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式化日常：“日记格”与修身意识的近世演变
摘 要 随着理学兴起和理学家教学活动的展开，南宋中、后期开始出现在预先制定好的分栏格式中填写日记的风习。这些预定格式可统称为“日记格”。其最初形态是宋元时期的“日记式”与“日程空眼簿式”。明清之际，在善书功过格运动和士人结社风气的作用下，推勘“敬”“怠”“义”“欲”的考德日记格流行一时。道、咸以降大量存世的日记稿本，更为推究各种日记格式的实际填写状况提供了丰富例证。清中叶以来，日记格的考德意味趋于淡薄，有关知识积累和财务收支的栏目则日益强化。20世纪初，明治日本的“市贩日记账”模式流入中国，着眼于规训国民、造就理性“经济人”的新型预印日记册开始流播。带有强烈商业色彩的外来日程格式突破了士大夫修身理想，却又延续了宋明以来日记格以预定格式核算得失、调控日常的基本思路。
中国士大夫书写日记的传统源远流长[1]。日记采用逐日记载的形式，不仅为检视个人见闻、言行、念想提供了方便手段，更与儒家修身内省之学有着天然联系。除了日记文字记载的修身活动，日记簿册的物质形态和记载格式，同样体现着修身意识和人格理想的演变。南宋中、后期，士大夫间开始出现在预先制定好的分栏格式中填写日记的现象，这种“填日记”的风习一直延续到近现代。这些预定格式可统称为“日记格”。精心设计的日记格具有积累闻见、检视欲念、回勘功过、维系规划、平衡收支、保障效率等多重效能。不过，预定格式常被无法预定的生活事件打破，当某种格式沦为具文，也就意味着修身着眼点发生了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思想史的学者颇关注传统日记的修身面向，多讨论日记载录的读书、穷理、静坐、治念等“行事”，对于簿册形制、格式行款等形式要素的修身作用则不无忽略。本文有意凸显一种见之于“格式”的修身法门，将在梳理南宋至清季民初七百余年间日记格演化的基础上，对接传统日记格与近代以来自西洋、日本引进的“市贩日记账”，由此探索古今修身意识在断裂之中的连续性。
一、日记格的源流：从“空眼簿”到“功过格”
在预定格式中填写日记的风习，始见于南宋中、后期，与这一时期理学兴起和理学家教学活动的展开不无关联。乾道五年（1169），吕祖谦在金华、严州等地授业，规约诸生必须“日纪所习于簿”[2]。吕祖谦叔祖吕本中在《童蒙训》中早就提出“今日记一事，明日记一事，久则自然贯穿”的观点[3]，与北宋程颐“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的格物论如出一辙[4]。程朱一系理学固有的“积习贯通”之说，奠定了日记作为修身手段的理论基础，逐渐造成理学圈中凭日记用功的风气。
嘉定十年（1217）春，朱熹门人黄榦与朋旧、生徒订立《同志规约》，明确日记读书之法，要求定期集会互质日记簿，凭此共保“先师遗训”[5]。黄榦集中载有一篇《日记式》，规定每日日记16行，以行数约束所记，分为“岁次”“天运”“所寓”“读书起止”“出入动作”“善言善行”“宾友”七栏，体现了预定日记格式的早期形态[6]。至元代中叶，朱门后学程端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附示专供学塾刻版印行的“日程空眼簿式”，更为日记格付诸印刷提供了确证。程氏所示“空眼簿”实是一种读书日程表，空眼就是表中待填的空白。其制法是：根据每日读书内容，“依序分日，定其‘节目’，写作空眼，刊定印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7]，作为用功凭证。空眼簿有“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日程”五种[8]，“读经日程”首行标题下留出填写年月日及生员姓名的空格，以下八行依次罗列从早到夜读书的13项“节目”，需要温、讲、背、读的段落各以墨钉标记起止；凡误、忘处用朱笔记录，补熟后用墨笔销去。这些空眼的填写、核销者并非读书者本人，而是掌控读书进度的师长。学生按日程所定遍数背读，“次日早于师前试验，亲笔勾销，师复亲标所授起止于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师生两尽，皆可自见。施之学校公教，尤便于有司拘钤考察”[9]。程端礼制定的读书日程至少包含预定标准、执行标准、事后考察三道程序，所填空眼即标准得到执行的记录，实际上是一种外部权威（师长或“有司”）检视下的时间管理，与近世读书日札多出自学者本人记录的情况有所不同。
宋元时代“日记式”或“空眼簿式”应用于士大夫集会互质或书院、学塾等教学场合，主要作为读书教学的辅助手段。至明代中、后期，专以考德治念为目标的“修身日谱”开始流行，标志着日记格演进的第二阶段。论者早已指出，此类“日谱”源自民间善书功过格[10]。功过格的“格”，本义为权量、标准，指抵算功过分数的条例。称为“功过格”的善书并不一定含有空格，但经过士大夫改造的“儒门功过格”往往附有供人填入的空格，与宋元儒填写空眼的作法日益趋近。在其影响下的修身日谱，有时也会采用预定日记格的形式。
明季东林领袖高攀龙三十六岁时即撰有《日鉴篇》，“家藏有亲笔原本，记日用动静、酬酢、往来与日间为学工夫甚详，自检严密，不遗梦寐。其每日以德业之敬、怠、义、欲分注于天时、人事之下”[11]。若将此格式还原，知大致每日分为“天时”“人事”两格，每格下再分“敬”“怠”“义”“欲”四项，备填核算分数。大儒刘宗周自二十八岁立日记，直至临终之际，四十年完备无缺。据清人转述的《刘忠端日记法》，其格式是：“每日分昧爽、清晨、上午、下午、傍晚、灯下为六节，身、心、口三过，敬、怠、义、欲四条。”[12]记录“身、心、口三过”，彰显了蕺山学派的改过宗旨，最终仍归于“敬、怠、义、欲四条”的推勘[13]。
