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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青烟袅袅入藏家
来源:天津日报 | 徐剑  2020年10月01日13:06
关键词:西藏 徐剑

国庆节将近了,最后一个句号落下时,我长舒了一口气,倚于窗前,往西远眺。彼时,已有红嘴鸥和灰头雁翱翔彩云之南,云南、西藏,雁羽带来了雪域青稞的麦香。凝视电脑屏上《金青稞》,感慨万端,北京的疫情刚缓解,我便飞往西藏昌都,对西藏自治区最后一批退出贫困的县,进行了52天采访,踏雪归来,身心疲惫之极,又在云南故里伏案80天,一部浮冉着牛粪青烟与金青稞金色的书稿,终于杀青。

去年仲秋接下这个选题时,我刚从云南采访独龙江扶贫工作归来,后又去北海参加一个文学活动,未参加中国作协的部署会,但深知这是国务院扶贫办与中国作家协会联袂讲中国故事的文学工程,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致敬性书写。原想秋天入藏采访,可此时的藏东、藏北及阿里、后藏,寒山万里已降雪,且多在生命禁区,气候极其恶劣,不容长时间深扎下去,唯有明年开春再远行雪域。随后,在中国文学博鳌论坛上,我登台而谈,以采访独龙江扶贫为例,一花《怒放》。

这次书写,具有非凡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耕文明古国,农耕文明历史可上溯至三千年前,并赓续到近代,我们一直秉承风调雨顺、男耕女织的千年香火,只是到了70年前,或者40年前,才开始告别农耕文明,进入一个后现代化时代,推开原子时代、电子时代的转门,直接进入全球化的天空下。可是我们对于中国乡村题材的书写,仍然恋眷旧式文人的情调,执念般地寻找乡愁与诗意,揭露乡村的愚昧无知、自私落后,甚至暴露乡村黑暗和堕落为文学神品,面对乡村中国一个个新人出现,视而不见。还是传统文人的那一套思维模式,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文学的坐标和叙事系数,不断被重复、被同质,好像中国乡村除了愚昧、落后、狭隘、自私、野蛮,再无一堆温暖的篝火。

不少作家脚已踏进全球化叙事天空里,身子却还未进入后现代的门槛,脑袋还夹在乡村旧式思维的门缝里,喃喃自语乡村的旧式怅然、怆然,以复调、咏叹调自娱自乐。其实,从民国风再追溯清、明、元乃至大宋朝和盛唐诗词歌赋的书写,都离不开乡愁和星空。我们怀念古代中国,又滞于和重复古老的叙事,没有寻找到一个新的哲学的美学的和历史的视角。

因此,我以为精准扶贫题材的书写,应该有国际和历史的视野,要看到上下五千年,作为执政者,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做了中国历史上未曾做到的事情,就是让贫者不复贫困,衣食所安,饿殍千里已成为过往;让老者老有所依,不再冻死风雪;让幼者幼有所托,不再流浪街头,与狗争食;让弱者弱有所傍,不再弱不禁风。这些祈愿,历朝历代都难以做到,纵是汉唐盛世,甚至富甲四海、人文情怀最盛的北宋,都没有解决好。可以说,上下三千年,底层穷人的生活被老杜一首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言以蔽之。这一句谶言,一直贯穿了中华文明史的始终,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无法走出的历史怪圈。

当然,从世界来看,也没有哪个西方强国真正解决了穷人的衣食住行。可是,经过40年,尤其最近的10年、5年,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办到了,以前所未有的历史气魄与雄心,动员那么多政府公务员和大央企管理层驻村,声势浩大地展开精准扶贫,倾一国之力、全民族之情,让穷人、老人、病人、小孩子衣食所安,住有所庇。真正实现了一代诗圣所云,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杜甫的千年梦想,也是中国文人的千年梦想。天下苍生屋檐上有一片瓦,躯体有一缕衣,饭桌上有一桌饭,其实何止是这些啊。在西藏,从象雄古国、吐蕃赞普,都在梦想一个农耕文明的香巴拉、弄哇庆,即一个不愁吃、不愁穿,样样都有的神仙世界,天国之境,好梦将圆了。

对于这次扶贫书写,我本有多个方向可以选择,或大西北,甚至我最想写的西海固,或老家云南,但是最终我选了西藏。结果,一位西藏籍作家来写云南扶贫,而一位云南籍的军旅作家去写西藏扶贫。毋庸自擂,其实写西藏扶贫,我是最合适的作家之一,我想通过这片莲花圣地、精神高地,实现自己的生命和写作的一次盛年变法。

