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黄德海，《思南文学选刊》副主编，《上海文化》编辑，中国现代文学馆特聘研究员。著有《诗经消息》《书到今生读已迟》《泥手赠来》《个人底本》《驯养生活》《若将飞而未翔》等。曾获“《南方文坛》2015年度优秀论文奖”、“2015年度青年批评家奖”、第八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七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年度文学评论家”。

一

1936年春夏间，金克木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跑到杭州西湖孤山下的俞楼暂住，全力翻译《通俗天文学》。戴望舒来访，见原本写诗的金克木在译天文学，不禁大为惊异，金克木写道“他约我去灵隐寺，在飞来峰下饮茶。正值春天，上海来的游客太多，我们只好避开拥挤的人群，找到一处冷僻的小馆子饮酒吃饭。他刚从上海来，很快就回去，竟像是专程前来把我从天上的科学拉回人间的文学的”（《一九三六年春，杭州，新诗》）。

或许是因为戴望舒名声太大，人们高估了他的影响力；或许是因为金克木语焉未详，读文章的人把意图当成了已然，反正在很多人印象中，是戴望舒善意而果断地阻止了金克木继续把精力投放在天文学上。真实情况，可能并没有那么传奇。杭州见面之后，大约对劝说的成效并不自信，戴望舒用双方都熟悉的方式，写下了《赠克木》，用金克木的话来说，“其实是‘嘲克木’”。原诗有点长，节引如下——

记着天狼、海王、大熊……这一大堆，

还有它们的成分，它们的方位，

你绞干了脑汁，涨破了头，

弄了一辈子，还是个未知的宇宙。

不痴不聋，不作阿家翁，

为人之大道全在懵懂，

最好不求甚解，单是望望，

看天，看星，看月，看太阳。

也看山，看水，看云，看风，

看春夏秋冬之不同，

还看人世的痴愚，人世的倥偬：

静默地看着，乐在其中。

乐在其中，乐在空与时以外，

我和欢乐都超越过一切境界，

自己成一个宇宙，有它的日月星，

来供你钻究，让你皓首穷经。

诗不难明白，大意是说宇宙太广阔，无论怎样钻研，都是未知的部分大于有知。人不妨看星看月，却更应该随遇而安，行到水穷，坐看云起，体味其中蕴含的乐趣。这当然是希望金克木回到对人世的抚触与咂摸，不要费精力于无穷之地。有意思的是，戴望舒还有更深入的提示，劝说孜孜钻研天文的友人不必骛远，而把自身看作宇宙，不断深入理解。

写这首诗的时候，戴望舒三十一岁，已经历过了很多的人世情形，心思渐渐收敛，更关注怎样守住自己的局限，诗中明显流露出倾向于艺术的意思。小七岁的金克木正年轻气盛，还未必能充分体会戴望舒的用心，因此《答望舒》里有解释，更多的却是各行其志的决绝——

星辰不知宇宙。宇宙不知人。

人却要知道宇宙，费尽了精神。

愈趋愈远，愈结成简单的道理：

不知道宇宙因为不知道自己。

欲知宇宙之大乃愈见其小。

欲知人事之多乃愈见其少。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知与不知，士各有志。

因为人生只有生殖与生存，

理智从来无用，意志又无根，

艺术宗教都是欺人自欺，

大家无非是逢场作戏。

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

求糊涂的聪明人都是如此。

这样的人才有无比的痛苦，

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时担负。

答诗比赠诗更长，单是对学天文的辩护就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的篇幅，这里也是截取了全诗的一部分。“知与不知，士各有志”应该是对戴劝其放弃天文学的答复；“自知其不知乃是真知”则可以看成金自己的道路选择。比起戴望舒的倾向艺术，金克木显然对艺术（和宗教）都不太信任，引用柏拉图“自知其不知”，或许表明他更偏于哲学，并已有“自己的聪明和他人的糊涂要同时担负”这样的洞见——虽然表述上略显不够节制。两诗对比阅读，大体可以看出戴望舒与金克木的性情差别，如果从他们整个生命轨迹来看，诗中似乎也隐隐埋藏着未来各自的命运线索。

应该是他们赠答完成后不久，回南浔奉母的徐迟邀请金克木去他家居住。“我当时翻译《通俗天文学》，还缺一些，便坐在沙发里续译。徐迟给我一块小木板放在沙发上架着。我便伏在板上译书。……我在他家住了大约一个月，译完了《通俗天文学》。”（《少年徐迟》）书译出后，金克木托曹未风卖给商务印书馆，得了一笔钱，于是“回北京后，下决心以译通俗科学书为业”（《译匠天缘》）。可见，戴望舒的劝说和赠诗并没有让金克木结束学习天文的进程，此后的终止肯定另有原因。写这篇文章，其实就是想弄清楚，金克木是如何迷上天文学的？他为何会中断这一过程？天文带给了他些什么？

