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四川省作协主办的“四川省脱贫攻坚文学作品研讨会”在京举行。四川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神和四川特色的脱贫攻坚文学作品，此次研讨的3部文学作品《高腔》《通江水暖》《山盟》就是36部选题中的优秀代表。3部作品如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四川贫困地区在攻克深度贫困堡垒的伟大实践中发生的曲折而感人的故事，人物鲜活，兼具独特的地域特色，又各有侧重，很好地体现出四川省希望通过文化扶贫鼓舞全省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役的决心和精神。

——编 者

李 准（中国文联原副主席）：《通江水暖》引领我们走进革命老区通江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走进全县上下正在进行的脱贫大战。全书通过对王坪村、空山坝、两河口、平溪区、陈河乡、罗村、苏家坪、火天岗村、苟家坝、鹦鸽嘴村、大兴乡、唱歌乡、火炬镇、鹿鸣村、柳林村，龙树村、金山村、方山村等村镇正在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的现场报道性描述，通过对全县上下横下一条心绝地发招、异地搬迁，加强土地利用、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搞“叠加共振”，搞小额贷款扶贫和股权量化、发挥生态优势做大房地产业和旅游产业，引进人才搞品牌经济等带有故事性的生动讲述乃至当事人的现身说法，令人信服地让读者看到了在中央的指引下，通江的共产党员、干部群众在脱贫大战中迸发出了怎样的拼搏精神和创造精神，不但创造了那么多奇迹，还为全国的精准扶贫创造了经验。

80多年前，通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创建的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首府所在地，全县不到30万的人口就有4.8万人参加红军，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人们永远不能忘记的牺牲和贡献。《通江水暖》的又一个可贵的特色和优点就是，两位作者和通江的干部群众一样，没有把通江在历史上的牺牲和奉献变成前进的包袱和向国家伸手要钱的理由，而是把历史的辉煌看作在现实中要勇敢前进的责任，把革命前辈和烈士们的遗愿化作创造新的奇迹的精神动力。全书的序章、第一章《王平列陈》、第二章《空山会战》、第三章《朝城并肩》在这方面写得尤其集中而有力，以理服人、以情动人，帮助读者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认清我们应当怎样弘扬我们的优秀历史传统。

真正优秀的能够成为时代战鼓的报告文学，都是创作者用双脚和汗水写成的，是激情拥抱现实生活的结晶。刘裕国和郑赤鹰不是站在贫困之外、之上写脱贫，而是站在脱贫大战之中写脱贫。刘裕国早在2001年就进过通江，写过通江的报道，十多年中他一直对那里魂牵梦绕。为了写《通江水暖》，2016年他和郑赤鹰又六进通江，跋山涉水、走村进寨。他们不光是脱贫的见证者，还是脱贫的参与者。这是他们作品感人动人启发人的根本原因之所在，也是繁荣报告文学创作的正确选择。

雷 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以独特的视角和精妙的表达，让人耳目一新。它几乎没有依赖什么大事件或大冲突，而是以冷静内敛的笔调，细笔白描的功夫，把脱贫攻坚的重大主题包裹在日常化的叙述之中。尽管跑资金、修路架桥、改造危房、建文化广场、通自来水、通天然气甚至通光纤等等“硬件”一样不缺，主要着力点却放在了探究贫困的深层原因，放在了脱贫解困进程中人的情感世界的迭宕起伏。作者将笔锋指向了“情绪问题”，指向了人的内心波澜。故事主线上的那个老柴疙瘩，先是生长成了一棵花树，然后演变成了一片花海，其现实层面和隐喻层面的意义都让我们感到欣喜和振奋。

这部作品人物较多，各见深度。我认为，这部小说最重要的文学价值，是塑造了米香兰这个新型农村女性形象。这位如白玉兰一样美丽的女主人公，早年在“火把剧团”演过川剧，心底一直有着艺术的梦想。她的母亲英年早逝，父亲终身残疾，丈夫又是“糊不上墙的稀泥”，她只好独自挑起家庭的重担，无论在家里还是在田间地头都是一把好手，无论是为女儿为妻子为母亲都无可挑剔。她的家庭一直为贫所困，但她吃苦耐劳、不卑不亢，默默地与命运作不屈的抗争，最终竟成为村里的一个“孤岛”。她在丁从杰、滕娜的真情帮助下，终于打开了紧闭的心扉，走出了生活的阴影，进而当选为村委会主任。她从封闭的小家庭走向开放的社会大家庭这个过程，彰显了脱贫攻坚推动乡村社会向前发展的强大动力，也为社会主义新农村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典型形象。

