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的编辑策划与《日出》的经典化
在现代中国文化史上，萧乾往往首先被视为作家，其次是记者，再次是翻译家，而编辑似乎成了可有可无的尾巴。但如果追溯历史，不难发现，“编辑”不仅是萧乾多重身份的连接点，更是走向社会的第一份职业。1935年7月，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萧乾，在杨振声、沈从文的推荐下，开始接手《大公报》的文艺副刊《小公园》（后改为《文艺》），从此开启了编辑生涯。在萧乾负责《大公报》文艺副刊期间，影响最大的策划莫过于组编对曹禺《日出》的“集体批评”。
1937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推出了整版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作者包括茅盾、朱光潜、叶圣陶、沈从文、巴金、靳以、黎烈文、荒煤、李蕤等人。此前的1936年12月27日，《大公报·文艺》同样推出过对《日出》的集体批评，作者有谢迪克、李广田、杨刚、陈蓝、李影心、王朔等人。这两次集体批评都堪称文坛的创举，然而，或许集体批评的名家云集，以至于研究者普遍看重其文献价值，却很少关注创举背后的编辑策划。
事实上，如此高规格、大规模的集体批评非精心编辑策划不可。多年后，作为编者的萧乾曾这样回忆：“‘集体批评’的来稿几乎都是以《〈日出〉读后》或《读〈日出〉》为题。为了醒目，就由编者抽出文中关键性词句作为标题。”题目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集体批评的其他策划。那么萧乾为何策划集体批评呢？在《鱼饵·论坛·阵地——记〈大公报·文艺〉，1935—1939》中，萧乾坦言：“在作品介绍方面组织得比较成功的，还是关于《日出》的讨论。这个剧本问世后，我想通过它把评论搞得‘立体化’一些。……当时除了为加深读者对剧本的理解之外，我还有一个意图：想用这种方式提倡一下‘超捧场，超攻讦’，‘不阿谀，不中伤’，心平气和，与人为善的批评。”其中，所谓“立体化”其实延续的还是此前萧乾倡导书评的思路，即邀请不同身份的人，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维度的评论。具体到集体批评，批评队伍既有专业的书评家，也有文艺界的新老作家，更有稍后作者的现身说法。至于“超捧场，超攻讦”，应该说，集体批评基本做到了公允和诚挚。其公允和诚挚正如萧乾在《编者补白》中所言：“我们这里有赞赏，然而是出诸喜悦；有指摘，然而是存心鼓进。”但萧乾为什么提倡“超捧场，超攻讦”的批评呢？这就不得不提集体批评的历史语境。
《日出》诞生的1936年，正值文坛论争“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正酣之时。在集体批评中，王朔就曾指出《日出》问世时的背景：“当多少人，在论战，多少人在‘护短’，多少人连哭带喊地嚷着‘要伟大作品’时，我们的作者不以他的轰动一时的《雷雨》为满足，两年来完成了这部更精细而浩大的工作。”然而，在这场论争中，很多论者把没有伟大作品产生的原因归咎于批评家。如高荒在论争征文中就指出：“有人说，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甚至没有作品产生，是因为批评家太凶了，太浅妄了，使作家受到了‘威吓’，因而搁笔了的原故。要有伟大的作品产生，得把这些批评家送进冷牢去，使‘文艺自由’。”东晓在《批评家的条件》中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现在一提起批评家这个名号，我们就不免发生一种歹意，觉着批评家是‘下三癞’，没有交结的必要，所以往往抱着‘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来对付它，还有一部分人认为批评家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因为批评家只会挑拨是非，宣扬别人的丑事；真正对于理论上的建树，一点也不曾着手去做，因此，批评家存在一天，创作家便受一天挂累，伟大的不朽的产品便迟一天不得出现，于是，‘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挂羊头卖狗肉’，‘敲门砖’等等的坏字眼，都给批评家使上了。”因此，萧乾尝试集体批评，提倡批评的“超捧场，超攻讦”就有为批评正名之意。
但出乎意料的是，萧乾为批评正名之举却成为《日出》经典化的起点，称其“起点”不仅因为《日出》批评的首次集中亮相，更在于批评所涉及的问题成为日后《日出》研究追溯的源头。当然，这是就文坛而言。对于剧坛，由于名家效应，集体批评被各大媒体、剧团竞相征引，为《日出》的演出造足了声势。以戏剧工作社的公演为例。1937年1月26日，也就是戏剧工作社在卡尔登大戏院公演《日出》（欧阳予倩导演）前夕，上海的《民报》在《〈日出〉将公演》的报道中就引用了茅盾在集体批评中希望《日出》早早上演的话。1937年1月29日、1月31日，《民报》更是以《文艺作家们对〈日出〉的批评》为题，对集体批评节选进行推介。1937年2月，《戏剧工作社第一次演出特刊》也摘录集体批评加以宣传。在集体批评的助攻下，戏剧工作社的公演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也引起了争议。
《日出》演出的争议主要集中在第三幕的取舍。在戏剧工作社的演出中，导演欧阳予倩因为时间的限制、演员的不足，加上第三幕和《日出》结构的游离，就删去了第三幕。1937年2月28日，曹禺在《大公报·文艺》发表《我怎样写〈日出〉》（即后来的《日出·跋》）公开回应集体批评和《日出》的公演，关于第三幕被删，曹禺愤懑地写道：“现在似乎也因为累赘，为着翠喜这样角色不易找或者也由于求布局紧凑的原故，《日出》的第三幕又遭遇被删去的命运。这种‘挖心’的办法，较之斩头截尾还令人难堪。我想这剧本纵或繁长无味，作戏人的守法似乎应先求理会，果若一味凭信自己的主见，不肯多体贴执笔的苦心，便率尔删除，这确实是有些残忍的。”而欧阳予倩则表示导演有自己的创造，尽管如此，欧阳予倩后来还是为中国旅行剧团导演《日出》时保留了第三幕，这就明显区别于戏剧工作社。事实上，第三幕和《日出》结构的游离，早在集体批评中就被谢迪克和朱光潜指出过。以此观之，集体批评不仅是《日出》经典化的起点，而且是《日出》横跨文坛和剧坛的交汇点。
不仅如此，如果从经典化的路径看，《日出》后来荣获“大公报文艺奖金”也在集体批评影响的延长线上。但值得注意的是，集体批评也好，“大公报文艺奖金”也罢，《日出》的经典化固然离不开其自身的艺术，却也不容忽视《雷雨》的走红。正是《雷雨》的轰动，使《日出》甫一问世就备受关注。因此，萧乾策划对《日出》的集体批评，可谓恰逢其时。某种程度上说，正是萧乾的编辑策划，开启了《日出》的经典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