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翟民，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现供职于中国作协创联部。

整整两年了，我离开那个遥远的西北小山村。说是山村，其实并不十分准确。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池沟村，位于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平均海拔两千到三千米，村里既有山有林有湖，也有草原草甸和奇石，典型的农区向牧区过渡地带。我于二〇一九年七月至二〇二一年七月被选派至池沟村任驻村第一书记兼扶贫工作队队长。了解我国脱贫攻坚进程的人都知道，那两年是脱贫摘帽的关键年，是攻克贫中之贫、困中之困的爬坡过坎年。我心中一直有个执念，等我彻底离开这个村庄且离得够久、心中的波澜也已平复的时候再来回望。现在，我觉得是时候了。

脱贫了，我的任职结束了，我又回到了北京，似乎一切生活照旧。我与村里的联系越来越少，但时不时地，还会接到当地朋友的电话，且多数时候是在午夜。他们的来电，即便是深更半夜，把我从睡梦中吵醒，我也并不恼，但我不会接。第二天我会回过去，在笑声中把对方臭骂一顿，我知道昨天晚上他们又喝大了。欣慰的是，他们酒到酣处，深更半夜打电话，说明没把你当外人。这是西北汉子特有的交流方式，我理解并尊重。

这让我想起驻村临行前，单位的一位领导同时也是老大姐，找我谈话，语重心长地嘱咐了我三点：驻村第一书记职位不高，但责任重大，绝不能掉链子；扶贫村的生活条件与北京不可同日而语；准备面对漫长的孤独。

刚开始，我意气风发信心百倍，但实践证明，我太书生意气了。我们单位的传统是领导带队，把新的第一书记送进村里，同时把上一任第一书记接回北京。当时，一行人从北京出发，大家有说有笑的，我也没有什么离愁别绪。到了临潭，我们跟当地干部见面、交接工作，一切有条不紊。第二天，在村里的党群服务中心，我们一行人跟村“两委”、群众代表见面，也是我第一次正式在乡亲们面前露脸，让乡亲们认认我这个人。见面会最后一个议程是我发言。我的腹稿早已打好，万想不到的是，轮到我发言时，所有人齐刷刷看向我，我竟然一个字都说不出，不仅说不出一个字，还号啕大哭。完了，我知道我搞砸了。

后来他们告诉我，这第一书记就是个娃娃嘛。我心里知道，我不是紧张，而是知道开完这个会，单位所有的人都会离开，我将孤零零地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异乡留下来。这个场景，也成了后来他们取笑我的保留节目。

我的老家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属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武陵山区，习近平总书记的“精准扶贫”重要思想就是在那里提出的。我一直生活在农村，从小吃尽了贫困的苦，在清华大学的学业是靠着国家助学贷款完成的。物质条件的苦，我并不怕，农村生活对于我，也并不陌生。但我忽略了一点，甘南是高寒地区，我高原反应很严重。冶力关镇和池沟村多数地方平均海拔两千两百米左右，我虽然能睡着，但睡不踏实，每天都睡不踏实，时间久了也是很痛苦的事。

说来也奇怪，人适应环境的能力还是很强大的，大约驻村半年以后，我的睡眠好像也不是什么问题了。至于孤独，于我而言倒真不是什么问题。我来的时候，行李中很大一部分是书。那段时间我重新梳理、阅读了俄罗斯文学，从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到契诃夫、蒲宁、巴别尔，再到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高尔基、索尔仁尼琴，看得如痴如醉。

记得有一次在办公室，当地镇上一位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干部看我桌上放着《日瓦戈医生》，大吃一惊，说这不是“禁书”吗。我呵呵一笑，说这早不是什么“禁书”了，我可以借给你看。他看完后跟我说，原来“十月革命”还有这么丰富的内容，这么复杂的人物和坎坷的命运。我对他说，恩格斯曾经说过，他从巴尔扎克那里学到的东西，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当然并不是说只有文学才能揭示真理，也并不是说作家一定能提出什么“救世良方”，而是说伟大作家描绘的生活、表现的情感、刻画的人物往往不同于一般的、抽象的、冰冷的数据统计，文学更具象、逼真，因而也更感人、传神。

当然也不是没有遗憾。驻村两年最大的遗憾，来自对闺女的亏欠。离开北京的时候，女儿刚四岁，每次视频，她都会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从年初问到年尾。当着女儿的面，我不敢哭出来，但挂断视频，我一个人泪流满面。

当然，个人内心的惆怅，是绝对不能影响工作的。之所以派第一书记驻村，在当地吃住，就是为了摸准当地的真实情况，精准施策，这也是精准扶贫的要义所在。而要了解真实情况，就要在当地待得住，做一个真村民，想村民之所想，忧村民之所忧。

经过半年时间的驻守与摸排，对全村八十户建档立卡贫困户逐一走访，我对池沟村的情况大致有了底。情况大大超出我原有的认知。经过几年的跨越式发展，池沟村应该说已经开始“山乡巨变”了，但只有通过驻村、走访，你才能看见真实的池沟村。二〇一九年年底，全村共一千零七十三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八十户三百四十二人，有十五户是分散特困供养户，也就是五保户，有五十八人是残疾人。虽有自来水，但冬天时不时有冻管现象；农作物主要种植小麦和土豆，因处于高寒地区，产量很低，蔬菜也很少；经济作物除了少量的柴胡，其他的基本没有。

