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二十年前，我写下了：“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这句话就像给我的血管输入了新鲜的血液，一直蛊惑着我去想象一个世界。尽管二十年中，这个开了头的所谓小说基本藏在电脑的文件夹上，但它像丰收后乡场上的稻谷越堆越高。我在学术研究之余，不时觉得这堆稻谷像包袱一样压在我背后。终于有一天，我把它卸下来，从中选了一把种子，然后撒在我的田野上。

如同我在其他文章里说到的那样，这二十年我自己变了，我想象中的人物、事件和笔下的人物、事件也变了，更让我感叹不已的是与这些人物、事件相关的那段历史也多了许多不同的解释。我唯一没有犹疑的是我总想在一个历史时段的叙事中完成对自我的批判，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呈现“我”或“我们”被历史塑造的真相。我知道这个真相也许是无法抵达的，但抵达的过程却是不可或缺的。在我自己的理解中，“真相”中的“我”是“崇高”和“卑微”的。我们这一代人并不天生具备批判的权利，我们在拷问了自己以后才可能责备别人。如果用极为简单的几个字表达我对小说中“王大头”的理解，那就是：王大头是个分裂的少年。当他开始倒着看世界时，他就一直处于反常的状态，如果说他成长了，那就是他不断走向正常。即便在今天，我还是会认为做一个正常的人多么不易。

在小说未刊时，一些朋友问我这部小说写了什么，我说我自己也说不清楚。这并不是我故弄玄虚。我甚至极端地认为，小说就是清楚地写出那些说不清楚的人物和事件。过于清楚，便会过滤掉生活的肌理。如果我以批评家的视角回溯我构思和写作的过程，我设计的框架是：“我奶奶”的家族史的断裂和延续；“我外公”的革命史的建构和解构。这成了《民谣》的基本脉络，在这样的脉络中生长出了另外两条线索：勇子这一辈以农业和工业为两翼的梦想与实践，我没有把握使用“乌托邦”这个词；王大头等少男少女的庸常和飞扬的生活。这是《民谣》“词”的基本笔划。我从小在水边长大。那个地方以前说是苏北，现在说是苏中，这种说法的改变与其说是虚荣，毋宁说是在重构区域的文化身份。但不管怎样，只要有水流过，一切就会变动不居。

或许，在我写下小说的第一句时，我就确定了忧伤和温暖的叙述腔调。记忆和语言一直诱惑着我，它们交织在一起。少年的生活是简单的，但与生活相关的众生和事物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系。也许因为这个村庄的古老，我总觉得它的阳光是潮湿的，它散发着我难以名状的气息。这气息弥漫着许多人的呼吸，我熟悉的陌生的那些人；还有草木枯荣的清香和腐朽。好像历史和人的命运就在在这呼吸与枯荣中沉浮。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内心有了一丝忧伤，然后又是什么温暖了忧伤。于是，有了这样的记忆，又有了记忆后的虚构。记忆在我的语言中，我在语言中呼吸。我用语言留下记忆，用语言抵抗虚无，也用语言虚构记忆。我笔下的人物和故事在我内心长久地生长、变形，悠长的民谣不是我的歌唱，是未名河从田野里流过的声音。我最初在声音的起始处，听到一个老人在打着绵长的牛号，后来我在遥远处，在都市的嘈杂声中辨析这声音的方向。声音破碎了，那是语言的分裂，于是，我想写“杂篇”和“外篇”。

在《收获》第六期出刊后，年过八旬的老父亲戴着老花镜开始阅读。我不知道父亲会怎样想。那是他的小镇、村庄和儿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