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野望》的日常叙事诗学
尽管《野望》采用了与《陌上》迥然有别的以翠台为视点人物的焦点透视方式，但有一点却是与《陌上》一脉相承的。这就是，付秀莹所聚焦表现的，依然是芳村的那些不起眼的日常琐事与杯水风波。正如同曾经的《陌上》一样，《野望》也可以被看作是一部几近于“无事”的长篇小说。当然，所谓的“无事”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大凡有人群聚集的地方，就一定会有事情发生。一定要说事情，细细想一下，《野望》中能够称得上事件的，大约也不过是，一个是根莲的丈夫有子虽然没有什么钱但却曾经一度沉迷于赌博之中，竟然欠下别人十万元巨款，受到这一事件的影响，他年迈的母亲竟然在气急的情况下一命归西；再一个是，增志因为上当受骗的缘故，企业经营一时陷入到困顿的状态之中，甚至还严重地影响到了他和素台之间的夫妻关系；还有就是，不仅儿媳妇爱莉由于和丈夫大坡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冲突，一气之下回到娘家，三番五次上门都“请”不回来，而且还屋漏偏逢连夜雨，根来辛辛苦苦养育的那些猪因为遭遇猪瘟，竟然一下子就死了很多头。除此之外，《野望》中实在难以再寻觅出够得上“事件”的事件。遍布于全篇的，不过是视点人物翠台眼中所看出的芳村的那些鸡零狗碎式的家长里短。但也正是在这些家长里短的呈现过程中，不仅人性的曲折幽微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而且也更是看似不动声色地刻画塑造出了若干鲜活灵动的乡村人物形象。比如，广聚家嫁闺女办事，翠台赶去帮忙，边干活边和广聚媳妇、小令她们聊天：“翠台说姐姐大喜呀。还不守着亲闺女多待会儿去。广聚媳妇说，早烦她烦得不行啦，一天到晚老气着我。赶紧打发出这个门子去，好叫我清静清静。旁边小令过来说，嫂子，你这是嘴上不说那心里话。赶明儿真走了，千里万里，想人家想病了，看你还嘴硬。广聚媳妇就笑。翠台说，养闺女就是这一样不好，好容易养大了，就该飞了。不像小子娶媳妇，添人进口，叫人喜欢。见小令朝着她又是挤眼睛，又是努嘴，正疑惑呢，回头一看，见粉红在后头立着，脸上不是颜色。翠台知道说错了话，想着往回拾，却来不及了。只好讪笑着，问粉红吃了呀不，这件绿袄颜色真好，在哪里买的呀。粉红说，在城里买的。谁叫我没本事呢，生了俩闺女，也用不着盖房子娶媳妇给人家低三下四磕头作揖。我不吃不穿给谁省着呀。翠台知道这是得罪了人家，这粉红一辈子没小子，在这个上头就容易多心，想赔个不是，心里头又气她笑话自家大坡的事儿。小令忙过来拉着粉红打岔，看她的袄，看她的鞋，问东问西。翠台趁机扭头去了东屋。”人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这芳村的四个女人聚在一起，上演的就更是一出看似不动声色实则暗潮涌动的大戏。先是广聚媳妇貌似自贬实则自夸的那样一种表达。对于自己家的闺女，明明十分欢喜，却偏偏要做出一副恨不得早点把她打发出门的姿态来。对于她的这点小心思，口舌伶俐的小令，给出的，自是一种毫不留情的揭穿。正是她们俩的对话，引出了翠台那一番关于养闺女和养小子之间差异的人生感慨。没想到的是，诚所谓隔墙有耳，这边厢翠台无意间的一种人生感慨，却引起了立在旁边的粉红满肚子的不高兴。粉红无法释解的一大心病，就是只有两个女儿，而没能生下儿子。翠台的人生感慨，所无意间触动的，正是粉红内在的精神情结。正因为如此，她才会在一时恼怒的情况下，不管不顾地迅即回击翠台。“谁叫我没本事呢，生了俩闺女，也用不着盖房子娶媳妇给人家低三下四磕头作揖”这一句话，在无奈坦承自己没有生下儿子这一事实的前提下，更是把矛头直端端地指向了正在因为儿媳妇爱梨的回娘家一去不返而百般苦恼的翠台。面对粉红如此一番夹枪带棒的唇枪舌剑，原本想着因为自己说错话而给粉红道歉的翠台，最终决定就这么漠然处之：“想赔个不是，心里头又气她笑话自家大坡的事儿。”到最后出面打了圆场的，还是那位置身事外的小令。仅仅借助于四个女人之间的日常闲话，便如此这般充分地写出那些真正称得上是曲里拐弯的乡村心事，所凸显出的，既是付秀莹对乡村女性的熟悉和了解，又是她一种突出的艺术表达能力。
