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克木与图书馆
专业人士之外，现当代学人里，论跟图书馆的关系之深、情分之厚，金克木（1912—2000）大概首屈一指。关系深，是因他少年时经济窘迫，不得不依靠图书馆读书。情分厚，是因他不但曾在图书馆工作学习，还在过程中别有会心。
儿童时期，金克木就借助小学图书馆，读了很多“新书”：“我家里的书虽多，但极少民国以来的书。新书是梁启超编的《新民丛报》合订本和《天演论》《巴黎茶花女遗事》。还有邵力子和徐血儿编的大本《民国汇报》，是民国初年的报刊文摘。我看到的更新的书便是小学图书馆和国文教员的《华盛顿》《林肯》以及《小说月报》《小说世界》《东方杂志》等等了。”对比家藏的经书、闱墨和新文化运动前的书刊，金克木开始了真正的知识更新。
1930年，金克木离开安徽寿县老家，只身前往北平。原本，金克木计划补习后考国立大学，但因为穷困，只好到图书馆看书学习。最先进入的，是头发胡同市立的公共图书馆。“馆中书不多，但足够我看的。阅览室中玻璃柜里有《万有文库》和少数英文的《家庭大学丛书》，可以指定借阅，真是方便。”除了可以借书，这图书馆的环境，也能安顿饥寒中的金克木：“冬天生一座大火炉，室内如春。我几乎是天天去，上午、下午坐在里面看书，大开眼界，补上了许多常识，结识了许多在家乡小学中闻名而不能见面的大学者大文人的名著。如果没有这所图书馆，我真不知道怎么能度过那飞雪漫天的冬季和风沙卷地的春天，怎么能打开那真正是无尽宝藏的知识宝库的大门。”如此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辅助，颇具家之温暖，难怪会成为金克木的“家庭大学”。
除此之外，金克木还去过北平很多其他图书馆，如中山堂图书馆、松坡图书馆、中国政治学会图书馆、北平图书馆等，各有不同收获。北平图书馆条件优越，成了他长期出入的另一个重要场所：“堂皇的建筑，丰富的藏书，平民化的服务，它成为我的第二家庭，介绍给我世界上数不清的良师益友。……记得有一套英文的《哈佛古典文学丛书》五十本，还有《大英百科全书》，都摆在架上。只要有空座位，我便坐在这些书前面，随手一本本翻阅。借书人不多，取书时间不长，身旁有参考书可看，不必呆坐干等候。厅内光线充足，北海旁空气新鲜，当时我直觉得是在人间仙境。”
五年浸淫于图书馆，金克木学有小成。1935年，经朋友介绍，金克木至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管借书还书。他没有抱怨工作单调，反而利用这个机会勤力于学：“经过我手的索书条我都注意，还书时只要来得及，我总要抽空翻阅一下没见过的书，想知道我能不能看得懂。……我常到中文和西文书库中去瞭望并翻阅架上的五花八门的书籍，还向库内的同事请教。……书库有四层。下层是西文书，近便，去得多些。中间两层是中文书，也常去。最上一层是善本，等闲不敢去，去时总要向那里的老先生讲几句话，才敢翻书并请他指点一二。……这样，借书条成为索引，借书人和书库中人成为导师，我便白天在借书台和书库之间生活，晚上再仔细读读借回去的书。”
偶尔还会遇到特殊机缘：一位鼎鼎大名的教授前来借书，递给金克木一张借书单，上面全是善本、珍本。书无法出借，教授扬长而去，金克木“连忙抓张废纸，把进出书库时硬记下来的书名默写出来。以后有了空隙，便照单去找善本书库中人一一查看。我很想知道，这些书中有什么奥妙值得他远道来借，这些互不相干的书之间有什么关系，对他正在校注的那部古书有什么用处。经过亲见原书，又得到书库中人指点，我增加了一点对古书和版本的常识。我真感谢这位我久仰大名的教授。他不远几十里从城外来给我用一张书单上了一次无言之课”。
这不到一年的工作经历，最值得珍视的，是金克木领会到一种特殊的读书法：“从前在图书馆工作的人没有电子计算机等工具。甚至书目还是书本式，没有变成一张张分立的卡片。书是放在架上，一眼望去可以看见很多书。因此不大不小的图书馆中的人能像藏书家那样会‘望气’，一见纸墨、版型、字体便知版本新旧。不但能望出书的形式，还能望出书的性质，一直能望到书的价值高低。”进而，“若能‘望气’而知书的‘格局’，会看书的‘相’，又能见书即知在哪一类中、哪一架格上，还具有一望而能迅速判断其‘新闻价值’的能力，那就可以有‘略览群书’的本领，因而也就可以‘博览群书’，不必一字一句读下去”。如今，虽然图书馆的检索已经电子化，但一眼看去便能判断整体情形的“望气”之术，恐怕是书越来越多的现在更需掌握的方法。
辞去北大图书馆之职后，为谋生和逃避战火，金克木流徙各地，却始终保持着跟图书馆的联系。1936年，金克木入浙江图书馆读《四库全书》，见识了“这名声大、数量多而品位不高的‘官书’的真面目，果然抄校不精”。1938年，到香港做编辑的金克木去过冯平山图书馆，见到了素所佩服的作家馆长许地山。同年，金克木暂居桂林，入广西图书馆借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和《清华学报》《燕京学报》《国学季刊》，“遍读所能找到的陈寅恪的文章”，此后一直对其推重有加。1941年，金克木经过缅甸，得入仰光图书馆，见到披着袈裟的和尚在一页一页翻读贝叶经文。
1943年，金克木在印度加尔各答，至帝国图书馆看书成为日课，“我找到了一本用英文教梵文的读本，便抄了读，并作练习，一天一课，几个月读完，打开了这丰富宝藏的大门”。同年，已到鹿野苑的金克木在“摩诃菩提（大觉）会”图书室发现碛砂版和频伽版汉文《大藏经》，“才开始明白了所谓汉译佛教经典是怎么一回事”。1945年，金克木在浦那“‘潘达开藏书室’中看这历史上第一位印度籍的大学梵文教授的书，好像进了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世界‘梵学’公园。……五十年前印度学究还习惯于口传经典，用半古半今的语言解说，和我幼年所受‘家教’及‘私塾’情况类似。那时我觉得仿佛进了古代，看到有字无字的活图书馆”。如此这般，有字无字的文化可以互通，相隔甚远的中印可以交流，世界豁然开朗。
1946年自印度归国，金克木先后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当然也离不开跟图书馆打交道，但这方面的记载很少。有意思的是，1970年代中后期，金克木又开启了一段频繁出入图书馆的历程，郭良鋆《师恩深如海》中云：“（他）每天从蔚秀园走到东校门附近的教师阅览室去看新书和杂志。……北大盖了新图书馆后，金先生便天天去新馆，不但阅读印度学方面的书籍，还阅读大量西方各种新的学术思潮方面的书籍，例如符号学、信息学、比较人类学等等。他见到我，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跟我谈起这十年国外印度学发展的情况，告诉我要关注哪些领域的研究，选择课题等等。”步入老年的金克木，对接国际潮流，结合以往所学，好文章层出不穷，老树生出明艳的新枝。
给予过无数温暖的体验，又源源不断提供精神上的能量，明了以上种种，或许也就不难理解，金克木为什么会把图书馆当成终生良伴，称其“平生风义兼师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