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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人文研究是近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蓬勃发展而兴盛的新兴交叉前沿学科。中国现代文学的数字人文研究，虽不如古代文学那样起步早，成绩显著，但也呈现出令人欣喜的上升势头。笔者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建立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史料数据库，录入批评文献1014篇，总计4169200字，为结合计算机技术开展文献实证分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本文在现有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数据库的基础上，运用计算机领域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对这一时期的文献进行逆文档词频、主题词分析，对分析结果做可视化处理，探析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是：1922—1929年发轫期的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经量化统计后呈现出怎样的整体样态与结果？批评话语的特点如何？呈现出怎样的新质？哪个文本最受关注并因之具有典型的个案性值得探讨？反映出怎样的倾向？我们能从上述问题的探析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不仅可以改变以往学界对这一时段长篇小说批评感性且模糊的认识，更可以使学界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因数据分析而变得理性客观，因量化统计而变得真实可信。

一、量化统计后呈现的批评整体样态与结果

由五四运动拉开序幕的中国现代文学，直至1922年2月才开始出现现代长篇小说作品。相应的，针对长篇小说进行的评论文章也随后发表，并在之后的7年间形成了发轫期的基本样貌。为了解这一时段批评的整体样态，我们首先选取1922年至1929年间的长篇小说批评文献，按年份对文献进行统计，计算出每个年份在此时段发文总量中所占的百分比，四舍五入后结果如下：1922年，4.1％；1923年，4.1％；1926年，4.1％；1927年，5.3％；1928年，32.4％；1929年，50％。同时计算出1922年至1929年这一时段长篇小说批评文献在1922年至1949年的文献总量中所占的比例为7.3％。此时期共有42部作品得到批评者的关注，统计出该时期文学作品篇名批评频次的文献数量（其中，1928、1929年排名前二），计算出前30％即13部作品的批评频次（其中包含少量批评文献中对多部作品的评论）（表1）。

表1 1922—1929年批评的作品的频次统计（排序约占前30％）

(一)批评的整体样态

这一时期的批评总量呈起始缓慢匀速后期迅猛突进的增长态势，虽然批评文献数量较少，但作为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开端，为其后的批评深化打下了基础。同时，1928年、1929年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分别占32.4%与50%。这一时期最受批评者关注的作品是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这在表1中看得尤为清楚。整体考察，1922年至1929年间批评文献的总量在四个时段中占比最小，只占1922—1949年间全部批评总量的7.3％。这是由于此时的长篇小说创作还处于试作阶段，长篇小说批评也处于起步阶段，但即使批评文献的总量不大，也是长篇小说批评史中的重要开端，为繁盛期的批评奠定了基础。

(二)量化统计的结果

对此时段的作品进行统计，取其中的前30％，即前13部，得到表1。考察表1可知，茅盾的小说《幻灭》《动摇》《追求》备受关注，彰显出茅盾小说的热度效应；《苔莉》《棘心》《结局》等，批评的频次都较高，均为2次以上，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创作水准。

那么，有哪些批评家参与了这一时段的批评呢？若按发文量并只考虑发文量大于1的批评者进行统计，得知，排在前三的批评家为钱杏邨、汪倜然、茅盾，其中，钱杏邨的文献数量最多，占28%；汪倜然第二，占20％；茅盾第三，占12％。其他如成仿吾、朱自清、鲁迅、毛一波、古月，等，也较多，均占8％。他们对发轫期批评话语的建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批评话语的特点

考察发轫期的批评话语的特征，需考察文献的词频分布，即利用计算机自然语言处理中的“结巴”分词技术，对长篇小说批评文献中为a（形容词）,n（名词）,v（动词）等复合词性的词语（仅保留频次大于20）进行逆文档词频统计，除去无文学意义的词语并绘制词云，得到1922年至1929年每个年份的词云，如图1所示（其中1924年、1925年没有批评文献）。通过对1922年至1929年每年所有文献的词云进行分析，在批评者使用较多的论题词中，我们发现：

第一，批评注重文学本体。由图1可以看出，发轫期的小说批评注重文本本身，呈现出不受任何话语权利支配的更为纯粹的批评场域。这是批评的内在要求，也是20年代的时代语境与文学观念之下批评者的自然选择。纵观这一时期在文学本体批评方面的词云，1922年呈现出“描写”“人物”“结构”；1923年则呈现出“人物”“叙述”“倒叙”“结构”；1926年有“讽刺”“题材”“描写”“人物”“风格”“语句”；1927年则有“描写”“艺术”“体裁”“文字”“模仿”“叙述”；1928年显示“思想”“内容”“文学史”；1929年则显示“文字”“心理”“题材”“人物”“描写”“风格”“叙述”“烘托”等。这些论题词都与文学本体批评有关，注重长篇小说的题材、结构、艺术、语言、人物形象、写作手法等。这其中又以“人物”为高频词，呈现出小说的人物形象为发轫期的批评聚焦点。如（汪）倜然认为《爱的刑场》的两个主要人物个性相反，使得“故事错综有趣”（1）；毛一波认为《灭亡》里的杜大心与阿志巴绥夫描写的人物相似（2）。