因为《野望》是《陌上》的姊妹篇，所以，其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很显然上承《陌上》而来，比如建信媳妇的故事。原来的建信，身为芳村的一把手，在村里真正有着可谓是一言九鼎的权威。他的权威，突出地体现在建信媳妇娘家侄子办婚事时的大操大办上。尽管说建信媳妇的娘家侄子，也不过是芳村的一位平头百姓。但他的婚事，却差不多惊动了芳村差不多大半个村子的人。究其根本，还是因为建信的一把手身份作祟的缘故。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或者说“落架的凤凰不如鸡”，到了《野望》中，建信却已经风光不再：“自从建信把腿摔了，又下了台，整个人就像连根拔的庄稼，渐渐蔫了。出天价在家里钻着，也不大出门见人。”人都说权力是一剂春药，实际的情况还真是如此。这位在芳村曾经一度不可一世的建信，一旦失去了权力，再加上身体的不给力，竟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势没了，人也矬了。偶尔出来，坐着一个电动轮椅，也只在自家门口转一转。后来说是栓住了。芳村人，不说得了脑血栓，只说栓住了。”眼看着整个家伴随着建信的失势就要败掉，这个关键时刻出乎意料地挺身而出的支撑了门户的，竟然是以前那个看似一贯养尊处优的建信媳妇：“只说是这一家子的光景就这么塌下来了，却不想那建信媳妇看上去柔弱，一个妇女家，却最是刚强，有心劲。早些年，本是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如今只凭着她一个人，倒把这个家硬是撑起来了。”举凡家里家外，累活脏活，包括建信那不给力的身体状况在内，任是什么样的生活困难，都难不倒她。看上去，很是有一点“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的意味：“人们倒都对她敬服得不行。这人哪，从低处往高处走，难。从高处往低处走呢，更难。”就这样，虽然花费的笔墨并不多，但一位生性特别刚强的乡村女性形象却已经跃然纸上了。
当然，小说中最值得注意的人物形象，无论如何也只能是那位身兼视点功能的乡村女性翠台。翠台这一女性形象，在《陌上》中曾经与本家嫂子香罗一起被作家以对比的方式进行过相应的描写。“翠台是那样一种女子，清水里开的莲花，好看肯定是好看的，但好看得规矩，好看得老实，好像是单瓣的花朵，清纯可爱，叫人怜惜。”而“香罗呢，却是另外一种了，有着繁复的花瓣，层层叠叠的，你看见了这一层，却还想猜出那一层，好像是，叫人不那么容易猜中。香罗的好看，是没有章法的。这就麻烦了。不说别的，单说香罗的眼神，怎么说呢，香罗的眼神很艳。”所谓“规矩”“老实”的单瓣花朵，说明翠台是当下时代一位恪守家庭本位的传统女性，所谓“层层叠叠”“没有章法”的繁复花朵，说明香罗现代性经济社会浪潮的冲击袭扰下的乡村传统伦理的叛逆者。想不到的是，即使是如同翠台这样一位恪守家庭本位的传统女性，到了《野望》中，也会因为自己那剪不断理还乱的简直就是一团乱麻似的家事而陷入到难以自拔的困境之中。