“敬”“怠”“义”“欲”四项标准的凸显，实可视为明季功过格“儒门化”或去功利化的一大表征。《大戴礼记·武王践阼》载，尚父授武王“丹书之戒”有“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四句[14]。宋儒拈此四语为座右铭，程朱一系理学家从中找到“主敬”说的经典依据，以之为道统心传的重要环节[15]。就修身实践而言，“怠”与“欲”二项分立，有效区分了消极不作为与积极乱作为两个层次的过恶；“敬”“怠”“义”“欲”四项并载，更丰富了世俗理解中“功过”与“福祸”感应的二元对立，有助于实现由内而外、由体及用、从未发到已发的全过程道德检视。
明清之际预定日记格式的再兴，也与这一时期的社集风气有关。崇祯末，太仓士人陆世仪、陈瑚等结社互质德业，“旬有旬会，月有月会，讲习切磋，多历年所”[16]。据陆世仪《思辨录》追记，“念台（刘宗周——引者注，下文同）《人谱编》是为接引初学而设，俾得躬行实践，极是妙法。予丙子年（1636）自为《格致编》，以天理、人欲分善、过，而主之以敬，作《考德》《课业》二录”[17]。又云，“予自丁丑（1637）记《考德录》，即日书敬不敬于册，以考验进退；卯（1639）辰（1640）间以所考犹疏，乃更为一法，大约一日之中以十分为率，敬一则怠九，怠一则敬九，时刻点检，颇少渗漏”[18]。陆氏日记检身法并重“敬、怠二字”，认之为“古人治心要法，不可不讲”[19]，与高攀龙随时检查“敬”“怠”“义”“欲”的用意接近。
早年与陆世仪同修“迁善改过”之学的陈瑚，于顺治九年（1652）撰成《圣学入门书》，强调圣人之学“出于一”，大、小学皆应有“规矩准绳”。而其心目中的“规矩准绳”，正是来自陆世仪而加以变化的“日纪考德法”[20]。其《圣学入门书》实即一部理学化的日记功过格，分为“大学日程”“小学日程”“内训日程”三种，每种首列“善”“过”“敬”“怠”义例若干条。“大学日程”有“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六类，其下分列诸多细目。填写日程时，只须将言行对照义例各条，即可计分，每日凭此核算“善”“过”“敬”“怠”成效。“小学日程”分“入孝”“出弟”“谨行”“信言”“亲爱”“文艺”六类，计分法与“大学日程”略同。“内训日程”按女子的“德”“言”“容”“功”分类，只记“善”“过”而无“敬”“怠”。
尤为难得的是，陈瑚在《圣学入门书》中附录了“大学”“小学”“内训”三种课程形诸日记版格的样图《敬怠善过功过格》，使后人得以一窥明清之际日记修身法的书面样式。
具体记录方法是：每日分“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自寅至酉，每两个时辰占一格，“内纪所读何书，所作何事，闲过者书一‘旷’字”；后面画出两长格统计每日“善”“过”，“皆量其分数而书之，曰若干善、若干过”（《善过纪法》）；同时衡量“敬”“怠”，取陆世仪十分法，“存一分敬，即去一分怠。如敬三则怠七，敬四则怠六”（《敬怠纪法》）。至月半总结（《总结法》），岁终又有“大比”（《奉行法》）[21]。《圣学入门书》源自明季士大夫结社经验，进入清代则主要在学校流行。陈瑚强调大、小学都要有“规矩准绳”，注重心性的外在约束，不期然适应了清初皇权统制下的拘束氛围。康熙间汤斌任江苏巡抚时曾以此书“颁示学者”；乾隆初沈起元任河南按察使，亦曾重刊“以教书院士子”[22]。在晚明善书运动与士人结社风气退潮后，日记格实有回向书院读书日程的趋势。
明清易代前后，苏、松之间各州县学人交往频繁，填写日记的风气也颇为近似。其时嘉定有黄淳耀等所结“直言社”，“朝考夕稽，毅然以道自任”[23]。今存黄淳耀日记有崇祯辛未（1641）以降《自监录》及甲申（1644）间所记《甲申日记》《繇己录》三种。《自监录》注重自省，仅分“早起”“粥后”“饭后”“余功”四段记事[24]。至甲申二月十四日顿悟“已前所记不严，过失多有放过处”[25]，始采用预定格式，分为“身”“口”“心”“读书”“夜梦”五段。与刘宗周分记“身、心、口三过”不同的是，黄淳耀不仅记过，也记所得，且更注重意念在“善”与“过”之间的微妙转移。比如“有乐意”或许无过，但稍不留神就会流于“放浪”。即便是现存仅十数日的记录，也在最后几天流露出简慢的趋势。四库馆臣曾指出，《圣学入门书》等考德日记格“科条密于秋荼，非万缘俱谢，静坐观心，不能时时刻刻操管缮录”[26]。即便是黄淳耀日记那样较为简化的格式，坚持十数日也殊为难事。
乾隆四十年（1775），嘉定人唐秉钧撰成《文房肆考图说》。在书末《日省簿说》中，唐氏指出日记格式有两大渊源，即《太微仙君功过格》以来盛行于世的功过核算法与《朱子读书法》《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代表的理学读书日程。他还提到，清初陆陇其曾校订《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而历任江苏巡抚也都在苏州紫阳书院立有“功课簿”，由此导出自家伯父“抡山公”变通“仙儒”两家之制而发明的“日省簿式”。尽管唐秉钧强调日记具有“可以自勉，可以告人，有考核而不致荒惰邪僻放纵”等道德检视功能，但在这份成于乾隆中期的预定日记格式中，“敬”“怠”“义”“欲”“身”“口”“心”等考德项目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天时”“往来”“著作”“居处”“饮食”“出入”“书信”七项构成的记事分栏，仿佛回到了黄榦最初的《日记式》。较之黄榦样式中颇为模糊的“出入动作”，唐秉钧则明确所谓“出入”就是“量出纳、节财流”，亦即每日的收支记账[27]。
通观南宋末至清中叶日记格的分栏设计，大致可以从中梳理出四个维度。第一，一般性记事分类：至少有“天时”“人事”两栏，“人事”有时又细分为“读书”“著作”“居处”“言行”“书信”以及宾客“往来”、财务“出入”等项；第二，每日时段分划：多分为“早起”“粥后”“午后”“灯下”“夜梦”等段，或按时辰均分；第三，功过属性的分类与核算：以高攀龙、刘宗周所分“敬”“怠”“义”“欲”为代表，实为程朱一系理学“主敬”观念与明代善书功过核算法相结合的产物；第四，功过对象的分类与核算：如刘宗周所分“身、心、口三过”。一种日记格可以同时包含多个维度。从宋元儒的读书日程到明清之际的修身日谱，一个显著变化是时间管理的精细化：不仅记录、省察的时间单位从“日”缩短到“时”乃至“刻”，省察结果更凭借一种会计模式（预定标准→确立格式→每日小结→年终大结）得到核算。可惜在清代道、咸以前的材料中，几乎找不到预定日记格付诸填写的实物，因此也就无从充分估量这些修身格式约束士人生活的实效。
