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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点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式灵活多变，既能对文本进行全面、总体的观照和把握，又能对其中的具体问题作深入的分析和阐发。同时，评点把作者、评点家、读者紧密联系起来，使文学接受过程变得更为鲜活，更具指导意义。明代中期，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兴起，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广大士子为应对科举考试，提高写作水平，也积极学习先秦两汉文章。在此社会背景下，关于先秦两汉文章的评点之作大量出现，尤其是在明万历之后，对先秦诸子散文的评点不断涌现且形式多样。其中，明代评点家对《荀子》的评点具有鲜明特征，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

首先，明代评点家认为《荀子》文章具有“奇”的美学特征。中国传统文艺美学的主导方向和批评标准是温柔敦厚、中庸平和，表情达意强调含蓄委婉，而“奇”的审美特征较少受到关注。晚明时期，文人士大夫有意识地对文学作品中“奇”的一面加以充分肯定，在《荀子》评点中，则体现在对《荀子》文章“奇”的美学特征的发现，这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句式章法上，《荀子》具有“奇”的美学特征。《非十二子》篇中，荀子对比论述“古之所谓仕士者”与“今之所谓仕士者”，“古之所谓处士者”与“今之所谓处士者”的不同，共连用23个“者也”句式，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和说服力，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古之所谓仕士者”和“古之所谓处士者”的称赞与推崇，对“今之所谓仕士者”与“今之所谓处士者”的讽刺与贬斥。孙鑛在《荀子评点》中对此赞曰：“连用者也句，此章法亦奇。”荀子在《君道》篇中先是强调君主治国时要密切关注国家的发展变化，否则会产生很大的危害。然后，他通过设问的方式，提出问题“然则人主将何以知之？”进而给出自己的解决之道。陈深很是推崇荀子这种层层递进且逻辑严密的章法技巧，他在《荀子品节》中评曰：“如此发端、发问、发难，甚是奇妙。”《仲尼》篇中，荀子认为世人如果想保持高位又不发生后患，就需与人友善、举荐贤人、广施恩惠，对自己有清醒的认识，“能耐任之，则慎行此道也；能而不耐任，且恐失宠，则莫若早同之，推贤让能，而安随其后”。陈仁锡认为，“耐任”一词用法精妙，既表明了与人友善、举荐贤人、广施恩惠的重要性，又暗示了这一过程曲折艰辛，需要努力坚持、持之以恒。

其二，明代评点家们用“奇”概括荀子雄奇壮阔、跌宕起伏的行文风格。荀子在《富国》篇中论述如何促进社会稳定与国家繁荣时，陈义颇精，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的政策。该篇运用了排比、比喻、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如文中连用三个“如是”论述忽视制定名分产生的负面影响，这增加了文章的气势与说服力，使文章论理深刻，气势磅礴，让读者感受到作者强烈的思想情感，并产生共鸣。孙鑛对此评曰：“此篇气势奇伟。”（孙鑛《荀子评点》）同样荀子在《荣辱》篇中通过对比、排比等方法，论述一气呵成，生动描写了其理想的君主形象，这不仅丰富了文章的表现力，也提升了作品的艺术价值。孙氏评曰：“排宕有奇气。”陈深认为，《荀子·天论》篇“此章却理胜文奇”（陈深《荀子品节》）。

其三，明代评点家们认为荀子的观点主张也具有“奇”的特点。这体现在荀子能够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以及敢于提出不符合当时社会主流的思想观念。如荀子在《正名》篇阐释“名”与“实”之间的关系，论证“正名”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正名”既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又可以根据客观事物的变化，制定新“名”来确立新的伦理规范。荀子的“正名”思想既是对孔子正名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也是对名家、墨家正名思想的吸收与借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陈深评曰：“此篇是荀卿极得意之文，独知独见之学，雄词群辩，发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所未道。”（陈深《荀子品节》）

明代评点家们对荀子文风“奇”的崇尚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古文“典雅”的文学批评标准和审美传统，反映了他们突破固有的思想文化传统，推崇求新求异的文学观念。因此，明代的《荀子》评点丰富了我们对《荀子》风格的认识，评点家们对《荀子》的评点，也在客观上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思想材料和深刻的文学思想观念，从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文学批评标准和审美取向。

其次，明代评点家们也注重挖掘《荀子》“传道”的一面，彰显荀子思想中与儒家伦理道德相符合的观念。明代评点家们深受前人对荀子思想的批评和“文以载道”文艺理论的浸染，为了消解晚明时期求新求奇风气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他们在评点中称赞荀子文学成就的同时，也对荀子的某些思想有所批判。如陈深在评点《荀子·性恶》《荀子·解蔽》时，批评其思想“大醇小疵”，尤其认为荀子的“性恶论”有失偏颇，《性恶》篇是“通篇辨难攻击之文”。陈深具有强烈的社会道德感和使命感。他希望做到“辞达”与“明道”的和谐统一，通过提高文章的表现力，凸显文章中的儒家正道，批判和重建世道人心，增强世人的道德观念，改变败坏的社会风气。正如他在《诸子品节序》中强调：“辞至于能达，文不可胜用矣。今惮于修辞，而徒欲以理胜相掩，借言明道，不欲以辞丽为工。道明矣辞不文，安在其能达？不达，安用文为？”相较而言，陈仁锡对荀子的批判更甚。荀子在《荣辱》篇提出，尧、舜之所以能成为圣人，是因为他们通过后天的积极修为将天性中的“恶”转化为“善”，陈氏对此直批曰“即性恶之旨，其见缪”（陈仁锡《荀子奇赏》）。而针对荀子贬低子思、孟子的论述，他则评曰“大谬”。陈仁锡曾官至崇祯国子监祭酒，掌管国家最高教育机构，其对《荀子》的评点不仅带有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还同当时的正统儒学思想密切相关，故而在其面对《荀子》中同宋明理学所主张的“性善即理善”相悖的理念时会产生激烈的批判。也正是在这一思想动机下，陈氏会对荀子“性恶礼矫”之说作出“愤疾过中，不无小醇大疵”的批判性总结。

总之，评点家们对《荀子》文章和荀子的评点，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吸收借鉴前人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思潮自然生发的。这些评点并不仅仅是评点家们个人的认识，也代表了时人共同的观念。以现代的“文学批评”标准来看，评点是一种特殊批评形式，也具有某些局限。但是，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明代的《荀子》评点已经形成了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批评。古代批评家们对于“评”的解读早已有之，如《新论·正赏篇》：“评者，所以绳理也。”《文心雕龙·论说》：“评者，平理。”其中，“理”可认为是客观事物的规律，所以“评”可视为从具体的文学文本中总结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具体来看，从《荀子》评点中，可以看出这些评点家具有较强的文学自觉意识，他们通过对《荀子》文章风格的多样评点，对《荀子》的文章结构和布局进行精细揣摩，以期总结出带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结论，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文学批评的进一步发展。在对《荀子》章法与技法的评点中，评点家们通过分析文章写作的起承转合与遣词造句，阐发新颖独到的见解，提高了时人的文章写作和鉴赏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代文章学和写作学的发展。即使在当下，明代《荀子》评点中的某些评语，对提高今人的写作水平与鉴赏能力、塑造当下的文学审美观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更重要的是，评点家们通过强调《荀子》的思想、辞章以及对写作的指导，发现《荀子》蕴含的思想性、审美性、应用性，以期达到建构精神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目的，这种文道并重的文学批评传统对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范式和观念也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系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教授；西北民族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部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