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求恩1938年在武汉
白求恩（1890—1939年），加拿大人，医学博士，胸外科专家，中国著名的国际友人。1937年，47岁的白求恩结识了中国名人、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之一的陶行知。陶行知向白求恩介绍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形势，希望他来中国帮助抗战。随后白求恩向加拿大共产党申请前往中国，得到批准。
1922年的白求恩
1938年1月8日，48岁的白求恩率加（加拿大）美（美国）医疗队乘船到香港，再乘飞机到达武汉，转赴延安。根据加拿大白求恩纪念馆、1938年《新华日报》、武汉市第五人民医院白求恩纪念馆和汉阳天主教堂白求恩旧居史料，我们发现，白求恩1938年在武汉一个多月硝烟弥漫且紧锣密鼓的救死扶伤经历可与他在华北做手术的动人故事相媲美。在2025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更加怀念白求恩舍己救人的国际主义精神，想分享他在武汉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一、加美医疗队三人到武汉
以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7年底，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组织了“援华委员会”，1938年1月8日，派以白求恩为首的加美医疗队带着医药器械，乘“亚洲皇后”号邮船，从加拿大温哥华启程，于20日到达香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安排加美医疗队在国际友人、美国著名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帮助下，三天后从香港飞往武汉。
白求恩一行，之所以不远万里赶到武汉，直接原因是1938年的武汉是中国抗战的战时首都（“东方马德里”“东方芝加哥”），乃当时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保卫大武汉”的口号蜚声世界。白求恩想来看看真实的中国面貌，发挥自己的医疗专长，更重要的是反对法西斯，亲身实践共产党员的革命人道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白求恩在来中国的旅途中给友人写信说：“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请阅读艾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艾格妮斯·史沫特莱的《红军在长征》以及伯特兰的《中国的第一步行动》。我现在特别高兴，特别快乐！”
白求恩的随行人员为：琼·尤恩（1912—1987年）、帕森斯，后来增加了理查德·布朗。
琼·尤恩的父亲是加拿大共产党领导人之一。她在加拿大圣约瑟夫医院护校护理专业毕业，1933—1937年到中国山东省的济南、淄博、无棣做医护工作，勤奋学习汉语，热心为病人治疗，同中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熟悉中国的生活方式，特别是掌握了汉语，与中国人交流无语言障碍。1937年7月，尤恩刚从中国山东回到加拿大多伦多的老家，在圣约瑟夫医院的外科手术医疗部找到一份酬金较为优厚的差事，且已是26岁的大姑娘，该考虑个人婚事了。但当读了美国著名进步女记者、中国人民的友好人士史沫特莱写的有关中国抗日战争的报道，特别是读了史沫特莱《呼吁医生和护士去中国》的公开信后，为了援助中国抗战，她毅然接受加拿大共产党的建议，作为加美医疗队的护士和翻译跟随白求恩前往中国。她一心一意辅助白求恩，联系救助医疗物资，不辞辛苦。（张文琳《国际友人在西北与华北》）
白求恩1938年1月8日启航中国留言（加拿大白求恩故居纪念馆藏）
1939年6月初，尤恩离开新四军总部，返回加拿大。20世纪70年代，在中国外交家王炳南的关照下，尤恩女士在古稀之年再访中国。晚年她写下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白求恩的情况。1987年，尤恩病逝于加拿大维多利亚市。1988年5月，在河北唐县的晋察冀烈士陵园，举行了隆重的尤恩骨灰安放仪式，她长眠于白求恩墓旁，叙说着一个国际友人的中国情结。