有人问过我,为何对西藏情有独钟?我回答两个字,高度──一种无法逾越的高度,地理的、苍生的、宗教的、精神的高度。对于民族叙事而言,它还有一种文学海拔的高度,乃至哲学的、精神的海拔,对于文学探索者而言,西藏环境恶劣、地域艰苦,注定了民俗风情与宗教文化的多样性、复杂性和陌生感,对于文学叙事的探险,兀自而立一片精神高原、一座座雪峰,对于一个文学的攀登者、探险者,都有无尽的诱惑。

再者,还在于我对藏地的熟悉。35年间,我20次入藏,了解那里的一草一木、一屋一瓦,有了《麦克马洪线》《东方哈达》《雪域飞虹》《坛城》《玛吉阿米》《灵山》《经幡》等7部书的积淀,西藏扶贫的书写应该是最自然的文学链接。对于这次书写,我自己设计的采访路线又笨又远,没有一点儿投机取巧,不是选一个点、一个镇,甚至一个县,以一叶窥全景,而是从藏东重镇昌都进入,沿317国道,入藏北、环大北线,再从羌塘无人区挺进阿里,转入后藏重地日喀则,最后止于拉萨、山南、林芝,走完西藏最后一批脱贫的19个县,东北西南中,等于环西藏高原行走了一个圆弧,每走一步,海拔步步高升,潜伏无限的风险和挑战。

这意味着我要走过农区、牧区、无人区,走过无边的旷野与村庄,意味着我必须从繁华走进荒凉,从都市走向偏僻,一路向上,一路向西,海拔不断飙高,不少地方逾5000米之上,长时间采访,置身于生命禁区,在我这个年龄段,对身体和意志都是一种挑战,然而正是高而险,对现实主义的创作之路,才一路风光无限。有人问,你写这本书都作了什么样的案头准备?我说,准备了35年,从1985年起,就开始在准备这本书,用一生的准备,来书写这样一个重大题材。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生命的激情书写,以一个汉地作家眼光扫描西藏的精准扶贫,从京畿十里长街边上军队大院,再眺望遥远的西藏,会给人一种错觉、幻觉,等于站在北京的金山上,前边是江山家国,是苍生命运,是国运大势,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一次全家福合影。

我以为,看一个社会和时代,是否真正具备人类文明指数,看它如何对待妇女、儿童和弱者;看一个大国是否真正具有泱泱大国气度、气象,看它如何眷顾少数民族。这场精准扶贫行动,这趟西藏奔小康之路,佐证了中国速度、中国传奇、中国气象。

该出发了。北京的春天悄然而逝,将近初夏,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了一次漫长的等待。也好,我蛰伏永定河孔雀城,气沉丹田,写作了5个月,完成了《天晓──1921》的书写,刚长舒了一口气,5月24日便背起行囊进藏,25部扶贫书籍,我是最后一个采访者。但没有觉得紧张,依旧从容采访,西行莲花高原、西圣地,一走就是几十天,在朋友圈里,不断有作家晒自己扶贫新著,我没有一点仓皇,前面有人探路,可以避免同质化书写,我不想重复别人,也不想重复自己。

对西藏扶贫的书写,就是想突破自己。我用3本书来完成这个人生阶段:南海填岛的《天风海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天晓──1921》,收官之作就是这部《金青稞》。3部书犹如三道门槛,是我壮士暮年必须逾越的三道南天门。这种超越,就是想抵达一片文学海拔的新高度,一片历史的、哲学的、精神的高原,这是一位作家应该抵达的高度。因为我走过的地方,有藏东贡觉的帕措男氏群落,藏北三十九族、二十六族之地,有上象雄、中象雄和下象雄王朝宫殿旧址,访谈之人多为芸芸众生,也有高僧大德、学者专家,试图从一种历史废址上,拂开岁月的积雪,寻找和探究一种古老文明是如何衰落并走向灭亡,是气候变迁,还是地理原因,抑或是外来战争、战火兵燹、宫乱杀戮所致,给当下留一些历史性思考与参照。

这次赴西藏采访,每天都遇到独特的、传奇的、鲜活的,或是感动的故事,像一股荒原大风一样扑面而来,而那些平民的故事,弥漫着牛粪的青烟。可以说,凡有烟火处,就有感人的故事、感动中国的故事。所到之地,驰目所见,是一幅苍生图,倾情而诉,是一片民生情,牧场上所览,是一幅浮世绘,氤氲着人间烟火。其中有一洋洋大观,是单身妈妈的众生世相,由于西藏牧区特殊历史风情,她们自己带孩子过日子。在噶厦政府时代,是一个社会恶疾,不少未婚或单亲家庭成员沦为乞丐。如今,这个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她们的命运和生存环境得到了全方位改善,未婚妈妈与孩子是清一色的建档立卡户,列入易地扶贫搬迁,搬进了新藏房,安排了生态岗,加上草原补助、边境补助等制度保障,与过去真是有天壤之别。