图1 1922—1929年批评文献的词云

图2 汪倜然的批评文献的词云（1922—1929年）

如果以同样的步骤对发文量排名第二的汪倜然批评文献的词云进行分析（排名第一的钱杏邨与排名第三的茅盾下文另述），如图2所示。由之可知，“人物”一词以显眼的位置呈现在词云正中心，而《曼娜》中的主人公“曼娜”与“罗特”也出现在词云中，表明汪倜然的批评重心显然在人物身上。又如他在评论《青春》时指出，“张资平所用为中心人物的女性都是一种最易博取同情的女性”（3），并认为这样的小说易得到读者的喜爱，但有损于作品的艺术性。作为发轫期中发文量排名前三的批评家之一，汪倜然的批评实践凸显作品的人物评析是此时段批评的重点之一。除此之外，“叙述”是1923、1927、1929年的高频词，凸显了作品的叙述方式成为批评者关注的重要视角。如朱自清对比剖析了《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的叙述方式（4）；汪倜然认为《青春》未以一个人物作一个根本的叙述点，以致结构混乱（5）；古月指出《棘心》随笔性的叙述与小说并不合宜（6），等。此外，1929年的高频词有“文字”“题材”“烘托”，表明这一年的批评焦点仍在作品本身与创作手法上。像毛一波点明《南风的梦》“在材料的安排上以及文字的描写，均不能说是一部小说的”（7）；侍桁指出张资平“操纵文字的能力……是不成熟的。他的最大底缺点便是不简洁”（8）；茅盾指出《倪焕之》第二十三章使用“倪焕之个人的感念来烘托出当时的情形”，在艺术上是一个缺点（9），等。总之，批评者不仅关注小说的创作手法，也聚焦小说的语言风格，并对小说的人物形象进行细致地分析，呈现出发轫期的长篇小说批评注重文学的本体批评，也表明，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学论争刚刚开始，不同观念、不同思想的批评家对于批评视野的构建，更多地聚焦在文本内在审美性的语汇上，对于文本的外在因素尚未认真考虑，更未以之为尺度。

1929年，《语丝》第5卷第6期刊载侍桁的《评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一文。

第二，理性而自觉的批评意识。在这几年的词云之中，“批评”一词几乎每年都出现，表明他们在评论中以文学批评的姿态保持批评的客观，注重批评对于文学创作的指导作用，在对具体小说作品进行评论时，提出自己对于构建现代批评文体的意见，强调现代批评家的职能，有时也借此传递自己的文学观念。如赵汉涅对默之的《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进行反驳时认为，“默之君批评所致意的是张氏作品中所用的题材。我不敢说‘批评文艺，不应当只注重作品中某一方面。’然而据片面而批评的结论，不宜影响及作品的全部，却似乎不错”（10），批评者指出批评除关注作品的题材外，还应探讨作品的其他方面。他认为张资平的小说虽然题材相同，但故事中心、情节及具体人物关系等不绝对雷同，且作家在题材上的选择与社会环境相关，进而指出默之的批评有观念先行的毛病。虽然赵汉涅本着鼓励作家创作的原则，对默之的反驳失之偏颇，但他对于现代小说批评观的探讨，丰富了现代小说批评的实践，也表明作者具有更为理性的批评观。茅盾在反驳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说：“不幸这样地幼稚不通的批评居然会见世面！像这样的武断不通的‘批评’会引幼稚的中国文坛到一条什么四不像的路，我们很可以拿一九二八年春初的所谓‘革命文学’作品来借镜。”（11）茅盾指出克兴在没有阅读作品的情况下就对自己的作品进行攻击，恶意曲解作品的含义，显然过于机械性，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批评观的纠正，而克兴这样没有立足于作品，将批评视为无产阶级文学观之传声筒的做法，偏离了批评的正确方向。同时，茅盾认为批评家的任务，在于挖掘出描写小资产阶级的作品背后潜藏的含义与其反讽的价值，而不是一味打压甚至谩骂。虽然茅盾的观点是为了重申小资产阶级文学观，但他清醒地意识到批评家在把握批评尺度时应有包容、客观的态度，注重批评的深度，对于发轫期理性批评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又如钱杏邨在《蒋光慈与革命文学》中指出：“批评家有一种极大的错误，就是没有看清……技巧与题材的关系”（12），以此论证蒋光慈在创作上的进步，借机传递自己的批评观，也是作者自觉的批评意识的体现。相较于片段式、点评式的评论，发轫期的批评者已自觉地运用“批评”这一定义来把握评论的尺度，虽然有的批评者强调自己的文章还达不到“批评”的程度，有的批评者对其他文章进行评论，阐发自己的批评观，但这是发轫期批评话语的重大进步。诚然，在长篇小说批评的发轫期，仍有大量的批评文章存在幼稚、主观的问题，但批评家在文章中提及批评的任务，对文本的各方面提出自己的批评意见，表明自觉的批评意识在批评家的争论、探讨中萌芽、生成。

