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人类学家刘志伟在讨论如何在革命视野下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时特别引入了“结构过程”这一概念。在他看来，革命中产生的制度看似是由政治家设计出来的，但要想真正成为一种社会或政治制度，其实并不是依赖头脑中的设计，而是现实的“结构”——是“由这些人的生活实践构成的现实社会结构来影响制度的设计”1。“结构过程”（structuring）是历史人类学的关键词2，这一概念对阐释延安文艺政策的形成过程有相当的阐释力。

“延安文艺”在今天被用来特指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解放区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文艺样态、美学风格与生产机制。这一表述看似具有稳定的内涵，但其外延常常不足够明确。在既有研究中，毛泽东个人以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下文简称《讲话》）获得了突出的强调，这种叙述往往忽略了理论观念与文本实践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官方推行的文艺政策，《讲话》的理论内涵事实上是借助整个文艺管理体制的变革一步步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与作品身上的。延安的文化工作始终在官方政策引导下形成与演化，是中央管理机构与文化人具体互动的结果。

一旦关注《讲话》的政策面向，我们便会意识到：政策常常是互动的结果。政策的产生源于现实的需要，政策的落地调整着现实的参数，并进一步引导着现实进入新的阶段。如是观之，延安文艺更应该被看成中央政策、作家参与、读者受众协同作用的结果。无论是抗战初期对于战地服务团的推崇，1941—1942年的“杂文时代”思潮，还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后的秧歌戏、报告写作与旧戏改造，都源于多重历史主体的综合塑造，与现实语境的错综变换密切相关，它们都诞生在同一个文艺场域中。在这个意义上，梳理延安文坛的“结构过程”，以整体性视野重新审视延安文艺的发展变化，或可揭示出延安文艺的某种整体性构造。

报刊作为公开出版物，既是作者与读者的互动平台，也是政策发挥社会影响的所在，能够综合反映某一时期的具体文艺实践与整体文艺生态，在组织史梳理付诸阙如之际，以报刊为中心的场域研究，对于理解延安文艺的发展进程不无裨益。本文即借助对《文艺突击》《大众文艺》《文艺月报》等报刊的梳理，勾勒延安1937—1942年在文艺生产方式上的不断调整及其现实语境，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讲话》的“前史”。而《讲话》正可视作一种长时段探索经验的总结，既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战时语境的塑造。

一、从“后方”到“堡垒”

1937年，毛泽东在给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送行时曾说“延安并不须要你们（指作家——引者注），并不须要这末多的干部”3，意思是，文化应该“下乡”“入伍”，作家和知识分子应该随军或参与战地工作团到“前线”工作，而延安作为“后方”，提供的应该是政策和生活上的支持。这事实上也是抗战初期各地各类政治团体与文化机构的普遍做法。然而到了1941年，“延安应该是一个坚强的文艺堡垒”4就成了陈荒煤和他身边人对于延安的共识，“堡垒”比喻的背后是陈荒煤等人对于延安成为文艺生产和流通中心的期待。从“后方”到“堡垒”，正是1937—1941年，延安在全国文化场域中位置变迁的生动描述。

吸引了众多文化人的“边城”延安在抗战初期并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文艺刊物。这一方面是因为现实经济条件有限，另一方面则有在大城市争夺文化领导权的意思。在统一战线政策下，共产党得以在国民党的允许下公开活动，中共领袖的讲话可以公开发行，《新华日报》作为“党报”在武汉、重庆传递来自共产党一方的声音，延安派出的各类战地工作团也在西安、武汉、重庆、香港等中心城市出版丛书、发表作品。最为生动的案例是1939年初由周扬主持创办的《文艺战线》，它的编辑工作在延安完成，刊行则由桂林生活书店承担。在发刊词中，周扬就特别强调抗战将文艺实践“打成一片”，要突破“地域、交通、战争”的缺陷，拆去“名望和地位”以及“编辑和书店老板所砌高起来的那横亘在他们之间的墙”，5这最为集中地传达了一种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文艺活动的诉求，呈现出统一战线视野下“抗战文学”的理想形态。

追究抗战初期延安所从属的这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抗战文学生产方式，虽然改变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中国新文学的京沪“双城记”，但究其本质，并没有动摇五四以来新文学依托大城市的报刊与书店网络发行的事实。在印力、发行网络等生产要素影响下形成的多中心结构，结合政治上渐趋形成的多中心趋势，势必带来区域分化，这是中国主流文学史选择以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三分天下的方式结撰的理论支撑。在这个意义上，对于文艺生产的“去地域化”构想虽然美好，终究要遭遇受战争形势、政党博弈、经济条件影响而日益“地域化”的现实。周扬计划拆去的种种“高墙”，注定要在战时环境下再次凸显。

《文艺突击》创刊号封面及目录

1938年10月，延安边区文协创办了《文艺突击》，这个发行之初每期不足30页的小册子在某种意义上成为边区自办文艺刊物的起点。在第一期《编后记》中，编者指出：

《文艺突击》曾经出过两期油印版的，现在改为铅印。在这中间，是相当困难，坚（原文如此——引者注）苦，希望同志热心的广泛的，共同协助，因为只有这共同的力量，才能使这一份小小的粮食，能够一半供给边区，一半送给前线游击区，这在今天，是特别需要的。6