二

关于为何迷上天文学，金克木有两个说法。其中一个出自《遗憾》：“于是想起了看《相对论ABC》迷上天文学夜观星象的我。那时我二十几岁，已来北京，曾经和一个朋友拿着小望远镜在北海公园看星。”文中提到的《相对论ABC》，当为罗素的著作（The ABC of Relativity），首版于1925年，王刚森将其译为中文，分为上、下两册，世界书局于1929年和1930年印行。据后文可知，金克木对天文学发生兴趣在1933年，其时他刚刚通读完英文原本《威克斐牧师传》，初步领略了英文之妙，不知是否有能力阅读罗素介绍新科学成果的英文原作，或许翻看的是王刚森译本。

这个看书迷上天文学的说法，金克木只在上述文章中提过一次，没有其他证据支持，无法展开讨论。他的另一个说法，提及了相关线索，搜求起来就方便多了。这个另外的说法出自《译匠天缘》：“偶然在天津《益世报》副刊上看到一篇文，谈天文，说观星，署名‘沙玄’。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那位作者后来果然在开明书店出了书，题为《秋之星》，署名赵辜怀。想不到从此我对天文发生了浓厚兴趣，到图书馆借书看。”

查天津《益世报》，署名沙玄的文章数量不少，多数与天文有关。1933年6月22日，该报“语林”版刊出沙玄的“谈天杂录”专栏，发文两篇，其一《只知天文不知地理》标明“代序”，可见是专栏开篇。此后又于6月24日、6月25日陆续刊发他的三篇谈天文的文章，最后一篇文末注“暂告段落”。过了一个多月，该报同版又开始刊载他的“谈天文的杂录续”，8月27日刊之一、之二，8月28日刊之三，8月30日刊之四，9月1日刊之五，“之五”文末署“暂结”。此外，8月15日和16日，沙玄还在该报开过一个“说地”专栏，也是刊文五篇，未标“暂结”而止。

《译匠天缘》里既然说，“我写封信去，请他继续谈下去”，猜测应该是金克木看到“谈天杂录”栏目“暂告段落”或“暂结”之后写的信。文中又言，“编者马彦祥加上题目《从天上掉下来的信》，刊登出来”，则去信应在报上有痕迹。查该报6月26日至8月26日之间的“语林”版，并无署名金克木之文，也没有跟“谈天杂录”相关的内容。如以信的见报为标志，则刊出的信应在“谈天杂录续”暂结之后。果然，9月7日和9月8日的“语林”分两期刊发了《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署名正是金克木。

我很怀疑，这个《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可能就是金克木记忆中的“从天上掉下来的信”。不过，就文章内容看，这应该不是金克木首次给沙玄写信。文章开头说，“预定的给先生的回信还没有写，真是连‘抱歉’的话都无从写起了！”中间又云，“到平后，好些天没有一定住处；接到先生来信时刚在东城找了一间房子，于是可以开始望星了”。1932年冬，金克木离开北平，至山东德县师范教书谋生。“到平后”，应该是指他1933年夏天回到北平之后。既言“回信”，又报自己的行踪，显然金克木在山东时即已与沙玄通信，并在以往的信件中言及自己即将去北平。或许可以由此推测，金克木看到沙玄6月份刊出的谈天文章，便写信去报社，请他继续谈下去。报社收到信后，即转给沙玄，沙玄便开始与金克木通信。

这里的疑问是，既然已有联系，为什么金克木这次的信不是直接发给沙玄，而是寄到了报社呢？“谈天第一信”刊出近两个月，11月2日和3日的“语林”上才发出沙玄的两篇文章，副标题分别是“谈天第二信”和“谈天第三信”，也即回复金克木的“第一信”。原因呢，是从七月半到十月半的报纸，沙玄都没有看到，十月底才因为替人查找旧稿，看到了金克木的“第一信”。“第一信”结尾，金克木虽给出了自己收信的寄转地址，却又说自己“不知能在北平住多久”，同时希望沙玄“给个通讯处，免得我要把无味的信占据语林的篇幅”。在“第三信”末，沙玄言：“我的地址也颇不一定，此后的行踪，怕正和陨星差不多呢！”两个行踪不定的人通信，大概只有报社这样一个相对可靠的中转之处了。当然，报纸的信息传递也只是相对可靠而已。沙玄两封信发出来，金克木作出反应，又是近两个月之后了。1934年1月5日，金克木的复信以《观星谈》为题发出，编者这次没加“谈天第几信”的副标题。此后的天津《益世报》上，再也没有见过两人交流的文字。