二、不受羁勒的日常：道、咸以降填写日记格的实例
清代道、咸以降，日记稿本存世渐多，其中颇有填写于预定版格中的实例，为考察日记格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应用状况提供了依据。
（一）姚椿《樗寮日记》
道光初，江苏娄县人姚椿随弟游宦宝应，得当地学者朱泽沄遗书，立志私淑，“作《心为严师箴》及《读书静坐箴》，以日自课其行习”[28]。今藏复旦大学图书馆（王欣夫旧藏）的姚椿《樗寮日记》稿本即撰于此时，卷首有道光元年（1821）五月初一日自题：
少壮昧学，晚而悔焉。亲炙桐城，私淑止泉。良友云徂，圣经复晦。勉勉此心，日新无怠。
十天以后，姚椿又补题一条，说明此次日记缘起：
昔贤用功皆有日记，黄勉斋（榦）先生至著为“式”，见于集中。近贤所见尤夥，陆清献公（陆陇其）其最醇者也。亡友太仓彭湘涵（兆荪）因黄陶庵（淳耀）先生之作，遂著日记。椿以嘉庆己卯（1819）三月寓吴门，辛丑夜酒后语杂，与彭君谈次，憬然有悔。此日起，因作日记。归而旋辍。今年春，客宝应两月，尽读止泉先生（朱泽沄）及其子宗洛（朱光进）与诸门人遗书，益用自悔。四月初十日旋里，摒挡诸事，始复有读书之志，因作此册。自今以往，再蹈前辙，自暴自弃，是为下愚。
姚椿将在日记中“用功”的源头追至黄榦，推举陆陇其《三鱼堂日记》为晚近日记典范，又提到乾、嘉间太仓诗人彭兆荪以明季黄淳耀日记为楷模的事迹。他自己首次立日记未能坚持，直到道光元年春在宝应得读朱泽沄、光进父子遗书，返乡后才立志读书，重启日记；更命次子姚炘共作日记，父子互相警诫。
《樗寮日记》稿本册首载有《刘忠端日记法》，注明朱光进日记所用正是刘宗周格式。姚椿集中有《高忠宪公日记题辞》《陆清献公日记后序》《朱宗洛日记题辞》等多篇有关日记的论述，读之可知他对于黄榦、许谦、高攀龙、刘宗周、黄淳耀诸人所延续的格式化书写传统相当熟悉。姚椿父子所推崇的朱光进日记，应该也属于这个系统，“其日记略用勉斋（黄榦）法，分天时、学业、人事、省身为四类，至敬、怠、义、欲则法念台（刘宗周）”[29]。
不过，今见姚椿日记格式却与高攀龙、刘宗周、朱光进一脉有所不同。《樗寮日记》稿本共两册：第一册自道光元年五月初一日至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第二册自道光二年三月初一日至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略有间断。最初记录近两月，每日记事之尾均写有“敬”“怠”“义”“欲”四小字，每字下空一格，以备填入“ヽ”“|”“×”三种标记。实际上每日仅填“怠”“欲”两栏，“敬”“义”栏下一直空缺，故自道光元年六月二十一日起只列“怠”“欲”两栏。“ヽ”“|”“×”三种标记依次表示过恶程度。如道光元年五月初四日记云，“是日酌申甫兄，因邀诸亲友小集，至晚散，主事觉有不敬处，乃叹动中有静之难”，即于末尾“怠”字下填“ヽ”；五月二十三日“祭祀因病不能拜，恨甚”，与之相应，“怠”“欲”两栏皆填“×”，表示大过；六月二十六日记“两日读书杂乱，省察复疏，深叹学问无定力也”，当日“怠”栏填“|”，“欲”栏填“ヽ”，各为中过、小过[30]。
至道光元年八月二十四日条，记事末附“怠”“欲”两栏突然消失。推勘道德的日记仅持续了不到四个月，甚至坚持日记本身也成难事。道光三年七月十六日至十月三十日，由于水灾、多病以及奔走繁忙等原因，姚椿一度中断日记；道光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至三月二十九日再度中断，九、十月间所记亦疏略。是年三月三十日，姚椿三启日记，题端有云：“久溺词章，妄希道义，主敬存诚，谈何容易。十寒一暴，见于日记。人而无恒，至圣斯弃。”[31]可知长年坚持日记绝非易事，而长时期按一定格式填写日记、考核德行，尤非常人所能办。
（二）曾国藩《緜緜穆穆之室日记》
道光末叶曾国藩居京期间，曾一度加入以唐鉴、吴廷栋、倭仁等人为中心的理学圈子，以互批日记为修养法门[32]。披览道光二十二年前后曾氏自律最严格时期的日记可知，修身要素主要体现在“治念”记录和端楷书体，并未采用固定格式。现存曾氏日记原稿中，唯有咸丰元年（1851）七月初一日至次年六月十一日所记，填写在一种版心署“緜緜穆穆之室日记”的预印日记版格之中。该种版格每日列有“读书”“静坐”“属文”“作字”“办公”“课子”“对客”“回信”八栏。右侧有一宽栏备填月日，空白颇多，常用来记录天气及官私琐事；左侧宽栏则印有发挥朱熹《中庸章句》来阐释“緜緜穆穆”之意的一段话。
《緜緜穆穆之室日记》出现之际，曾国藩的治念日课已中断数年。从其分栏来看，“读书”“静坐”仍是朱子一系理学工夫，“办公”“课子”则表现了曾国藩此期生活状态的变化。据《曾文正公年谱》，咸丰元年“刘公传莹为公书斋额曰‘养德养身緜緜穆穆之室’，至是公乃仿程氏《读书日程》之意，为日记曰‘緜緜穆穆之室日记’”[33]，则此日记似当以记载读书为重。但现存版格中“读书”仅占主要栏目的八分之一，所填读书心得时而溢出版格，书于页眉等处。“静坐”一栏则被借用来记录“假寐”“在座睡”“曲肱而卧”等日间睡眠，专门记载静坐存养的例子极为少见。种种不合用情况或可说明今见《緜緜穆穆之室日记》未必完整，原先的一部分栏目设置（如“静坐”）在现存日记开始之时就已流为具文。
不过，某些栏目弱化未必就等同于修身工夫的懈怠，只是说明修身治心的内在需要有待找到新的外部形式。曾国藩在咸丰二年正月初三日记中提到，“是日于忿、欲二字皆大犯，自思殆不可以为人，何以谏君父乎？以后每日分记心过、身过、口过”，第二天早起又作《记过箴》[34]。但此后《緜緜穆穆之室日记》并没有关于“三过”的记载。正月十二日日记眉批云，“是日忿、欲二念皆大动，竟不能止，恐遂成内伤，病矣”[35]，可见治念工夫仍在持续，却不见于现存日记。似可推测，曾国藩这一时期当有另册专门治念，大抵以“惩忿窒欲”为宗旨。
（三）龙门书院日记版格