美国大夫帕森斯是外科医生，和白求恩同时到达武汉。帕森斯一意孤行，留在武汉，没到延安，更没有到晋察冀抗日前线，他在武汉私自扣下了援华的经费，造成了加美援华医疗队的实际分裂，白求恩率领的加美医疗队成为真正的加拿大医疗队。帕森斯有酗酒问题，被诊断出酒精中毒，旋即返美，后在纽约醉死，实际上没有参加中国抗战医疗服务。
尤恩《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
加拿大医生理查德·布朗并未和白求恩同机抵达武汉，而是在武汉与白求恩、尤恩见面后，前往延安，成为白求恩的助手。布朗1938年前已在豫东教会医院工作多年，他谦逊低调，性情随和，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白求恩对他的为人和医疗技能赞不绝口，两人十分投缘。尤恩要到西安等地采购药品和器械，还要帮助江南新四军，布朗则在白求恩身边辅助，兼当翻译。
白求恩、尤恩、布朗三个加拿大人紧密团结，成为加美医疗队骨干。他们到武汉，中国各界十分欢迎，汉口的《新华日报》以“加拿大派医药队援华”为题，及时报道了白求恩携带1300美金、3万条绷带、600件衣服和其他医疗物资来中国武汉的好消息。
二、“保卫大武汉”，结交周恩来
白求恩一到武汉，就联系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安排善于外交的王炳南（妻子为德国人王安娜）具体接洽白求恩，并详细地落实白求恩在武汉和奔赴延安各方面的事宜。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在周恩来、王明、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的领导下，和宋庆龄、郭沫若等，紧锣密鼓地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组织群众捐献，全心全意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开展救亡斗争。在武汉的新四军办事处，著名将领叶挺遵照党的指示，和江南八个省的红军游击队联系，组织统一的新四军，积极投入抗日战争。武汉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联合国内外正义的力量，群策群力，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白求恩看到了中国抗战的激烈，对中国人民的遭遇充满同情，同时也充满信心。
白求恩在前线与八路军哨兵
白求恩刚到武汉，暂住在汉口著名主教鲁兹（1870—1945年）的家里。鲁兹故居位于汉口闹市区英国租界内，邻近长江码头、江汉路和中山大道，周边的商业店铺、影剧院、酒吧、俱乐部等应有尽有，十分便利。鲁兹的洋房，有十多个房间，有宽敞的会客厅，装修豪华，温馨舒适，俨然一个小型会议中心，成为国际人士的集中新闻中心和暂时接待站，木头楼梯时刻有来来往往的脚步声，人声鼎沸，足见活动频繁。白求恩、史沫特莱等都在此歇脚居住过。鲁兹在武汉多年，广结善缘，是周恩来的老朋友，被国民政府、共产党人和国际人士普遍认同，积极协助保卫大武汉的伟大壮举，对白求恩的生活起居关照特别多。
八路军办事处由王炳南具体负责与白求恩联系。一天晚上，王炳南带着白求恩及加美医疗队的其他成员，来到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的办公室，受到周恩来热情接见，双方进行了友好交流。白求恩对周恩来的翩翩风度印象深刻，相见恨晚。多年后，同行的尤恩仍记忆犹新：“周先生风度翩翩……他具有领袖人物超凡的感人魅力，加上他会讲几国语言，这使他在任何人面前都能应付自如。”周恩来向他们介绍了中国的抗战形势和武汉时局，表达了共产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和游击战策略，重点说明了八路军抗日斗争和缺医少药的真实困难，期待白求恩到前线发挥外科医生的重要作用。他们还与前来武汉办事的八路军卫生部部长姜齐贤见面，知道了抗战前方药品严重不足、器材十分短缺，便和尤恩一起奔波于武汉三镇，加紧采购医疗器材和药品，准备送往前线。
三、武汉战火，紧急手术