虽然池沟村地瘠民贫，但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池沟村位于天池冶海脚下——因当地群众奉明代大将军常遇春为本地龙王，又称其为“常爷池”，藏语称其为“阿玛周措”，意思是“玛合索玛神的魂海”，是一处天然的高山堰塞湖。冶海东西两侧和白石山相向耸立，山、水、云、天浑然一体，景致蔚为壮观。要去冶海，池沟村是必经之路。这是发展乡村旅游的天然优势，一方面可以通过大兴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配套、打造亮眼景观带等措施，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另一方面为村民提供各种技能培训，学习现代经营理念，积极引导发展农家乐。在我离开池沟村的二〇二一年，村里已有二十多家农家乐，经营最好的一家年收入超过四十万元。

我永远无法忘记，脱贫摘帽验收的那天，我心中的那份激动与忐忑。尽管“两不愁三保障”各项指标百分百达标，各种报表台账完备，村里家家户户整洁一新，作为第一责任人，我心里还是忐忑。验收组人员是异地派来的，我们完全不认识，而且入户验收的时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不允许随同验收组进入村民家里。我们不在场的情况下，村民们会怎么说？验收更不可能徇私舞弊、弄虚作假，因为每一户建档立卡贫困户的地理坐标，事先都生成了大数据，验收人员只有拿着设备进入贫困户家里，当前的地理位置与事先的数据相符，才能上传相关数据。

验收结果令人欣喜，八十户贫困户，没有一人在验收人员面前说工作队一个“不”字。晚上欢庆的时候，我喝醉了，又哭又笑。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也是因为喝醉了，我才袒露内心最柔软的部分，拍着尕袁的肩膀，郑重对他说：“谢谢你，尕袁！”尕袁是一位年轻的包村干部。尕，西北方言，小的意思。前不久，老家突然来电话，我哥突遇意外，被紧急送进ICU抢救。我妈哭着给我打电话，我远在千里之外，没有任何办法，只能干着急。我在宿舍坐立不安，是尕袁一直陪着我，还问我缺不缺钱救急。我知道他也是农村孩子，家里母亲常年患病，他的生活条件比我还差。夜里两点多，我哥手术成功，脱离危险，尕袁这才回了自己的家。

二〇一九年年底，池沟村通过验收，全村集体脱贫。但我们留了一个“口子”，七十九户脱贫，还有一户未脱。那一户不是因为指标不达标，而是我们有意为之，算是我们的私心吧。但我们问心无愧。这一户一家三口，女主人患有精神分裂症，时好时坏，孩子在村里的小学上学，男主人需要接送孩子，因此不能外出务工，也不能离家太远。我们给这一户申请了残疾人补助、二级低保，也就是给一家人的生活兜了底，一些政策就可以向他家倾斜。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想方设法为该户的男主人在村里承接劳务，既锻炼劳动技能，又树立劳动脱贫、自力更生的理念。他家收入大幅增加，年底顺利脱贫。

脱贫摘帽，只是一个节点，一个阶段性胜利。脱贫不脱政策，脱贫不脱帮扶，脱贫不撤队伍，我们工作队将继续坚守。通过久久为功，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距离真正依靠内生动力，自立自强富起来，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与城市很有差距。广大农村地区，尤其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服务，用文化知识彻底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怎么保障农村的师资质量？如何因地制宜统筹学生居住分散和集中优质资源办学的矛盾？学校、社会、家庭怎么营造良好的学习、尊师重教的氛围？这些恐怕都是大课题。教育是百年大计，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压舱石，如何解决农村地区教育相对薄弱的问题，恐怕是需要我们拿出脱贫攻坚的力度来解决的难啃的硬骨头。我自己就是从“村小”走出来的，我最牵挂的就是池沟村的小学和幼儿园。

池沟村现有村级小学及幼儿园各一所，在校学生一百一十二人。节假日我会带领工作队及包村干部看望慰问老师，在教师节召开座谈会。作为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我和老师们交流了自己对教育理念的认识和学习的心得，给他们加油鼓劲，同时力所能及地联系爱心人士捐赠、助学。池沟村党群服务中心和池沟小学仅一墙之隔，孩子们琅琅的读书声，课间操的音乐声，我都能听见。上下班途中遇见学生们，他们会给我敬一个标准的少先队队礼。我对他们有感动也有惭愧，但更多的是提醒，是鞭策。

两年对于人的一生来说，只是短短一瞬。但每当我回望时，这段日子的点点滴滴是如此清晰。那些乡亲，那些一起奋战过的兄弟姐妹，那些难忘的笑脸，永远印在了我心里。我任职结束即将回京的那天早上，大家都来送行，我们准备照一张集体照。这时，不知是谁开了一句不合时宜的玩笑，大家笑得东倒西歪，照片也照得不成样子。豪爽、性情、无拘无束是他们的性格，可亲可爱。大家相熟之后，与其说他们把我当书记，当队长，不如说他们把我当成了朋友，当成了兄弟。我永远想念、牵挂这些可亲可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