同治四年（1865）上海龙门书院开办，顾广誉、刘熙载、孙锵鸣等名流先后主讲，“砥学砺行，得士称盛”[36]。同治九年夏刊布《龙门书院课程》，第三则即为“严日课”[37]。上海图书馆藏有龙门书院日记实物两种：一为常熟人宗廷辅同治七年五、六月间所记3册，一为娄县人陈宗彝同治七年至光绪六年（1880）间所记共48册。检视此二人日记册可知，龙门书院早在同治七年就印有《龙门书院日纪》《龙门书院读书日记》《龙门书院行事日记》三种日记簿。《龙门书院日纪》格式最简，仅印半页九行空格。《龙门书院读书日记》则将每版分为两日，半页九行，首行印“×月×日记读书”，天头印有“读书先要会疑，又要自得。张子曰：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步。又曰：心中有所开，即便札记，不思，则还塞之矣”一段题额。《龙门书院行事日记》在首行“×月×日记行事”之外，将每日行格分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天头印“行事当敬以胜怠，义以胜欲。敬、怠、义、欲须于举动时默自省察”及“所行必求可记，不可记者即知必不可行，记必以实。司马文正言：诚自不妄语始”两段题额。
单看“读书”“行事”两种日记册所印题额，龙门书院日记似乎仍处在理学读书日程与考德功过格两大传统笼罩下，实则不仅“敬”“怠”“义”“欲”的“默自省察”没有体现于日记格式，宗、陈二人所填也少有考德内容。《龙门书院课程》中的“严日课”一则，规定了“读书”“行事”两种日记的分工：前者记具体的读书“心得”或“疑义”，后者分四节按时定课：“大要以晨起、午前治四子、各经及性理；午后读诸史、纲鉴及各家书，或旁通时务；有余力或作文辞，或习书法；灯下或兼及科举之业。”[38]这种在一日内兼读不同类型书或兼课读、写、作各项工夫的办法，与朱熹、程端礼专注于诵读精熟的教法略有不同，更接近宋元儒所称“兼功法”[39]。书院中的“行事”仅限于读、写、作等纸上工夫，所谓“性理”只是读《近思录》等性理书而已，并非推勘善过、对治起念，也不强调静坐等存养法门。可见其“行事”日记本质上就是读写行为的记录，“读书”日记则是发挥所读内容的札记。
当然，宗、陈二人所记“行事”未必总是严丝合缝地遵循四段定课，甚至“读书”日记中偶尔也能读到灵光一现的治念内容[40]。由于两种日记都要上呈，尤其是“读书”日记相当于一种定期提交的课业，最终誊写于册上的内容，应是反复修改后的定稿，颇具表演性。如宗廷辅第三册日记虽仍用《龙门书院读书日记》册页，内文却全不按格式填写，实是他撰写的同时期日记的草稿，多余册页往往用于抄录书籍、记载闻见、草撰诗文。
如前所述，利用预先印好的簿册稽查教学、考核生徒，是从吕祖谦、程端礼等宋元理学家那里就已发端的一个悠久的教学传统。但在道、咸时代日记修身热退潮后，日记版格及其填写实践的考德意味日趋淡薄。与之相对，偏向考据性、知识性的“札记”成为龙门书院日记的主流体式。
（四）李鸿裔、文廷式所用“靠苍阁日记”版格
上海图书馆藏有李鸿裔日记一种，著录为“靠苍阁日记”，所记时间从光绪六年闰十月初三日延续至七年六月二十二日。日记封面有“特健药”三字，应为该册日记真正题名。册前课程一页，声明“此次复写日记，恐静坐作辍无恒也”；下立读、看、写日课，要求“每日以读、看、写三事为常，课忌杂，忌密，忌求速而不务精熟”，可见，所记仍以读书、修身为主。所谓“靠苍阁日记”，实是所填预印版格在版心的题名，并非李鸿裔专用。
此种“靠苍阁日记”版格结构较复杂：每版记一日，共二十行，分“天时”“人事”“看”“读”“写”“作”六栏。“天时”栏占两行，下列“风”“雨”“雪”“月”“凉”“燠”“阴”“晴”八字，各留空格；“人事”栏五行，分出一行记录书信往来，上填“致××/到××书”，下填“作××/得××复”。版心三段：上题“靠苍阁日记”；中印“夙兴夜寐，无忝所生”八字。版心下段分两行：右行为“×年×月×日×时起×时卧”，左行为“静坐×次 恙 劳 逸”，备填存养工夫及身体状况。
李鸿裔早岁入曾国藩幕府，同治间官至江苏按察使，晚居苏州，以金石、书画、佛经自娱。“靠苍阁日记”将读书人日常工夫分为看、读、写、作四项，符合曾国藩反复强调的修身宗旨[41]。不过，从此册《特健药》日记的书写实际来看，仅第一页版心填有“庚辰十一月初三日，辰时起、亥时卧，静坐二次、无恙”等内容，其他日记文字都未按格式填写。李鸿裔主要将版格作为界栏来利用，虽坚持每日记录静坐次数与读、看、写内容，但原版格的规制性栏目完全被忽视了。
无独有偶，文廷式写于光绪二年十月至十二月的两册日记同样使用了“靠苍阁日记”版格。不同于李鸿裔的无视格式，文廷式这部分日记基本上按预印格式填写，为该种版格付诸实用提供了难得的例证[42]。至于文、李二人缘何会使用同种日记版，仍有待考掘。光绪初文廷式身在广东，游学陈澧门下，李鸿裔则隐居苏州有年，二人似乎并不存在交集。或其日记版有共同的源头，限于材料，目前尚难论定。
（五）严修早年所用各种日记版格
近代教育家严修的早年日记先后采用了多种预印版格。他曾将自家日记版借人刷印，有意识地利用日记与人互质修身，在光绪以降日记格式流为具文的风气中显得颇为特别[43]。严修出生在一个理学氛围浓厚的家庭，其父业盐，却深好宋五子书，中年后“日有日记，记身过、口过、心过”，稍有过愆即加以自讼[44]。现存严修日记版起初立有考德、改过栏目，格式变化频繁，到光绪十三年以后格式才基本稳定。所用版格大致有以下五种。
甲种为见于现存最早的《修敬录》一册，记事包括光绪二年四月初五日至闰五月十一日、八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十三日两段，版心题“毋自欺室”。该版格每版分四日，每日占三行：首行时日下列“敬”“怠”“义”“欲”及“身过”“口过”“心过”空格；二、三行分一日为“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每十日小考，按《大学》“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六项统计德业，绝似陈瑚《圣学入门书》中“大学日程”的格式。核以严修填写日记的实际，《修敬录》全册共记103天，四月至闰五月56天未填“敬”“怠”“义”“欲”及“三过”空格，仅按每日四段记录读、诵、写、作等行事；初时每段工夫盖有“存诚”等字样的方圆印章，似为核销预定课程的标记。八月二十六日重启日记以后的46天，均以时日之下标注单圈或双圈的方式考德（仅最后一日未考），且有21天记录了“敬怠”分数，具体形式是用苏州码子记“敬二怠八”“敬三怠七”之类，不记“义”“欲”，与陆世仪、陈瑚的“敬怠十分法”完全相同。唯十日一次的小结仅在四、五月间填过三次，且皆为抄撮，并没有发挥原日记版设计的定期自省功能。
