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中华民族的文学历史中，爱国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始终浸润着中华文化的灵魂，悠悠不息，震响于天壤，连贯于古今，推动着中华思想文化向前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以至于全人类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中，屈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文学家。他的长诗《离骚》，是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典范。屈原的人与文，可“与日月争光”（刘勰《文心雕龙·辨骚》）而不朽。其所由来，并非仅因其作品文采之瑰丽，更因其作品思想之正气。这正气，便是爱国主义的浩然之气，便是情系民众、心怀国家命运，将热爱祖国的一腔热血形诸文字的那种彪炳于史册的崇高灵魂。

已故的中国屈原学会首任会长汤炳正先生曾经说过：“千百年来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和探索，是作为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完善，是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掘和发扬来对待的。” （褚斌杰：《屈原研究·百年屈学》，湖北教育出版社）这里所说的“民族精神”，其主要内含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屈原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明确的是非观念，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从不含糊。他说：“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这种严于自身道德修养、为天下苍生而不惜以身殉道的高尚品行，放之四海古今，亦可堪为典型。有人说，作家的才华决定作品的品位，这似乎不错，但我更认为，作家的思想才是决定作品高下境界的最重要因素。一个既无人道情怀、亦无爱国信念的作家，能够写出为人民所喜爱从而传世不朽的伟大作品者，古今中外似乎从未有过。

有人反对文学作品与政治挂钩，似乎一涉及政治，就犯了文学的大忌，就降低了文学的品位，这是一个特大的误解。“政治”者何？无论古代还是当今世界，每个人包括作家，无不生活在社会政治之中，甚至你的衣食住行之状态，也无不与政治有关，更不用说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作家的思想倾向了。如果坚持要说：不，我写的东西是关于“人性”的，是给全人类看的，不是为什么“政治”什么“利益”服务的，是不带政治倾向的。此论看似高雅，其实无论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还是社会思想的角度，都是言不及义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对于文艺作品的思想倾向性（或曰政治倾向性）从不讳言。恩格斯在致敏·考茨基的信中说道：“我绝不反对倾向诗本身，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和喜剧之父阿里斯托芬都是有强烈倾向的诗人，但丁和塞万提斯也不逊色；而席勒的《阴谋与爱情》的主要价值就在于它是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第一卷：《思想性与现实主义》，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思想倾向性，是文艺作品的秉性所决定的，是文艺作品的题中之义，不但无需讳言，且应明确肯定。出自作家头脑的艺术产品，其爱憎是非，不管寄寓是深是浅，文野有何区别，其思想倾向都无法掩蔽，批评家对此是不应回避的。

当今小说作品年产动以万计，欲登云山高峰，国人翘首，盼待何亟。然而计何以出？我想文艺批评应该是重要的推助因素。在我国文学史中，不仅出现过屈原这样的“惊才风逸，壮志烟高”（《文心雕龙·辨骚》）的大作家，也出现过战国时期荀况那样的大批评家。从荀子写的《非十二子》中可以看到，他的学术思想批评，是何等地广泛而又尖锐深刻。当时思想界名流，无论子思、孟轲、墨翟、宋钘，举凡大儒巨子、硕学名家，荀子对他们的批评，皆直言于笔下，毫无讳避。由于有着这种批评的氛围与“百家争鸣”的文化气场，才催生了战国时期学术繁荣的空前盛况。

批评家的笔，贵在尖锐锋利，如针砭骨；忌在模棱两可，含糊其辞。鲁迅的批评，在这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批评家的思想修养，比小说家更为重要，因为批评家不仅应该是作家的良师益友，也是作家的“医生”，医生面对形态各异的健康者与病患者，必须要有“扶正祛邪”的义勇担当，要有“治病救人”的人道胸怀。惟有如此，才能使文艺批评成为文艺繁荣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

批评一事，辨正容易辨伪难。《红楼梦》诞生后十多年，几乎湮没无闻，没有几个人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后经时光淘洗，终于成为不世经典。当今有些作品刚一出炉，便被与其意趣相投者匆匆推上荣誉舞台，大加宣扬，出手匆匆，令人迷惘。至于这样的作品，社会读者如何评说，时间老人对它检验如何，则可不必多管多问。最怕这样的作品，被批评家以华丽的语言包装起来，将严肃的批评变成廉价广告，真伪难辨，使人迷惑。正如两千年前荀子对当时某些思想流派批评的那样：“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荀子·非十二子》，中华书局2016年版））以古喻今，岂不可以令人鉴戒吗？

文学是思想表达的艺术，没有思想的文学，或者说没有进步思想的文学，任其行文多么巧妙，笔墨多么“纯粹”，也难以成为钟鼎之音。揆之古人之作，同是观感抒情，李煜写道：“浪花有意千里雪，桃花无言一对春。一壶酒，一竿身，快活如侬有几人。”（《渔父》）辛弃疾写道：“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前者耽于享乐浮华之私，后者则气象千古，忧国万里；前者令人颓靡，后者使人奋发，两者的“化人”作用是完全不同的。再如，话剧《白毛女》能激发民众对地主的阶级仇恨，有助于土地革命的成功；而历史上“四面楚歌”的歌声，则使得楚汉之争的垓下之战，楚军离散，一夕败亡。这就是文艺的作用，就是文艺的“思想倾向”可以“移性”“化人”的最简单最明了的诠释。

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凡读小说者，必常若自化其身焉……既化其身以入书中矣，则当其读此书时，此身已非我有，文字移人，至此而极。”缘于小说的这种特殊的“化人”作用，梁启超呼吁：“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梁启超学术论著集.·文学卷》：《文论丛录·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华东师大出版社1998年版） 小说的这种“化人”作用，向文学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小说的思想倾向不能忽视，它在文学批评中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

尚有可议者。作家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批评家也有不同的思想倾向，故对一部作品，出现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评价，并不鲜见。评论家不是真理的终裁员。倘若批评家对作品的评论，表扬多于批评，或者学理性的泛评多于针对性的具评，便往往流于疏阔玄远，不接地气，读者不知所云，作者也被弄得轻飘飘如在云雾中游走，只不过享受一番被抬上评坛的满足。如此，批评的推助作用便会大打折扣。在新时代的今天，文学需要大批评家，尤其需要具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批评家。肯定杰出之作，批驳伪劣之作，匡正缺失，鼓励创新。这样做来，比一味廉价说好，更能彰显批评家的胸怀气度与责任担当。因为这样做了，是对文学建设的贡献，也是对社会进步的贡献，便是文学之福，国家之福。

作品的艺术性与思想性不可分离。对作品的批评，不能只谈艺术，不谈思想。作品的思想，也就是作家的思想。思想的真善美的内涵，既是“人性”的，也是“时代”的。扬善抑恶，让人生与社会变得更加美好，应当成为一切文艺作品最值得弘扬的永久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