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庆澍：学科史与“小人物”
现代文学学科史的编纂，毫无疑问应该以王瑶、李何林、唐弢等先生为起点和重心。特别是王瑶先生，他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奠定了学科的基础和方向，改革开放后他主持创建了现代文学研究会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培养了一大批现代文学研究的杰出人才，对学科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钱理群先生所说，王瑶先生是现代文学学科高耸入云、遮风挡雨的“大树”。同样，李何林、唐弢等人也是现代文学学科的巨擘，若撰写学科史，这些发挥了支柱作用的大家、名家肯定无法绕过。不过，最近学习了王瑶先生的一些著述，发现对于学科的组织与运转，王瑶先生极具全局意识，他提醒我们，每一个教育工作者所做的只是一小部分的具体工作：“但它像一部大机器中的螺丝钉一样，不只同整体密切联系，而且是同伟大的目标息息相关的。”[1]因此，学科史的撰写不仅需要“眼光向上”，关注大家巨匠，也应该“眼光向下”，为普通学术工作者留一席之地。不得不说，王瑶先生是富于学科史的辩证眼光的。
由此，我想接着王瑶先生的思路，谈谈另一位王先生，也就是2023年刚刚去世的王景山先生。对王景山先生，许多师友可能并不熟悉。他是西南联大外文系的学生，在李广田先生的指导下从事进步文艺活动，随后入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为第一届学员。1957年调入北京师院，建立了现代文学教研室。王先生早期主要从事教学工作，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主要是从1970年代中后期开始，参与1981年版《鲁迅全集》前期书信的注释工作，随后出版了《鲁迅书信考释》《鲁迅五书心读》等著作，主编了《台港澳暨海外华文作家辞典》等工具书。
景山先生以99岁高龄去世之后，我作为教研室代表负责料理后事，发布讣告之后，准备接收唁电唁函，通过微信公号文章推送出去。谁知截止到遗体告别当天，也只收到一封唁电。当然，景山先生身后寂寞，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将许多精力投入了教学和学术普及工作，而门生弟子亦多从事基层语文教育。对于现代文学学科来说，这样的工作可谓是隐形而沉潜的，但并非无足轻重。数年前，我去探望在恭和苑养老的景山先生，恰好遇到下楼接受记者采访的严家炎先生。严先生看到轮椅上的王先生，遂上前亲切握手，彼此问候，良久始别。回忆起这样的场景，我忽然想到，若说学术成绩，严先生当然要超过景山先生多多，两人不能相提并论。但景山先生一生坚守在教学岗位，将学术界的研究及时消化吸收，传授给基层师范院校的普通学生，对于学科知识的社会化、普及化、大众化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王瑶先生、严家炎先生等杰出学人的成果，离开景山先生这样的基层一线教师，便不容易传递到课堂，不容易再流动到基础语文教学中去。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就像心脏与毛细血管一样，没有毛细血管，是无法将学术氧气输送到学生个体那里去的。学科中诚然有红花绿叶之分，有大树小草之别，但只有红花绿叶的配合作用，有大树小草的协调共生，才能构成有效有机的学术再生产。在这里，研究与教学之间，提高与普及之间，显与隐之间，学科领军人物与基层教师之间，并非矛盾关系，并非互斥关系，而是辩证的互相支撑。
再举一位王瑶先生所说的“学术螺丝钉”的例子吧。提到河南大学已故的赵明先生，相信大多数学界同行都会感到陌生。但正是这位赵明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和刘增杰教授等同事一道，接受了王瑶先生的安排，毅然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史料》的编纂任务。这是一项拓荒性的学术工作，其繁难艰巨的程度可以想见。为此，赵明先生及同事东奔西走、勤搜文献，历时数年，终于编成三大册近百万字的资料，迄今为止，仍是研究延安文艺、解放区文艺不可绕过的重要文献。
赵先生还著有一本《鲁迅思想发展论略》，舍此以外，并没有太多引人瞩目的研究著述，和王景山先生相似，他对学科的贡献主要也是在日常教学上。赵先生对待教学工作，态度极为严谨，正如其亲炙弟子解志熙所说，赵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作风：“也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同学诸子的学术态度，真可谓一生受用。即我自己，此后为学作文，撇开观点的孬好不论，至少在为文的文献根据上是否可靠、文字的表达上是否文从字妥，从此不敢再马虎，如果发现错误，也一定及时改正声明，绝不会文过饰非。这些都是拜赵先生的示范和教诲，所以至今铭感难忘。”[2]可以看到，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授业解惑，赵明先生都秉承着淡泊明志、严肃不苟、诚朴谨持的工作态度，牢牢扎根于自己的岗位。这对于地方高校的学科传承和发展来说是极可宝贵的精神财富，但又由于是精神性而非物质性的财富，所以又是隐而不彰，缺乏能见度的。
还有一些“无名英雄”，不在学院，而是在出版、文物等部门任职，但对现代文学学科仍然有重要贡献。如陈平原教授曾提及的李福田先生，他是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促成了很多现代文学研究重要著作的问世，如林非的《鲁迅小说论稿》、张恩和的《鲁迅旧诗集解》、鲍昌、邱文治的《鲁迅年谱》、王得后的《〈两地书〉研究》等。同时，他还是《鲁迅研究资料》第四辑——第十八辑的责编（前三辑由文物出版社内部发行），也是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1-5辑的责编。在他的促成下，天津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一系列瞿秋白研究的著作。王瑶先生去世后不久，正是由于李福田先生的仗义相助，《王瑶先生纪念集》才得以顺利出版[3]。因此，李福田先生本人虽然并不以学术著述闻世，但对鲁迅研究史、现代文学学科史而言，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记上一笔的“幕后英雄”。