乙种为《丙戌日记》一册，起自光绪十二年正月十三日，迄于三月三十日，版心题“毋自欺室”。该种格式接近甲种，仅将每日首行考德部分简化为“静过（妄、逆诈）”“动过（伪、世故）”两项。但在此册两月半有余的日记中，唯在正月二十五日“静过”栏中记下“躁气多，宜寡言”六字，余皆空出。严修早年日记不乏省过、治心内容，却未与预印格式充分配合。
丙种包括《恒斋日记》《恒斋日记二》《无恒斋日记三》《恒斋日记四》《恒斋日记五》五册，以墨、朱二色书写：墨笔记光绪十年二月二十日至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事，朱笔记光绪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至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事。该种日记格式较简，一日一版，每日按“晨起”“午前”“午后”“灯下”四段及“记事”“杂识”“日知”三类分为七栏。“日知”栏独占半版，彰显了日记版宗旨从考德自省转向知识积累的趋势。自光绪十年起，严修时而在日记的“杂识”“日知”等栏记录各种西学新知，配以图解。从填写实际来看，比较特殊的现象是，后四册往往在同一天版格中填写前后两三年中同一日的日记，仅以墨、朱笔或不同版格区分。如此填写，可能与版格印纸的匮乏有关，淡化了原设版格的分栏功能。
丁种记录光绪十三年五月二十日至七月十四日、九月十六日至二十日两段时间的读书情况。这一时期行事另有日记，该种格式专记读写工夫，分为“温”“读”“写”“看”四项，写于版心题“洪胜”的账簿上，栏目手写。
戊种用于《丁亥秋冬日记》以下直至光绪二十年严修使黔以前各册日记，记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一以降之事，版心署严修室名“蟫香馆”。该种在丙种基础上归并“杂识”“日知”两栏为“日知”一栏，分一版为两日。光绪十三年七月初五“记事”栏提到，“刻字铺送来日记十本”[45]，这十本应该就是戊种格式的空白日记册。丙种后四册中数年日记合于一版的现象，此后再也没有出现。但在置闰年份，有本月与闰月同一天日记共用一格的情况。因为预先印好的日记册每年仅印十二个月的份量，并没有为多出来的闰月预留版格。
清末民初，严修负有“教育界之道德家”[46]的盛名。即便如此，日记格设计的着眼点仍然呈现出从考德核算到知识积累的变化趋势，日记修身所设定的人格典范，也因之而显现出从理学到朴学乃至科学的迁移。光绪十年以后，严修开始改用较简化的“杂识”“日知”格式，但在十二年春却有一段回到考德格式的日记，可能与日记册页的匮乏有关。十三年夏间解决册页问题后，记事附带“日知”的格式成为主流。而以光绪二十年外放学差为契机，严修本人日记也脱离了格式，即便偶有几年利用此前剩下的日记册页，也不按照既有版格填写。
三、经济理性与国民修身：“市贩日记账”的导入
自南宋中、后期直至晚清，士大夫在预定格式中填写日记的风习绵延不断。雕版刻印促进了预印日记格的流行，日记格的分栏设计则与修身意识的升降密切相关。不过也要看到，在整个中国古代日记书写的传统中，格式化书写的份量并不能过高估计。以2018年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出版的《上海图书馆藏稿钞本日记丛刊》为例，该书收录47人的六十余种日记，其中使用格式化日记版的只有两种；真正按版格栏目填写的，更是仅有咸丰年间的《王海客日记》一种。即便就采用过日记版格的人物而言，如果得观其日记整体（如曾国藩日记），也常会发现，填入版格的部分仅占其人毕生日记的一小部分。像严修这样连续数十年填写日记格的特例并不常见，推勘“敬”“怠”“义”“欲”的考德日记更是难以坚持。
而与传统上格式化日记的非主流状态形成对照的，则是清季民初政、学、商界广泛使用着另一类预先印好的日记册。不同于自家刻印、装订或仅在小范围内流传的木刻日记版，这类新式日记册来自大型出版社，采用大规模机器印刷和洋式书籍装帧，在新书市场上广泛流通，版格设计也更具通用性。其直接渊源是日本明治时代吸收西洋记账本、年历本格式而创生的“市贩日记账”。
关于“市贩日记账”的缘起，目前日本方面的认知还相当模糊。论者多将之溯源到博文馆于1895、1896年推出的《怀中日记》《当用日记》[47]。实则早在1879年年底，日本大藏省印刷局就推出了一种题为“当用日记”的空白日记册。此后每年年底，印刷局都会按照次年日历预印《当用日记》，每册卷首都印有同一篇署名“印刷局长”的《当用日记序》：
予曾于外人某氏处得到一册《1878年“新日记簿”》。质之译者，即将一岁之中的日记，在簿册上预设日计、月计乃至年计的位置，并缀以“新古杂录”。故今效其体式，编成是书，庶几人人得明每日之纪事与会计，异日得便，可见年间之阅历云尔。[48]
此段交代《当用日记》仿自“外人”携来的“新日记簿”。原文“新日记簿”四字旁注片假名“ヌーヴヘルアジヤンダ”，即法文“nouvel agenda”，实为一种预印有日期和实用附录的年历本。19世纪后期法国的“agenda”多用于记账和规划日程。《当用日记》版格每日占一面，分上、下两大栏分记行事与财务收支：上栏印出“日期”“曜日”“干支”，留有空白备记；下栏分别为“拂方（支付）摘要”和“受方（收入）摘要”；最右一行摘印历史上本日大事。每月末附“会计”表，年底有“大总计”表格，体现了注重个人经济理性的特点。《当用日记》卷首缀有一年月历节气表（“略历”），册末有长达一百四十多页的庞大附录（“新古杂录”），涵盖皇室成员、各国使领馆位置、请愿规则、所得税法、公证手续、征兵令、厅县位置等五花八门的内容。这些附录有似日用类书，但凸显国家法令、邮政交通、国际交往，显然又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近代国家体制日益发达的反映。