这段话向我们传达了两个信息：首先是延安的文艺生产能力确实不足。编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艰苦”，才最终完成了刊物的出版工作。刊物后来的发展也部分印证了这一点。《文艺突击》计划为半月刊，在第三期因印刷条件的限制改成了月刊，此外，刊物的拖期现象也相当严重。这都说明：限于现实的生产条件，延安并不是一个能够支撑刊物在全国范围内流通并组织文化活动的地区。《文艺突击》的编者也早早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对刊物的定位非常明确：“能够一半供给边区，一半送给前线游击区”。在华北各根据地尚未完全形成的抗战初期，“前线游击区”是根据地的替代性说法。也就是说，虽然早期《文艺突击》在编纂上力图囊括前线、后方各类作家与话题，力图保持形式上的“去地域化”，但落到实际出版层面，却已经开始形成以解放区各根据地军民为核心读者群的初步考虑。

《文艺突击》在1939年5月改版，杂志更换了纸张版式，篇幅扩充为原来的两倍，在内容上也“改为以文艺为主的艺术的综合刊物”7。无论是外在形制的变化，还是编者定位的调整，都意味着《文艺突击》逐渐走向正规。促成这一改变的现实契机是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也即“文抗”的成立，考虑到“自一九三九年夏起，因为纸张等困难，边区文艺出版物少了”8，《文艺突击》在这种背景下仍然扩充版面，缘于上级指导单位的全力支持。正规化后，《文艺突击》在编辑策略上有了怎样的变化？我们可从杂志新1卷1期的《编后记》中略窥一二：

对于生产运动方面，我们还希望有稿子来，定能逐期选用，以充分反映边区的生产情形。至于，前方的材料，除希望去前方回来的同志赐稿外，还切望生活，战斗在前方的同志更多多的寄稿子来。那么，这小小刊物才会达到广泛反映边区和华北的文化活动及实际生活与战斗的理想。9

《文艺突击》改版后第一期封面，图片来自《红藏：进步期刊总汇 1915—1949》（湘潭大学出版社 2014 年版），以下皆同

“广泛反映边区和华北的文化活动及实际生活与战斗的理想”，意味着杂志在这一时期正式将对象聚焦为“边区”和“华北”。写作对象与阅读对象的重叠，意味着《文艺突击》虽然延续了“抗战文学”的话语，但已形成明确的地理范围与空间限定，开始具有“地方性”。《编后记》还提议写作者多写边区的生产情形，这是指延安当下正在发生的大生产运动。作为“后方”的延安，在抗战初期的文艺作品中并不是核心的表现对象，早期《文艺突击》中便较少涉及延安生活的具体情态。到了1939年，工作团到前线工作的形式虽未改变，仍然代表着延安“对于文艺的道路的探求”10的核心方式，但“充分反映边区的生产情形”的作品已开始被提到与前线相等的位置，题材升降的背后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文艺上的具体反映。虽然编者仍然看重前线同志的创作（“切望”二字表现出编辑对此类稿件的期待），却也反证出前线稿件的稀缺。这意味着《文艺突击》在完全变成解放区的刊物后，有进一步内缩为延安的刊物的趋向。一旦战争形势严峻，边区与前线之间沟通困难，抑或各根据地建设日益完备，慢慢形成自己的文化战线，解放区内部的文艺生产则有可能出现多元发展的势头。现实也正是沿着这一路向不断发展的。

《文艺突击》的变化背后有着战争形势、政党政治、生产条件等多方面的因素，既包含了客观环境的限制，也有文化工作者的策略选择，它们共同塑造着解放区动态的文艺生产环境。生产环境的变化也带来作家创作方式上的调整。边区文协主席柯仲平曾在《文艺突击》创刊号上发表文章《持久战的文艺工作》，11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一阶段延安方面对文艺工作的总体设计。文章很有趣地将文学与战争相比附，归纳出“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三种创作方法。“阵地战”是指作家创作的大作品，“运动战”指的是战地工作团及这一组织形式下产出的报告集、特写集、集体创作等，“游击战”则是指“救亡歌曲，街头诗，独幕剧，通信，短篇报告文学”等小篇幅的创作，这大体涵盖了抗战初期各类创作的面相。将文学比喻为战争的做法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抗战初期作家掀起了到前线去的热潮，“前线”在抗战文学中天然代表了新的、“活”的生活，能够迅速被转喻为民族精神，具有强烈的感召力。相比之下，后方书斋中的写作则被视为等而下之的选择，是需要争取其地位的所在。柯仲平这种比拟方式正是作家在战时构建战争参与感、追求写作有效性的注脚。文艺作品仿佛构成了一条长长的战线，一同守卫着祖国的边疆。

虽然柯仲平强调三者之间的相互配合，我们仍能从他的表述中感受到文类的高下。所谓“游击战”“运动战”的创作手法，还是某种策略性的选择，是作家在不具备创作大作品条件时接触生活、积累素材的做法。其潜在逻辑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作家们会不满足于“游击战”作品意义的单薄及其明确的宣传属性，对于“运动战”的局限也会形成比较清晰的认识，12甚至会形成“不够深，不够真，不够广，不够伟大，不够惊人”“不过是如此而已”13的心理感受。如此，柯仲平未能摆脱的对于“阵地战”的期待，也会在其他延安作家心中回响。在这个意义上，前线稿件稀缺的背后除了战争环境、交通限制等外在因素，其实也包含了作家创作心理的变化。