这部小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看点，就是充分调动了川剧、川北薅草锣鼓等文化元素，来展示其浓郁的地域特色，尤其以川剧高腔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来提升其深远的主题。川剧台词和薅草锣鼓歌词的巧妙介入，既勾连了历史，也观照了现实，在推动情节发展、表露人物心迹等方面发挥了奇妙的作用。它们适度地调控着小说的密度，丰富了小说的内涵，也提升了小说的生活质感。可以说，即使抽离了脱贫攻坚这个主题来看，这也是一部有底蕴、有技术含量的优秀之作，值得肯定。

白 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四川作家在艺术上各有各的特点，却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非常注重日常化的生活细节，编织生活化的故事，有底气、接地气、扬正气，三气合一。

我在当年看好马平的长篇小说《香车》，写了一篇评论。这篇《高腔》是“扶贫”的主题，也可以说是超越了“扶贫”这一主题。它并不是一般主题创作的正面强攻，它带有一点独辟蹊径，或者说是旁敲侧击。《高腔》以干部扶贫的真抓实干，贫困农户的自尊自强，家族仇怨的涣然冰释，生态资源的重新发现，多角度、立体化地表现了花田沟村脱贫致富的生动图景。由此，作品由唱自花田沟的嘹亮的《高腔》，谱写了中国“新史诗”中最精彩动人的一章。

李明春的《山盟》主要写了一个扶贫干部帮着两个对象的变化，其中一个成为了农村文化生活的“知客事”。小说还在石承和石现的对话过程中，不断说起一段历史和口号，这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扶贫的政治意义。

这两位作家给我们当前的现实题材写作有一个非常好的启示，读懂生活是不易的，我们不能只看生活的表象。现在的很多作品都讲农村的衰败，农村那些好的方面却写得很不够。这两位作家可贵的是，他们都带着感情去亲近乡村，写出了农村的新变化，写出了新生活、新人物。他们深入生活，读懂生活，有自己的想象自己的理念，所以他们的作品是有温度、有高度、有深度的。

范咏戈（《文艺报》原总编辑）：脱贫攻坚是当前国之大事，文学应该有所作为。脱贫攻坚，既是写民生的传统主题，也是文学书写中国梦的崭新主题。四川省作家协会非常敏感，及时引导转向把文学主题集中到扶贫上，引导到绘制“中国梦”的实际行动中。

长篇报告文学《通江水暖》，是一部兼具新闻性和文学性，及时回应时代的情怀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报告文学“抓功”“跑功”“写功”三功都见硬功夫的厚重之作。“抓功”指选择题材，“跑功”指深入采访，“写功”则在谋篇布局上是很费心思的。这部作品和生活同步，通过深入采访，通过山地梅花鸡、青峪猪、银耳、茶叶等等项目，对一个县的扶贫做了全景扫描，同时政策性把握得非常好，让读者知晓了精准扶贫的现在进行时，知晓了土地流转、生态扶贫、特产扶贫、文化扶贫、迁居扶贫。采访中还穿插了几个实录，增加了作品的可信性。正是通过这些，写出了四川人特有的那股精气神，特别能吃苦、讲道理、重人情。

这部作品绘制出一幅充满时代感的扶贫脱贫图。这也启示我们，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

李 舫（《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刘裕国长期供职于《人民日报》，擅长散文和报告文学，著作等身，数十年如一日奔走在新闻第一线，从中寻找文学素材和滋养。这一次，他又表现不凡，与郑赤鹰联袂完成了长篇报告文学《通江水暖》，立足国家级重点脱贫的贫困县——地处大巴山复地的四川省四大贫困片区之一的秦巴山区的通江县，挖掘创作资源，塑造英雄典范。这部报告文学，体现了刘裕国、郑赤鹰两位作者的政治素质和文学素养，他们准确捕捉了今天中国共产党人这个肩负特殊使命的群体对时代精神、历史任务的准确把握。这部著作通过14个章节、31万字，从历史的厚度挖掘出现实的深度，有血有肉地书写了通江县各级干部和全县人民群众在贯彻中央和省、市脱贫攻坚战略部署中，传承红军血脉，发扬红军精神，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决心和勇气，打好脱贫攻坚战，探索出一条可循可鉴的脱贫奔小康的路径。

《通江水暖》《高腔》《山盟》三部作品以不同的地域为背景，以具有泥土气息的故事为灵魂，找到了具有标本意义的主人公和叙事线索，从不同的角度描述了四川省精准扶贫的现状。我们今天面对的脱贫攻坚，很难说“一把钥匙开一千把锁”，只能根据不同的地域、资源、历史、自然等条件因地制宜。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有一个特殊的共性，学会了将“大水漫灌”变为“精准滴灌”，学会了下一番“绣花”功夫，懂得了脱贫攻坚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以改革为动力，以构建科学的体制机制为突破口，充分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用心、用情、用力开展工作，懂得了如何融入百姓生活、在社会大潮中勇驻潮头，带领人民群众勇敢奔向无比美好的未来。三部作品、四位作者的笔法是质朴的，无论是调查还是叙事，无论是虚构还是纪实，都扎实、生动、朴拙、厚重，这种底色无疑为作品增加了亮色。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教授）：《高腔》和《山盟》这两部中篇小说都写的是脱贫攻坚，但各具风格，亦庄亦谐。一个是川剧高腔，一个是民间小调；一个是正面出击，一个是迂回智取。