后来，金克木还给《益世报》写过两篇天文相关的文章，分别是刊于1935年12月26日的《评〈宇宙壮观〉》和1936年11月26日的《对于“天文学名词”的蒭荛之见》。前文介绍山本一清著、陈遵妫编译的《宇宙壮观》，后者讨论翻译天文学名词的补充和统一。不过，这两篇文章已不是发在“语林”，而是发在“读书周刊”版面。

让人好奇的是，这位吸引金克木迷上天文的沙玄，到底是何方神圣呢？根据《译匠天缘》提供的线索，查到《秋之星》初版于1935年9月，此外再无更多信息。2009年，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重版此书，前冠陈四益之序，方知赵辜怀为赵宋庆笔名，这才慢慢理出头绪。

据跟其有直接交往的萧衡文章《名列“复旦八怪”的奇才赵宋庆》，赵宋庆1903年生于丹徒（今江苏镇江）。六年私塾教育后，就读于南通甲种商校，后至上海的银行任职员。1925年秋，他考入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文艺系，因聪颖而勤奋，深为陈望道、刘大白等师辈赏识。毕业后以教书为主，但或作或辍，少有稳定之时。1932年居北平，遇到任天津《益世报》编辑的复旦同学马彦祥，约为作文，这才有了金克木读到的“谈天”系列。1942年，陈望道接任复旦新闻系主任，建议复旦聘其为中文系副教授，后始终执教于此。1958年起他回乡养病，1965年离世。

谈到赵宋庆的学问，照朱东润在自传中的说法，“这位赵先生的博学是全系所没有的。真是上知天文，下通地理，医卜星相，中外古今，无所不知”。据说，他曾在数学系开过课，一些理科教授对他很赞赏。他的外语水平也很高，有外语系的教师请教问题，他随口即能解答。数学方面，因为没有查到相关文字，无法确知其程度。外语方面，他学生时期即翻译有高尔斯华绥的剧本《鸽与轻梦》，1927年10月上海书店印行，署席涤尘、赵宋庆合译；另译有《屠格涅夫小说集》，1933年1月出版，大江书铺发行，署名赵孤怀。还有个近乎传说的事情，就是他曾七日内以绝句形式译《鲁拜集》，意图考察海亚姆对苏轼的影响，奇思妙想，足供玩味，惜乎未见流传。

在建立与金克木相逢之缘的天文学方面，除了《秋之星》，目前能查到的赵宋庆文章，只有1956年的《辨安息日并非日曜》和1957年的《试论超辰和三建》，均发表于《复旦学报》。后者讨论岁星超辰和岁首确立问题，事涉专业，问津者少。《辨安息日并非日曜》知识专门，又因指出太平天国专家罗尔纲的错误，编辑不敢轻易处置，只好请教于当时的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按萧衡的说法：“答复来得迅速而果断，张氏在回函中高度赞赏了赵文的价值，对赵先生精湛的见解备极推崇，认为全国能就那个议题写出如此高质量文章的不会超过三个人。”不确定张是否跟赵有过交集，能够知道的是，因对天文学的热心，金克木1936年认识了张钰哲。

三

金克木有一样极强的能力，凡有所学，立刻便能放入实行中巩固和检验。在《如是我闻——访金克木教授》中，他自陈学外语的经验，“要用什么，就学什么，用得着就会了，不用就忘了，再要用又拣起来”。虽然他自己说，“学外语不能照我这样，还是得走正道用功”，但其实这种在实行中学习的方式，非常富有成效。迷上天文学以后，金克木一边开始阅读天文学（尤其是星座）方面的书，一边也就开始观星。

《天上人间——谈天第一信》里，金克木写到了他开始观星的种种困难：“我仗了先生画的那张图，就认识了将近十座。但图上西边星座早已归隐，东边星座尚缺甚多，眼见就不敷用了，只好再到北大图书馆去找，结果呢，据说天文书都装了箱子，剩的几本已经是破铜烂铁的好伴侣了。……然而我还是有了认星的机会，终于从一位朋友处弄来了一本顾元编的天文学，又到西城市立图书馆去查了两次沈编星宿图，断断续续看了些夜，也马马虎虎认识一些星座了。”顾元编的，应是作为高中教科书的《天文学》，初版于1930年3月。沈编星宿图未知何指，但从行文来看，应该跟顾元的书类似，是入门指导性质或便于初学查找对照的基础读物。