1938年的武汉，战火纷飞，岌岌可危。日寇为了占据武汉这个“东方芝加哥”和战时首都，丧心病狂地狂轰滥炸。武汉三镇中，汉口遭遇空袭后成为大片火海；张之洞创办的武器制造基地汉阳兵工厂，因“汉阳造”步枪赫赫有名而首当其冲，成为日本空军轰炸的主要军事目标；在武昌，蛇山和武汉大学珞珈山防空洞成为市民空袭避难所。武汉驻军和老百姓在日军大轰炸中死伤累累，墙上、树上都是弹片和崩裂的肢体，这地狱般的惨状前所未见，令人目不忍睹。白求恩无比愤怒，他立即写出英文纪实作品《在汉口》，控诉法西斯残暴行径。
白求恩主动承担紧急外科手术救治任务。他看到武汉的大街上，徐州会战等前线来的伤兵拄着拐棍，披着血污的棉装，十分疲惫，特别可怜。日本飞机常来轰炸，空袭警报拉个不停，街头巷尾乱作一团，汉口商圈瓦砾遍地，汉阳兵工厂被重点袭击，死伤无数，伤兵和逃难群众在空袭慌乱中度日如年。
正在给手术中的白求恩
白求恩一到武汉，就马不停蹄地治病救人。他看到了流离失所的儿童，目睹了悲惨的景象——伤兵包扎着被脓血染污的绷带，无人过问，衣服和被褥十分肮脏，冷冰冰的地上铺着一层稻草，缺胳膊断腿、半死不活地蜷缩在那里。白求恩心生怜悯，竭尽全力通过自己的一流医疗技术帮助中国抗战。随行的尤恩赞扬道：“白大夫是一位天生的出色的医生，对人类怀有极大的博爱之心，亲自给那些流离失所的、饥饿的孩子们喂饭。他还到军需官那里，为这些孩子要裤子、外衣等等的东西。”
白求恩在武汉期间，一面前往汉阳天主教堂的长老医院（今武汉市第五医院）参与救治空袭后的受伤人员，一面大力采购急需的外科器械和药品。尤恩的回忆录《在中国当护士的年月》中描写了当时的情景：“整个大厅里，满地都是血污、粪便和呕吐的脏东西，放满了自制的担架，有些伤员还没有来得及医治就断气了，还有两个小孩在父母的尸体旁吓得大哭，场面非常凄惨。我们忙于截肢、止血、取出弹片。血的气味不好闻，钻进鼻孔便长时间去不掉，吃饭时更感恶心。但当时，我们都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任务急，时间紧，耽误了是要死人的。”“见此情景，他们立即进行救治，不分昼夜，紧张工作。”（泰德·阿兰、塞德奈·戈登《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汉阳天主教堂长老医院，是天主教会爱尔兰高隆庞教会所办，在当时条件尚好，白求恩当时吃、住、工作，都在教会医院。这里是1938年白求恩援助中国抗日战争医疗工作的第一站，被载入史册。2010年，武汉市第五医院建成白求恩纪念馆，成为武汉市首家医德医风教育基地。2023年，汉阳天主教堂恢复了白求恩旧居。
四、告别武汉，奔赴延安，毛主席接见
白求恩在武汉一个多月后，在共产党的精心安排下奔赴延安。1938年2月22日，白求恩一行离开武汉，穿越豫、晋、陕三省，在战火纷飞中，经过一个月的艰苦跋涉，医疗队终于到达延安。
白求恩在汉口乘火车，到郑州转车，再去西安。中途他们希望寻访驻防洪洞县的八路军总部，拜见朱德总司令，不料抵达临汾时，日军大举南下，被迫折回，经禹门口西渡黄河。尤恩紧跟白求恩，对中国抗战胜利充满信心，为了医疗卫生和适应战地艰苦生活，她请人把自己心爱的长发剪去。他们遭日机跟踪轰炸，几次遇险，敌机的子弹打穿了尤恩的裤腿。
1938年3月22日，白求恩抵达西安。3月底，终于来到中国革命圣地延安，受到了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尤恩的回忆录，再现了他们见面的难忘时刻。在奔赴晋察冀抗日前线之前，白求恩在延安夜以继日做了很多外科手术，写下了不少反映延安抗战的新闻报道。毛泽东对尤恩流利的中国话感到惊异，问她是从哪儿学来的，她简要地介绍了到中国山东的经历。毛主席发现白求恩的样子很像列宁，尤恩告诉毛主席：“白求恩大夫的后脑勺比起列宁的更好看。”由此他们哈哈大笑，大家畅所欲言，相见甚欢。尤恩说那天“真开心之至”。（琼·尤恩著，朱雁芳译《白求恩随行护士自述》）
白求恩一行从武汉到达延安后，应邀看露天电影。电影放映完后，毛主席简短地介绍了这三位从加拿大远道来华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此时有人提出让加拿大的医生给大家唱一首歌，白求恩唱了一首流行小调《乔·希尔》，曲调背景是为纪念一位领导罢工运动而被判死刑的美国左翼运动领袖。布朗当场把歌词译成中文，全场热烈的掌声一时轰动于宝塔山下延河之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