二、从文艺小组到星期文艺学园

在这种情况下，延安所提倡的另一政策——“文艺小组”被凸显了出来。抗战初期，延安在提出“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同时，也提出了“文章入工厂”以及“文章入机关，入校入各民众组织”的口号，即在这些地方创立与发展文艺小组。两类口号的格式看似一致，但后者有着更悠久的历史渊源。文艺小组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开展大众化运动时重要的组织形态，有明确的阶级政治色彩。从延安文艺小组所举办的具体活动来看，有办壁报、开小组会、支持集体写作、提倡工农兵通信等14，其实都是在学习“左联”与苏区的经验，15这说明“文章入工厂”运动重叠着大众化运动的影子，表述上则显现为“抗战文学”的外观。

延安非常重视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1938年11月1日，印厂文艺小组成立，文化协会的柯仲平和总工会文教部负责人郑义被一同派去参加成立会。16文化协会是文艺小组的指导单位，柯仲平参加是题中之义，值得注意的是总工会文教部的参与，这明确了该活动的阶级属性和官方属性——“文艺小组”是作为延安一项重要的文化工作被推动的。中央在1940年加大了推动力度，根据解放社印刷工厂文艺小组长柳风的梳理，延安文艺小组的发展大概可分成三个阶段：1938年夏天到1939年夏天是第一阶段，各单位、机关在延安文协的指导下，开始成立文艺小组；1939年夏到1939年底，延安出现了纸张困难，文艺出版物减少，组员数量减少，且多为知识分子文化程度的工人；第三阶段是1940年，在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后，中央开始借助政策性力量推动文艺小组的工作，大量吸收组员，同时为文艺小组增加发表场所。17这一说法符合实际。1940年在延安“文抗”向总会提交的报告里，“文抗”直接领导的“文艺小组有19个单位，29个小组，包含组员325人”18，到了1941年的统计中，文艺小组“计45个单位，85个小组，667个组员”19，这仅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发展可谓迅猛。而新改版的《大众文艺》以及新出版的《大众习作》等杂志也开始重点服务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大众文艺》编辑在《编后记》中写道：“本刊除一般大众的文艺杂志应有的任务外，还应该是对文艺小组及初学作家的一种带教育性的刊物。……本刊愿意尽量提拔新作家新人，尤其是工农大众及学生青年。文艺小组组员的作品也尽量择优登载。”20从“以文艺为主的艺术的综合刊物”到“还应该是对文艺小组及初学作家的一种带教育性的刊物”，刊物的新定位向我们提示出延安文化工作的新方向——文艺小组成为此一阶段的重心。

《大众文艺》创刊号封面，这是由“文抗”出版、接替《文艺突击》的刊物

无论是小组的迅速扩张还是刊物资源的倾斜，都有中央政策的明确推动。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以下简称《指示》）。《指示》明确指出：要“普及与提高抗日军队抗日人民的政治水平及文化水平”，与“一切不反共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联合推动“各根据地上的文化教育工作”，包括“消灭文盲工作、学校教育工作、报纸刊物工作、文学艺术工作”。21文艺小组工作的推行正是开展上述工作的基层组织形式。

文艺小组的出现在客观上大大补充了延安文艺刊物的稿源。1939年《文艺突击》已经开始出现前线来稿稀缺的情况，这种情况在1940年之后更加普遍，1940年和1941年正是敌后各根据地建立起相配套的宣传体系之时。1940年3月14日文抗晋西分会成立22，在1940年以后，各根据地陆陆续续建立自己的刊物，开始探索适应本地区的文艺发展方式，也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学生态。这种倾向其实在《指示》中已经有所展现。《指示》将“国民党区域的文化运动”和“各根据地上的文化运动”分开论述。白区工作和红区工作的区分在党内是一向的惯例，但落实到抗战文化工作上却是首次。这意味着抗战文学开始不停留在某种抽象的理念，而进入到具体的制度设计与考量。某种意义上，《指示》其实是在官方文件的层面确认了《文艺突击》等刊物的先期探索。而一旦各地党组织和军队政治部门将文艺事业纳入工作范围，进行“有组织的计划与推行”，各根据地因地制宜的差异性发展几乎是可预料的事情。“文艺小组”的推广适应了延安多工厂和机关、文教单位的区域特点，晋察冀大量发展乡村剧团，契合的是农村根据地的习俗传统。“区域”开始代替“前线”，成为延安文艺的新引擎。大量延安本地作者的补充，进一步促进了文艺刊物的“延安化”。

中央希望借助文艺小组推动延安的多重工作，也意味着抗战时期的文艺小组与左联时期不再发挥相同的职能。这种定位其实在文艺小组初建时就表现出来了。柯仲平就在1938年印厂文艺小组成立会上如是理解文艺小组的作用：

以前赵沈等同志集体写了一篇生活的报告，别处的杂志都转载了。……我们自己虽然感到很平常，可是在其他地方的人看来却很宝贵，这就说明了我们的作品是能影响许多群众的。23