与明清木刻日记版仅规定一日格式不同的是，以《当用日记》为代表的新式日记账必须印明每一天的日期、星期，所附历史大事、名人格言等内容也是日日有别，故一年365页，页页版格不同。每年年底必须重新设计下一年日记册的内容。在国家经济部门（大藏省）带动下，民间出版社也开始出版此类按年预印的日记册，格式多与《当用日记》大同小异。明治末至大正初，博文馆、金港堂、新潮社等大型出版社先后推出了《怀中日记》《学生日记》《家庭日记》《妇女日记》《文艺日记》《自由日记》《军人日记》等各门类的“市贩日记账”，为清季民初中国新式日记册的盛行提供了丰富的追摹对象。
中国引进日本新式“日记账”的时间点，大概在20世纪初，基本上跟日式洋装铅印（双面印刷）书籍及相关印刷技术的导入同步。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日资背景的《同文沪报》刊出一则广告，介绍留日学生叶基桢、林楷青编纂的《袖珍日记簿》。有意味的是，广告强调的并非日记册本身，而是模仿日式“市贩日记账”设置的种种附录，几乎将日记册看成了一本经过分门整理的新学类书[49]。是年年底，已与日本金港堂完成合资的商务印书馆推出《光绪三十年日用必携袖珍日记》，其广告更着眼于“办事”的效率：
官场、士林、商市、工厂，无一人无专办之事，即无一日无当行之事。头绪纷繁，每易遗漏，载之日记，最便检查。本馆特制成手册，以供世人之用。谨遵钦定颁行甲辰年时宪书，逐日编次，备载日辰、节气、万寿、忌辰、西历礼拜日期、各国君后生日、海关银行假期。内留空幅，以便记载每日所办之事。后附账簿、朋友姓名录、邮政电报章程、各处往来轮船火车价目、上海租界章程摘要，可以随身携带于行旅中，尤为便用。洋装金字，白纸铅印。每册大洋二角五分。上海商务印书馆谨启。[50]
段中加着重号的字句在原报上均以大号粗体排印。这段广告强调备载时日节令之类有似传统历书的卖点，也提到了行旅中使用“附录”的便利，但其楬橥的出版宗旨，则是“逐日编次”的固定格式给“办事”带来的效率。
至宣统初，商务印书馆已发展出包括《袖珍日记》《学堂日记》《官商通用日记》《月月日记》《自由日记》等在内的预印日记册体系。《学堂日记》发端于光绪三十二年，“备学堂诸君练习记录文体及研究普通学术之用”[51]，在日记用纸之外附录了一百多种各科知识表格。《官商通用日记》的广告则首见于光绪三十三年年底，针对此前《袖珍日记》篇幅狭小的缺点扩张版格，每日一页，“足容小楷三百字”，版格分为“交际”“通信”“天气”等栏，附录文件、表格、地图、风景照片。这些体例设计均模仿同时代日本的《当用日记》[52]。稍晚问世的《月月日记》仍为袖珍版式，但纸幅放大为每日一页，每月30页为一册；《自由日记》只列纵横线，每日所记“长短可随人意”[53]。商务印书馆内部还有一种预先印好的工作流程日记册，今存张元济民初时期馆事日记（上海图书馆藏）即填写在这种工作日记册中。辛亥革命后，商务印书馆在第一时间改《官商通用日记》为《国民日记》，于附录中介绍民国新定礼制服制及阴阳历对照表，打造了民国时期最为流行的日记册品牌[54]。
清季民初各种日记册的实用情况，可从新近影印出版的赵元任日记中窥见一斑。在宣统三年（1911）开始用英文写日记之前，清末时期的少年赵元任交替使用过多种预印日记册。第一种为光绪三十二年所用商务印书馆《袖珍日记》。在日期、礼拜、天气外，该种日记仅分“约定事件”和记事空白两格，两日一面，附有每月出入款、人名录、杂录、往来书信等表格。赵元任在其中填写的内容也较为随意，时而用横行从左到右写，时而又夹杂英文。第二种为光绪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所用东京博文馆发兑的《光绪三十三、三十四年当用日记》。该种日记册实为博文馆《当用日记》改换光绪年号、夏历日期并将相关附录本地化的中国版，格式与日本原版完全相同，亦可见日式“市贩日记账”跨国营销的努力。博文馆日记每日空行较多，上年填惯《袖珍日记》的赵元任一度有填写不满之患，或自责“如此寥寥数行，无乃太不雅观乎”，或筹划“空纸可为习字料”[55]，一开始还会认真填入会客、通信与起睡时间，不久即告废弛。第三种为宣统元年至三年所用商务印书馆《学堂日记》。该种日记专为新式学堂学生设计，首列孔子像、教育宗旨上谕、各学堂章程提要、学部公牍和有关历日的“卷首附录”，末附“本年行事提要”“受课时间表”“试验成绩表”“师友姓名录”“往来书信表”“款项收支录”“校歌”等学堂文件，并有修身、历史、地理、算学、理化、动植矿物、生理等各科知识表。在日记用纸部分，卷首为“本年行事预记”，版格除中间记事栏外，又分左右两列，结构随假期、学期而变化：右列上栏印阴阳历日期、节假、气候，中栏印中外“格言及故事”，下栏假期中为“亲朋问候”、学期中为“预记事项”；左列上栏假期为“自修课程”、学期中为“受课细目”，下栏假期为“地方游览”、学期中为“自修课程”；版格天头印有“选录名家诗词”。从这一复杂的版格结构中，亦可推见《学堂日记》设计者拟想中的新学堂生活：首先必须劳逸结合，区分假期与学期；假期有自修、有游览、要走亲访友，学期则重在学业规划与记录。也许是受此严苛格式的感染，赵元任填写《学堂日记》相对较为严谨，多记录受课内容，发挥了版格设计的初衷。
清季民初品类多样的日记册，实以近代日本的“市贩日记账”为摹本。日记册广告中反复强调的卖点是“便携”“便利”“通用”。日期栏目所提示的节假日，格言所引介的中外名人，附录所包含的邮政、电报、地理、交通、法令等信息，无不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近代国民意识。日记册的预印格式，更规划了“国民”或“学生”理想的生活时间。然而，传统日记格最为重视的道德维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不同于士大夫日记版格的小范围流通，新式日记册出自商务印书馆等出版巨头，发行网络遍布全国。其所拟想的使用者，是抽象的“官商”“学生”“国民”，因此只能迎合群众意识和市场需求的最大公约数，诸如办事高效、收支平衡、知识广博、国民意识充分、生活节律有恒等各行业通用的评价标准，在新式日记册的各种格式中都有所凸显。与之相对，士大夫小集团专属的治心考德需求则遭到漠视。尽管“道德严格主义”和记诵、静坐乃至推勘功过等修身法门仍在近现代精英日记中蔓延，却已很难再凭借通用化的“格式”形态体现为一种预定的规制。
