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少时所见民国余绍宋所辑“金石书画”一旧刊中，有不少金文拓片及历来书画名家翰墨，非常吸引我。其金文多古意，明清法书时有奇古恣肆迹，画亦多氤氲气象，辑时形式参差混合，颇有意思，无形间予我以金石书画当是同能同攻、互为融合之向往。多少年过去，回看此刊，虽黑白印刷，仍觉古意弥漫，发现于艺术理念上别存启示。

其实该刊的出现，乃清末民初崇碑大潮下的自然现象。

自清代碑学兴起，世风多重金石，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作了如此描述：“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书画篆刻家们则开始将注意力放在将先秦汉魏的“金石气”引入自己的笔墨刻石中，从“九拙一巧”的丁敬到“但恨金石南天贫”（龚自珍句）的赵之谦，从“强抱石鼓”的吴昌硕到折中于“碑入帖出”的于右任、“纳碑入帖”的清道人，“求分于石，求篆于金”，已然成为一批书坛精英之共识。黄宾虹更是直叹：“清二百年中，惟金石家画尚存古意，其余不足论也。”并感慨“满纸乌黑如旧拓，三老碑版，不堪向迩”。以上种种论说，已成为当年书坛精英之集体思考及实践。

如果说宋代李成的《读碑窠石图》所传递的信息——“谁经碑下能三宿”那种孤寂高古的访碑还属于“室外功”的话，李清照在《后金石录序》中传递出“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的做法，“则是金石考古学初期的书斋之‘室内功’了”（皆王学仲语）。虽然她并没有进入心摹手追的践行之列，然而，其夫妇俩沉浸于“意会心谋，目往神授”的诗意般的恋古体验，亦足令后世羡慕。而清黄易《访碑图》则是搜访碑碣于荒烟宿莽间原态的记录图存，由其亲拓或监拓的汉魏碑拓分赠书法友人之举，无疑助燃了一批书法家群体切入碑学践行的热情。

宋至清前期诸家的探索并非那么成熟。积功成渠，清末民初终于引来了碑学实践的成熟期。

我们今天所熟稔的近世金石书画大家，大抵没有与此碑学复兴擦肩而过。即使书体清丽如吴湖帆这样的重帖者，毕竟也在对家传的吴大澂、沈树镛二大金石碑拓收藏之富的鉴赏中成长，其小字清丽中有劲朗气。之所以未入俗格，想来与他于帖之外喜亲近金石碑拓的鉴赏与好题识有关。至于其未能如同时代的黄宾虹等人能引金石苍古之意入书入画，抑或多少是个遗憾，但这又是属于个人审美趣味的不同所致。寄逸与守拙，新妍与奇古，此亦本无有固论。然从吴大澂“愙斋”与沈树镛“郑斋”的拙重大金石气象，到吴湖帆“四欧堂”的儒雅风致，从其间雅化的过渡，也隐约可窥见海派第二代书画家们的帖学精美与宋元工致典雅一派的集体回归之路；而仍坚持怀抱高古浑拙之趣的王蘧常、钱瘦铁、朱复戡等海派碑学第二代艺术家也渐趋边缘化，海派碑学雄健一派经历短暂的成熟期便戛然而止。

追寻前贤碑学之路的艰辛探索，从宋欧阳修撰《集古录》起，于笔意间渐趋古拙，到黄庭坚惊呼“大字莫过瘗鹤铭”，笔势暗合此铭大开大阖起，由清人金农、郑板桥的初期亦隶亦行杂糅古怪的探索，到邓石如、何绍基等的初步渐趋成熟，再至清末民初碑学诸家的各呈风格，金石碑拓这个“文化生矿”（赵一新语）予以艺术家太多启示与再造的可能性。拒碑学于门外一生、视魏晋“二王”帖学为书史正宗王道如白蕉者，倾其一生，确乎挥毫清气超迈，“三百年来能为此者寥寥数人”（沙孟海语）。然细视其妙迹，“二王”父子“遒媚”之骨力丰神，终究难再。倘若放在历史长河的背景回视，“王羲之书法是建立在北派书法和民间书法的广泛基础之上”，“魏晋风骨之‘骨力’也主要来自碑学的影响”（姜寿田语）。

其实，在前人眼里，碑帖本各有长短优胜，致力于汉碑的钱泳于《书学》曾作如此一说：“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书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余以《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此亦一如绘事之南北宗，实为任何艺术门类均有其自身无法回避的局限性。于此，合金石书画集大成者以黄宾虹为例，他本身是一个于书碑帖兼融，于画不局限于南北宗之界，甚至关注西方印象派诸家的集大成者，其践行揭示帖与碑当互补，方可至“含婀娜于刚健”。北宗与南宗应相融，才直抵“浑厚而华滋”。

好古不泥古，厚古不薄今。无论是晋人的“尚韵”，还是唐人的“尚法”，抑或是宋人的“尚意”，所谓“今之视昔”之古法经典，皆为往代当时之所尚也，一如“王谢风流”亦为魏晋之“时尚”也。“时者，势也。”抽离了每个历史背景的过程与具体情形来单纯复制某个偶像之迹，不说“高人笔墨不可临而得之”，即便是从故纸堆的步趋中幸有所成，然“纸面得来”种种华丽的背后，多少失却了原本属于各自时代艺术家们所本该提供的当下价值。因此，在继承、研究、开发路上哪怕是一点点向前的推进与改良，均弥足珍贵！熔古为铸今，今天我们无论是凝视“汉家陵阙”，或者醉心于“六朝文物”，凡种种读碑、访碑之举，令我想起周汝昌先生所言：“骤然升华而为吾国千秋万古之心，盖自秦汉以逮隋唐，山河缔造，此地之崇陵，已非复帝王个人之葬所，乃民族全体之碑记也”。

自清代复兴金石碑学起至今只数百年，留于当下艺术家实践的空间还很大，无论是激扬向外拓，抑或是幽幽向内寻，均有太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