左联时期“文艺小组”以读书识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发起工农兵通信运动，培养工农兵作家为主要任务，前者是“普及”，后者是“提高”，但背后更为直接的目的是唤起工人的阶级意识，促进阶级共同体的形成。柯仲平的表述重点显然不在于此。“别处的杂志”“其他地方的人”，指的应该是解放区以外的杂志和读者。也就是说，生活报告的价值是在宣传延安工人生活、扩大延安影响的意义上被判定的。在这里，文艺小组的定位发生了微妙的错位：文艺主要不再服务于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和阶级意识的培养，而开始承担作家训练和对外宣传的职能。抗战文学的“形式”影响并开始塑造“文艺小组”的“内容”。文艺小组可能仍旧包含左联时期的“普及”理想，但更主要的是提供宣传素材，培养宣传人才。这意味着文艺小组要在延安文艺生产方式中扮演“新”角色。作为一种组织形式，文艺小组既落实了当下的政策意志，又保留了一定的历史传统，但文艺小组在实际中到底走向何种形态，发挥怎样的功能，则依赖于新的形势下同整个文艺生态系统之间新的互动。

1940年底到1941年初，文艺小组的上级指导单位延安“文抗”组织了12次巡回座谈会，希望在摸清现状的同时，加强与各文艺小组间的联系。雷加和高扬详细记录了各次座谈会的地点与参加小组情况。24参与座谈会的文艺小组以学校和机关单位为主，极少有工厂。就听众们的提问来看，也大多集中在如何写出好作品、如何成为作家、如何理解经典等方面。学校和机关单位里多是抗战以后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这意味着文艺小组在扫盲等“普及”工作方面的贡献可能相当有限，科学文化知识的“普及”逐渐转变成文艺欣赏与创作方面的“普及”。1940—1941年正是文艺小组大发展的年头，可从参与名单来看，工厂文艺小组对巡回座谈会的兴致并不高。而即使是机关小组，也不甚活跃。雷加认为“这些机关小组有一种显明的倾向：即懒得开会，懒得写文章，因之也懒得按部就班地进行工作”25，可见迅速铺开的文艺小组是借助了行政的力量，但如何发挥出文艺小组的功能，却是需要具体解决的问题。

这十二次座谈会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当个性化，作家们乘兴而去，却往往赶上单位的活动和会议，几次座谈会都参加者寥寥。这说明“文抗”在组织座谈会前并没有与相关单位的行政系统提前沟通。事实上，小组工作与行政工作之间不但未能配合，反而关系相当紧张。根据《文艺月报》的调查，不少小组与行政工作之间产生冲突，最终不得不解散。26文艺小组的成立工作虽然有中央的推动，在具体实践方面却严重依赖“文抗”以协会的方式协调。“文抗”作为民众团体，虽然负责文艺小组具体的指导，但并不与行政系统相配合，如此，文艺小组就很容易蜕化为一种业余生活的调剂，无力承担起文化工作的要求。一旦文艺小组与职工的日常工作之间以业余/工作的方式分离开来，就很容易蜕化为文学社性质的组织，也自然对工人群体丧失了感召力，学校、机关单位里爱好文学的青年因此成了文艺小组的主要参与者。

不过，此时负责文艺小组建设的延安文化人并未发觉其中的困境，相反，文艺小组在继续壮大，文学青年们反响热烈，小组事业蓬勃发展的势头给延安文人造成“普及”错觉，他们设计了新形式以满足青年朋友们的需求，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文抗”设计的“延安星期文艺学园”。这是一个类似于业余讲习性质的学校，适应在学与在业的文学青年的要求，每周日上课，计划在两年里完成教学任务。学园由丁玲提议发起，但一直到1940年底延安新来了一批作家后才有了实际推行的条件。固定教员是刘雪苇、罗烽和艾青。文艺学园的创办响应了“爱好文学的同志”的热切要求。限于延安的经济与生产条件，书籍缺乏、工作紧张、刊物稀少，青年们的文学爱好难以得到满足。文艺学园的开办是在社会之外开辟了一个空间，满足青年人的愿望，维系与“文学的情感”27。

文艺小组的主要领导者是延安作家，文艺小组的主要参与者是学校和机关单位里爱好文学的青年，文艺小组的稿件经作家之手在文艺刊物上发表，“作家—刊物—青年读者（作家）”，逐渐形成一个社会之外的空间，一个生产“文学”的闭环。文艺刊物本是为了促进文艺小组的发展而预留版面，却因为文艺小组的“知识青年化”而有了圈子化的危险。巡回座谈会是为了调研摸底，逐渐就带上了文艺讲座的性质，为了“提高边区的文艺兴趣和水准”28。作家们的态度不可谓不真诚，其实践方向也延续了中央政策，具体效果却未必符合制度设计的初衷。文艺生态系统在多主体的复杂互动中缓慢发生变化。一个渐趋脱离于生产现实的文学畛域在延安逐渐形成，原有文艺生态系统中诸多要素的功能在悄然改变。