度过了初期的困难，金克木很快便从观星获得了振拔的力量：“那是在一个深夜，心绪颇为不佳，所以电灯已熄还不肯睡。买了支蜡烛来，在黯淡的光中，同室的一位朋友伏案写文，我便看顾书的星图。看一座便到院里去望一次，找不清楚再进屋来看图，那时夜已很深，我国认为室宿和壁宿的飞马已升至天顶，一座庞大的正方形带着两个小三角形，顶上接着一连三颗亮星的公主，再向东北联上大将，遥映御夫主星，配上仙后座，真足称奇观。尤以四周黯黑，惟一室有烛光摇曳，星座乃愈显其光彩。诗云‘子兴视夜，明星有烂’，不在这种境中观星的恐未必能看出烂然来吧？”

《观星谈》主要记的，是等待狮子座流星雨的事。“约计看到狮子座时已过半夜，如果一人守候，则如此凄清的冬夜，恐怕不能坚持到底。不料望星也能成为传染病，竟有朋友愿意陪我守夜。”虽然那年流星雨误了期，没能看成，但金克木显然对此印象深刻。写于1998年的《忆昔流星雨》，便旧事重提，“两人通宵不睡，除看星外干什么，他又提议，翻译那本世界语注解世界语的字典，可以断断续续，与观星互不妨碍”。经过岁月的推排销蚀，这记忆没有漫漶模糊，越发变得晶莹透彻：“我花几个铜圆买了一包‘半空’花生带去。他在生火取暖的煤球炉上，开水壶旁，放了从房东处借来的小锅，问我，猜猜锅里是什么。我猜不着。他说，是珍珠。我不信，揭开锅盖一看，真是一粒粒圆的，白的，像豆子样的粮食。我明白了，是马援从交趾带回来的薏苡，被人诬告说是珍珠，以后就有了用‘薏苡明珠’暗示诬告的典故，所以他说是珍珠。他是从中药店里买来的，是为观星时消夜用的。看流星雨，辩论翻译，吃‘半空’和薏苡仁粥，真是这两个刚到二十二岁的青年人的好福气。”

这个一起等待流星雨的朋友，金克木称为“喻君”，1980年代初还曾在上海为他找到过《答望舒》，但我没有考出其真实姓名。热衷观星的这段时间，除了喻君，还有几个朋友曾经参与。“朋友沈仲章拿来小望远镜陪我到北海公园观星，时间长了，公园关门。我们直到第二天清早才出来，看了一夜星。”（《译匠天缘》）“织女星在八倍望远镜中呈现为蓝宝石般的光点，好看极了。那时空气清澈，正是初秋。斜月一弯，银河灿烂，不知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天上。”（《遗憾》）《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中，则记下了他们俩的观星体验：“为观星，我选的是一个前大半夜无月的日子。记得当时我们最感兴趣的是观察造父变星。真凑巧，赶上了它变化，看着它暗下去了。后来，七姊妹结成昴星团上来了。我们争着看谁能先分辨出仙女座星云。那是肉眼能见到的唯一的银河系外星云。我们坐在地上，在灿烂的北天星空下，谈南天的星座，盼望有一天能见到光辉的北落师门星和南极老人星。”

在这个过程中，金克木开始陆续阅读西方通俗天文学作品。“那时中文通俗天文书只有陈遵妫的一本。我借到了英国天文学家秦斯的书一看，真没想到科学家会写那么好的文章，不难懂，引人入胜。”后来经朋友鼓励，或许也是意识到了国内通俗天文读物的不足，金克木便开始翻译这类作品。“译科学书不需要文采，何况还有学物理的沈君（按仲章）和学英文的曾君帮忙。于是我译出了秦斯的《流转的星辰》。沈君看了看，改了几个字，托人带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请陈遵妫先生看。”（《译匠天缘》）后来译稿经曹未风卖出，得稿费二百元，“胆子忽然大了，想以译书为业了”，觉得一年译两本这样的书，就抵得上全年天天上班的收入，因此从北京大学图书馆辞职（实际是不告而别），赴杭州译书——这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西湖孤山故事的前因。