再一个震撼是高海拔搬迁,几万人下寒山,从羌塘无人区腹地整体搬出,将家园和大荒还给动物。牧人不再逐水草而居,人与动物争地盘的历史不复存在,这是了不得的壮举,是人类家园意识的复活与觉醒。藏北无人区生存环境酷烈,生态极为脆弱,无法承载那么多牛羊,更不适宜人的生存。在藏北采访时,在那曲北三县的安多和双湖无人区,海拔都超过了5000米。从申扎县到双湖县,走一天就是四百多公里,在世界屋脊上行走,我看到了西藏自治区政府做了一个非常艰难却又功德无量的事,将高海拔之地的人和家畜全部迁往雅江流域,几万牧人出乡关、别牧场,场面令人震撼。

在那曲和阿里那些日子,从一个采访点到另一个采访点,行车四五百公里是常事,最困难的是说话,在海拔高的地方,最忌讳多说话。可每次采访都要大量发声,循循善诱,绕许多弯儿、费很多口舌,为的是搜集到最精彩的故事和细节。因而每天晚上八九点钟,摸黑回到下榻处,人已是筋疲力尽, 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吃饭则成了最大累赘,毫无食欲,能啃一口苹果、吸一口氧气,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最幸福的人。

感动在民间,在凡人小事。在阿里高原,有三个老人的故事最动人。第一个老人叫坚参,阿里扶贫办达平书记提供线索时说,措勤县达雄乡有一个80岁的老牧民,今年2月26日,在武汉新冠疫情危急时刻,交了10000元特殊党费。开始时,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人好事,善心慈航,不会写出彩儿来。可是那天上午,从县城出来跑了二百多公里,在洞措牧场无路的草原上艰难行进,中午抵达边山村牧场,见到了这位老牧民。他个子不高,其貌不扬,可讲起的一段往事,却深深地打动了我。1959年,他曾赶着牦牛为解放军送给养,走了一个多月。临别时,金珠玛米(解放军)给他付了600元人民币,并郑重地说,这些支前牦牛是几家人凑的,一定要把钱分给人家,别当纸烧了。说这是人民币,像藏银一样可以兑换,过段时间就可以到供销社去换物。60年后,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种下的因,结成一个善果。坚参老人一生靠放牧,收入并不高,却捐助了10000元。他说,我经历过新时代,看到国家在一天天繁荣富强。56个民族,56个兄弟是一家。现在发生了疫情,汉族老大哥家中受难,我们要伸出援助之手啊,这才是报党恩,感谢当年金珠玛米之情啊。听完这个故事,我感到震撼,在那遥远的阿里,一个不懂汉话的老人,永远铭记60年前解放军的一段恩情,让人感动的是在极边牧场,一个普通藏族老人具有家国情怀。采访结束,我拉着老人在他家的黄泥牧屋前留影,屋顶上有一面五星红旗,在雪风中迎风招展,映照着一个藏族老党员炽热的初心。车驶出很远了,我从后视镜中,不时回眸那个小黄泥屋,那个站在小屋前默默招手的老人,那一刻,我竟落泪了。

再一个故事,是在中印边境扎达县底雅乡古浪村,象泉河水半个小时后就经流境外,山脊那边就是印度的喜马偕尔邦。那天晚上10点钟,我敲开一道杏树林相掩的小门,采访从徐州睢宁县来的老人杨桂房,他年轻时与初中同学李莲珍相爱,后李罹患白血病而亡,他发誓终身不娶,默守一份被雪风吹干的爱情。可后来公司到边境一线连队施工,到了象泉河经流境外的雅底乡,杨桂房邂逅了次吉卓玛,一位带着两个孩子的年轻母亲,从此留在了边境小村,结为佳偶。屯田戍边,喜马拉雅的云中路,迢迢万里,雪峰又远又高,挡住了他回乡的路,故乡难眺啊,28年未归故里,他的父母、哥哥、姐姐病逝,他也未曾回去过,是掏不出这笔回家的钱。他的故事一次次撞击我的心扉:汉家男儿藏地情,牧羊男儿壮士心。

还有一个老人,是阿里改则盐羊古道上最后驮队的老羊倌布玛,已经74岁了。他的羊皮袄里,装着盐羊古道上的历史与神话、传奇与故事,连他自己也成了一个传说。与80岁的老妻守在羌麦村盐湖盐场,从湖中挖盐、运盐、晒盐,最后靠着自己的双手,摘掉了贫穷的帽子。