学园的教员刘雪苇同情文学青年不得文学之“苦”，尤其是看到有些同学面对“政治的另一种吸力，有的也就算了”29时，更感痛心。可如若看到痛心的反面，我们便会意识到：这个相对独立的文学空间，其实也形成了一股与政治工作“争夺”青年的力量。学园的培养方向是文艺后备军，文艺学园的学员大部分是机关单位从事实际工作的干部，成为职业作家便有“脱产”的危险。1940年《指示》以后，中共本来是有计划地组织文化人开展文化工作，可伴随着文艺小组的深入开展，这种组织形态反而带上了某种“去组织”甚至“反组织”的危险。更重要的是，星期文艺学园的日程安排是将闲暇与工作之间的分离做到了极致。在学员的毕业感言中，大多数作者都表达了学园是在自己繁忙的工作中最难得的放松，是每周最期待的日子的意思，30这就难免形成闲暇与文艺、工作与政治的对位。学员们在日常工作中的异化感受，很自然会以“文艺”的形态展现出来，而承载诸种复杂情绪的文艺则会在有意无意间逐渐走上与“政治”相对立的位置。中央文委其实很早注意到了这种小组工作与行政工作之间的紧张关系，为此曾专门发布指示，要求“各机关行政当局更多注意文艺小组的工作”，“各机关学校的俱乐部应把文艺小组的组织工作作为自己工作之一部份，负责将本机关学校对文艺有兴趣的人组织到小组中来”。31借助行政力量黏合文艺工作与日常工作，这其实已经有了《讲话》的影子。不过很明显，中央这一时期更多着眼的还是组织与管理方式的捋顺，尚未对整个文艺体系进行反思和做出调整。

三、从暗讽风格到“杂文时代”

从上文梳理可见：延安“文学”场域的形成并不是文学本质的“自然”呈现，也并非外来作家引进，而是形成于延安自有的文艺生态系统。战时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前线—后方”式的抗战初期文艺生产方式，“游击战”与“运动战”的写作方式逐渐受到质疑。国共之间关系不断恶化，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带来了华北各根据地的综合建设，促使辐射全解放区的文艺刊物逐渐“延安化”。在文艺促进延安政治工作的意义上，延安文艺小组开始受到中央重视，并借助政策性力量迅速发展。作为文化工作基层组织形式的文艺小组，吸收了大量机关、学校的文学青年。但文艺小组工作与行政工作未能很好结合，文学变为某种闲暇时的休闲手段，文艺小组有蜕变为文学社团的倾向。文艺小组、“文抗”与文艺刊物的结合，也创造出“作家—刊物—读者（作家）”的闭环，小组的大众化实践面向消隐，一个自在的“文学”场域由此形成。正是这个“文学”场域，最终生产出了“杂文时代”的话语。

人们今天熟悉“杂文时代”这个名词，大多源于罗烽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的名文《还是杂文时代》。可若是要追溯其起源，则不得不提起一份与萧军颇有关系的刊物《文艺月报》。《文艺月报》是由文艺月会主办的内刊。文艺月会本是一次将延安作家聚合在一起的尝试，月会不设负责人，组织形式也相当松散，创办之初只是为了给作家们一个交流意见、探讨观点、互评习作的平台。打造一份为促进作家彼此交流的刊物，这本身就是延安自在文学场域的注脚。

有趣的是，这份刊物后来竟慢慢演化为“萧军的刊物”。《文艺月报》最初几期只有4面，多为文艺消息和会议纪要，带有很强的“内刊”性质。在萧军等人围绕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展开论争后，逐渐蜕变成为萧军一派的阵地，全由萧军负责编辑，页数也逐渐增多。月会同人曾在第五次文艺月会上讨论刊物的“性格”——“《月报》不同于《中国文化》，也不同于《中国文艺》，自有‘咱家’的作风”32，这意味着刊物已经进入了延安的“文学”场域，继而要在良性竞争的意义上形成与其他刊物间的区分。可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份始终为公家支持33，力图促进文人交流的刊物，实际上反而加剧了延安文人之间的论争，杂志确实形成了“性格”，不过助推扩散的却是以萧军为代表的暗讽式写作风格。

1941年1月，由周扬主编的《中国文艺》代替此前停刊的《大众文艺》出刊，杂志第1期刊登了丁玲、周立波的文章与周扬的评论。萧军读过后不但对丁玲颇有微词，更表示以后决不替这个刊物写文章，并认为周扬“名为提拔干部，实为造成个人势力”34。很难讲周扬一定如萧军所说暗藏了培植党羽的私心，不过延安文人众多，居住集中，此前在上海又多有矛盾，确实构成了一个复杂的人事网络。要在这样的环境里开展文艺批评，文事与人事难免要纠缠在一起。萧军等人围绕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一文展开的论争就征候性地体现了延安文人的“熟人社会”对于文艺批评的异化效果——萧军等人甚至熟悉“周扬同志在他的文章题目上第二天曾追加上一个‘漫’字”。也正因为这种过于紧贴的批评距离，萧军等人难免要不只看文章的表面意思，更要看“所埋伏的……也可说要表明的——主题”。35

这种暗讽式的写作风格在延安文坛掀起了不小的水花。有匿名信写到了丁玲处，气愤于作家之间“有分歧有争论，但应诚心实意，大方坦白，不宜勾心斗角，采取一种恶意的纯主观的立场来辩解是非”。丁玲将此信转给萧军，也意含训诫，作为“文抗”负责人的丁玲显然不希望文人内部的矛盾扩大化，不鼓励萧军这种暗讽性质的写作。36但支持者如陈企霞则以相似的写寓言的方式暗讽了何其芳的诗歌创作，随后又引起了何其芳的公开回应。37暗讽逐渐形成了《文艺月报》的某种“风格”，直至《月报》改版（第13期以后）。