赴杭途中，金克木经过南京，便去拜访陈遵妫。“陈先生对我很热情，不但介绍我去天文台参观大望远镜，还要介绍我加入中国天文学会。我说自己毫无根基，只是爱好者。他说，爱好者能翻译天文学书普及天文知识也够资格。我隐隐觉到天文学界的寂寞和天文学会的冷落，便填表入会。”（《天文·人文》）这次拜访中，正好张钰哲在陈家，就也一起见到了。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后来跟天文学会的关系。1952年秋，中国天文学会重新登记会员并整顿改组，金克木参加了会议。后来，我在网上看到一个拍卖文件，是金克木1956年填写的《中国天文学会会员调查表》，备注云：“本人拟申请退会。本人以前曾爱好天文学，翻译过《通俗天文学》《流转的星辰》。但近年来已不再从事天文学，现在工作也与天文无关。是否仍保留会籍，抑退会，请组织上考虑。”这退会申请最后是否通过，不得而知。

在外飘荡了一百多天，金克木于暑期返回北平，作长期译书打算。“沈仲章拿来秦斯的另一本书《时空旅行》，说是一个基金会在找人译，他要下来给我试试。接下去还有一本《光的世界》，不愁没原料。他在西山脚下住过，房东是一位孤身老太太，可以介绍我去住，由老人给我做饭。我照他设计的做，交卷了，他代我领来稿费。教数学的崔明奇拿来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大众数学》，说他可以帮助我边学边译。我的计划，半年译书，半年读书兼旅游，就要实现了，好不开心。”（《译匠天缘》）世事岂由人算，“《时空旅行》译出交稿，正是抗战开始前夕，连稿子也不知何处去了”。（《遗憾》）因此，并非戴望舒把金克木从天上拉到了人间，而是“日本军阀的侵略炮火和炸弹粉碎了我的迷梦。从此我告别了天文，再也不能夜观天象了”（《译匠天缘》）。

“七七事变”之后，金克木搭末班车离开北平，从此“奔走各地谋生。在香港这样的城市里自然无法观天，即使在湘西乡下也不能夜里一个人在空地上徘徊”（《译匠天缘》）。直到1941年，金克木乘船经缅甸去印度，才又一次凝视星空：“我乘船经过孟加拉湾时，在高层甲板边上扶栏听一位英国老太太对我絮絮叨叨，忽见南天的半人马座、南鱼座、南十字座一一显现，在地平线上毫无阻碍，在海阔天空中分外明亮。”（《记一颗人世流星——侯硕之》）此去经年，虽然印度的天空不同于中国，但星空仍不可望：“城市里只能见到破碎的天的空隙。在鹿野苑，是乡下，没有电灯，黑夜里毒蛇游走，豺狼嚎叫，我不敢出门。在浦那郊区，不远处有英国军队基地，又是战时，怎么能夜间到野外乱走？悬想星空，惟有叹息。”（《译匠天缘》）

四

1946年，金克木从印度回国，旋被聘为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其时，武汉大学教师中群星璀璨，金克木很快便跟其中的几位结为朋友，彼此商兑，相与言笑：“这是新结识不久的四位教授，分属四系，彼此年龄不过相差一两岁，依长幼次序便是：外文系的周煦良，历史系的唐长孺，哲学系的金克木，中文系的程千帆。……程的夫人是以填词出名的诗人沈祖棻，也写过新诗和小说。她是中文系教授，不出来散步，但常参加四人闲谈。……他们谈的不着边际，纵横跳跃，忽而旧学，忽而新诗，又是古文，又是外文，《圣经》连上《红楼梦》，屈原和甘地做伴侣，有时庄严郑重，有时嬉笑诙谐。偶然一个人即景生情随口吟出一句七字诗，便一人一句联下去，不过片刻竟出来一首七绝打油诗，全都呵呵大笑。”（《珞珈山下四人行》）

应该是因为境遇不再那么促迫，加之遇上了能切磋琢磨的朋友，金克木偶尔又有了观星的兴致。一次，因观星而与人谈及古诗中的天文问题：“秋夜偶与程千帆先生（会昌）仰观星宿，谈及古诗‘明月皎夜光’一首中有‘玉衡指孟冬’一句，为人指为西汉太初以前的作品，涉及五言诗起源问题，至今尚无结论。于是寻绎诗意，查考星图，并证天象，觉得此句实不费解。现将鄙见写下以求方家指教。”这文章就是《古诗“玉衡指孟冬”试解》，刊于《国文月刊》1948年第63期，涉及的是《古诗十九首》的第七首——

