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英语文学，发出中国声音
学者艾米尔·穆夫提在《忘记英语》这本学术专著里提到一则惊人的数据对比：“在中国，受过一部分正式英语教育的人甚至比美国总人口还要多。”英语学习以及对英语文学的阅读和研究，已经是中国当代日常的一部分。来自128所国内外高校的300多名学者日前相聚清华大学，围绕着“英语文学与中国”的主题，讨论和思考中国学者在学术研究、翻译实践、乃至跨文化和跨语言的写作中，怎样强化中国身份的自主性，面向全世界的共同体发出中国声音。
中国学者的“创新书写机制”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所原所长陆建德教授引用英国作家E.M.福斯特“唯有联结”的观点来强调，对英语的学习、翻译是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紧紧交织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现当代文化以及现代汉语，是在不断和英语交流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起来的。
清华大学外文系颜海平教授回顾了从19世纪90年代末到整个20世纪，中国的著述家们不断跨越语种、文化和文明的边界，在联接中文和英语、中国和外部世界的书写中开启现代时空。先行者严复在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是赫胥黎1893年5月在牛津大学发表的演讲《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论文》的中译本。但《天演论》不只是“英译中”的译本，在翻译之外，严复对英文原文作出增写、更改和类似编者按的评论。严复既是译者，也是评论家和作者，这是一部“创新书写机制”的作品。严复创造的这种特殊的书写形式，他的“夹译夹叙夹议”所具有的丰富复杂的含义，仍然和今天的中国人息息相关——他作为第三方主动地加入了这场关于“如何建造现代世界及其合理性”的论争，隔空产生了一场多文明维度的思想交汇，也是一场在想象中发生的跨地缘文化的思辨。这对当代中国学者所追求的“深化对本土文化的思考”“发出中国声音”，提供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资源。
钱锺书是另一位重要的“创新书写机制”的实践者。他对于“原文”和“译文”创造性地表述为“出发语”和“抵达语”。钱锺书的治学和写作，始终被跨语种、跨文化、跨界的自信所驱动着。从他的思考方式到落到纸面的文字，他既坚守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性，又进入复数语言和复数写作的“跨界相联”的境界。翻译家傅雷践行了如何在对外语的翻译中“创造中国白话文”，他对巴尔扎克、伏尔泰和罗曼·罗兰主要作品的译著，在法语表达的底本里，融入中国文言的韵律，借力于江南方言的生动活力，海纳百川地吸纳融会不同民族的语言文化，抵达了一种气韵生动的现代汉语。
傅雷和钱锺书从不同的角度验证着这样的观念：每一种语言是一个整体，但没有一种语言可以仅靠自己达到这样的完整，只有通过它们积极的相遇，相辅相成，使一种语言成熟的种子往往蕴藏在另一种语言里，语言和语系、文化与文明总是在既交锋又交汇的过程中互为增益和互相成就。
促成当代世界文学去中心的新结构
中国作者/学者和英语文学以及世界文学正面相遇后，在不同文化的相联中确立本土身份和现代汉语的自信。杭州师范大学周敏教授提出，在当代的文化环境里，中国学者和写作者应该更进一步，撬动欧美中心主义的世界文学的结构，想象并促成当代世界文学去中心化的开放结构。她谈到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他来自加勒比海东部的弹丸岛国圣卢西亚，他的诗歌语言跨越英语、克里奥尔语、法语和古希腊语。诗人革新了诗的文体，同时创造出既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的、具有多层意义且不透明的语言。沃尔科特的“语言革命”不仅是为了有效地述说加勒比地区的特定经验，对语言差异的合法性的确认，也就意味着不同地区的文学和文化不应存在等级高下，同时否定了世界文学存在“中心-边缘”的秩序。
加勒比地区岛屿星散分布，当地的作者和学者提出，世界文学也应该是“群岛”的生态，是不存在中心的松散结构。周敏认为，这个观念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和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在整个20世纪，中国“参与”了世界文学，现在，中国能不能“提出”世界文学？中国文学长期以来形成的象征性修辞与言外之意的美学追求，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非直接”的批评语言系统。如果将这种语言资源激活，探索在“非透明”中建构美感与思想深度，中国文学能否以独特的诗学资源和批评语法重塑世界文学的结构？这将是“英语文学与中国”的新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