平心而论，萧军的写作其实相当严肃，不只是泄私愤。在萧军看来，他所反对的不是个人，而是倾向。但耐人寻味的是，萧军在表述上却选用了“暗讽”风格。这种风格首先源于作家私人恩怨，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暗讽”作为一种隐语机制，是试图绕过难言的现实以形成一种策略性的表达：

刊物太缺乏这是事实，这事实的根源大家也明白……。总之，这一切事实，并不是那样有趣！周扬同志是应该更深一点来看看，思索思索，太轻飘地发言论事，有时就容易犯点太天真的嫌疑。38

周扬曾在文章中列举了三种关于延安作家难产问题的意见：一是物质供给不足；二是实行津贴制而非稿费制，作家缺乏写作动力；三是文艺刊物缺乏。这里萧军要反驳的是第三点。引文中的省略号是原文所有，省略的恰恰是论证的关键环节。似乎在萧军看来，这种“事实”为大家所明白的，不方便陈述，因此有意省略，全句由此形成一种隐语性质的表达。萧军在当期“编后记”中忍不住透露自己两篇文章的写作缘由：“本期第一篇的漫谈集录与《艺术家的勇气》两文可参看，这对于在延安某些同志喜欢用‘我们’‘你们’者会有些用处。”39“我们”/“你们”是指党员和非党员之别，这也呼应着萧军文章中反复影射周扬作为党员作家所享受到的特殊待遇，说明萧军这里真正绕开的是对党内官僚主义的评价问题。因此，当周扬认为上述三种意见都源于作家眼光过分集中在自身，没有“深”下去看到蓬勃发展的现实时，萧军恰恰认为是周扬没有“更深一点来看看”。这背后的意思是，无论是物质供给，还是津贴制，抑或刊物缺乏，都只是话语表象，革命“去政治化”的危机才是最为深重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暗讽、隐语与杂文风格，是萧军把握革命政治的非政治化层面并使之文学化的手段，这正是此后“杂文时代”话语的逻辑起点。

有意味的是，这种表述方式完全形成于“公家”所提供的文艺平台上，得益于延安文艺政策所提供的政策空间。《文艺月报》每期印数固定，不随市场浮动。其所以能坚持下来，完全依靠“公家”的经费支持。刊物的去向也相当固定，大多数都流入了延安各文艺小组。这说明《文艺月报》的生产、流通与消费，完全处在延安“文学”场域的内部，这一自在的“文学”场域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再生产，也是得益于“公家”的支持。可以说，《文艺月报》是在“公家”的支持之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风格”在这里丧失了生产向度，起到的是文学场域内部的“区分”作用，这不可避免地带来文学理念的分歧、作家象征资本的分配以及作家群落的分化。

延安当时的文艺政策也在鼓励这种适当的分化。主管宣传工作的张闻天曾鼓励论争并承认“一些不良倾向应该指出”，“主张可以骂一骂人”，40 1941年《解放日报》社论《欢迎科学艺术人才》则强调，“对于边区的缺点（即是任何新社会所不可免的）也正需要从艺术方面得到反映和指摘。我们看重‘自我批评’，尤其珍视真正的‘艺术家的勇气’”41。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虽然强调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但也在文章结尾强调“如果有一个作家在这里感到了苦闷，是必须首先努力祛除那引起苦闷的生活上的原因的”42，“祛除”的主语显然是延安，也就是说，延安努力祛除问题，作家努力自我改造，作家和延安由此“完满地互相拥抱”。在这种理解方式中，作家的苦闷及其文学表现仍然可以看成把握延安问题的“病灶”，这其实为“杂文时代”话语提供了合法性。

张闻天在一定程度上认可萧军的看法，其实意味着延安领导人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不过张闻天没有将之理解成结构性的问题，而是认为可以借助官僚系统的自我修复和文艺的批评论争解决。毛泽东对此的认识则有所差别。在与萧军的对话中，他认为病态现象的产生是因为“环境沉闷”43，这一方面可以指边区封锁的具体时局，另一方面也指代了官僚系统所带来的革命内部的“去政治化”，这召唤着“整风”的到来。根据萧军日记，毛泽东曾对萧军坦言：“对于延安作风要做一番改变，党已经做好了决定，对于过去的不正的党风要给以教育和纠正……要内外夹攻，里应外合来消灭这些：‘本位主义’‘关门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44某种意义上，正是毛泽东对文艺的借重，助力了杂文风格的扩散以及“杂文时代”话语的形成。反过来看，杂文理论的形成其实也借重了“整风”所提供的政治话语。文艺与政治相互借重，最终促成了整风运动中“杂文时代”的高潮。