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白露沾野草，时节忽复易，秋蝉鸣树间，玄鸟逝安适？昔我同门友，高举振六翩，不念携手好，弃我如遗迹。南箕北有斗，牵牛不负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哪呢？“全诗是秋天的景色，而且说‘时节忽复易’，显见还不是深秋，可是夹了一句‘玉衡指孟冬’，差了两三个月，是什么缘故？”也就是说，蟋蟀叫、白露降、寒蝉鸣、玄鸟归，差不多都把诗所写的时节指向孟秋（秋天的第一个月）或仲秋（秋天的第二个月），可“孟冬”（冬天的第一个月）一出，时节就显得混乱了。

唐代李善发现了这个问题，便想出一个弥缝之法：“《汉书》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为岁首。’汉之孟冬，今之七月矣。”也就是说，“玉衡指孟冬”一句，用的是太初改历之前的（秦）汉历，以十月为岁首。后又云：“复云秋蝉、玄鸟者，此明实候，故以夏正言之。”这就是说，看到眼前的物候，诗人又用夏历正月为岁首来说季节。正是因为这条注，这首诗才“为人指为西汉太初以前的作品”。先不说“月改春移”说不通，即便这首诗用夏正，恐怕也不能说明作于西汉前期，因为太初改历后，实质上用的也是夏正。具体到作品，“一首诗中忽用汉历，忽用夏历，其牵强是一望可见的”。更何况，“就诗论诗，一篇之中，忽冬忽秋，用字混淆，何能传诵千载？”

除了李善，还有不少人试图解决这个看起来矛盾的问题。比如唐张铣就说，孟冬之后继言秋蝉，“谓九月已入十月节气也”。这说法不完满的是，“如果九月已入冬令，那些秋蝉、蟋蟀、玄鸟等并不懂人间月份而只随天时生活，当早已死亡和搬家了。明知是冬天又懂天文的诗人岂能随着九月月份而硬作不合实际的秋诗？”元刘履则以“冬”为“秋”之误，这有改字解诗的嫌疑，算不得数。要说通这句诗，只能另辟蹊径。

金克木结合天文学知识，提出了一个简洁的解决方案。这方案的核心是，因为地球一边公转，一边自转，因此“若每天在一个确定时刻看北斗某一星，则一年之内转一大圈，每月变一方位（三十度）……若不在一定时间而单看一星，则一天之内便转一大圈了”。在这种情况下，北斗及各星的指向，就既能表季节，又能据以推定时刻。金克木后来在《闲话天文》中说，“古人没有钟表和日历，要知道时间、季节、方位，都得仰看日月星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作息时间表是在天上。‘人人皆知天文’，会看天象，好像看钟表，何足为奇？”正因如此，“在这种观察计算季节和时刻的方法为读书人常识的时代，由固定时间的斗的方位可以知道季节月份，反之，若知道了季节月份，则从斗的方位又可以知道时间的早晚。”

因为北斗及各星指向的方位用十二地支表示，而十二地支又分别对应孟冬、仲冬、季冬等月份，所以“子、丑、寅等本指方向，又代表月份季节，所以说‘指寅’和‘指孟春’是一样，同暗示昏时指东”。这样推论下去，那句诗的情形就不言而喻了：“‘玉衡指孟冬’正是用的这种指时刻的说法。诗已经一再明白说是秋天，又说半夜该指秋（申酉，西）的星已指到冬（亥，北）了，这不是说已过了夜半的两三时辰之后么？”由此，金克木得出的结论是：“由全诗已说秋天，可知‘玉衡指孟冬’是说一日的时刻而不是说一年的节令。就时刻说，孟秋或仲秋的下弦月时（阴历二十二、三日，或后一二日），夜半与天明之间，玉衡正指孟冬（亥，西北），同时月皎星明。”至此，这句诗的问题基本已经解答，还有些细节问题有待商榷，总体已无大碍。

有意思的是，陆机拟写过《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篇目，其中就有这首。至于为什么会拟古，程千帆曾对金克木言及：“陆士衡拟古（江文通、鲍明远等亦如此），一方面可说是模仿，一方面也可说是竞争，这种动机是我们所不可不了解的。”模仿，就需要亦步亦趋；竞争，就需要别出心裁，差不多可以看成古人练习写作的一种独特手段。因为亦步亦趋，金克木便趁手地取来，以检验自己的解答是否合理。拟诗如下——

岁暮凉风发，昊天肃明明，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朗月照闲房，蟋蟀鸣户庭，翻翻归雁集，嘒嘒寒蝉鸣。畴昔同宴友，翰飞戾高冥，服美改声听，居愉遗旧情。织女无机杼，大梁不架楹。

