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在中国大地上“生长出来的”现代化，无疑具有它所特有的历史文化内涵和实现路径，这使其除了包含现代化的一般规定，必然呈现出不同于西方式现代化的特殊“面相”。从马克思主义上的“世界历史”眼光视之，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以辩证扬弃的方式包含现代性于自身的，同时又以其特有的历史文化条件及其优势，对现代性的局限性具有某种免疫性的预防作用。这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特点所在，同时也是优点所在。对此，《根基》一书作了深入全面而又具有说服力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历史场景的回溯再现

应该承认，自晚清以来，当东西方文明真正“相遇”之时，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个时代主题在客观上才被正式提了出来，成为中国人在时代冲突和历史延宕中必须直面而无可逃避的课题。

对于中国来说，东西之辨已然蕴含并凸显了古今之争，它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定历史场域。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缠绕和纠结，使中国人不得不面临一个难以打开的“爱憎情结”。魏源所谓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反映了对于西方文化因憎而爱的尴尬；鲁迅所谓的“爱之深，责之切”，则隐含着对于本土文化因爱而憎的无奈。诚如《根基》作者所言，“当人们讨论中国式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悖论性的事实：现代化从一开始就是对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前现代性的超越；彻底批判传统文化正是中国现代化得以真正开端的重要背景”。然而吊诡的是，“当我们回顾走过的现代化之路，之所以能探索拓展出‘中国式’、比较成功地避开西方式现代化的陷阱，除开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一个重要原因恰恰在于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传统文化根基。同时，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在中国牢牢扎根，才能根深叶茂，始终保持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这就不能不把我们拉回到近代中国所特有的文化场景。这就是在古今中外文化的激荡和碰撞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本土文化及其规定的特有国情，作为不可剔除的重要变量，对于中国现当代的能动形塑。若要真正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及其背后的文化实质，就不能够脱离这一特定的历史语境。

文化基因的多维透视

中国式现代化之“中国式”，离不开中国所固有的文化及其传统。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有其传统文化根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对于一种古老的文明来说，唯有经过“现代化”的锻造和重铸，才能实现“凤凰涅槃”式的苏生，正所谓“旧邦新命”。但是，这个过程并不是断裂和置换，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辩证扬弃，其中的因革损益关系充满了辩证性。它的实现既有赖于中国文化的自觉传承，也有赖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功夫，也就是所谓的“返本开新”。《根基》所注重的着眼点，恰恰就在于此。

《根基》还特别讨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对“韦伯命题”的回应。就韦伯把新教伦理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作一种发生学解释，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实质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事实无疑是对它的证伪。就韦伯所揭示的西方式现代化所固有的诸如工具理性同价值理性之间的紧张和矛盾而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事实又为其昭示了一种肯定性的前景。总之，作为非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根基》回顾了国人自晚清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现代化之传统文化根基问题上的已有解释，又追溯了中国文化西传之后在西方学者那里所引起的“反应”，为作者阐释自己的观点作了必要的铺垫。在此基础上，作者从五个主要方面，即“生生”而“人口规模巨大”，“天下同利”而“共同富裕”，“文明以止”而“文明相协调”，“天人合一”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和万邦”而“走和平发展道路”，全面深入地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基因及其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创造性“复制”和“再现”。在作者看来，正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才内在地获得了“中国特色”，实际地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路子，而且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优势。

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解构

在作者看来，“‘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古今中西、国家与世界、民族与人类的思维坐标”。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其突破性意义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因为它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化解了古今中西之争。

一种文化的价值和意义，总是依赖于特定的历史参照系方能显现。在不同的历史机缘下，同一文化及其传统会呈现出不同的价值考量。就此而言，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只能在历史的实际展开中不断地被“重估”。对于一种文化来说，“起源”也就是“目标”。在此意义上，古今之辨乃是一个假问题。现代化唯因其“现代”才唤醒了古代智慧并使其获得重新彰显之机。这里的辩证关系是那种执持“非此即彼”立场的人所无从体认和把握的。作为现代人的我们以加速度的方式远离和告别自己的传统时，古老的智慧恰恰在未来的维度上向我们招手。现代化可以涤荡和淘汰一切“过时”之物，但唯一不能拒绝的就是“智慧”本身。尤其是在现代化的内在危机和局限性日益显露之时，东方的古老智慧正显露出“补偏救弊”的拯救作用。譬如，中国传统文化所持的人同自然打交道的方式，不是征服、占有、支配和奴役，而是“因其固然”“依乎天理”，由此衍生出“赞天地之化育”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从而能够“诗意地栖居于世”。对于人类摆脱现代技术带来的生存危机，这种文化姿态无疑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由此可以领会，古今之间、东西之间都不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而是彼此在新的历史基础上有可能实现相互贯通、相辅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实践为化解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自晚清以来就一直或明或暗地困惑和折磨着国人的这个难题，被消解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活生生的实践之中。

对现代性危机的免疫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开放的问题。作者同样给出了自己的回应。

作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作了高度凝练的概括，即所谓“中和位育，安所遂生”。“中和位育”源自《礼记·中庸》里的经典说法：“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按照朱熹的诠释，“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表面看来，“位”更侧重空间关系，“育”则更侧重时间关系；前者是静态的，后者是动态的。但是，“位”与“育”不过是语言上的分割，在领悟和体认这个说法时则应该是圆融无碍的。一事物必亦如其所是般地是其所当是和是其所能是，方能在生生不已中成为它本身。这其实也正是儒家所谓的“诚”。作者认为，虽然“安所遂生”源自朱熹对“位育”的解释，但“中和位育”更侧重于本体、规律的揭示，“安所遂生”则侧重于价值、方法的追求。而“位”与“所”、“育”与“生”的内涵也不尽相同。因此，在作者看来，“中和位育，安所遂生”的表达更加完备。

在澄清了这个基本理念的基础上，作者又进而阐释了这一理念所内蕴的主要意涵：一是天地乃生命之本体；二是人与万物共生并育；三是安所、守位方能并育、遂生；四是致中和而参赞化育是人的最佳选择；五是生而有道则存之，等等。这些意涵，又是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中被实际地表达，或者说它又是怎样被历史地展现出来的呢？对此，作者认为，“从发生学意义上说，‘中和位育，安所遂生’是中华民族先民在中华大地上领悟到的生存智慧，但是，立足今天人类社会特别是现代化和文明发展的现实，它又不仅仅是中国人前现代的民族性理解和地方性知识，而是具有人类的普遍性价值”。

随着人类交往实践的逐步深化和不断拓展，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世界历史”的维度被历史地重建了，现代性所固有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反噬”，使后现代性敉平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单向度关系。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演进，其重心由进化论模式向相对论模式的转变，不啻是“世界历史”内涵这种重建的一个象征式的反映。因为它意味着“世界历史”为“东方”提供了一次历史机会，即中国文化所代表的东方智慧，对现代化本身具有“反哺”作用，而且这种作用日益表征为一种免疫性的预防作用。

总之，《根基》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并未妨碍其对全书主题作出深刻隽永、富有理趣的阐述。在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文化内涵的论著不断涌现的当下，沈湘平教授的这本著作可谓独树一帜，值得向广大读者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