也正是在“文抗—文艺小组—文艺杂志—星期文艺学园—文艺青年”所组成的这一“封闭”的文学场域中，“杂文时代”的话语与暗讽的写作风格获得了迅速扩散。得益于延安统一的制度基础，辐辏着现实的政治形势，杂文话语迅速在延安文坛铺开。高阳在一篇题作《现实》的文章中赞许“对生活有积极作用的讽刺”，他所举的例子便是延安著名墙报《轻骑队》，“《轻骑队》不断出版，那些作者不断有材料可写，不断吸引一批拥挤的读者的缘故，我们从现实生活中不难找到解答”。45从来源上看，墙报其实是一种抗战文艺框架下搭建的文艺建制，现在则蜕变成延安杂文话语生产、流通与消费的一环。萧军等人在报刊上的杂文写作与倡议，逐渐吸引着文学青年的参与，在提倡“事实”、反对理念、深入生活的文学创作思潮中，青年们的写作自然与延安既有的文学/闲暇、工作/政治的对位结构结合在一起，官僚主义也成为他们感受到的最为清晰的“事实”。

在这个意义上，萧军的暗讽风格与随后“杂文时代”的话语方式，是延安自在“文学”场域的逻辑产物。这种表述完全基于战时被封锁着的延安，正是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文学成为独立的表意系统，作用于延安的具体现实。这种文艺形态的存在，也得益于延安领导人对党内官僚主义问题的关注。最后，延安这一自在的“文学”场域为其提供了扩散机制，大批青年人参与创作，在诸种合力下，这一文艺形态最终扩散为“杂文时代”的话语思潮。

四、从作家到文化工作者

如前所言，“杂文时代”思潮催生了文艺在“独立”状态下干预政治的倾向，思潮的蔓延也进一步扩大了文艺工作者同政治工作者之间的分歧。人事纠葛中展开的文艺论争让作家们的论辩态度难以温和化，这种声音对内时有“诤友”之功，对外则形成了舆论风险。在战时极端环境下，边界互渗，敌人与朋友，冷嘲与热讽，恶意与善意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事实上，萧军自己在写作《再“说起”》时，就有如若不发表就发表到外面去的气话。而当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转载到《文艺阵地》发表时，也就引起了丁玲始料未及的反响。

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写作仍旧是一种文艺系统内部的循环，因此难免遭受非议。萧军文章中曾记载自己听到过“文化人对不起边区老百姓”的呼声。46这侧面呈现出另一层面的现实——文学可能脱离了实际需要。一方面是被今日研究者常常引用的从前线归来的将领贺龙、朱德等人对于文艺工作与实际工作相脱节的不满；另一方面，这样一种在相对封闭的场域内部循环的“文学”，集合了过多的经济与人力成本，对延安来说，已经成为不小的负担。1942年，中共中央出版局在拟定当年的出版计划时，已经将各编审机关报送的出版计划总额压缩了42.9%，“报纸、杂志年内拟不再扩大与增出，以保证重点书籍的出版”47。借用毛泽东的话，“我们也要有一批医生、文学艺术工作者及其他人等，但是这些方面的人决不能过多，过多就会发生危险”48，这背后有边区经济承载力的问题。

延安此后确实解决了“文化人对不起边区老百姓”的问题，不过并不是依靠传播文化人的贡献，而是将在延安工作、生活的大批党员和非党文化人尽可能地整合到群众与宣传工作中。如此，与革命相冲突的“文学”场域，正式成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这是《讲话》诞生的契机。萧军在日记中这样回忆座谈会：

……毛泽东做结论，此后变成群众性的，欢迎热骂，不欢迎冷嘲。冷嘲与暗箭这全是小资产阶级阴暗心理的表现（罗烽也在那里）。绝对平均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观等……49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以探讨文艺问题的方式将一系列问题集中性地提了出来。《讲话》中提及的文艺的立场问题、阶级性问题、为了什么人的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等，都是对“杂文时代”思潮的直接讨论与回应。可以说，“杂文时代”思潮是“抗战文艺”在延安的具体演变的结果，是政权在推进文化工作的过程里与文艺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讲话》则提供了现实性的解决方案。

“星期文艺学园”学制计划两年，但一年满即宣布结业。刘雪苇在总结中提到，最现实的原因是教员的缺失——文化干部被组织进了下乡工作当中。文化人与青年干部下乡参与实际工作，使延安诸多文艺刊物停刊。1942年10月23日，萧军突然收到中央出版局的来信，宣布《文艺月报》停刊。这份刊物共出18期，将近两年。50而在更早时间，《解放日报》即宣告改版，取消文艺栏，转而采纳“党报”性质的编辑方针。区别于丁玲早先提出的《文艺栏》的“责任”——“一、团结边区所有成名作家，二、尽量培养提拔青年作家，三、反映边区，各抗日根据地生活及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斗，四、提高边区文艺水平”51，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完全放弃了上述任务，转而继承了党刊《团结》的“责任”，文艺与新闻一样，以抽取“典型”的方式，构成了中央政策与地方经验上传下达的桥梁。

概言之，“杂文时代”思潮的中断实际上是中央在“作家—刊物—读者”各环节综合施力的结果。延安文艺生产形态自此发生了质的改变，这是“延安文艺”真正形成的标志。此后，各方面文艺创作进一步填充了这一概念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延安文艺制度的形成过程，清晰呈现了“人们如何创造新制度”，以及“创造新制度要面对怎样的现实结构”。52作为制度的延安文艺正是不同群体在现实结构中持续互动的产物，其内涵也有待于不同群体进一步的定义与填充。《讲话》正是对这样一种长时段经验探索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有战时语境的塑造。