三、批评话语的新质特征

考察这一时期的词云（图1）中所凸显的特质，我们发现如下新质：

第一，构建了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标准的科学的批评尺度。在西方思潮影响下展开的长篇小说的批评实践过程中，批评家把握了完整的、历史的眼光，将发轫期的批评逻辑框定在科学的尺度之内。纵观这一时段的词云，现代西方文学批评术语数量众多，如：“批评”“社会”“人物”“结构”“作者”“叙述”“讽刺”“风格”“艺术”“体裁”“模仿”“心理”等，成为这一时段的批评中心词。这些西方批评术语带来的不仅是批评话语的改变，也是批评家全新思维与科学精神的具体展现。考察图1，“艺术”是1927年与1928年的高频词。如顾仲彝曾在《评四本长篇小说》一文中批判洪灵菲的艺术手腕之恶劣（13）。余生在《评陈铨〈天问〉》一文中，论述了《天问》在组织艺术上的优点：“《天问》之组织艺术，纯由精研广读西洋小说得来，而所写者则确系中国之人情风俗事物景象，故毫不嫌其过新”（14），其观点既追溯了《天问》的创作手法取法于西洋小说，又准确地抓住了《天问》在风俗景物描写方面的优越性，呈现出批评家的科学眼光。万里指出《你去吧》“对于艺术技巧方面的疏忽……是二十八天里写成的失败”（15），凸显了批评者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同时，“风格”是1926年与1929年的主题词。默之曾在《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一文中指出张资平小说在风格上的单调雷同（16）；倜然认为《小小十年》“风格虽然平直，却也并不怎样高妙”（17）；古月读了《棘心》后认为小说辞藻华丽，“到处可看见‘六朝骈丽’之风格”（18），可谓别致。另外，“心理”是1927年、1929年的高频词。1920年代传入中国的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精神分析理论，使大部分批评家尝试探讨现代长篇小说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得失与贡献。如祝秀侠就指出：“作者的主要意旨，就是想在这本书里面刻画出一个这样一种女性的变态心理和变态生活出来，而尤其侧重解剖在这个革命时期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心理的变化……描写的手腕，要算刻画出女性心理的变化为最高强。作者驱使着流利通畅的笔杖，赤裸裸将整个女性的心理纤细地活现出来，这是本书最大的成功。”（19）祝秀侠的批评把握住人物心理的社会动因以及作家在心理描写方面的努力，同时他也注意到《结局》心理描写的两方面缺点：“为了要抒写心理的变化，不能兼顾到事物四周的描写，几乎成为个人的独白”，“还有，梦境的描写也稍微觉到重复一点”，虽然“梦境的叙述固然是表现心理方法的一种，但重复地再三再四，也是技巧上的失败”（20）。祝秀侠对于小说中梦境描写的关注能见到精神分析批评的雏形。毛一波在《几部小说的介绍和批评》中指出《天问》的“心理描写很差”（21）；汪倜然也认为《曼娜》的恋爱心理的描写并不深刻（22）。总之，发轫期的批评家在汲取西方批评思维时学会了理性归纳、多面分析，不仅在评论的过程中大量引用小说原文以论证自身观点，初步建构了完整的批评逻辑，而且批评者也把握了全面的、历史的眼光，他们在文中不断指出不同作品在创作技巧方面的缺陷，直面长篇小说在创作方面的各类问题，将批评逻辑框定在科学的尺度之内，为西方批评话语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928年，《新月》第1卷第10号刊载顾仲彝的《评四本长篇小说》一文。

第二，立场重于艺术的左翼批评范式现出端倪并形成初步的政治批评场域。这一点我们通过考察作者发文量统计中占据第一的钱杏邨及其他左翼批评家的批评文献可以得知。鉴于下文使用到钱杏邨与茅盾的批评文献主题词，也因篇幅所限，因此表2以他们两人的文献主题词为主，对完整的词表进行了节选。根据主题的概率分布从大到小排序，钱杏邨文献内容的前10个主题分布为：26、16、30、46、22、5、38、25、19、47，由之考察钱杏邨的批评话语的特征，并对表1中批评频次较高的作品的文献（重点是与政治话语相关的批评文献）进行考察，又与表2中与政治话语相关的主题词进行相关对照，可以看出，钱杏邨急于确认革命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批评史中建构了左翼的立场重于艺术的批评话语范式。

表2 文献主题词的词表（1922—1929年）（节选）

按钱杏邨文献的主题分布查找表2的主题词词表，其中含有“革命”“时代”“资产阶级”“政治”“口号”“工农”“机会主义”“批判”“有产者”“压迫”“阶级”等与政治意识形态有关的词语；且在1928年的词云（图1）中，同样出现“革命”“阶级”“压迫”“被压迫”“政治”这一类政治批评话语，这与1928年初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有关，也是革命文学论争在长篇小说批评中的反映，即使论争只持续了近两年，但创造社、太阳社的批评家对政治话语的植入已迅速投射在小说批评中。自大革命失败之后，太阳社、后期创造社的成员对于革命文学的倡导，就已开始将文学引导向无产阶级文艺的方向，因此处于过渡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话语，已从五四的批评话语中发展出一套适应时代发展的政治话语。为了完成革命文学的建设，钱杏邨与一些创造社的成员对于长篇小说的批评，开始呈现出立场先行的倾向。例如，在批评《英兰的一生》时，钱杏邨认为“第七章是全书最好而又最有意义的一段，写英兰的丝厂女工生活……我们觉得有这一章，其他七章都可以不写了，假使仅只写这一章，比写全书更觉得有意义”（23）。在以阶级立场为先的逻辑起点下，钱杏邨对小说第七章的肯定，仅由于第七章描写了英兰等工人做工的生活，且由于作家没有表现时代而否定作品的意义。另外，在评价《倪焕之》时，钱杏邨认为“一牵涉到政治方面，他就不免立刻的显示出他的隔膜以及他的局促来了”，倪焕之参加政治运动之后“思想与行动的转变”并没有被深入地描绘出来。在评价《灭亡》时，钱杏邨则认为杜大心“参加革命的动机是不正确的”，并以“不正确的意识形态”否定《灭亡》的价值（24）。构建以上的批评范式源于钱杏邨急于确认革命文学在文学史中的特殊地位，一切以阶级立场为先的批评逻辑最终将他导向了五四新文学的另一面，也将他引导至以观点带动历史、以作品论证革命观点的批评范式之中，虽然客观真实的批评方式与革命的激情批评模式，交织在钱杏邨的文章之中，但执着于推动革命进展的钱杏邨，还是很容易偏离文学批评的理性客观轨道。

