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韦泱摄

屠岸原名蒋壁厚。作为诗人，他的诗歌创作经历了中国新诗的整个历史；作为翻译家，他花了三年时间翻译的《济慈诗选》历经五百余次修改终成经典，并获得了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翻译奖；作为出版家，他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辑。

2017年12月16日，屠岸先生逝世，享年94岁。

今特发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孙颙先生的文章，以示哀思。

屠岸先生，是我的远亲，论辈分，我要称他姑父。不过，先生一般不提这层关系，他是低调的人，不愿以长辈自居，只把我看成文学和出版方面的后来者。在众人面前，我也很少称他姑父。他是著名翻译家、诗人和掌管过中国最高文学出版机构的出版家，我有自知之明，不敢随意攀附。

因为是远亲，我早知道他的了不起，爱好文学的我，年少时仅远远仰望，无缘得见。1978年秋，进入华东师大中文系学习不久，我凭青春热情，在短短的时间里（主要是在夜深人静之际），写出了一部以我们自身经历为题材的小说《冬》。一叠32开的方格纸，在我认识不多的编辑间转了一圈，虽然受到不少称赞，同时却被判定为“出版无望”，因为作品所批判的一些问题，在那时尚未有结论。我的热情受挫，相当气馁。大约到12月下旬，有文学圈的朋友，传给我一个意外的信息，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社长韦君宜和总编辑屠岸到了上海，并且到处打听，上海有没有年轻人的思想解放之作，想多看看有勇气的新作品。我沉寂的心又活泛起来。我想把已经无望出版的书稿送去，再试试运气。父亲是很持重的知识分子，他给我打预防针，说，屠岸先生是很认真而谨慎的领导，他不会因为一点亲戚关系而有所照顾。他没有反对我投稿，只是劝我别抱很高的期望。

那是一个寒冷的雨夜，我把那叠方格稿纸送去屠岸先生的住地。我以前未见过他，有些紧张，连客套话也说不清楚。他很客气，因为初次见面，又客气到矜持，并未多留我，只是说会让编辑认真读一下。退回雨夜，心中暗想，我不过是众多来麻烦他的年轻人中的一个，命运女神未必会眷顾我，反正我尽力了，听天由命吧。

出乎意料，我确实撞了大运。那次，韦老太和屠先生到上海，是有备而来。刚刚闭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改变了中国这艘航船的方向。他们出来组稿，想寻找符合历史转折的作品。他们从上海带回几部书稿，在其他地方也撒网了。最后，决定选用三部小说，是冯骥才、竹林和我的作品。据说，出版社内部争论激烈，还不得不把三部书稿打印了提纲，请茅盾先生过目。获得茅盾先生首肯后，韦老太和屠先生决定召开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以促使文学春天的早日回归。这些情况，在韦君宜和屠岸两位先生的回忆录中多少提及。我无意中成为新时期文学棋局中的过河卒，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屠岸先生工作、写作均繁忙，因此不喜欢交际。我到北京开会或组稿，偶然会去拜访他。不过，我们谈话的时间简短，往往个把小时就打住，我怕耽误他的事情。记得稀罕的一起吃饭的场景，还是在全国作家大会的餐厅，我看见他独自坐在那里用餐，便喜出望外地端了盘子过去。他对待圈内的朋友，无论年长年轻，一般均持“君子之交淡如水”的方式，这样的处事态度，为我喜欢，后来，我也学此风格行走于文学圈。

1985年，我接丁景唐先生的班，担任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那时，屠岸先生已全面主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工作（韦老太退休了），我很盼望向他请教管理大出版社的经验。不过，传过来的消息，说他身体很不好，多年旧症复发，经常整夜失眠，我忍住求教的渴望，不敢去烦他。过了一年不到，听说他因病提出辞职，组织批准他离开岗位，彻底放松休息，可见他病得不轻。

让我意外并且感动的，是他关心后辈的真情。我们难得见面，但经常收到来自他那里的关切。有时，是北京朋友带来的一句问候；有时，是他亲笔写的信。我发表了小说，或者在《文汇报》发点小文章（他一直读此报），他觉得有些意思的，会寄几行字鼓励。他赞赏我写的知识分子家族的小说《雪庐》。他希望我沿着这条路继续开掘。他甚至告诉我，他的屠姓家族在家乡是诗书传家的望族，只要我感兴趣，他可以告诉我他们家族的故事，作为我写作的资料。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以长辈慈祥温暖的目光凝视着我。这种殷切的期望和培育年轻人的无私，让我永远难以忘怀。可惜，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嘱托。我觉得自己缺乏底气，去接受那个硕大的题材。对他的好意，我含糊地应付过去。他从来不会强人所难，后来也就不再提此话题。

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一项动议，要调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为已经开始做人事方面的调查，也在某些范围内听取过意见，尽管屠岸先生早退出岗位，有所耳闻，是很自然的。他是严守规矩的老人，一句没问过我，既没鼓动我接受，也没让我推辞。后来，经我再三请求，组织同意我继续留在上海工作，这事算被风吹了。某次，我到北京开会，在会场遇到屠岸先生，他才随口问道，为什么不愿到人文社工作啊？面对尊敬的长者，我无法敷衍搪塞，只能实话实说，家里的种种困难（孩子尚小等）尚不是主要原因，根本一点，我书生气十足，在上海工作已十分勉强，更复杂的环境，我应付不来。他听了，轻声叹息，点点头，表示理解了。我想，他本质上就是一介书生，对我的思绪，肯定了然于心。他说，好吧，你就抓点时间，继续写作，千万别丢了基本功。我一直记得他的鼓励，更看到他身体力行的榜样：多少年跋涉辛劳，风雨波澜，首屈一指的翻译莎士比亚诗的专长，对新诗创作孜孜不倦的追求，他始终不懈地在奋斗。

令人高兴的是，进入新世纪，屠岸先生的身体逐渐摆脱旧病困扰，日益焕发出新的生命活力，译作与诗创作收获颇丰，到上海来的机会也多起来。比较近的活动，记得有两次，均是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前面一次，与中国语言，特别是乡土语言的流变研究有关。屠岸应约来做些录音，用他的乡音朗诵诗篇。那天，我在图书馆现场倾听，他朗诵得那么温婉优雅，古典气息浓郁，让我进一步了解了汉语传统的深厚广博。后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他，是在纪念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的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线装精藏本，当然是名家屠岸所译，上海图书馆与上海人民社联合搞活动，我聆听他背诵一生钟爱的莎翁的诗，93岁的高龄，准确、清晰、流畅地朗诵，一如既往地洋溢着对文学的热诚。我对他由衷敬佩，心中好生感动。那次到现场的，还有上海中学校友会的负责人，聊起来，屠岸先生也是上海中学的校友，前辈学长。于是，还有今后相约回母校的念头。谁知，这竟是最后一面。

屠岸先生仙逝的消息传来，惊愕不已。去年他在上海那充满激情的朗诵，尚历历在目，怎么突然离开？向北京他的孩子们打听，才知道从2017年5月开始，病魔就缠住了他。退休后，我多年不去北京，疏于问候，他又是很少说自己的人，对他的病痛，便一点也不知晓。幸好，我曾拜托上海出版博物馆的同事，访问过他，做了部分口述历史实录，保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

先生的诗作译作在，先生的人品修养在。屠岸先生永远和我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