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语：

叩问群体写作的意义存续之门

故土，他乡；乡村，城市——形形色色的现实抵达之处，一系列包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元所指的新名词应运而生，辗转生长，直至有一天，凝结出面目清晰的群落姿态。这种从新兴渐趋成熟的归属和嬗变，形表于西海固作家、皮村作家、北漂诗人等作家群的涌现，经由其实践，为重新审视写作之于历史、之于现实，之于个体、之于群体，乃至之于生命本质的联系，提供了一个动态的体认视角。

文学巨匠卡夫卡反思文学艺术与社会、与人性的关系时，曾将文学比喻为“一本书”，他说，“一本书就像一把利斧，劈开我们冰封的内心。”——反观一幕幕生生不息的文学现场，何尝不在接连叩问着意义存续之门？当文学成为载体，使某一群人的书写凸显无可替代的特质；当层出不穷的个体乃至创作现象级群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自觉，对意义的追问便显得尤为迫切。本期“有态度”专栏特约深耕作家群内部、坚持长期观察的作家、评论家，以若干作家群及群体写作现象为原点，阐发深度思考。

——栏目主持：杜佳

异质性、技艺与共鸣机制：皮村诗人的劳动书写

李琬

近年来，许立志、陈年喜、王计兵等 “新工人”作者的诗已经赢得了来自社会各圈层的广大读者，改写着时时面临固化、陈腐风险的当代诗歌创作面貌。最近出版的皮村文学小组诗集《大口呼吸春天》，延续并更新着这种劳动诗学视野。诗集中收入的陈年喜、范雨素、小海、绳子等十五位诗人作品，又一次向我们展示了最贴近当下时代脉搏、最能牵动社会感觉神经末梢的劳动者书写。

不同于一部分读者对劳动者或新工人诗歌的抽象、凝固的想象，这些工人作者的作品虽然有很大程度上的共性，但也同样呈现了丰富驳杂的异质性。首先，这些诗人的身份就是多种多样的。总体上看，这些新工人作者都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加入第二、第三产业的劳动者，不过有的是在传统工业、建筑业中工作的工人，比如矿工陈年喜、泥瓦匠徐良园、酒厂工人绳子，而另一些则是育儿嫂李文丽这样从事服务业的劳动者以及在新兴的平台经济中谋生的人，如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还有一些则是小海这样身份更加流动、多样的打工者，他有着多种职业经历（从工厂到二手服装店员），呈现出物理空间上更为自由的、波希米亚式生活状态。

诗集《大口呼吸春天》书影

总体说来，第二产业的工人笔下有更多关于技术工作细节的描绘，并常常混合着劳动本身带来的艰辛、痛苦（连同痛苦后获得缓释与净化）的身体感受。如绳子写到的“何淑刚拎着一根几十斤重的阀杆/从第一阶到一百零一/蓝色的闪电并不会让他停留或犹疑”（《机油味的蓝蜻蜓》），或者王景云的“传送带，这个奔跑的风/无论时间在哪里升起/一旦电开关闭合/工人这棵旷野之息的草/就立刻重复机械性的动作/停不下来/任由风操控”（《车间，有奔跑的风》）；而第三产业的工作者则写到了更多样的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娱乐。

另外，异质性还表现在他们的书写主题和风格都各具特色。诚然，如张慧瑜为《大口呼吸春天》作的序里写到的那样，“新工人诗歌最重要的特色是把生产、劳动、创造作为书写对象，让隐匿的劳动过程变得可见、可感，因为日复一日的劳动和工作是他们最直接的生命体验”，不过，我们发现这些作者的写作范围不止于此，除了劳动、工作，他们的写作内容往往是带着劳动者的目光去看待生活世界中的一切。

这些劳动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工作性质，都仿佛一层滤镜，让他们更多、更深地和弥散在人类生活中的病痛苦难待在一起。比如，刘玲娥的《在内分泌科》就描绘了医院里病人发出的痛苦呼告。李明亮的诗中走动着他的许多亲人的身影，流动着素朴而深长的亲情和同情。在《摸黑扫地》《自制绿豆芽的过程》等诗中，李明亮也写到了在相对困窘的物质条件和居住状态下，对待自己狭小家屋的认真、耐心，对即便十分有限的情趣、审美性的追求，展现出充满自尊的日常生活态度。而在李文丽的诗中，我们读到了女性对于情感关系的不满和反思，如《如果还有来生》这首诗里，“我”感叹自己需要的是一个能够体贴、给予安慰、遇事和气商量，而非不善于表达爱意、粗暴而容易动怒的伴侣。尽管其语言直白、粗朴、散文化，但读来仍具有强烈的身体感和现实性。因此我们看到，虽然都是劳动者的诗，但它们的表达内容早已超过了单一、狭窄的范畴。

与书写主题的多样性相关的是，这些作者的写作技艺和诗意强度，从平均程度来看也取得了较高水准，驱散了人们对于“新工人诗歌是否具有足够的审美性、艺术性”这类问题的担忧。可以说，工人作者和那些受过更多“学院”教育或身为知识分子的作者相比，在诗歌技艺的“起跑线”上并无本质的高低。不仅如此，一部分新工人作者的诗还因使用大量溢出陈规和日常生活世界的“非诗意”语言（如“电阻”、“螺孔”、“骂天骂地骂工头”、“噪声的纯金打成”的“耳环”等）而显现出更强烈的陌生化特质——穆旦曾主张，诗应该摒弃“旧的形象或浪漫而模糊的意境”，用“非诗意”词句写作，从而保留鲜活、粗粝的经验质感。这些作者的诗，多多少少实践了这种非诗意的写作方法，最大程度地深入、提炼了生活的真实。