余论：“圣人”与“经济人”
在预印（或预定）格式中填写日记的风习纵贯宋、元、明、清，近代以来更横跨东、西两洋，堪称一种超越时空的时间调控术。19世纪欧美流行的“商业日程本”（commercial diary）模式先后被导入日本、中国。在宋明理学所欲成就的“圣人”和资本主义精神规训下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us）之间，从日复一日的木刻日记版到每天都要充满新意、追求生活方式多元的“市贩日记账”，从士大夫小圈子的身心互质到针对同质化国民的时间规划，似乎可以画出一条古今中西对峙的界限，但两造之间也并非截然对立。
问题在于，祈向“圣人”的理学读书日程或修身日谱，可能在一开始就已包含了一部分锱铢必较的“经济人”性格。通过日记格的设计、印刷、填写、核算，不同时代的士大夫规划着同一种“格式化日常”，格式化对象可以是读书进度、行事功过、欲念起灭，也可以是办事程序、财务收支、物候冷暖。清季民初，日记格的内省气味逐渐淡薄；呼应考据学普及和西学涌入，有关知识积累和财务收支的栏目日益凸显。事实上，即便回到道德热情高涨的明末清初或道、咸时代，计算“敬”“怠”“义”“欲”分数的考德日记格亦令人生畏，难以持久坚持。那些长年填写日记格的成功例子，往往采取较简化的格式（仅区分事项或时段），集中体现于见闻积累、财务收支等最直观也最具功利性的栏目。
以预定格式的日记为修身法门，并非中国士大夫独有的经验。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制订过一份“达到道德完善的大胆而又艰巨的计划”，总结节制、缄默、秩序、决心、节俭、勤奋、诚信、正义、中庸、清洁、平静、贞洁、谦卑为13项美德，决心逐个攻破[56]。与明清之际江南士大夫一样，富兰克林早年曾与人结社考德，致力于自我提升。他还设计过一张追求“办事各按其时”的24小时计划。这两张表格配合，几乎就是明清“日纪考德法”的升级版。马克斯·韦伯曾提到新教教会“借信仰日记之助来自我‘探查’自己的‘脉搏’”，“而富兰克林对自己各项品行上的进步所做的表格-统计式的簿记，更是个经典的例子”，“生活的圣化几乎就这样带上了企业经营的性格”[57]。富兰克林规划道德生活的模式与工商业者理性营利的原理相通，他只是将经营企业的手段运用于经营德性。这种“入世禁欲”的生活方式，被韦伯视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源头。
在《儒教与道教》一书结论中，韦伯再次举出新教虔信派和富兰克林“每天都要进行的一种簿记”，凭此反衬“儒教的君子只致力于外表的‘端正’”；儒教伦理也被认为缺乏“紧张性”，没有“借着内在力量以影响生活态度的任何一种把柄”[58]。然而，宋元以来士大夫持续七百余年的日记格实践却对此类笼统论断（generalization）提出了些许挑战：节制日常以奉献“天职”（Beruf）的工作伦理，或许未必像韦伯断言的那样，仅限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新教前身；在道德热情尚未完全冷却而知识热情不断高涨的近代中国，传统日记格中层累的修身成圣意识，同样有可能导向一种锱铢必较的“经济人”理性。
注释：
[1] 张剑：《中国传统日记的缘起、发展和类型》，《传统文化研究》2024年第2期。
[2] 吕祖谦：《乾道五年规约》，《东莱吕太史别集》，黄灵庚、吴战垒主编：《吕祖谦全集》第1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360—361页。
[3] 朱熹、刘清之等编：《小学》，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56页。
[4] 朱熹、吕祖谦编，叶采集解，程水龙校注：《近思录集解》，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01页。
[5] 郑元肃录，陈羲和编：《勉斋先生黄文肃公年谱》，元延祐二年（1315）重修刊本。
[6] 黄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七，元延祐二年重修刊本。
[7][9]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一，《四部丛刊续编》子部景元刊本，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8]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10] 关于功过格与修身日谱的关系，参见王汎森：《日谱与明末清初思想家——以颜李学派为主的讨论》，（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9本第2分，1998年6月。
[11] 尹楚兵辑校：《高攀龙全集》，凤凰出版社2020年版，第2146页；高嶐等增辑，《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837页。
[12][30][31] 姚椿：《樗寮日记》，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
[13] 刘宗周：《改过说》，吴光主编：《刘宗周全集》第3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5—18页。
[14] 方向东：《大戴礼记汇校集解》，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617—618页。
[15] 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87页；黄榦：《圣贤道统传授总叙说》，《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二六。
