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能表现多少东西，与现实相比，与生活相比，永远是九牛一毛。字数是有限的，生活才是无限的，现实、历史，都是无限的。千山万壑之间站着一个豆粒那么大的人，滚滚时间长河之中的一颗水珠，那就是文学与现实、历史的比例。 吕新：字数是有限的，生活才是无限的
作为当代优秀的小说家、先锋文学的代表作家之一，吕新的一系列长篇小说《抚摸》《下弦月》等都曾产生过强烈的社会反响。他的新书《深山》描绘了晋北山区一个村庄的历史，入选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项目，是一部与吕新写作风格一以贯之的作品。《深山》运用复调叙事和漏斗结构，将看似支离破碎的记忆串联成一串璀璨的水晶珠链，每一个故事看似独立，却又深深依存在整体之内，构成了一个完整而丰富的文学世界。
中华读书报：《深山》每章均由叙事正文、村民画外音、杜林笔记构成，采取这样的叙述结构出于怎样的考虑？
吕新：采取这样的结构其实并没有什么深意，我觉得这就是现实或者生活本身的结构。一个人在吃饭的时候，另一个人在和一群人说笑，第三个人门窗紧闭，正在用一支出水困难的秃笔，撰写一份材料。第四个，第五个，第若干个人分别在干着什么，在生火，在剃头，在看人下棋，在幽会，在上坟，在磨刀，在剧烈地咳嗽，在疏通水道，在一扇门前徘徊，在去丈人家的路上，在打量一个女人的背影，在路口等一个人或一个消息的到来，在独自抱着头，回忆一件往事，或者在想着一个不在眼前的人。千人千面，千姿百态，这样的一种形态或结构，年年月月，时刻都在上演，时刻都在进行。
中华读书报：您写了深藏在晋北太行山壑里的生命群像，尤其是耗子、五灯、杜林等人物塑造非常出彩。这些人物是您在写作前就预先设定的吗？
吕新：有的人物有百分之三四十的生活原型，有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自己走出来的，但是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路，没有前面的那些时间，没有那些事物，他们也是不会出现的，更不会来到我的面前。有时远远地看到地平线尽头一个模糊微弱的身影，或者坡上只露出一个头，以为不久以后就要过来了，最终却并没有过来，人走没了，走着走着就不见了，或者走到别的路上去了——也许他不是你要写的人，你们之间没缘分，你可以这样理解，可以这样安慰自己。但是你还可以这样想，是由于你对他漠然，不认真，关注不够，所以才把他丢了。你是不是应该放下手里别的事情，赶快上去把他追回来，你怎么知道他心里装着什么，身上背负着什么。
中华读书报：当村里其他人“站着，蹲着，脸朝下趴着，弯曲着，蜷缩着”时，只有杜林“坐在桌子前”——杜林在小说中承担了什么？
吕新：杜林是晦暗岁月里的一抹亮色吗，我觉得是，但是他周围的人们不这么看，更不这么认为，甚至连他的爹妈都不这么认为，实在是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儿子，没法多说什么，更不能像别人看待异类那样看待他，他们做父母的想起这事，想到儿子的种种，心里其实也是发虚的。关于杜林，我是把他当做深山里的一个制高点来看的，有杜林在，这个穹顶或者帐篷就支起来了，没有这个人，一团破布只能堆在地上。我也把他看作是风雨暗夜里的一道手电光，照在黑暗泥泞的街上。有时电池用了很长时间，没钱换新电池，电量不足，是一种昏红色的弱光，一米以外的地方都照不到。
在无数偏远贫寒的地方，有很多杜林这样的人，他们在实际生活中有什么用吗，没有什么用，即使有他们在，太阳也不会从西边出来，地里也不会长出金子，但周围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正是杜林这样的人，在点滴地无声暗哑地改变着他们的成色和成分，如果没有杜林，他们那一潭死水般的生活就会日渐粘稠发黑。
中华读书报：吴义勤评价您“笔下的乡村是真实的乡村，也是一种审美化的乡村，是一种意象化的乡村，也是一种寓言化的乡村，也确确实实是我们生活过、经历过、记忆中的乡村”，写了这么多年乡村，为什么您还能源源不断地写出新意？
吕新：文学能表现多少东西，与现实相比，与生活相比，永远是九牛一毛。字数是有限的，生活才是无限的，现实、历史，都是无限的。千山万壑之间站着一个豆粒那么大的人，滚滚时间长河之中的一颗水珠，那就是文学与现实、历史的比例。一个山区，一个小城，几百户人家，无数个面目迥然的历史时期，所有这些已经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对象，作为写作者，你没有写的，或者写了而不能出新，那只能是你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对象的问题，更不是贯穿在其中的时间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创新对于写了几十年的老作家来说，是不是很难？