当然，各个作者在诗艺上的成熟度不尽相同。粗略说来，比起《大口呼吸春天》中的其他作者，陈年喜、小海、绳子、王志刚等作者的确展现出更高的技艺水准和更为明晰的个人化风格。譬如绳子的一些短诗，就在某些地方让人想到美国作家卡佛的诗里那些简洁、冷硬有力的表达；他的组诗《劳动是身体里最黑的部分》以一个个切片，鲜明、完整地描绘了工厂的场景和经验，并达到了让人惊异乃至震撼的思想深度和强度。而对于其他一些诗人而言，如何获得真正有个人特征、远离陈词滥调的诗歌语言，仍然是一个持续存在并不断生长的问题。

在这些作者对劳动生产情态和劳动者生活状况的具体描绘中，我们也能发现一些更为微妙而深刻的社会变化。劳动过程固然充满艰辛、让人疲乏，但让劳动者失望的主要不是身体的疲惫，而是他们似乎很难从工作中感受到尊严和价值感。他们辨认出的自我处境是“钢筋水泥的欲望大楼里圈养着我们的廉价青春”“粮食和蔬菜也不再需要我们关心”（小海《中国工人》），而这些价值感的流失，也许不仅是某项具体工作和某种特定职业所造成，恐怕也与体力劳动者的社会地位、社会形象相对而言受到压抑、贬损的整体状况有关。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工人常在诗里写到动物和植物的意象，并借助这些形象传递共情和认同。对比“七月派”诗人牛汉笔下那些或具有受难者意味、或充满强悍生命力和搏斗精神的动植物，新工人作者写到的动植物往往是卑微、脆弱的，如老鼠（李明亮《中秋节，在出租屋打死一只老鼠》）、蚯蚓（徐良园《蚯蚓兄弟》）、野草（王景云《流水线上的稗草》）等。这也反映出，无论他们对生活有怎样正面的期待和追求，却总感到自己是不被重视、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力量的人。

除了劳动过程对人的消耗，这些诗人也比较密集、频繁地写到当下分工状况下，亲人之间越加普遍的、长时间的被迫分离——“妈妈/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我不在的时候/让冰冷的电器/替我照顾你”（李若《替我照顾你》），“丈夫像一块石头/被留守，生死不知，病如顽石”（程鹏《运往深圳的孤独》）。无法合理地利用、占有自己的时间，是所有这些劳动者的生活中无法忽视的问题。这些诗句，正在以自己的方式，为当下的工作、生活方式提出一些校正建议。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与那些更加“专业化”、更有余裕、有更为通畅的“正式”发表渠道的诗人相比，对于这些工人作者来说，诗歌写作的意义，也不是（或主要不是）赢得文学场域中的某个位置、树立某种语言的风格和写作上的自我形象；写诗，在他们劳累、充满重复动作和相对乏味的生活中，更多地显现为某种具有升华、救赎意味的工作和行动。郭福来在《我的诗篇》中写，“现在/我的诗篇写在工厂/一堆堆僵卧的铁管、方钢/沉睡在车间、库房/它们了无生气，浑浑噩噩/像人一样困惑迷茫/经过我的焊接和打磨/突然间变得像鲜花般漂亮/不，更像优美的/诗句一样”。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这几行诗：经过诗的“焊接和打磨”，原本无生机的人工物质，连同诗人对生活的感觉，都焕发出了新的光彩和意义，跃动着创造与尊严的辉耀。

这些诗歌之所以引起大众关注、被越来越多读者所阅读和传播，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提供的新鲜、具体的经验以及这些诗句所散发的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社会和人口结构在几十年来的自然变迁。由于分工的精细化和大多数工作的高度机械化、技术化的发展，也由于白领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收入差距相对缩小，实际上大部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传统界限正在模糊。倦怠的情绪在不同职业的工作者中都普遍存在；人与人愈发疏远隔绝的原子化体验，正被工人和白领所共享。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来说，“工人阶级”的定义，便是除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把这种劳动力出卖给资本以换取自身生存的阶级，而城市里越来越多的各行业劳动者都正在落入这一定义之中。因此，这些新工人诗歌能够唤起十分广大的情感共鸣。它们并不只是被中产阶级读者带着审美距离消费并为感动的文化产品，也实际上在连接着看似互不相干的人们，在扰动、刺痛着我们所有人的心绪，在不断激发着各阶层读者对于现实的观察和省思。它们不仅以感性的方式宣泄着、纾解着劳动者的倦怠、苦痛和困惑，也启迪着人们继续冷静地思索和探寻：在这个时代，究竟该如何拥有一种更为健康、良好的生活。

作者简介：

李琬，1991年生于湖北武汉，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著有诗集《他们改变我的名字》、散文集《山川面目》《咔嗒》。曾获拾壹月诗歌奖、扬子江青年诗人奖、南方诗歌奖·青年诗人奖。评论发表于《文艺争鸣》《上海文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等刊物和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