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中强：鲁迅居沪时期的经济来源
1927年10月3日，鲁迅与许广平乘坐太古公司的“山东”号轮，由广州经香港抵达上海，登岸后先下榻于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长耕里共和旅馆。自此，开始了他一生中专事写作，别无他职的自由文人生活。
这位中国近代思想、文化、文学史上的巨人，其人生旅程由故乡绍兴出发，经南京、日本、北京、厦门、广州等地，最终抵达上海。他为何选择上海？个中原因很多，然追寻一份独立不羁的生活和一个生气勃勃的文化环境，应是此行主要目的。
1929年3月22日，他致信自己的学生韦素园：
至于“新生活”的事（系指鲁迅与许广平自由恋爱引起的流言——引者），我自己是川岛[章廷谦]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我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一到爱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前年来沪，我也劝她[许广平]同来了，现就住在上海……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们，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有骨力。
……
不过我的“新生活”，却实在并非忙于和爱人接吻，游公园，而苦于终日伏案写字，晚上是打牌声，往往睡不着，所以又很想变换变换了，不过也无处可走，大约总还是在上海。
1927年抵沪的鲁迅，其景多少有点类似民初作家徐枕亚。徐因其母不喜儿媳，试图棒打鸳鸯，遂携爱妻避居沪地。而鲁迅选择上海的原因之一，则是与其所爱的“异性”公开结合（鲁、许结合未履离婚、结婚手续）。由于上海的社会空气较之内地开明，故当鲁、许同居上海时，原先“大放流言的人们”，似已无处着力。
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母，他于是月23日致信留沪的许广平：
我这次回来，正值暑假将近，所以很有几处想送我饭碗，但我对于此种地位，总是毫无兴趣。为安闲计，住北平是不坏的，但因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几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来此虽已十天，却毫不感到什么刺戟，略不小心，确有“落伍”之惧的。上海虽烦扰，但也别有生气。
于此可见：走出“寂寞古战场”（北京）的鲁迅，在择居沪地时，亦考虑到上海乃一充满生机的文化中心。
但是，“娜拉走后怎样？”——这是鲁迅表述获取自由之条件的一句名言，语出1923年12月26日他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一次讲演：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按照一种纯粹的审美价值论，鲁迅的讲演似有将“价值理性”与“社会理性”混为一谈之嫌。然从文本中的“价值”走向现实中的“社会”，几乎即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宿命——在此，我们必须返归历史语境——鲁迅讲演的落脚点本来就不在“文学本体”，而在“目下社会”。上引内容无非说明了：“在目下的社会里”，独立、自主人格之争取，需相应的社会、经济基础来支撑。否则，“娜拉走后”还得回来。
鲁迅的讲演，亦可看作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种反思。“五四”是一个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的启蒙年代。知识者激情澎湃的启蒙，无疑刺激了文学“情绪”的高扬。有心理学家张耀翔（1893—1964），在其创办的中国第一份心理学杂志《心理》（1922年创刊）上，刊登《新诗人的情绪》一文，不惮其烦地将“五四”时期出版的新诗集，如《尝试集》、《女神》、《春水》、《浪花》等中所用的感叹号加以统计；又将西方的莎士比亚、弥尔顿、白朗宁、但丁诸诗人诗集中的感叹号加以括算，由此得出一个结论：当时中国新诗人的情感之强烈，为“外国大诗家”的六倍。因为：“中国现在流行之白话诗，平均每四行有一个叹号，或每千行有二百三十二个叹号。”而“公认外国好诗平均每二十五行始有一个叹号”。