吕新：几十年来，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自己有意探索过什么，也从来没有过明确的创新意识，也许在不知不觉中似乎已经做了什么，但是并没有得到过来自自身的某种明确的指令，有时甚至连一种暗示也没有。我只是按自己的审美趣味和各个时期的思想变化、情感变化在写作。我理解的创新，不仅包括形式、语言、结构以及手法上的变化，还应该包括内容和主题上的选择，观念、观点和立场的改变。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在题材上也有一贯的特点，即人们在艰难的环境中坚韧地生存。为什么这么写呢？
吕新：首先应该是喜欢，人都想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写作更是如此。我喜欢有历史纵深感的内容，不太喜欢那种所谓生活的剖面或横断面一类的东西，切割得再巧妙再生动再漂亮，也就那么回事，感觉也就是奇巧而已——一颗米上雕着祖先的姓氏，手腕上缠绕着十八罗汉，袖筒里供养着象牙或青铜制品，哗的一声，扇面展开，突然露出五湖四海，三山五岳。所以我只能写我的内容，这个内容并不是我自己的故事，而是经过我审视、甄别、过滤、削砍、浸泡、发酵以后的内容。我喜欢并信任我的内容，我对它们怀有极大极深的爱意和敬意，所以我愿意用持久的耐心和热情去表现它们。现实中的地理上的深山是我熟悉的，无论人在场不在场，都无关紧要，即使相隔千里万里，都不是问题，很多时候距离更像一种巨大的牵引力，更能激发想象和更深一层的东西。写作者没有一片熟悉的故土是一种很可怕的处境，即使像博尔赫斯那样的作家，也仍然需要一个能把手臂放平，背后有个依靠的地方。
中华读书报：《深山》中也运用了大量的方言，语言在您的小说中有着怎样的地位？
吕新：语言有它自身的诡辩性，说一个作品有匠气是贬义，而说一个人匠心独运，又变成颂扬之词，匠还是那个匠，同一个“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百姓常说，舌头是软的，话是人说的，嘴说的，怎么说都是对的。关于方言，从来都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和理由，我觉得运用方言首先需要自己过滤和消化，要有节制地使用，然后才能呈现给别人，不能百分之百地保证别人都看懂，但至少也应该让人理解到百分之七八十的意思。很多年前我看过一篇用粤语写的作品，里面百分之六七十的字都有口字旁，感觉每一句话都和吃东西有关，但事实上仔细揣摩它的意思，与吃东西完全无关。这样的文字只能让本族的人看，大家坐在祠堂里或者榕树下，各自默读或者集体朗诵，外人路过，就当一种陌生的地方音乐或祭祀活动听一听。
中华读书报：您的小说中也经常写到死亡，您如何看待生死？
吕新：我其实并不怎么愿意描写死亡，每一次写到都属于迫不得已，情节或命运走到了那一步，只能接着写下去，有时可以绕过去，跳过去，但是也有绕不过去跳不过去的时候，那就非写不可了。死是什么，在我们现存的这个世界里，死就是你再也找不见那个人了，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你都不会再见到那个人。至于他到了哪里，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各种教义都有各自的说法，相信什么是各人的自由。比如你明明看着他埋进了一个深坑里，或者进到了一个火炉里，但是你更愿意相信他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甚至有人相信他压根就没死，而是负气出走，这是对自己的亲朋好友而言的，对于不相干的外人，则不会这么去想。我觉得，在一个狭义的范围内，死只是发生在熟识的人身上的一件事，对于无数的陌生人来说，死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压根就不知道几百里几千里以外的某个地方有什么人存在，活着，那么他的死当然也就无从谈起，他的生死只对熟识他的人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对于不认识他人来说，从来不存在，因为在不认识的人眼里，他从来就没有活过，世上就没他这么个人，一点点痕迹和迹象也没有，既然没有生过，就不存在死。
中华读书报：在一次图书分享会上，您曾说到自己写作的缘由，“有些事情是永远放不下的，不写它就永远过不去”，写完之后，您放下了吗？ 您觉得达到自己的预期了吗？
吕新：远远没有。任何事情都是有限的，有时看似千辛万苦，连天接地，以为浩浩荡荡事无巨细地做了很多，实际很可能只是一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