王瑶先生既是著名学者，又具有丰富的基层教学和学术组织经验，假设他来撰写学科史，应该不会忽略这些默默无闻的“学术螺丝钉”与“学科毛细血管”。但今天的学术回顾和学科总结，却常常遗忘了这些普通学术工作者。个中原因，我以为有三：其一，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学人的职业生涯往往是以教学为主，他们对学科的贡献多在教书育人、精神传承，难以以物质的、有形的形态呈现出来，时过境迁，也就容易被忽视淡忘。其二，一部分学者往往从事非常具体的、基础性、辅助性的学术工作，如文献史料整理。或者是在出版、文博等学术支持部门工作，扮演幕后推手的角色。其三，从地域、学校来说，往往身处边缘、角落位置，不易得到学界的关注。
由此，回到王瑶先生，便不得不钦佩他博大宽厚的学科史视野。现代文学学科出现在建国后，是1950年教育部课程改革后，现代文学史才作为必修课出现，这个学科的发展和教学是分不开的。早在1980年代，王瑶先生就从学科史的高度，强调了学术普及工作的重要性，提出：“我们研究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把现代文学作品当作全民族的精神财富，努力使现代文学作品为人民群众、首先是青年一代所掌握和接受……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及工作就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4]在王瑶先生看来，教学工作是普及的重要途径，对于课堂讲授、编撰教材等普通教学工作，“不但不可忽视，而且不能掉以轻心；要真正做好，也是必须认真下一番苦功夫的。”[5]另一方面，作为现代人文知识体系之一种的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既需要个体的创造性研究，也离不开基础性、辅助性、事务性的学术支援工作，而后者由于隐于聚光灯外，更易被忽略。事实上，从书斋研究到课堂教学，从文献整理、学术组织到出版发行，学科更像一个分工合作、配合运转、各司其职的多层系统，或者说是一个有机的“学科共同体”，其中既有决定性能、制定方向的核心，也有承载日常性工作的基础零件，既有目光高远、开疆拓土、引领方向的学科建立者、领导者，也有以承担教学和学术普及为主的一线教师，以及从事学术支援工作的普通学术工作者。今天的现代文学学科史，更应该追求一种建立在新的“学科共同体”意识之上的，既能凸显路标式人物、亦能照亮平凡“铺路石”的，更为整全、开阔的学科史视野。
那么，如何获得这样整全的学科史视野？我以为不妨做以下尝试：
其一，尝试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历史观的结合。学科史与学术史有密切亲缘，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两者有一些相似之处，如在结构上往往呈现为一个由“一流学者”和“二流学者”构成的时间序列和等级秩序，在形态上呈现为由学科精英和经典构成的“新经典话语系统”[6]。但这种历史叙述的狭隘与偏颇已经不言自明，如果可以将学科史也视为一个“层累”的历史，那么就很有必要将“精英视角”与“一般视角”加以结合，将传播、接受更多纳入叙述视野，对“小人物”的历史作用有更公正客观的认知。王德威曾提出，在文学史中，不论人物伟大还是渺小，都站在时间的节点里，站在平等的位置上，历史和时间的流动对所有人是公平的[7]。在学科史中何尝不是如此？无论是泰山北斗还是无名之辈，都是知识生产与流动的必要管道，学术薪传的必要环节。
其二，实现整体史与微观史研究方法的结合。由于已有的学术史和学科史，多属于整体史的研究范式，因此这里更想提出一种微观、个体化的学科史路径，与前者构成互动。具体来说，就是摒弃群像，突出个体，恢复“小人物”丰富曲折的学思历程与情感结构，再现其与学术、社会的多重联系，形塑其多姿多彩的“小世界”，从而恢复和呈现学科史、学术史的个体性、多样性和复杂性。具体做法可以是引入事件史的思路，不问其有名无名，而以事为先，以事见人，以书见人，通过历史细节和具体事件的钩沉还原，撰写一种现代文学学科掌故史。或以新笔记体的形式，随读随记，撰成学人闻见录之类，以去中心化、平面化的方式，在正史之外，为普通学人留下一二生动的侧影。并更进一步，通过显微镜式的个体研究，显影小人物与历史语境的密切关系，进而对历史叙事的整体逻辑进行再思和重构。
其三，实现中心视角与区域视角的结合。现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与京沪宁等中心城市有密切的关系，重要机构、学者和成果也聚集于这些文化中心城市，前沿理论和研究方法也多由中心向边缘次第流动。因此，学科史的思维和视角不可避免地带有“中央心态”，对地方学者和区域学术生态不够重视，相应的历史叙述也较为薄弱。事实上，地方学者在区域文学史料整理、区域文学史研究与编纂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熟悉现代文学学科发展历程的研究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以锡金、废名为代表的东北学人，以孙昌熙、田仲济、薛绥之为代表的山东学人，以任访秋为代表的河南学人，以单演义先生为代表的西北学人，以刘绶松先生为代表的湖北学人，以华忱之先生为代表的川渝学人，以及他们的学术贡献，应该都不陌生；对地方学者牵头在文献发掘整理方面的成果，如《东北现代文学大系》、《鲁迅生平史料汇编》、《抗战时期桂林文化运动资料丛书》、《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文学书系》、《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学运动资料》等，仍在时时参考利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学科史论述层面，这些富于特色的地方学者和学术成绩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关注，反而淹没在自上而下的“中心话语”之中。当务之急，是依托“中心”与“地方”双向互动的学科史观，发现、打捞区域内学科发展生动活泼的小历史，建构、明晰区域学人群体所生产的“地方性知识”与“地方路径”，从地理维度重塑对现代文学学科内在空间关系的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