走进他的黑帐篷里,燃料就是一盆干羊粪,生活条件极为艰苦。我坐在卡垫上,脚下荒草寂寂,听他讲过去盐羊古道上的故事,仿佛在听传奇与神话,羊粪青烟袅袅,我的文学的篝火,也在那一瞬间被点燃了,热血沸腾,竟恍惚置身其中,远古的雪风吹了过来,羊倌的情歌高亢入云间。最终寂静下来,最后的驮队和最后一名羊倌,成了一种历史的绝响,像雪尘一样,被朔风吹散,化尽涓涓细流。站在大荒中,望着那个渐渐远去的背影,给人一种独怆然而涕下的感觉。

西藏最后一批19个退出贫困的县,横亘于横断山、唐古拉、喀喇昆仑、冈底斯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并流独泉河、象泉河、马泉河,都坐落于名川大山之间,无限风光风情在雪山、在牧场、在黑帐篷里,在人间。317国道又称大北线,是西藏最具人文风情和风光的路线,从第一站昌都入贡觉、察雅,再转至319和318国道出,连那些高级别户外团都嫌苦,不愿走。

我5月25日从北京飞往成都,从巴蜀进藏,第一个落点是在横断山上的邦达机场,海拔4300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机场,因为气候原因,跑道下雪和结冰,连着6天航班未曾落下,我从早晨6点进候机楼,等到中午11点,通知航班取消。当机立断,改飞玉树,从玉树到昌都贡觉。第二天行车,走了10个小时,翻越好几座海拔4500米以上的大雪山,抵达贡觉,走进帕错男系社会,一个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仇杀血报的男人世界。

这趟行走,可以完全按我的设计路线,住得最高的县城是藏北双湖县,海拔5100米,行至极边之地,把西藏的人文历史详细了解了一遍。再抵达班公湖北岸,游走于中印、中尼边境,探究一种古老的象雄文明、古格文明,寻找历史的注脚和文化密码,从更高的历史、文学和文明视角,思考并诠释堪称人类奇迹的精准扶贫行动。

这是我第21次进藏,也是走得最远的一次。采访行程中,我翻越的不仅仅是一种地理海拔,还有寻找一种文化的、文学的海拔,甚至是人类的精神海拔。我为西藏写了7部书,其中《麦克马洪线》是写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的,历时8载,采访了三百多位参战官兵,力图复原那场雪线战争始末和中国军人的英雄气概;描写青藏铁路的《东方哈达》,我更多的是从人类工程奇迹,从一条世界屋脊的天路,来看汉、藏两个民族在千年历史时空中,从战争、杀戮、和亲、交往,纳入中华版图,最终融为一家兄弟的交往史、融合史、心灵史;而《经幡》是从三个女人的视角,人类学家、东方学者大卫·妮尔,民国女特使刘曼卿和贵族之妇拉鲁夫人,回看百年藏地的沧桑巨变,梵呗声声、香草美人、马蹄声咽,展现的是一部百年西藏的风情史、风物史、精神史;而这部《金青稞》,则从精准扶贫的视角,直面旷野无边的牧场与青稞地上的苍生,书写雪域叙事背景下的新人新事,缭绕藏居帐篷的牛粪、羊粪的青烟。

面对神山圣湖,一个哲学问题始终萦绕采访和写作的全程,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向何处去,往生寂灭,轮回复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一直影随着文学叙事的始末。

如今,我的扶贫写作已经完成,我在叙说中国故事中,一直在翻西藏的两部史书《红史》和《青史》,它更多记载的是吐蕃的王臣史、宗教史,就像布达拉宫的墙上,看过松赞干布的余训,依稀记得大意,作为题记,写下如此文字:我想要西藏所有的老人老有所养,不再贫病交加;我想要雪域所有的幼者都幼有所托,不再流落街头;我想要艽野所有的弱者弱有所安,不再流迹天荒,安得广厦千万。我想要天下所有的贫者不再饥肠辘辘,风雪冻死骨从此绝版。这是松赞干布的千年梦想,一代共产党人做到了。

这部《金青稞》的采访写作,还埋着一个生命划痕,那天到老巴青宗旧址巴青乡采访三十九族霍尔王后代多确旺旦,因为在帐篷里牛粪烧得太热,后背出了汗,长了痱子。晚上回到宾馆又太晚,淋浴的水不热,冲澡后,钻进被子里有点发抖,第二天便开始干咳。到了聂荣县和那曲市加剧了病情,咳声不绝,吃了抗生素也不见好转,有点后怕。后边的行程海拔更高,环境更苦,若遇高原反应,小命危殆矣。可是,到了海拔五千多米的尼玛县和双湖县下榻,住了几天,无碍,未见高原反应,一颗孤悬的心落地了,什么担心都风吹云散。藏地五十多天咳声不绝,但当飞机落地昆明,戛然而止。

彩云之南,故园才是一个作家最后的福地。因为我的这部《金青稞》,是敬献共和国金秋华诞的一份厚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