批评家们以阶级话语为中心展开的批评实践，使得批评中的政治场域初步形成。考察表1，在批评频次较高的《倪焕之》的批评中就显示了这一点。如，华曾指出《倪焕之》对于政治以及斗争群众所使用的“侧笔”不妥，认为叶圣陶未完全脱离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在文中写道：“这部创作假如说是新兴文坛划时代的作品，那未免有点夸耀，这正是小布尔乔亚文战营垒中的一幕悲剧，在无可支持的挣扎中，敌人的战略是无意识的被肯定了。”（25）华使用大量的政治词汇对《倪焕之》进行批判，注重考察作家是否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塑造倪焕之的人物形象，与钱杏邨的政治眼光颇为一致。同时，考察表2，在主题1中，有“革命文学”一词；在主题43中出现“革命”“斗争”“革命者”这些主题词；而在主题44中，则有“阶级”一词，凸显了批评中的政治话语初步生成。如潘梓年对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学相关的问题进行反驳，大量使用“革命”“阶级”这些政治意味鲜明的论题词，以证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顺应历史的合理性（26），他的文章更像一篇政论文，检视作家的意识形态是否正确。剑波对《红日》的主人公的思想进行了批判，认为他们是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同样大量使用“革命”“阶级”这类主题词，借《红日》的批评来论证革命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27）。克兴在评论《动摇》时也认为：“它的动摇纯然是动摇，资产阶级底意识完全支配了全作品，对于无产阶级底效果依然是反对的。”（28）显然他的批评则更是脱离文本的政治批判。发轫期的部分批评家对于阶级话语的强调，使得批评中的政治场域初步建立。这一范式及其倾向，对后来的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更在十七年时期、“文革”时期达到空前的强化。

1928年，《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刊载克兴的《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一文。

第三，社会历史批评初现雏形。我们把重心放在发文数量排在第三位的茅盾上。根据主题的概率分布从大到小排序，茅盾文献内容的前10个主题分布为：38、8、46、25、22、5、42、1、3、7；结合表2中与社会历史批评相关的主题词，可以看到，茅盾注重阐释小说的社会历史内容，强调文学的时代性、文艺的社会性，表明这一时期的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已初具雏形。按茅盾文献的主题分布查找表2的主题词词表，排在前7位的主题词中，含有“生活”“人生”“历史”“运动”“时代性”“社会”“环境”等词语；后几位的主题词中，也出现 “写实主义”“事实”“潮流”“文学运动”“现实”等词语，此时茅盾的批评文章已开始强调文学的社会作用，着重阐释长篇小说的社会历史内容。茅盾深受泰纳“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理论的影响，在文章中不断实践着社会历史批评的思维方法。在《读〈倪焕之〉》一文中，他认为《倪焕之》是值得赞美的，因为它“有意地要表示一个人——一个富有革命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样地受十年来时代的壮潮所激荡”，他在批评的同时强调小说的时代性、文艺的社会化，并在时代性的意义方面确认了《倪焕之》的艺术价值。对于作品的时代性之定义，茅盾认为：“一是时代给与人们以怎样的影响，二是人们的集团的活力又怎样地将时代推进了新方向……即是怎样地由于人们的集团的活动而及早实现了历史的必然”，在此基础上，他指出倪焕之的活动表现了时代之于人们的影响，但倪焕之并未成为推进时代前进的一分子，对于《倪焕之》的时代性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文中，茅盾还认为《苔莉》“纵使写得好，却可惜的是并没带上时代的烙印”（29）。而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茅盾自白“《幻灭》等三篇只是……忠实的时代描写”（30），他始终反复强调创作与时代环境的关系，希望作家能表现出当下时代典型的社会心理。总之，茅盾的批评话语在发轫期的批评中具有引导性的作用，钱杏邨、克兴、潘梓年等人与茅盾的论争，以及沈泽民、虚白等人对茅盾给予的理解，使茅盾的文艺主张在批评界得以传播，扩大了茅盾批评文章的影响力。面对革命形势的变化，茅盾在偏向功利性的阶级批评话语时，注重考察小说与时代生活的联系，以真实的历史、现实的需要为逻辑基点，呼吁作家加强与时代的联系，创作出对现实人生有指导意义、具有实际价值的作品。茅盾对于新时代文学的期望，从历史的发展规律出发，并不服务于政治的需要，因此他的批评话语将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逐渐导向良性的发展方向，并在批评实践中描绘出了社会历史批评的雏形。

发轫期的批评家具有社会历史批评的话语欲望，故而重在言说作品的社会、时代意义。考察表2，在主题11与主题14中，“社会”一词重复出现且排在第一位，凸显了作品的社会意义是批评家们关注的重点。如张子倬在评论《黄昏》时贯通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肯定了《黄昏》的社会时代意义：“读了这篇以后……就知道恶社会所造的罪孽而改造环境之不容缓了。”（31）他在分析赵慕琏的人物形象时，也提到了青年所受的社会环境的恶劣影响。补碎在《王统照君的〈黄昏〉》一文中也认为，“我们处在现社会，倒不像这《黄昏》吗？那古堡里无异一个罪恶丛集的社会缩影了”（32）。他同样注重《黄昏》对于当下社会黑暗的揭露意义。养和在评论《苔莉》时也不断提及“社会”一词，肯定了《苔莉》在暴露社会矛盾方面的价值（33）。发轫期的批评者通过作品评论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因此作品的社会意义得到重点言说，并在一定程度上建构了社会历史批评的雏形。

四、《蚀》批评的两种视野与三种倾向

那么，这一时期哪部作品最受批评家关注呢？通过对发轫期的批评文献进行统计，茅盾《蚀》的批评文献数量最多，总共有29篇，也因之生成表3并具有了个案分析的标本意义。（34）考察表3，《蚀》的批评呈现出两种视野：其一，题材的广阔性与深刻的时代内涵为大部分批评者所聚焦，文本表征时代性的价值得以定向；其二，“女性”视野的提出为批评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三种倾向为：其一，批评无法脱离政治话语的樊篱；其二，批评具有非功利性批评的话语空间；其三，批评中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反映出左翼文学批评以阶级观念为先的偏激倾向。

1930年5月，茅盾的《蚀》[《幻灭》《动摇》《追求》]由上海开明书店初版。

视野一，文本的时代性。根据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LDA主题模型，《蚀》批评文献的主题中根据词语的概率分布从大到小排序，共有17个主题（如表3所示）。