[16][20] 陈瑚：《序》，《确庵文稿·圣学入门书》，清初毛氏汲古阁刊本。
[17][18] 陆世仪原撰，张伯行辑录：《思辨录辑要》，景海峰点校：《儒藏精华编》第196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0页，第63页。
[19] 陆世仪：《答玉峰张邑翼马殿闻陈天侯书》，《论学酬答》卷四，清同治十三年补刻小石山房丛书本。
[21] 陈瑚：《确庵文稿·圣学入门书》。
[22] 陈溥：《安道公年谱》卷上，清光绪十八年太仓缪氏刊本。
[23] 陈瑚：《明进士陶庵黄公墓表》，《确庵文稿》卷一九。
[24][25] 陶继明点校：《黄淳耀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版，第335、375页，第424页。
[26] 纪昀等纂：《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总目》第27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页。
[27] 唐秉钧：《文房肆考图说》卷八，清乾隆四十三年嘉定唐氏竹映山庄刊本。
[28] 沈曰富：《国子监生封修职郎晋文林郎姚先生行状》，姚椿：《通艺阁诗录》附录，清道光十三年序刊本。
[29] 姚椿：《朱宗洛日记题辞》，《晚学斋文集》卷三，清咸丰二年序刊本。
[32] 参见彭勃：《道咸同三朝理学家日记互批研究》，《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
[33] 黎庶昌（曹耀湘代）：《曾文正公年谱》卷一，清光绪二年传忠书局刊本。
[34][35] 曾国藩：《緜緜穆穆之室日记》，《湘乡曾氏文献》第6册，（台湾）学生书局1965年版，第3691、3693页，第3709页。
[36]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赵所生、薛正兴主编：《中国历代书院志》第1册，江苏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72页。
[37][38] 佚名：《龙门书院课程六则》，《教会新报》第94卷，清同治九年六月十一日。
[39] 程端礼尝区别朱子读书法与真德秀的“兼功法”，认为后者“本末俱失”（《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卷二）。
[40] 如宗廷辅在“读书”日记册中记“会食之顷，偶及吾乡治庖之美，便觉此心纷驰于外，故君子以缮性为亟”（宗廷辅：《龙门书院读书日记》清同治七年六月初三日，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实为一条带有道德自省意味的“行事”。
[41] 曾国藩：《复邓汪琼》，汤效纯等整理：《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版，第1010页。
[42] 汪叔子整理：《文廷式集》，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1537页。
[43] 陈鑫：《前言》，陈鑫整理：《严修日记（1876—1894）》，天津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9—10页。
[44] 严修：《先父仁波公事略》，严修自订，高凌雯补，严仁曾增编：《严修年谱》，齐鲁书社1990年版，第18页。
[45] 《严修日记（1876—1894）》，第446页。
[46] 徐一士著，徐泽昱、徐禾选编：《一士类稿续集》，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258页。
[47] 參見青木正美『「當用日記」の話——日記帳形態史（1）』，『日本古書通信』（2006年）第919号，33頁；田中祐介、土屋宗一、阿歩『近代日本の日記帳——故福田秀一氏蒐集の日記資料コレクションより』，『アジア文化研究』（2013年）第39号，237—272頁。
[48] 印刷局『當用日記（樣本）』（大藏省印刷局，1887年）1頁。
[49] 《袖珍日记簿》，《同文沪报》清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六日。
[50] 《光绪三十年日用必携袖珍日记》，《新闻报》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51] 《光绪戊申学堂日记》，《时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52] 《光绪戊申官商通用日记》，《时报》清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53] 《商务印书馆新出各种日记》，《申报》清宣统元年正月初四日。
[54] 《国民日记》，《时报》1912年11月24日。
[55] 周欣平、林海青、林富美主编：《赵元任日记》第1册，商务印书馆2022年版，第213、215页。
[56] 本杰明·富兰克林：《富兰克林自传》，蒲隆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第97页。
[57]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
[58] 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312页。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文章学研究”（批准号：21 DTR033）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