困境之一，是儿媳妇爱梨因为和儿子大坡闹矛盾跑回娘家怎么都唤不回来。小说开篇第一章的“小寒”部分，这一难题就已经特别显豁地摆在了翠台面前。因为工作没有着落，“大坡天天在家闲着，花销又大，只出不进。爱梨没好气儿，指鸡骂狗，大坡又不会哄人儿，两口子少不了生闲气儿，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这一回吵得厉害，大半夜里，爱梨抱着孩子回了田庄，说是要离婚，非离不可。”爱梨抱着孩子回了娘家不要紧，翠台他们家这一下子可就乱了套。眼看着到了农历的年根，首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想方设法去把爱梨“请”回家。然而，因为爱梨的娘家特别难缠的缘故，这一看似简单的使命，还就是难以完成。这样一来，不仅小说的前两章都在围绕如何想方设法敦请爱梨回家而展开，而且因为其中的一波三折，遂使得这一部分产生了某种类似于“三打祝家庄”或者“三请诸葛亮”那样的感觉。先是“心神不定熬了两天，翠台就央了喜针、兰月几个妇女去田庄叫了一趟。在芳村，凡是这样的事，都是请院房里的妇女，能说会道，干净利落，上得了台面的，去上门说和，也是恳请的意思。”没想到却不行，对方竟然提出了刘家一定得在城里买一套房子的过分要求。既如此，过了几天后，“又托人请了两回，那边还是早先这话。翠台渐渐就把一颗心灰下来。”关键问题是，因为丈夫根来是一个老实本分遇事没有什么主张的庄稼汉，所以，家里的这一切负担便都落到了翠台身上。眼看着时间的脚步走到了腊月二十三，依照芳村一带的习俗，出了门的闺女是不兴在娘家门上过小年的，所以，等到腊月二十这一天，翠台便打算利用这一习俗的力量，再度打发臭菊和小鸾她们去田庄敦请一次爱梨。没想到，爱梨她妈却依然一口咬定原先的条件不肯松口。万般无奈之下，到了腊月二十二的时候，翠台只好不情不愿地去劳烦本家嫂子香罗了。虽然说由于彼此间疙里疙瘩的缘故，翠台一般情况下不愿意轻易劳烦本家嫂子香罗，但这一次，因为兹事体大，她也只好出面央请香罗亲自出马前往田庄。没承想，即使是口舌伶俐的香罗亲自出马，到最后也落了个铩羽而归的败兴结局。虽然爱梨她妈口气有所松动，没有再强调必须在城里买房的苛刻条件，但爱梨却依然没有被叫回芳村。如此一种结局，顿时让翠台陷入到了特别失望的状态之中。令人称妙处在于，付秀莹在这个时候并没有直接去描写翠台的灰暗心境，而是把自己的笔触一下子荡开去描摹自然风景：“翠台看着她的车一溜烟开远了，还在风里怔怔立着。天上黑黢黢的，没有月亮。星星东一颗，西一颗，一闪一闪的。风从野外吹过来，寒冷刺骨，把村庄都吹彻了。路灯还孤单地亮着，跟天上的星星遥遥呼应着。”正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付秀莹在这里看似在描摹自然风景，实则每一个字眼都直指翠台此时此刻那灰暗之极的痛苦心境。无论是“黑黢黢”，还是“寒冷刺骨”的夜风，抑或“孤单”的星星与路灯，既是自然风景的写实，同时也更是翠台痛苦心境强有力的映衬与呈示。同样出人意料的一点是，虽然数次登门敦请都没有效果，但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等到腊月二十六的时候，爱梨竟然主动给大坡发微信，要他去接她们娘俩回芳村。一场曾经令翠台百般努力都无解的家庭矛盾，就此而得以破解。但不管怎么说，你都不能否认，爱梨的最终回家，肯定与此前三番五次的登门敦请之间存在着不容割裂的内在关联。