表3 1922—1929年批评文献top1《蚀》的主题词

由此可知，《蚀》题材的广阔性与深刻的时代内涵为大部分批评者所聚焦，文本的时代性价值得以定向。在主题2的词语分布中，“时代”一词排在第二位；在主题8的词语分布中，“社会”也排在第二位；且在主题6中“社会”一词又出现在第五位，表明批评家尤为关注《蚀》鲜明的时代性特征与其包纳的广阔的社会内容。《蚀》仅在初版之后就能引得无数批评者争相讨论，成为当时的批评热点，这与《蚀》表现的时代情绪、反映的历史真实以及个人的复杂状态、社会的种种矛盾紧密相关。批评家敏锐地捕捉到《蚀》的时代性与其在表现社会内容的广阔性，充分肯定了小说的价值。如复三在《茅盾的三部曲》一文中对于《蚀》的时代性不断进行强调：“作者必也是个曾参与实际工作的一员战士，所以才能这般忠实地握住时代，表现时代，而且深入时代的核心”（35），且复三在这一层面上确立了《蚀》的文学史地位，认为《蚀》不仅表现时代，甚至还能影响时代，因其对青年的生活趋向、精神动态作出了预测。“时代”是这篇文章的关键词。林樾在《〈动摇〉和〈追求〉》一文中也指出：“茅盾的《动摇》和《追求》是有时代性的作品。”（36）张眠月则直接以“时代”作为文章的标题，在《〈幻灭〉的时代描写》中讨论了《幻灭》是如何通过静女士的经历将时代情形烘托出来，通过静女士的感受传达茅盾对于现实的怨愤。（37）“时代”作为批评家介入《蚀》的批评的落脚点之一，与1920年代对于文化转型的要求相契合，也是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这一转折点的时代情绪的折射。批评家渴望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见到契合时代创作精神的小说作品，《蚀》在创作技巧上的相对成熟以及它对于时代的忠实描写，正好契合批评家的期待视野。从大革命高潮到失败这一整个的过程需要作家忠实记录，而处于这一时期的激变与各种社会矛盾也需要作家客观反映。茅盾是革命的亲历者，能准确地把握这一时代的社会内容，《蚀》题材的广阔度与深刻的时代内涵自然为大部分批评者所聚焦，批评家给予的肯定恰也反映出批评界对于小说记录历史、反映时代的要求。而《蚀》所表现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悲观、幻灭，以及遭遇失败之后仍想继续追求理想的执着，这样复杂的矛盾情绪也及时地传达了当时青年所经历的多样的革命情绪，不论是社会内容的反映，还是时代情绪的传达，都是这一转变时期在文学创作中的实时投射，而批评界也对其进行了肯定，使得《蚀》表征时代性的价值得以定向。另外，“社会”作为《蚀》的批评中的高频词，凸显了批评者对《蚀》所反映的社会内容的重视，强调了《蚀》在记录社会历史、揭示社会心理方面的重要性。如钱杏邨认为《动摇》所描写的“一九二七的社会和政治的情状，也有了很鲜明的轮廓”（38）；复三认为“十六年时代整个社会的面目也已深深地描绘在纸上”（39）；周宗棠指出《动摇》描写“想象中逼真的社会”（40），等。《蚀》的时代性与其包含的社会历史内容，在《蚀》的批评中尤为突出，批评者对于《蚀》的时代价值的认可，也奠定了茅盾作为小说家的文学地位。

1928年，《太阳月刊》停刊号刊载钱杏邨的《〈动摇〉》一文。

视野二，“时代女性”视野的共鸣与定向。“时代女性”这一视阈已呈现在《蚀》的早期批评话语之中，对后来的学者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多阐发打下了基础。在主题13的词语分布中，“女子”一词排在第三位；在主题9中，“女子”出现在第十一位；而在主题16的词语分布中，“女性”一词排在第九位；在主题14中，“女性”也重复出现在第十四位，呈现出批评者们对于《蚀》中女性人物的关注。在这一时期“时代女性”这一视野也首次出现在批评文章中，为后来《蚀》的“时代女性”形象的定向奠定了基础，也为现今以女性主义理论、性别视阈切入《蚀》的研究开拓了思路。“女性”是《蚀》的批评绕不开的话题，对于《蚀》中重要女性人物的剖析更是批评的重点之一。如钱杏邨在《〈动摇〉》一文中指出：“方太太是过渡时代的女性象征……孙舞阳不是革命的。孙舞阳没有革命哲学。从事革命而真能认识革命的女性实在很少。”（41）他在《〈追求〉——一封信》中对王诗陶进行剖释：“在这样的时期，女性除掉卖性就没有更好的生活的出路，委实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若是借此以表现女性的革命精神，那就和曹志方的行动一样的可笑了。从王诗陶的思想与行动看去，她不是一个真正的革命者。”（42）不论是王诗陶这样不断成长的女革命者，还是孙舞阳这样接受进步思想的新女性，钱杏邨都否认她们的革命性。在剖析孙舞阳时，钱杏邨的批评已有立场代替方法的迹象，他以恋爱否定孙舞阳的革命性，认为革命者应纯粹地投身于革命，但忽略了孙舞阳身上敢于突破传统的反抗精神，她在阶级斗争中坚定的革命立场，以及她对于革命的无限热情。在解读王诗陶时，因全文带有批判茅盾小资产阶级文艺观的负气情绪，以王诗陶卖性的行为否定她的革命性，也遮蔽了王诗陶的革命理想。不可否认，钱杏邨对于“时代女性”的分析，还停留在早期左翼文学批评阶级观念先行的立场，以机械的革命观点要求作家塑造纯粹的革命人物，但他至少抛出了“女性”这一视角，且思考了革命女性的出路至少不在卖性这一条道路上，也批评了女性人物走向性的堕落，为后来者围绕“时代女性”进一步思考女性何为开启了思路。周宗棠则在《评〈动摇〉》一文中，将孙舞阳定义为“一位时代女性的解放者”（43）。这是批评者首次以“时代女性”为视野对孙舞阳进行阐释，他对比了陆梅丽和孙舞阳两类女性人物，肯定了孙舞阳的解放精神，虽未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更多有新意的观点，但“女性”视阈的抛出可谓难得。