不难看出，陆机的拟作“几乎是一句对一句的重写”，不过是加新技巧于旧诗章：“把单笔改为复笔，力求工稳对仗。……在当时，这种改作必为人所称赏，认为是一种使古人当代化的进步，因此昭明太子才会收入《文选》，以媲美原作。……玉衡改招摇原是为的对仗。‘孟冬’不易取对，乃明说原意改成‘西北’，对仗上自然想到‘东南’，于是‘天汉东南倾’便成了绝好的下联，而且天河方向转换也合上暗示夜深的原意。可是天河横亘于天，不好和北斗中间的一部分相对比，自然要拿全斗来配合。而且玉衡方向与天河又不并行，玉衡北指时，天汉并非南倾。只有斗柄二星与天河正平行，与全斗的方向也相差不远。这样，只好把玉衡改招摇。”

这文章很能看出金克木将所学灵活应用的本领，他把自己掌握的天文学知识合理地用在解决具体问题上，可以说丝丝入扣。不过，这文章有个小小的遗憾，即注意力主要在论证，没有集中谈论全诗，无法看出能传诵千载的理由。好在，1990年代初，金克木写过一篇《“玉衡指孟冬”》，指出了这首诗的精彩：“就全诗而论，主旨是怨老朋友升官而不提拔自己，名为朋友，其实不是朋友，好像天上的箕、斗、牵牛一样，‘虚名复何益’。箕斗两座星不能实用是《诗经》里说过当时读书人都知道的。……全篇诗写秋夜不眠出去望星辰，越想越生气，发出牢骚，引天象和虫鸟以及时节变迁，字字句句都有照应，衬映主题思想。拿后来陆机所拟的诗一比，改作的词句对仗漂亮……可是气势意味都不如原来还像口语的诗更显出满腹怨气。……同样意思的陆机的诗比赛词句，杜甫诗句‘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衣鸟自轻肥’，又浓缩成简单的一句话了。陆肥，杜瘦，我觉得都赶不上原来那首古诗朴素有力。”

五

金克木在武汉大学没有待很长时间，1948年夏天即赴北平，入北京大学，任教于东方语言文学系。自此之后，金克木几乎告别了观星望天的日子。1950和1960年代，精力大多被牵扯进纷繁的人事，没有看到他与天文相关的回忆。社会趋于稳定的“八十年代起，城市楼房越多越高，天越来越小，星越来越少，眼睛越来越模糊。现在九十年代过了一多半了。我离地下更近，离天上更远了”（《译匠天缘》）。

话说得有点沮丧，但其实金克木并没有彻底放弃天文学。在《日历·月历·星历与文化思想——读〈火历钩沉〉》中，他便说，“研究星历并联系时空观念考察文化思想不仅是古史问题，希望引起注意”。或许是因为倡导无人呼应，他就自己动手，分别于1989年和1993年写出《谈“天”》和《甲骨出新星》，来考察传统天文与文化思想的关系。

《谈“天”》开宗明义，指出中国“古人不是照现代天文学那么思想的”。不过，所谓的“古”，并非自从盘古开天地直到清末，而是“‘天’的常识一直停留在战国、秦、汉的这个基本点上，没有随着天文学和历法学的发展而发展”。在这个有特定内涵的古代，所谓“上知天文”，“指的是人对具体的天象的系统化了解，包含后来所谓历法、气象以至人事安排（社会结构），直到现代哲学所谓宇宙观、本体论，即对于整个宇宙或说全体自然和人的总的概括理解和表述”。天不是天空，“也不是日月星活动于其中的空，而是包括所有这些的全体，和地相对的全体。地的全体不可见（人不能上天），靠天来对照”。地和天既对立又密切相关，“无论时、空，都是由具体的日、月、星来定的”，“天是地的一面镜子。这在古时是人人知道不需要说出来的常识。仰观天文就可以俯知人事。这是古人无论上等下等人读书不读书都知道的。因为离了天就不知道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算不出日、月、季、年”。

正因为天、地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古人将人间投射到天上，同时将天上投射到人间。“不仅是日蚀、彗星等灾变，天人相应，如《汉书·五行志》的大量记载。由天象也可以想到人间。看到天象想到人间也该照样。例如天中轴在北（北极），想到尊者应当居北朝南，人君要‘南面’，而不随太阳居南朝北，反倒是群臣北面而朝。将天象系统化，将星辰排列组合加以名称和意义，例如说天上有斗，有客星，有宫，是用人间译解天上。观察结果，用人解天。有的说出来，记在书中，多是灾异、祥瑞。有的不说出来，藏于心中成为思想，例如紫微垣中心无明星，一等明星散在四方，掌枢衡者实为北斗。这不能说出，只能推知。这就是奥妙所在。”

