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的“重生”
《东京梦华录》详细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风貌，一直深受中外学者的重视。该书为后人了解北宋后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
《东京梦华录》最早刊行于南宋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今已失传。后世通行的版本，追根溯源，均源自元刻本。鲜为人知的是，早在清末，一套珍贵的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便被秘密运往日本，收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使得该文库成为著名的文献中心。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收藏家潘世兹将其丰富的藏书捐赠给国家图书馆，其中就包括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从此，国内学者研究北宋城市史、民俗史、文化史，就不用再依赖静嘉堂文库的藏品了。
袁寒云题签的元刻《东京梦华录》
袁寒云题跋
珍贵文献被日商收购
静嘉堂文库收藏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上，留有著名藏书家黄丕烈的两篇跋文。黄丕烈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考中举人，他对古籍有着浓厚的兴趣，痴迷于收藏，曾收集到宋版书百余种，并专门构建了“百宋一廛”来放置这些珍贵的书籍。
黄丕烈收藏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最初为明代顾元庆所藏，书上还留存着“顾氏”“顾元庆印”“吴郡顾元庆氏珍藏印”等藏书印，见证着它曾经的归属。到了清初，顾元庆的后人顾应昌对读书的热爱达到痴迷的程度，因排行第五，遂自号“五痴”。在钱谦益的绛云楼失火后，他积极收集残书，哪怕是那些带有烧痕水渍的书籍，他也悉心整理。顾应昌为人豁达，遇到有人求书，总是慷慨应允，他常说：“家有书未读，借者乃藏书之用，岂敢吝惜。”黄丕烈就曾从他那里购买过几十种书。
1796年，顾应昌病逝，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质于张”，1798年，黄丕烈花费二十四两白银从张家赎回此书。黄丕烈在题跋中对这部书进行了细致的品鉴，他说：“装潢精妙，楮墨古雅，板大而字细。人皆以为宋刻，余独谓不然，书中惟‘祖宗’二字空格，余字不避宋讳，当是元刻中之上驷。至于印本，当在明初……”后来，黄丕烈将此书转让给了汪士钟。汪士钟对黄丕烈的旧藏情有独钟，甚至有“凡有黄氏手跋，每册要多付十元书价”的说法。后来，黄丕烈的大部分藏书都归入了汪士钟的“艺芸书舍”。
汪士钟去世后，其藏书四处流散，聊城杨氏海源阁、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杭州丁氏兄弟八千卷楼、湖州陆心源皕宋楼以及苏州潘祖荫的滂喜斋等，都买入了部分藏书。而元刻本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则进入了湖州陆心源的皕宋楼。
皕宋楼藏书极为丰富，所藏书籍质量极高，其中包含大量宋元刻本、名人手稿、抄本以及珍稀孤本。楼中藏有宋本200多种、元本400多种，楼名的由来，便是因为陆心源自认为所藏双百宋本，数量超过了苏州黄丕烈的百部宋本。1894年，陆心源临终前，特意嘱咐长子陆树藩“藏书不得分散出售”。
然而，世事难料。几年后，陆树藩身负巨额债务，陆家在上海的丝厂、钱庄也先后陷入困境，最终倒闭。无奈之下，陆树藩只能寻求整体转让父亲的珍贵藏书。当时，清政府和国内藏家都没有能力接手这批藏书，就在此时，日本学者、静嘉堂文库库员岛田翰盯上了这批藏书。
日本静嘉堂文库由三菱财阀二代岩崎弥之助于1892年创立，文库初期主要收藏刊本，如《十三经》《资治通鉴》等，后来陆续扩充，纳入了《古今图书集成》、《二十四史》等，其馆藏虽初具规模，但缺乏珍本。
1905年，岛田翰假借“宫内省委托”之名，多次秘密参观、调查皕宋楼藏书。在目睹皕宋楼丰富的藏书后，岛田翰回国积极活动，岩崎弥之助委派重野成斋往上海与陆树藩会面洽谈购书事宜。最终，双方以十二万银圆的价格成交。1907年6月，四万余册藏书在上海由日本邮船公司秘密运往日本。静嘉堂文库凭借这批藏书，一举跻身东亚文献中心。如今，该文库所藏陆心源旧藏占比极高，其中包含宋代古籍127套（2629卷）、元 代131 套（2553卷），《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本也在其中。陆心源毕生的心血就此散佚，这无疑成为近代中国文化遗产的一场重大劫难。
袁克文慕古好收藏