倾向一，批评无法脱离政治话语的樊篱。考察表3，在主题2、主题4、主题15与主题16中，“革命”一词不仅排在一列主题词的前6位，而且反复出现，足以证明“革命”是《蚀》的批评文献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词。另外，在主题2中，“政治”一词排在第四位；在主题4中，“资产阶级”排在第一位；“阶级”则排在第四位。这一些批评词汇都属于政治范畴，这与批评发轫期阶级立场为先的批评势头是一脉相承的。太阳社、后期创造社成员在批评界逐渐开始争夺话语权，通过小说批评发表自己的政治观点，批评界已有阶级话语的强势介入，构成《蚀》的批评话语中重要的一环，可以看到主题4的词语分布几乎都属于政治词汇，甚至出现了“反革命”这样偏离文学批评话语的政治词汇。批评家在《蚀》的批评中对于小说的革命性、人物的革命性都有争论，《蚀》的批评几乎被统摄在政治场域之中。在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以后，钱杏邨对于《蚀》的评价从客观、中肯迅速转变为否定，他对茅盾的小资产阶级创作观进行抨击，也否定了《蚀》的价值。他先是断言《追求》不是革命的创作，继而认为“全书中所表现的章秋柳这个女子，是具有世纪末的痼疾的象征，是可怨悯的，是病态的”，茅盾“他不能把握得革命的内在的精神，虽然作品上抹着极浓厚的时代色彩，虽然尽了‘表现’的能事，可是，这种作品我们是不需要的，是不革命的，无论他的自信为何如”（44）。钱杏邨对《追求》的否定“带有明显的意气成分，这也暴露出早期左翼文学批评以立场代替方法的一个极端迹象”（45）。更有甚者，如克兴竟认为《幻灭》“对于革命潮流是有反对的作用的”（46）。当然，也有其他批评家对此并不认同，如复三在《茅盾的三部曲》一文中，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的角度上确认《蚀》的价值，且认为孙舞阳是追求革命的青年（47）。复三的立场并未与左翼批评尖锐对立，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批评者对于“政治”的立场并非铁板一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批评家为了确立革命文学的地位，多看到《蚀》的消及面，尤其在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以后，他们更急于批判茅盾的小资产阶级文学观，因而对《蚀》从根本上进行了否定；而积极确认《蚀》的文学史地位的批评家与茅盾并不对立，虽然对《蚀》的认可并不源于他们的立场，但这样的批评现象印证了批评与政治的缠绕与复杂性，他们的反驳也无法脱离政治话语的樊篱，显露出左翼文学批评中立场先行、观念为先的端绪。

1928年，《文学周报》第7卷第348期刊载复三的《茅盾的三部曲》一文。

倾向二，批评呈现出非功利性批评的话语空间。“非功利性”批评话语的崛起，是文学对于批评的本质召唤。在主题5的词语分布中，“心理”占第三位；而主题13、主题15以及主题16都出现了“人物”一词；另外，“思想”一词也同时出现在主题6与主题14之中；在主题5中出现“技巧”一词；在主题13与主题14中都出现了“结构”一词，这些主题词都与长篇小说的创作技巧有关，与这一时期注重文学本身的批评趋势相契合。“心理”这一主题词呈现出《蚀》的心理描写得到批评家的普遍关注，如朱自清认为茅盾“用了极详尽的心理描写来暗示一个人的历史”（48）；钱杏邨在《〈幻灭〉》一文中指出：“全书把整个的小资产阶级的病态心理写得淋漓尽致，而且叙述得很细致。”（49）即使是在严厉批判茅盾的《〈追求〉——一封信》一文中，钱杏邨也理性探讨了《追求》的艺术成就：“心理分析的工夫是比《动摇》下得更深。他很精细的如医生诊断脉案解剖尸体般的解析青年的心理。尤其是两性的恋爱心理，作者表现的极其深刻……在作者过去的三部著作之中，我感到的，作者是一个长于恋爱心理表现的作家。”（50）批评家敏锐地聚焦于《蚀》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强调心理描写的重要性。“思想”这一主题词呈现出批评者对于《蚀》所反映的时代思想的关注，如钱杏邨认为《追求》“悲哀与动摇”的思想是病态的、错误的（51）；复三阐明《动摇》将青年的思想分为三种，并认为三部曲的思想是一致的，幻灭的悲哀贯穿始终（52）；周宗棠对《动摇》的思想特征进行归纳，以“深刻又浅鲜，繁复又清顺，幻构但又似事实，起伏又平庸”（53）的特征论证《动摇》是难得的作品。不过，在“思想”这一方面，批评家的态度呈现出两极差异，左翼批评家批判了《蚀》思想的落后，但也有批评者认可《蚀》的思想意义及其价值。可见，即便是《蚀》的思想讨论也并未被单一的政治场域所统摄。另外，“结构”这一主题词凸显了《蚀》的内部组织结构成为批评的热点，如朱自清认为《幻灭》的结构松散且不统一（54）；钱杏邨则对《幻灭》的结构进行详细分析，指出多个章节在结构组织方面的不足，且他认为《幻灭》的结构受到俄罗斯文学的影响（55）；周宗棠详细阐述了《动摇》的结构的精妙之处（56）。他们虽褒贬不一，但都从《蚀》的内部结构入手，关注茅盾的艺术表现手法。客观地说，在整个长篇小说批评发展的初期，《蚀》的批评就与政治话语产生纠葛与缠绕，但批评家对于《蚀》创作技巧的关注，对于其所反映的时代思想的讨论，各自呈现出相应的空间与张力，也就是说，“非功利性”批评话语也在崛起，对于《蚀》的情节、人物、思想乃至创作技巧的关注，与任何权利话语之争夺无关，批评在此意义上能够抵达长篇小说的内核，接近作者的创作思想，是与这一时期批评注重文学本体的原则一脉相承的。