困境之二，是一家六口人的生计问题。尽管爱梨回娘家一去不返的问题解决了，但翠台他们一家人的日常生计却依然是一个无法回避的根本问题。翠台一家，包括她与丈夫根来，儿子大坡，儿媳妇爱梨，以及孙女小妮儿，还有远在外地求学的闺女二妞。尽管说二妞可以依靠自己的勤工俭学而养活自己，但剩下的五口人，却依然面临着解决日常用度的问题。只要看一下小说中的两个细节，翠台他们家日常生计的艰难程度，就完全可想而知。一个是大坡和爱梨之间的矛盾：“给大坡打电话，却没有人接。自从上回回来以后，大坡就再没出去，为了这个，他们小两口没少闹别扭，爱梨嫌大坡挣不来钱，动不动就跟他闹。大坡呢，天天抱着个手机，刷朋友圈，打游戏，吃饭睡觉都顾不上。”再一个是翠台和爱梨的一番掏心窝子的对话：“我盘算着，大坡也找活儿去，咱俩呢，一个人领孩子，一个也出去找活儿，你看怎么样？爱梨不说话，只是抽抽嗒嗒地哭。翠台说，这样，要是你出去上班，我情愿在家领孩子，你放心，我把孩子弄得好好的。你们挣了是你们的。爱梨还是不说话，鼻子一抽一抽的。要是你不愿意出去，你就在家领着孩子，我出去找活儿去。我挣了工资，咱们对半儿分。爱梨还是不说话，撕了一块卫生纸擦眼泪。翠台说，我挣了工资不能全给你们，你们也清楚，我外头还有账哩，你们过事儿时候借的，这都好几年了。还有，二妞还念着书哩，供个学生，也得花钱。爱梨不哭了，把那团卫生纸揉来揉去，揉成一个小球，拆开，又揉。”毫无疑问，无论是大坡和爱梨他们夫妻俩之间的矛盾，还是翠台的一番苦口婆心，从根本上说，全都是因为家里的经济状况不理想的缘故。正所谓“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一方面是一家人全都靠着根来一个人养的那些猪来过活，另一方面再加上当年大坡结婚所落下的亏欠，如此一种境况下，身为当家人的翠台，其压力之大，自然可推想而知。
困境之三，是前面刚刚已经提及过的外债欠款。想当年，为了筹办大坡的婚事，翠台和根来曾经向亲戚朋友借钱。其中的两个“大债主”，一个是本家嫂子香罗，另一个则是翠台的亲妹子素台。香罗这边的情形，小说文本着墨不多。相比较来说，有关素台的文字更为丰富充分。一是翠台和根来夫妻俩的一段夜话：“那天听老牛说，增志碰上了点儿事。翠台说，是不是？根来说，说是增志的厂子，叫人家坑了一笔钱。工资还欠着工人们不少呢。”由妹夫增志厂子所遭遇的困难，翠台和根来他们俩马上就联想到了自家的欠款：“根来说，更何况，咱们还借着他们钱呢。就是大坡过事儿那年。翠台不说话。根来说，哎，你怎么了？翠台说，想事儿哩。翠台说咱们那账，也有好几年了。他们要是真出了事儿，咱们也不好装傻呀。根来不说话。翠台说，可咱拿啥还他们哪。”正所谓“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翠台和根来他们夫妻俩之所以夜半犯愁，正因为他们欠素台他们的钱既不在少数，而且也已经时日相对久远。与这一细节紧密相关的，则是素台当着姐姐翠台的面对婆婆的那一番抱怨与哭诉：“开了厂子，当起了老板，一大家子倒都看见他增志了。早些年都干吗去了。咱这院房又大，人又多，杂七杂八的事儿，哪里少得了增志？借钱找增志，使车找增志，遇上点儿事儿就都想起增志了。可眼下，厂子遭了难处，有谁过来问一句？躲还来不及哩。”无论如何，素台这一番充满怨气的话语中所道出的，正是那种人情冷暖与世态炎凉彼此交织的残酷现实。尽管翠台和素台是嫡亲的姐妹，然而，一旦涉及到经济来往，即使是如此一种真挚的姐妹亲情也会受到严重的威胁和伤害，更遑论其他。各位不妨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处于如此一种生活艰难境况中的翠台他们一家，被迫面对着赖以养家糊口的那些猪们因猪瘟而一下子全部死光的悲催现实的时候，那种欲哭无泪的心情实在是无可避免。
综上所述，虽然我们也仅只是抓住其中若干的人和事展开分析，但《野望》所具备的那种日常叙事诗学特征却依然是昭然若揭了。
（王春林，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说评论》主编。商洛学院客座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有相关著述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