明白了这个道理，就可以较为深入地推求古人的思想。《史记·天官书》是古人观天想法的系统总结，金克木称为了解古书说“天”的一把钥匙：“分天为五宫：中宫和东南西北四宫。中宫是北极所在，无疑是最重要的（为什么？大可玩味），所以首先举出‘天极星’。一颗明亮的星是‘太一常居’之星。这一带是后来所谓‘紫微垣’，即帝王所在之处。‘太一’旁边的星是‘三公’，后面是‘后宫’。……天极星怎么不是最明？这不能说。再看文中讲中宫的部分主要讲的是北斗星。一观天象就知道，居中而尊者的作用不见得比围绕着它的大，可是没有这个居中者让全天星辰围着它转又不行。若要团团转，就非有个轴心不可。《天官书》开宗明义第一段便表明了中国古人的这个思想。这是说不出而又人人知道的。这岂不是《春秋》尊王的根本思想？为什么‘五霸’要‘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王莽一定要篡位而曹操不肯也不必篡位？陆机《文赋》本文第一句是‘伫中区以玄览’。‘中区’本指地，又指天，又指人。为什么读书作文要先伫立‘中区’？”

金克木的众多文章，有点像《史记》的“互见”，在一篇中提出隐讳的问题，可以到另外一篇去找。比如上面提到紫微垣中心无明星和天极星不是最明的问题，关键部分隐约其辞，很难恰切明白包含的意思。不过，在《秦汉历史数学》中，金克木曾分析刘邦和萧何、张良、韩信的功能，或许可以帮助理解这个问题：“一个虚位的零对经济、政治、军事构成的三角形起控制作用。……三角的三边互为函数。三个三角平面构成一个金字塔。顶上是一个零，空无所有，但零下构成的角度对三边都起作用。这些全是只管功能、效果，不问人是张三、李四。所谓‘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德应当是指作用，不是指随标准变化的道德。”在这个金字塔结构中，是不是因为零是虚位，所以受虚不受实？结合《老子》所谓“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是不是可以推测，紫微垣中心没有明星恰好，天极星不是最明为妙？

从上面的分析或许不难看出，古人为什么会经常提到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之际这类问题。刨去其中的迷信成分，追根究底，其实是因为天人原本就结合得极为紧密。在《甲骨出新星》中，金克木指出：“记天象就是记人事。记人事就说明了天象。记的人和读的人当时有共同的了解。从《春秋》的天文及人事记录中亦可见汉族从远古一贯传下来的思想。对天的看法同时是对人的看法。记天象常等于记人文。天和地上的人是两面镜子，互相反映，对照。这就是‘合一’。本来就是一，不必等到汉朝董仲舒去‘合’，去讲后来的道理。这还不仅是巫师等有书本（甲骨简帛）文化的人的见解，而是一般人上至族长王公下至族人百姓以至奴仆都承认的。记天是用一种符号语言记人。本来天人不分，分开后才能说是‘合’。‘盘古分天地’，天地本来是不分的。不分而分，分而又不分，这个汉族的思路，或说思维逻辑程序，是比占星术更普及更发展的。是不是从易、书、老、孔、佛到诗文小说戏曲中都有？”

在这篇文章中，金克木还比较了中西思想的不同，涉及他晚年非常关心的“李约瑟难题”，并从天文历法角度尝试提出解说：“为什么中国的历法精而天文学到此不再大步前进？因为中国人从古认为宇宙不是和谐的，安排好了的，而是破坏了‘一’，出现了不平衡，阴阳不等，天倾西北，地陷东南，要不断去平衡那个不平衡，例如闰月。因此，重视位和秩序，提不出欧洲人中世纪的天象规律问题，也不会提出古希腊人的日心说和地心说两套。日心说站不住，因为观察不到地动。地心说不妥当，因为观察不出行星的规律性运行。照中世纪教士的想法，神创造的宇宙是和谐的，排得完美的，人越能认识这种和谐就越能向神接近，因为人也是神创造的。”

这个思考方向，仍然是借西方来映衬中国的传统缺陷，跟当时多数从后果倒推原因的方式相似。何况，稍微深入一点看，从宇宙不和谐出发，照样可以促使天文学进步。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数学花木兰·李约瑟难题》中，金克木调整了单纯的由果追因模式，开始考察西方科学兴起的独特原因。不过，天不假人，他已经来不及用此来更新对中国天人问题的认识了。2000年8月，金克木永远放下了尘世的忧劳，升入辽远的苍穹，去与自己喜爱的那些星辰倾心交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