注释：

1 刘志伟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开放时代》2015年第2期。

2 程美宝曾在为萧凤霞文集《踏迹寻中》撰写的书评中介绍“结构过程”（structuring）这一概念的历史社会起源及其在历史人类学中的特殊意义。参见程美宝:《当人类学家走进历史》,《二十一世纪》2016年第6期。

3 丁玲：《成立之前》，《一年》，生活书店1939年版，第2—3页。《丁玲全集》中有删改。

4 荒煤：《第一声呼喊》，《文艺月报》第1期，1941年1月1日。

5 周扬：《我们的态度》，《文艺战线》创刊号，1939年2月16日。

6 编者：《文艺消息 · 编后记》，《文艺突击》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6日。

7 编者：《编后记》，《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1939年5月25日。

8 柳风：《我们是这样干的》，《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9 编者：《编后记》，《文艺突击》新1卷1期，1939年5月25日。

10 本社：《文艺界的精神总动员》，《文艺突击》新1卷第1期，1939年5月25日。

11 柯仲平：《持久战的文艺工作（论文）》，《文艺突击》第1卷第1期，1938年10月16日。

12 卞之琳、吴伯箫：《从我们在前方从事文艺工作的经验说起》，《文艺突击》新1卷第2期，1939年6月25日。

13 田民：《从作家上前线谈起》，《大众文艺》第1卷第2期，1940年5月15日。

14 小山（萧三）：《谈延安-边区的“文艺小组”》，《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

15 “各同志那时都很少经验，所以就根据了一般文学社或左联的办法办理了。”参见柳风：《我们是这样干的》。

16 张现：《印厂文艺小组成立了（通讯）》，《文艺突击》第1卷第2期，1938年11月1日。

17 柳风：《我们是这样干的》。

18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常务理事：《向总会报告会务近况》，《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

19 雷加：《七次巡回座谈会的经过与检讨》，《文艺月报》第4期，1941年4月1日。《文抗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载稍有差异：“1941年文艺小组85个，组员668人”，参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第五届会员大会记录》，《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1941年8月20日。

20 《编后记》，《大众文艺》第1卷第1期，1940年4月15日。

21 《中共中央关于发展文化运动的指示（一九四〇年九月十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二册（一九三九—一九四〇）》，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87页。

22 《庆祝晋西活跃展开的文化运动》，《大众文艺》第1卷第3期，1940年6月15日。

23 张现：《印厂文艺小组成立了（通讯）》。

24 雷加：《七次巡回座谈会的经过与检讨》。高阳（高扬）：《又五次巡回座谈会风景录》，《文艺月报》第6期，1941年6月1日。

25 雷加：《七次巡回座谈会的经过与检讨》。

26 同上。

27 雪苇：《关于“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的产生》，《文艺月报》第5期，1941年5月1日。

28 丁玲、舒群、萧军：《简记文艺月会》，《文艺月报》第1期，1941年1月1日。

29 雪苇：《关于“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的产生》。

30 参见《延安星期文艺学园结束特辑》，《文艺月报》第16期，1942年8月15日。

31 中央文委：《中央文委关于组织文艺小组对延安各机关学校的通知》，《文艺月报》第10期，1941年10月1日。

32 《第五次文艺月会例会》，《文艺月报》第6期，1941年6月1日。

33 根据萧军1941年1月31的日记：“洛甫有信来，他说二月份《文艺月报》篇幅可以增加的。”这说明洛甫（张闻天）参与了《文艺月报》的指导工作并提供了相当多的支持。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1页。

34 同上，第127页。

35 白朗、艾青、舒群、罗烽、萧军：《〈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1日。

36 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第129页。有趣的是，洛甫却表达了“可以骂一骂人，只是月报的篇幅太小。他劝我写小说。T主张真理不被发现时，可暂时沉默”的说法。T即丁玲。可见丁玲在这一论战上呈现的态度相当暧昧。参见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第127页。

37 参见陈企霞：《旧故事的新感想》，《文艺月报》第3期，1941年3月1日；何其芳：《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文艺月报》第4期，1941年4月1日；陈企霞：《我射了冷箭吗？》，《文艺月报》第5期，1941年5月1日。

38 白朗、艾青、舒群、罗烽、萧军：《〈文学与生活漫谈〉读后漫谈集录并商榷于周扬同志》。

39 《编后记》，《文艺月报》第8期，1941年8月1日。

40 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第128、138页。

41 《欢迎科学艺术人才》，《解放日报》1941年6月10日。

42 周扬：《文学与生活漫谈（之三）》，《解放日报》1941年7月19日。

43 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第436页。

44 同上，第273页。

45 高阳：《现实杂文》，《文艺月报》第14期，1942年4月15日。

46 萧军：《春联、文化及其他》，《文艺月报》第14期，1942年4月15日。

47 张彦平编：《延安中央印刷厂编年纪事》，陕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8、99页。

48 毛泽东：《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节选）》（1942年12月），《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66页。

49 萧军：《延安日记 1940—1945 上卷》，第434页。

50 同上，第625页。

51 丁玲：《编者的话》，《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日。

52 刘志伟等：《社会经济史视野下的中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