马平的《高腔》，是亦庄亦谐的“庄”。这部小说不是一般化的叙述，而是有一种诗意化、审美化的追求。贫困是沉重的，但小说把沉重延伸到了布谷啼叫、月季飘香，处处体现出作者进行诗意化、审美化的匠心。他让韵味十足的川剧高腔，唱出了意义深远的时代主题。

李明春的《山盟》，是亦庄亦谐的“谐”。他的角度是写一个不是很情愿的干部，去帮助两个比较难缠的扶贫对象。李明春生活积累丰富，他把底层生活经验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出来。他丝毫没有回避社会矛盾，而是忠实于生活，将其真实地反映出来。这种写法更增强了可信度，也证实了扶贫的难度。

四川省作协组织的脱贫攻坚文学书写活动，给了我们一个回答，即如何面对主旋律创作的问题。我们只有抱着一种严肃的态度去书写，才能真正写出既紧跟形势又具有艺术质量的作品来。

刘庆邦（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有责任、有义务记录这个时代，保存一份珍贵的记忆。马平的《高腔》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到惊喜。一般人都会认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写成图解政策，容易写成脸谱化，容易写得很生硬，而《高腔》却避免了这样的问题。这部小说，确实提升了脱贫攻坚这一重大题材的文学书写质量。

米香兰和柴云宽是小说中的两个主要人物，他们过去都是演川剧的，很有趣味，会让人觉得很有戏，再加上浓郁的地方色彩，让人读后饶有兴味。作者在素材选择方面是煞费苦心的，人物塑造方面也见功夫。特别是米香兰这个人物，她虽然是扶贫对象，但身上体现了许多很宝贵的精神，如传统文化中的自强。小说尊重了人物的文化心理，尊重了人物日常生活的逻辑，塑造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并在这个过程中发掘自强自立的精神。

这部中篇小说容量很大，完全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

徐 可（《文艺报》副总编辑）：在小说《高腔》中，马平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扶贫干部和普通农民形象。其中，丁从杰和米香兰无疑是作者着力最深的两个人物。第一书记丁从杰有热情，有干劲，有责任感，头脑聪明灵活，干活认真细致，经过分析思考，从一块老柴疙瘩上发现了花田沟村独特的自然资源，为花田沟村找到了脱贫之道。米香兰是负载了作者深厚感情的一个农村新型女性形象。她渴望走出贫困，在丁从杰和滕娜的帮助和启发下，她不但自己找到了致富的路子，而且同意担任村委会主任，带领大家共同致富。

马平没有狭隘地理解精准扶贫，没有就扶贫写扶贫，而是把扶贫作为一个综合工程来写。这是《高腔》这部小说有别于其他扶贫主题小说的独特之处。小说以川剧唱腔中的“高腔”为题，本身就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小说中，川剧和薅草锣鼓歌贯穿始终，让我们领略了四川地方戏曲的特有魅力。作者穿插安排这些歌词唱段，不仅仅是为了增加小说的“文化味儿”，也是出于推进小说情节的需要，使作品的表达更加鲜活、生动、趣味横生。更为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薅草锣鼓歌的展示，让读者对这一民族文化瑰宝及其处境有了了解，呼吁更多的人来关注它的命运。这让我想起了哥伦比亚作家戴维·桑切斯·胡利奥的代表作《老子仍是王》，这部小说的一大特点就是对于墨西哥民歌的巧妙运用。作者写滕娜等人对薅草锣鼓的重视和抢救，表现出他对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刻理解和深远的文化眼光、人文情怀。

《高腔》还讲述了丁从杰等人帮助米长久与女婿柴云宽、米长久与牛金锁两家解开宿怨的过程，这条线索并非与主题无关。精准扶贫，不但要在物质上扶贫，而且要在精神上扶贫。精神脱贫，不但指精神上要有自立自强、奋发进取的意识，而且要有和谐团结的家庭关系和邻里关系。所以，帮助贫困地区建立良好的乡风乡俗，也是扶贫干部的一项重要任务。马平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思考、深厚的感情，书写了以丁从杰为代表的扶贫干部在这项综合工程中的生动实践，使《高腔》在同类作品中别具一格，独树一帜。

李建军（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李明春的小说，无论是《半罐局长》还是《山盟》，都有非常鲜明的叙事风格，我在之前都有较高的评价。今天重点来谈一谈马平的中篇小说《高腔》。