在日本静嘉堂文库推出《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影印本后，中外学者研究北宋社会生活，多依据该影印本。其实，在国内收藏家的手中，还有元刻本《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而国内的这位收藏家，就是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号寒云。
袁克文不喜政治，长于诗文，工书法，能唱昆曲，爱好藏书古玩，精于鉴赏，曾与傅增湘、徐森玉、周叔纲等交往，研究版本、文物。民国年间，袁克文与张学良、张伯驹、溥侗一起被称为“四大公子”。袁克文知道黄丕烈有“百宋一廛”专藏宋本，就建书楼“后百宋一廛”，后来他又慕名陆心源的“皕宋楼”藏书丰富，就把自己的藏书楼改为“皕宋书藏”，其收藏宋版书达200种，超过了黄丕烈。
1915年夏天，有一位老藏家将《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交给老书店重新装帧，并寄存在那里，标出了高价准备出售。傅增湘和董康都曾看过此书，但都觉得价格过高而没有购买。步章五见到书的首页后，立刻跑去告诉好友袁克文，说这部书值得购买。袁克文带着重金前往，却被店主告知原主已将书收回，他只好满心遗憾地离开。后来听说书被蒋某买走，袁克文懊恼不已。
然而，五个月后，事情出现了转机。早已不再对此事抱有期望的袁克文，突然迎来了文德堂的老板韩佐泉。韩佐泉带着书上门，表示他知道袁克文一直对这部书念念不忘，就设法从蒋某处购得。袁克文喜出望外，当即以七百银圆的价格买下此书。
该书现已收藏于国图，书衣有袁克文墨笔题签二行云：“《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汲古阁旧藏秘本。乙卯秋寒云续收。”书衣右下角钤“乾隆年仿澄心堂纸”朱文长方印。扉页有题签“宋刊东京梦华录十卷”,落款为“高丽女史吴孝媛”。其背面左下角钤“宣德二年内造库纸”朱文二行。部分书叶版印略有模糊，此本递经毛晋、袁克文收藏，序言钤“佞宋”“寒云鉴赏之印”等印，卷首钤“寒云”“袁克文”“毛晋”“汲古主人”“毛扆之印”等印，卷十尾钤“寒云秘笈珍藏之印”“东吴毛氏图书”等印，书尾有袁寒云跋。此书当是《东京梦华录》存世最早刻本。
在卷末，袁氏题款：“乙卯八月获于日下海王邨文德堂书肆。寒云”，并撰写了一则跋文。袁克文认为，幽兰居士的《东京梦华录》十卷本，就是《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记载的宋刻本《东京梦华录》。其字体古朴典雅，具有宋代刻本风格。不过，他也指出，此书印制时间较晚，所用的“宽帘麻楮”纸应为元末产物。清代藏书家黄丕烈收藏的元代覆刻本，便是据此宋版翻刻而来。原刻宋版为“小黑口”，下方刻有刻工姓名；而覆刻元版为“大黑口”，无刻工姓名。
袁克文得到此书后的几年间，经济状况逐渐变得窘迫。无奈之下，他将此书转让给了广东南海的潘宗周。潘宗周以经商起家，对古书收藏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喜爱收藏宋本。在20年的时间里，他收集了宋本百余种。他曾从袁克文手中购得曲阜孔氏旧藏的宋刊《礼记》，这部书在当时被视为海内孤本，为此，他将自己的藏书堂命名为“宝礼”，张元济还为他编撰了《宝礼堂书目》。
新中国成立后，潘宗周的后人潘世兹将宝礼堂的藏书全部捐献国家，《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也随之入藏如今的国家图书馆。
两部书差异极小
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和日本静嘉堂文库所藏的《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同样都是元刻本，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呢？
我收藏有这两部元刻本的影印版，经仔细比对，重点查看版心下所记的刻工信息。结果发现，两者在同一个位置出现了相同的刻工，比如卷之三第三页版心下有“良”，卷之四第三页版心下有“吴明”，卷之六第六页版心下有“元”，卷之七第五页版心下有“姚宏”……除了个别页面在印刷清晰度上稍有差异外，两部书的字迹、行距、排版，甚至刻工名字都一模一样。
《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中记载有“[补]幽兰居士东京梦华录十卷”，傅增湘先生对其进行鉴评时提到：“元刻本，十四行二十二字，细黑口，左右双阑。传世有二本：一本毛氏汲古阁旧藏，有毛氏印记黄纸淡墨印，今归潘宗周宝礼堂；一本明顾元庆旧藏，有黄丕烈跋，今在日本静嘉堂文库。二本余均寓目，袁本（注：已归宝礼堂的袁克文题跋本）并曾借校。静嘉堂本近已影印行世。近又见内阁大库散出残叶,亦黄纸淡墨印，骤视几与静嘉本无别，而字之偏旁有不同者，是元末明初已经修版矣。惜潘本（同指上文‘袁本’）远在沪渎（注：古称吴淞江下游近海处一段为沪渎）,未能与静嘉堂本比勘，以决其是否一刻也。”
正如傅增湘先生所言，作为亲眼目睹过静嘉堂文库本和袁寒云题跋本的专家，他认为这两种藏本是元刻《东京梦华录》仅存于世的两本，其递藏脉络清晰可寻。其他版本，大多是在元刻本的基础上衍生而来，无论是覆刻还是重刊，在价值上都不及元刻本。元刻本《东京梦华录》，当之无愧地堪称存世最早的原刻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