生在《传叙文学与人格》中说：“我们只能以事实驳倒事实，不能以议论驳倒事实，因为议论的结果只是议论。”（《中国传叙文学之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页）考证属于学术范畴，其结果是力求接近“事实”，传记作者的评论与情感不可逾越这一前提。洪业先生有关杜甫的考证颇显“好辩”的意气，但都不离求是求真的学术原则。也可以换个角度说，事实毕竟占了上风，他接受了历史的真相，最典型的莫过于前述杜甫奉承了杨国忠一事。
对于热爱中国诗歌与文化的读者来说，杜甫当得起“最伟大的诗人”这个称号。深研唐诗的陈尚君教授也称，“和许多诗人比较，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处于第一第二的位置没有问题”（《他（杜甫）的诗是人生经历的一个心灵史》，《东方早报》2012年4月27日访谈）。不得不说，因为是杜甫，也只能是杜甫，我们能够理解洪业先生在考证之余表现出的所有与杜甫相关的遗憾、愤慨，还有他的一往情深，这一点恐是西方汉学家所不能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