启蒙者将攻击的目标对准了中国传统伦理，并很快将之酵发为一场以“自我解放”为诉求的思想文化运动。而此时期引进的易卜生名剧《玩偶之家》，则向被启蒙者们提供了一个“出走”的范例，“促使”一大批觉醒的知识青年纷纷走出“封建家庭”，以争取婚姻、恋爱自由为“解放”实径。但由于缺少一个相应的社会载体，造成了启蒙者的形而上理性，与被启蒙者的社会实践之间的巨大落差。由此造成的心理惨痛，同样见诸当时的一批文学作品，如庐隐（1894—1969）的《海滨故人》《或人的悲哀》，冯沅君（1900—1974）的《隔绝》，林如稷（1902—1976）的《将过去》，陈翔鹤（1901—1969）的《幸运》等。《海滨故人》中那句反复吟唱的“伤孤舟之无依，伤孤舟之无依”，似仍清晰地回响在历史天空。而鲁迅亦一度从“呐喊”走向了“彷徨”。他作于讲演后不久的两篇小说《在酒楼上》（1924）和《伤逝》（1925），正是其在反思基础上的“觉醒”之“觉醒”。
《伤逝》中的女主人公子君，在冲破“封建家庭”，与男主人公涓生结合时，曾勇敢地喊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但“出走”后的新青年，很快遭遇了传统势力、经济厄运和日常琐碎三重压力的围袭。于是涓生不得不整天忙于求生的琐碎。而完成了“出走”的子君，则不知下一动作该如何进行，以接续“出走”时的神圣感。她陷入了一种无所依持的茫然，常常为了一些非神圣的日常琐事与邻居争吵，当年“冲决罗网”时的激情荡然无存，其最后的结局，竟是“归去来兮”。鲁迅由此发出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的慨叹。《在酒楼上》则描写了一位后“五四”知识分子吕纬甫的精神沉沦。吕纬甫是一个激烈的“反封建”斗士，他曾与友人（故事叙述者）连日探讨“改革中国的方法”，并一起“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但随着“五四”高潮退去，失去了精神依持的吕纬甫立刻陷入了“现实”的困境。最后为了生计问题，他不得不去北方讲授自己曾在“五四”时期激烈批判过的儒家经典。幻灭中的吕纬甫觉得自己犹如一只蝇子，“飞了个小圈子”，又飞回了原点。通过这两篇小说，鲁迅对一种盲目乐观的理想主义，甚而对“启蒙者”自罩于身的神圣光环提出了质疑。
1929年，他在致密友章廷谦（1901—1981）的一封信中云：“因为无论什么，总和经济有关，居今之世，手头略有余裕，便或出或处，自由得多”。此行上海，他是放弃了广州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位和500元月薪的高收入，以一个自由职业者的身份来沪定居的。但鲁迅毕竟不是“吕纬甫”，行前，他已“胸有成竹、有恃无恐”（陈明远）——在上海，他有着赖以特立独行的可靠经济来源。1929年3月22日，他致信韦素园：“经济倒还安定的，自从走出北京以来，没有窘急过。”
鲁迅的日记，记载了其在上海时期的各项经济收入，记述之详细（细至分厘），足见出这位思想巨人对个人“经济权”之重视。据笔者分类统计，鲁迅在沪期间的主要经济来源，由以下三个板块组成：
“大学院”的“补助费”
前文已述：“大学院”乃国民党政府最高教育、学术机关。鲁迅曾应院长蔡元培之邀，任该院“特约著述员”，每月可获“补助费”300元。关于此事，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曾提及：
大学院时代，设特约著述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吴稚晖、李石曾、周豫才[鲁迅]诸君皆受聘。
另据商务版《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第一批受聘人员共五人，他们是吴稚晖（1865—1953）、李石曾（1881—1973）、马夷初（1881—1973）、周豫才[鲁迅]、江绍原（1898—1983）。
这笔“补助费”自1927年12月（即鲁迅定居上海第三个月）始发给，迄于1931年12月底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裁撤，历时四年又一个月，总计14700元，占其在上海期间总收入的19.67%。
鲁迅之所以接受这笔来自国民党政府“大学院”的“补助”，一方面是因“蔡先生如是为之设法，实深感激”。另一方面，则出自能潜心学术、“自由著作”的学人思维。事实亦如此，他从未因这笔钱的实质性来源，而放弃过独立、自由人格之争取。最典型的例子是：在1930年（即他仍在“受聘”期间），参加了旨在反抗国民党政府专制统治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他将这笔钱转化成了支持其专心著述和自由人格的有效资源。
版税收入