现在我们都趋向于一种“强性写作”，即是着力以一种类似夸张、强化矛盾冲突的手法去写人物的情感和行为，这是一种扭曲性的表达，也是在艺术趣味和审美感受上一个极大的问题。小说名为《高腔》，却写得比较低调、比较克制、比较平静、比较内敛，再加上地域文化的融入，便显示出一种亲切而朴实的中性风格。在这部小说里面，没有声嘶力竭、极力煽情这些东西，在美学上呈现出一种中和之美，也即是一种宽容的、可以化解的矛盾和冲突。可以说，“中性风格”是马平小说非常重要的一种品质特点。此外，小说节奏感处理得不错。一般中篇小说线条比较多，内容比较丰富，若处理不好，会显得过于密实。而这部小说，无论是情节、事件，还是在人物关系上，都交代得很清晰。

蒋 蓝（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高腔》采用了“低视角叙事”，故事情节的推动显得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具有“润物细无声”的细腻。透过马平的《高腔》，我们看到的四川乡村，是农舍与道路组构的乡村，是田野与林盘互嵌的乡村，是宁静与希望对撞生成的乡村，也是作家与乡村相互保管、相互赠与的伟大的乡村。

《通江水暖》不是简单的扶贫英模事迹汇编。两位作者坚持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文学田野考察，始终以“身心在场”的非虚构立场的客观严谨，努力返回到事物的细节当中，返回到一系列人物事件的纠葛当中，返回到贫困人群的初始根源。

纵观全书，“散点透视法”成为了鲜明的创作理念，这亦称为动点透视法，它是指从多个角度表现事物特征，或从多个侧面刻画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在此基础上，一系列来自红土地的真实细节与扶贫攻坚全景式的宏大描绘一起，立体地、丰满地构成了《通江水暖》的经线与纬线，也体现了刘裕国对报告文学的最好诠释：新闻的内核，文学的表达。《通江水暖》的更高意义，还在于彰显、强调了通江县在脱贫攻坚战役中，注定会走一条可持续的生态产业之路。

李明春长于把人所处的大背景推置后台，而把人、人的多样性生活与变数，当成一个小说家的使命。他将较为迅速而不拖沓的场景转换作为书写策略，而叙事的生猛与峻急，成为他小说的重要标识，《山盟》也由此成为他创作历程的标高。

四川现当代文学具有坚韧、绵长的乡土文学传统。可喜的是，马平、刘裕国、李明春等四川作家强力续接了这一伟大叙事传统，小说叙事之外，还以散文、报告文学、非虚构写作等形式，极大地拓展了四川乡土文学的既定版图。脱贫攻坚语境下的文学创作，正是四川乡土文学叙事谱系中的一个新亮点，是唱响四川、书写四川的高音部。

岳 雯（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理论处副处长）： 这三部作品，首先都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它们都非常接地气，更能帮助我们重新认识生活。其次，这些作品都体现出了厚重的历史感。三部作品都描写脱贫攻坚的故事，但都不只是当时当地的，都有历史根源。《通江水暖》开篇第一章，写红军烈士陵园，而且延伸成了一条主线，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脱贫攻坚正是对红军精神的继承和发扬。在《山盟》里，我认为最有意味的是勋章那一节，对于老一辈人和后辈人来说，勋章的意义是不同的。三代人都参与扶贫，不是凭空而来的，是有历史传承的。在《高腔》里，牛家和米家为什么会结仇？在贫穷的时候，人与人产生的误会和分歧，大都与贫困有关。到了现在重新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中，这中间的隔阂会自然消失。这正好是一种历史感的体现，让这部小说有了历史的深度。第三，三部作品都体现出了地域性，绽放出奇异的美丽。《高腔》里面的川剧和歌词，马平的叙述并非是非常流畅、一泻千里的，读起来略有一些涩感，会让人停下来思考，而这种阻碍式的叙述方式正是我们所欠缺的。此外，四川人的幽默感也在人物语言中随处可见。

李 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研究员）：《山盟》这篇小说不仅仅是写扶贫本身，不仅仅是写这一代人本身，背后有更深层的动机——我们为什么要扶贫，以及扶贫背后的故事。这里要提到一个词“历史维度”。小说从表面上看是两代人的扶贫，爷爷和现在的村支书石承，但实际上是四代人的扶贫，也写到了儿子石盟和太爷爷老红军，正如题目所象征的一样，刻在石头上的那句话：“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共产党是为穷人找饭吃的政党。”老红军带领乡亲们走出去，他和他的后辈又不断地回来，不断地帮助在这里的亲人们。题目“山盟”也有这个意味在里面，实际上也是隐喻了石家四代人，从历史的脉络出发，最后停留在一个现实的维度上，就是如何带领乡亲们过好日子。这种传承的力量、精神和责任感，在今天也是很稀缺的，很令人感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