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影产量逐年增长，影片票房不断攀高，普通百姓沉寂已久的观影热情被点燃，先是一二线城市，继之是三四线城市乃至县城、乡镇，电影已经好久没有这样深入地融入到国人的日常文化生活之中了。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这一时期尤其是近年来，中国电影在“走出去”、开创海外市场方面表现得有些乏善可陈。“走出去”的举步维艰，意味着中国电影尽管可以“窝里横”，却仍匮乏同其他文化有效沟通的能力或办法，以至于难以获得其他国家普通观众的由衷认可，这在以全球化为背景的时代显然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短板，中国电影可以说在由电影大国向电影强国迈进的路途上遇到了难以突破的瓶颈。2017年国家或将就进口片的配额议题重启与美国的谈判，引进片额度很可能将会在既有的34部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倘若如此，中国电影市场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同时中国电影所面临的诸多现实问题，也很可能将随着更多的“狼”的到来而变得愈发凸显，届时，不仅“走出去”将更加道阻且长，连其在国内电影市场上所取得的优势恐怕都要受到威胁，于是，一些人不免为中国电影的前景感到担忧。

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但与其因此困惑，不如摆正姿态，积极应对即将到来的新挑战。笔者认为，其中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能惧怕开放。作为国家推行文化产业战略的一个重要阵地、作为一种大众文化消费品，电影终究离不开市场，而市场又天生具有开放的天性，只要置身其间就无法摆脱其划定的游戏规则，中国电影想要变得更强壮，也只能是在承认并接受这一天性的前提下来实现；反之，中国电影只能成为温室中的花朵，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其实，上世纪末以来中国电影的发展实践已经可以充分地证明这一点：适度的、合理的开放并不可怕，相反，倒可以制造“鲶鱼效应”，间接提升中国电影的艺术品质与竞争力。1990年代中期，中国电影曾一度陷入新时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之中：影片产量降至低谷，观众大量流失，影院纷纷荒弃或改作他用；但几年后，随着国家放宽了对进口片引进的范围和标准，尤其是每年对10部进口大片的引进和发行，电影放映市场重新活跃起来，国人对电影的兴趣也一下子高涨起来，而从中收益的并不仅仅是好莱坞，还有受到进口大片刺激和启发的中国电影从业者，更不用说广大的获得优质观影体验的普通观众了。步入新世纪，中国电影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商业电影浪潮，也是得益于引进大片的带动效应。2012年后，国家为了兑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进一步加大引进进口片的力度，使之逐步增至如今的34部，也照样没有如事前人们所担忧的那样，给中国电影带来灭顶之灾，相反，中国电影倒是越来越有生气，逐渐摆脱了一味依赖武侠大片的粗放的发展模式，变得更懂得精耕细作，从而摸索出前所未有的生长空间。可见，进口片与中国电影的同台竞技，并非必然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事实上，二者既不免互相挤压，也可能彼此促进。

为何在好莱坞席卷全球，以至于许多国家的本土电影制片业纷纷遭到致命碾压的背景下，惟独中国电影可以在本土市场上一路凯歌，并能长期保持和好莱坞分庭抗礼的态势？除了上述进口片所发挥的“鲶鱼效应”外，这与国家利用政策对中国电影产业进行有效的推动也有很大的关系。在产业层面，最重要的进展无疑是民营电影企业获得了愈来愈大的生存空间，从而逐步成为了推动中国电影向前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创作层面，过去由于思想僵化或认识误区所致而不敢让创作者触碰的一些表现领域和题材类型，如今可能不再成为问题，这无不得益于国家更加科学规范的管理。于此意义而言，开放也意味着放开——开放是对外而言，放开则侧重于国内，二者相得益彰，一起成为中国电影得以快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常说“师夷长技以制夷”。就电影来说，可让我们习之的“夷”（好莱坞）之“长技”为何？当然有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还是好莱坞对类型电影的理解与运用。学习类型电影，一方面要学它的那些被历史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模式和套路，另一方面还要认识到类型电影也是一套具有开放性的吐故纳新的叙事体系，它从来不会拒绝多元性，也非刻板保守的代言人或艺术创新的死敌，相反，它一方面时刻为艺术创新预留了足够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则理性地、充满智慧地维持着艺术创新与观众接受之间的平衡。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还要在取法好莱坞的同时，创造性地融入主体意识，以期生成那种能够兼及类型电影基本规范与民族精神的优质的商业电影。

要知道好莱坞之所以在上世纪初力压电影发祥地法国而崛起，在很大程度上乃是靠其庞大而又统一的本土市场。因此，中国实在没有理由惧怕开放，也不必扬短避长，我们应当充分激活自身的优长，使中国电影迈向真正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电影强国。这才是中国电影傲立于世界的根本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