鲁迅版税收入中的绝大部分，来自其交由北新书局出版的个人著译。北新老板李小峰（1897—1971）原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1923年毕业后，通过孙伏园（1894—1966）开始与鲁迅交往。1924年11月他与孙伏园等创办了广有影响的新文学周刊《语丝》，鲁迅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5年4月，在鲁迅支持下，李小峰与其大哥李志云在北京翠花胡同创办北新书局，次年春在上海设分销处。鲁迅将自己大部分的著述，如《苦闷的象征》、《呐喊》（第三版）、《彷徨》、《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野草》、《而已集》等交由北新书局出版。此外，又为之编选、校阅书稿，编辑丛书，推荐作品等。1927年，北京军阀张作霖查封北新书局，自此，北新上海分销处改为总局，鲁迅亦于同年10月抵沪。在沪期间，鲁迅曾为上海北新书局编《语丝》和《奔流》（与郁达夫合编）两月刊。
鲁、李两人，一为文人，一为书贾，却配合默契，相处甚洽。据李中法对鲁迅日记统计：两人之间通信次数高达480次，其中李小峰致鲁迅书信256封，鲁迅致李小峰书信224封；两人间互访达203次，其中李小峰访鲁迅123次，鲁迅访李小峰80次，有时还一日两见、一日两函。两人交往次数，仅次于鲁迅与其亲人许广平、周作人、周建人（1888—1984）及其密友许寿裳（1883-1948）。
从某种意义上说，北新书局不仅是鲁迅作品藉以发表的主要媒体，亦是鲁迅居沪时期的“钱袋”。明乎此，或可理解：为什么鲁迅于1927年10月3日抵沪当日下午，在下榻共和旅馆后，即“同广平往北新书局访李晓[小]峰”，然后才“柬邀三弟（周建人，时任职商务印书馆）……往陶乐春夜餐。”至晚，才会晤林语堂、孙伏园、孙福熙（1898—1962，孙伏园弟）等老友。同时亦可理解：为什么在1929年夏，当鲁迅发觉北新书局长期拖欠其版税时，曾拟诉诸法律，不惜与李小峰对簿公堂。这实在是因为北新书局应付之版税，无论对其“生存”抑或“追求”来说都太重要了。特别是当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于1931年12月底“裁撤”了鲁迅的“补助”后，北新版税成了鲁迅惟一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他在1932年3月2日（即教育部终止对其“补助”后的第三个月）致许寿裳的信说明了这一点：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现北新书局尚能付少许版税，足以维持，希释念为幸。
稿费收入
鲁迅在上海报刊上发表文章的稿酬一般为千字3元，但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给其的稿酬为千字5元，在商务出版的《二心集》稿酬则达千字6元，与商务给予林纾、胡适的稿酬相似。1934年12月6日，他在致萧军、萧红的信中说：“但因出版界上的资格关系，稿费总比青年作家来得容易，里面并没有青年作家的稿费那样的汗水的……”
鲁迅于1928年1月17日收到了他来沪后的第一笔稿费——商务印书馆支付的8元。自此，他为在上海出版的书报刊，如《世界文库》、《新文学大系·小说卷》等大型文学丛书，《大众文艺》、《萌芽》、《十月》、《申报》副刊《自由谈》、《申报月刊》、《现代》、《奔流》、《论语》、《太白》、《文学》、《译文》、《新小说》、《中流》等中文报刊，以及日本的《改造》、美国的《现代中国》（China Today）等刊物，或著或译。著译所得，构成了他在上海时期经济来源的第三个板块。
但稿费收入在鲁迅居沪期间的收入结构中，所占比例很低。主要原因是他将取酬方式，由一次性的“赚取稿费”或“出售版权”，转为与书商长期分利的“抽取版税”。这对一位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作家来说，无疑是一个更有利的“市场策略”。
据笔者对鲁迅日记统计，兹将上述三个主要收入板块，制简表如下：
鲁迅居沪时期收入的分类统计表
（1927年10月—1936年10月）
资料来源：据《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卷第672—907页，第15卷第1—329内容统计。
从以上简表中可见出：版税收入在鲁迅居沪收入结构中，占绝对主体地位。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即使没有来自国民党政府大学院的“补助”，抑或其他形式的收入，光版税一项，即足支撑其在上海的生活。
作为“五四”时期脱颖而出的文化名人，鲁迅与胡适一样，已经超越了为谋生而疲于奔命的创业阶段（而稍后来到上海的沈从文、丁玲、胡也频、艾芜、沙汀、萧军、萧红等，将经历此一阶段）。但与胡适有所不同的是：上海时期的鲁迅，乃是自觉地将自己放逐于体制外生存的自由职业者，其人格与生命状态的独立性要彻底得多。
（本文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第六章第三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