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何以为“余事”
有鉴于晚唐之后藩镇割据的祸乱，赵宋王朝在立国之初便定下了“崇文抑武”的国策，倡导文化、褒奖文艺，终宋之世而不移，以三百余年的积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治盛世”，尤以欧阳修、曾巩、王安石、三苏、辛弃疾、陆游的成就最为卓著。然而，正是这批文化精英，却并不拥戴“崇文抑武”的主张。这是怎么回事？
《宋史》中刘挚诫子孙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器识”即“志道弘毅”的责任感；“士”指文化人中有社会担当的精英；“文人”则指文化人中富于才情而“以文自名”（欧阳修）、“止为文章”（司马光）的另一部分精英。在刘挚这位北宋名相看来，文化人当以“士”为重，以“器识”为本，“文艺”只能作为余事；如果本末倒置，把“文艺”作为本事而沦为“文人”，那是“不足观”的。
其实，比刘挚更早更清楚地论证这个问题的，是宋代文坛领袖欧阳修。在《新唐书·文艺传》序中，他明确指出：“夫子之门，以文学为下科”；而君子“自能以功业行实光明于时，亦不一于立言而垂不腐”。这并不是说文艺不重要，而是在诸多重要的事件中居于最下；“功业行实”则是将“器识”付诸社会实践；“立言”则专指文艺创作。欧阳修有个学生名叫徐无党，以古文诗词见称于人，试礼部得高第，一时声名大噪，但欧阳修则颇以此为忧，告诉他：“欲摧其（文艺）盛气而勉其思（器识）也”“予固亦喜为文辞者，亦因以自警焉”。
修身立德也好，施事立功也好，器识为先也好，功业行实也好，一言以蔽之便是“忠义”。器识为先，是忠义的“修于身”；功业行实，是忠义的“施于事”。在《新唐书》列传中，忠义被排在类传的第一，“忠义”之后才是“卓行”“孝友”“文艺”等。这是欧阳修的一大创举，无论在之前还是此后的国史中都是没有的。历代国史的类传，通常都是把循吏、儒学、文艺排在前面，而把忠义、孝友、游侠、列女、货殖等排在后面。这当是遵循了“士为四民之首”的次序，因为前者多为读书人，后者中则更多不读书人。
欧阳修对类传次序的变动，绝不是随机的、无意识的，而是自觉地倡导“忠义”，庶使文化，尤其是文艺的发展不致因“抑武”而忽视“忠义”。他的这一用意，曾公亮在《进新唐书表》中直言不讳：《新唐书》不仅把《旧唐书》排在第五的忠义移到第一，更增加了《旧唐书》中所没有的奸臣、叛臣、逆臣列传，是在提醒沉迷于“文治盛世”歌舞升平中的宋代读者，不忘《春秋》义例的“忠奸顺逆”，而切不可以“五王之功业”不及附逆的“少保之笔精墨妙”（米芾）。
在《新五代史》中，欧阳修更增加了“死节”“死事”“一行”诸传，其性质同于“忠义”，而且也排在列传的最前面。其中提到的人物，没有一个是地位名声显赫的文化人，而率皆“沉沦于下，泯没而无闻”，且多“出于军卒”。反观“缙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则“武”之不可一概以“抑”而“文”之不可“抑武”以“崇”，再也清楚不过。
过去，谢稚柳先生给我讲“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的俗语，认为不可简单地认为是在推重秀才讽刺兵；结合“仗义每多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的另一句俗语，它另有秀才多“迂诞浮华”而“不涉世务”、兵却能踏踏实实地动手做事的意思——与欧阳修的认识不谋而合。
不可简单“抑武”的观点，在苏洵的《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也有充分的分析：“武”的危害，根本不在于武力，而在于缺失了忠义的引导。唐王朝的覆灭，固然是因为藩镇的武力；但唐王朝能平定安史之乱而中兴，不也是因为藩镇的武力吗？同样，文化，尤其是文艺要想真正造福社会，光有“文”也是不够的，只有在忠义引导之下的“崇文”，才有可能“尽善尽美”。否则的话，纵“文章丽矣，言语工矣”，其实也是如“草木荣华之飘风，鸟兽好音之过耳”般“不可恃也盖如此”（《送徐无党南归序》）。唯有在“尚义”的前提下“崇文”，然后能“阐绎优游，异不及排，怨不及诽，而不忘纳君于善，故可贵也”（《新唐书·文艺传》序）。
欧阳修的时代，北宋社会正处于天下承平的阶段，髫髻之童但习歌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无论朝野、不分贤愚，人们大多沉迷于婉约优美的文艺风气之中，这导致国民意志薄弱、朝廷官员萎靡。欧阳修出身苦寒，从小受母亲的教育，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其时丰衣足食，虽无内忧，这当然归功于“崇文”的国策；但割地赔款，外患始终是相当严重的，这又不容置疑地归咎于“抑武”的国策。有鉴于此，他自觉地呼吁“尚义”，盖欲“治世于未病”实已“初病”。
范文澜曾说，我国历史上以文化人而讲究气节，自北宋始，而以范仲淹、欧阳修、尹师鲁为之先驱。这是指三人的功业行实而言，不分轩轾，而以范氏为更胜；单论立言倡说，则以欧公为最力。影响所被，同时及后世的士人，无不是“儒者也”“大抵以为武人”的“忠义贯日月”，无论文艺的成就如何卓著，绝没有一个是以文艺沾沾自炫的，而莫不着眼于忠义的器识与功业。
曾巩为其祖父曾致尧的诗文集作序，集之类次，都为诗赋书奏共十卷，序却将文艺性质的诗赋一笔带过，几乎倾全部的笔墨用于介绍乃祖的书奏，彰显其功业行实的器识，而不欲其以“文人”见称于后世；司马光撰“通鉴”以“资治”，于文化人只载有器识和功业者，而不载“文人”，以致引起不少“以文自名”者的不满和质疑，他却坚定不移；青年苏轼自述人生的志向，达则周公、穷则孔子，而绝不以诗文自许；即使诗文，也绝不仅止于文秀婉约，更以雄放豪迈为人所称道。
唐宋八大家中北宋六家的文章，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无非是《醉翁亭记》《秋声赋》《赤壁赋》《超然台记》等，甚至将它们与晚明的“小品文”相提并论。且不论这些“纯文学”的散文中无不包含有忠义的“微言大义”而绝非“止为文章”，他们的《志林》《大臣论》《策略》《策断》《练军实》《教战守策》等，我们又熟悉多少？这类文章，又岂是“小品”作家们所能望其项背？而不熟悉这类文章、不明白北宋古文与晚明小品之间的判然殊途，于“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陈寅恪）的认识，实在是买椟还珠了。
进入南宋，靖康之耻的惨痛事实，“还我河山”的精忠呐喊，使欧阳修“尚义弘文”的思想进一步成为有志之士的共识，辛弃疾、张元幹、张孝祥、陆游等人的慷慨悲歌，诚所谓“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万里腥膻如许，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终于，在文天祥的《正气歌》声中，伴随着赵宋王朝的寿终正寝，“尚义弘文”的主题正声也被绝唱到了最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