1928年，《泰东月刊》第2卷第4期刊载钱杏邨的《〈追求〉—— 一封信》一文。

倾向三，批评中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反映出左翼文学批评以立场为原则的批评倾向。“新写实主义”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批评主张。在主题4的词语分布中，“客观”一词排在第五位，且在主题7中重复出现；在主题9的词语分布中，“写实主义”排在第六位，这与左翼文学运动所提倡的新写实主义理论有关，也是左翼文学理论在批评界的投射。特别是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后，表现得尤为鲜明。如克兴认为，“单描写客观的现实是空虚的艺术至上论”，茅君的《幻灭》“只是幻灭只是机械的客观描写”（57）。他在批判《幻灭》时的理论主张，与左翼的“新写实主义”具有相同的逻辑，强调对客观现实材料进行筛选，在无产阶级文艺观的统摄下，正面地呈现革命的出路。钱杏邨在茅盾发表《从牯岭到东京》之前，就认为《动摇》表现的方法必须改正，“作者采用的完全是旧写实主义的方法”，“旧的写实主义的方法于我们是不适宜的了。表现这个时代，新写实主义的方法，我们觉得是有采用的必要”（58）。而在《从牯岭到东京》发表之后，钱杏邨从根本上否定《追求》的价值，“在以前，我们希望作者抛去写实主义的技巧，从这一部去看，我们是要更进一步的希望他根本抛弃‘写实主义的立场’了”（59）。钱杏邨对于茅盾后续创作的期待视野，在《〈动摇〉》一文中也表达得很明确：“动摇以后怎么办呢？我们希望作者在第三部创作集里把他们重行稳定起来。或者把这样的不彻底的改良主义人物，送到坟墓里去，他们本已是陈死人了！”（60）他希望茅盾能为革命人物暗示一条出路，能突出描写正面的健全的革命人物，把机会主义者的阴险刻毒描摹出来。钱杏邨在批评《动摇》时就希望茅盾能采用新写实主义的方法，即运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对现实世界有选择地再现，而不是完全客观地表现真实，使小说完全沉浸在知识分子悲观幻灭的消极情绪中，应积极地表现革命的前途。这时钱杏邨的批评还能持有“同志”的态度，对茅盾进行劝诫，到了《〈追求〉——一封信》一文中，则是斥责，认为茅盾应根本抛弃写实主义的立场，《蚀》的基调全是阴暗，在革命的道路上幻灭动摇之后没有振作起来追求，他希望《蚀》中的人物能绝处逢生，以此表现革命的前途是有希望的（61）。对于《蚀》的批评，对于茅盾运用“新写实主义”进行创作的建议，是左翼文学运动在发展过程中的自我修正，但否定和批判可以针对前期标语口号化严重的普罗文学作品，把矛头对准《蚀》这样人物内涵丰富、时代色彩鲜明、心理描写深刻的优秀作品，却是有违创作实际的。因钱杏邨急于倡导无产阶级文学观，批评中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也就暴露出左翼文学批评以立场为原则的批评倾向，遮蔽了《蚀》对于革命文学创作的独特贡献，令人遗憾。

五、余论

通过对1922—1929年间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文献的量化统计，我们发现，从整体上看，在长篇小说批评的发轫期，批评文献的数量呈起始缓慢匀速后期迅猛突进的增长态势，为繁盛期的批评奠定了基础；钱杏邨、汪倜然、茅盾等多位参与批评实践的批评家对批评话语的建构产生重要影响。在批评样态上，发轫期的批评话语具有两种样态：一是批评注重文学本体，建构了较为纯粹的文学场域；二是批评家在批评实践中具备了理性而自觉的批评意识，理性批评观在批评家的争论、探讨中生成。同时，发轫期的批评话语具有三种新质特征：批评家构建了以西方话语体系为标准的科学的批评尺度，且把握了全面的、历史的眼光；立场重于艺术的左翼批评现出端倪并形成初步的政治批评场域，其中尤以钱杏邨的批评为典型，他急于确认革命文学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在批评史中建构了左翼的批评话语；社会历史批评初现雏形，其中尤以茅盾的批评为典型，他在批评中强调文学的时代性、文艺的社会性。作为发轫期最受批评者关注的作品，《蚀》的批评呈现出两种视野：即，题材的广阔性与深刻的时代内涵为大部分批评者所聚焦，文本的时代性价值得以定向；“时代女性”视野的共鸣与定向，为批评新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契机。相应的，《蚀》的批评也具有三种倾向：即，批评无法脱离政治话语的樊篱，批评者对《蚀》的评价与政治立场缠绕在一起；批评呈现出非功利性批评的话语空间，这也是文学对于批评的本质召唤；而批评中关于“新写实主义”的倡导，反映出左翼文学批评以立场为原则的批评倾向，在革命的激情的批判下遮蔽了《蚀》的美学贡献，左翼文学家所倡导的“革命美学难以掩饰其粗糙、偏执、暴戾与排他的反现代性的一面，它所追求的崇高也因强烈的夸张性和排他性而沦为了一种‘伪崇高’”（62）。在长篇小说批评的发轫与奠基期，时代的变幻、革命的进程影响着作家，作家的创作呈现出当时的时代情绪与文学价值观念，批评者也抓住这一特征，紧跟时代的脉搏，对长篇小说的创作进行了及时跟踪与阐释。在1920年代的时代语境与政治生态的影响下，批评的文学场域与政治场域的分化，是批评者在历史发展中的必然选择，文学的尺度是发轫期批评发展的内在要求，政治场域的建构也是适应时代发展的结果。发轫期的批评精神与时代精神同步，与作家表现的时代精神同步，作家、批评者努力与时代共振，共同促进了现代长篇小说的健康发展。

当然，如果我们再将这一时期的长篇小说批评置于1922—1949年现代长篇小说批评的历史中，我们还可以说，1920年代的长篇小说批评奠定了中国现代长篇小说批评主潮的雏形。文学的本体批评是众多批评者坚守的基本准则并贯穿始终。批评者遵从文学批评的内在要求，认同文学的多元化理念，保持长篇小说本体诗学的非功利性阐释空间，守护批评的本质特征，保持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精神操守。这是文学批评最质朴也是最本质的内在要求。萌芽于发轫期的左翼批评，其政治场域得到初次建构后，渐次发展出以论代史、阶级立场为先的趋势，并贯穿长篇小说的批评历史，成为现代批评史中最重要的批评主潮。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下，批评家紧跟时代脉搏，虽有时有一定程度的弱化，但总体而言彰显出时代的召唤与文学的诉求。这是批评精神与时代精神同步的鲜明迹象。西方文学批评范式虽然时显时隐，但依然有着其不可忽视的文学场域。总之，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批评主潮，正是从这里萌芽、成长、发展、壮大的，其流脉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最初的风景。

注释：

（1） 倜然：《〈爱的刑场〉》，《申报》1929年4月12日。

（2） 毛一波：《几部小说的介绍与批评：〈灭亡〉》，《真美善》第4卷第5号，1929年9月16日。

（3）（5） 汪倜然：《〈青春〉》，《申报》1929年4月19日。

（4） 知白（朱自清）：《〈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大公报》1929年2月11日。

（6）（9）（18） 古月：《读了〈棘心〉》，《金屋月刊》第1卷第7期，1929年12月。

（7）（21） 毛一波：《几部小说的介绍和批评：〈南风的梦〉〈天问〉》，《真美善》第4卷第4号，1929年8月16日。

（8） 侍桁：《评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语丝》第5卷第6期，1929年4月15日。

（9）（11）（29）茅盾：《读〈倪焕之〉》，《文学周报》第8卷第20号，1929年5月12日。

（10） 赵汉涅：《读“张资平氏的爱恋小说”》，《幻洲》第1卷第5期，1926年12月1日。

（12） 钱杏邨：《蒋光慈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上海泰东图书局1928年版，第169页。

（13） 顾仲彝：《评四本长篇小说》，《新月》第1卷第10号，1928年12月10日。

（14） 余生：《评陈铨〈天问〉》，《大公报》1928年11月19日。

（15） 万里：《〈你去吧〉》，《申报》1928年12月21日。

（16） 默之：《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一般》创刊号，1926年9月5日。

（17） 倜然：《〈小小十年〉》，《申报》1929年11月19日。

（19）（20） 祝秀侠：《〈结局〉》，《海风周报》第17号，1929年5月。

（22） 汪倜然：《〈曼娜〉》，《申报》1929年8月27日。

（23） 钱杏邨：《〈英兰的一生〉》，《太阳月刊》创刊号，1928年1月1日。

（24） 刚果伦（钱杏邨）：《一九二九年中国文坛的回顾》，《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1929年12月15日。

（25） 华：《〈倪焕之〉》，《现代小说》第3卷第3期，1929年12月15日。

（26） 潘梓年：《到了东京的茅盾》，《认识》第1期，1929年1月。

（27） 剑波：《由〈红日〉说到其他》，《群众月刊》第4期，1929年10月。

（28）（46）（57） 克兴：《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之谬误——评茅盾君底〈从牯岭到东京〉》，《创造月刊》第2卷第5期，1928年12月10日。

（30）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卷第10号，1928年10月10日。

（31） 张子倬：《王统照君的〈黄昏〉》，《小说月报》第14卷第3号，1923年3月10日。

（32） 补碎：《王统照君的〈黄昏〉》，《小说月报》第14卷第9号，1923年9月10日。

（33） 养和：《读了〈苔莉〉以后》，《会报》第38期，1928年7月。

（34） 虽然《蚀》初版于1930年，但《蚀》本身由《幻灭》《动摇》《追求》合并而成，这三部作品都初版于1928年，且一经出版立即引起批评界的震荡，成为发轫期最受关注的前三部作品，且已有批评者将它们视为思想关联的整体进行讨论，因此将《蚀》的批评置于发轫期的时代语境之中进行讨论。

（35）（39）（47）（52） 复三：《茅盾的三部曲》，《文学周报》第7卷第348期，1928年12月23日。

（36） 林樾：《〈动摇〉和〈追求〉》，《文学周报》第8卷第10期，1929年3月3日。

（37） 张眠月：《〈幻灭〉的时代描写》，《文学周报》第8卷第10期，1929年3月3日。

（38）（41）（58）（60） 钱杏邨：《〈动摇〉》，《太阳月刊》停刊号，1928年7月1日。

（40）（43）（53）（56） 周宗棠：《评〈动摇〉》，《荒原》第1卷第2期，1929年1月22日。

（42）（44）（50）（51）（59）（61） 钱杏邨：《〈追求〉——一封信》，《泰东月刊》第2卷第4期，1928年12月1日。

（45） 陈思广：《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编年史（1922—1949）》（上），武汉出版社2021年版，第109页。

（48）（54） 白晖（朱自清）：《近来的几篇小说：（一）茅盾先生的〈幻灭〉》，《清华周刊》第29卷第2号，1928年2月17日。

（49）（55） 钱杏邨：《〈幻灭〉》，《太阳月刊》3月号，1928年3月1日。

（62） 李跃力：《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与崇高美学——由〈蚀〉三部曲所引发的论战谈起》，《文史哲》201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