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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写社会主义的江山,就是写人民
来源:长江日报 | 周劼  2021年07月20日11:33

飞起来的故事

中国现实之成就如钢铁般硬核,中国故事之书写却需要绕指般绵柔,用何建明的话说,让宏大的中国故事成为接受度很强的真实性和文学性高度融合的作品,对于我来说,首先要燃烧自己,然后用生命的激情,让那些原本冷冰冰的素材飞翔起来,充满生命的温度。

“飞翔”用在这里很独特,中国故事本身之硬,如挟山超海,难以飞翔,中国故事的讲述,便需要用文学的质感、文字的温度敲开坚硬的外表,捧出灿烂的仁,放出精神飞翔起来。所以,报告文学正当时。

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有几个高潮,但有一个共同特点:报告文学兴盛的时代,正是社会转型剧烈的时期。报告文学或是时代来临的军号,或是时代跌宕的黄钟大吕,在其他文学体裁言说不足的时候,它劈开文学与社会的壁垒,将文学与人生、社会、国家打通,同频共振。

今天也是如此,我们的故事值得讲出来,值得飞翔起来让人听,让人感动。故事有温度,在于讲述者有激情。就像我们常说的,连自己都感动不了,还能指望感动别人?讲述者的激情从哪里来?何建明报告文学的一大特色就是不乏激情,他的经验是,想让自己的文字洋溢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七情六欲,你对书写的人物就必须具有同样的情感温度——作家的激情来自与人、国家、时代的共情。 

 

不是事件之大,而是“精神”之大

在当代报告文学领域,何建明是一个绕不过的名字。

从1978年的《湘西探险记》到上世纪90年代引起广泛影响的《共和国告急》《落泪是金》,再到新世纪的《中国高考报告》《根本利益》《国家行动》《部长与国家》,再到新时代的《大桥》《浦东史诗》《革命者》等等,屈指数来,何建明在报告文学这条道路上,以平均每年1部长篇、2-3篇中短篇的速度,风风火火走了40余年。数量之多、影响之大,被誉为“何建明现象”——从1998年开始,翻开每一年的《报告文学年选》,第一篇的作者名字几乎都是何建明。

何建明的报告文学写作很有特色,不仅因为他的笔下总饱含激情的语言质感;也不仅因为他以新闻敏感性对重大题材的准确把握,不放过时代的每一次脉动;更因为他的报告文学写作获得了研究者的一个特殊“称谓”:国家叙事。

何谓国家叙事?研究者下了一个定义,就是站在时代全局的高度,从现实社会和过往历史的存在中,选取有关国是大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和价值的题材进行叙事。国家叙事是对大题材所作的具有大气象、大主题的一种宏大叙事。报告文学文体与国家叙事之间具有本然的关联。这是一种拒绝私人化,具有鲜明的社会特质的写作方式。

国家叙事是写作的“国之大者”,着眼于“为国为民”,完成完美于叙事,将对国家、对民族、对普通百姓的爱,融入文学、生命,化作“那些能真正震撼你的心灵世界、能真正燃烧你的情感火焰、能真正愉悦你的阅读观感的‘报告文学’”。

国家叙事之“大”,无疑是宏大叙事,但何建明特别强调了“大”之下的“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对很多做出不平凡业绩或创造出这个时代奇迹小人物的书写,也可以看作宏大叙事的组成部分。这个“大”,不是事件之大,而是“精神”之大。小人物的传奇性创造,只要折射了我们所处时代的精神,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可以纳入到“宏大叙事”的范畴。后人在重新审视今天的历史时,他们的存在无疑是具有当代史意义的。

所以,在他看来,国家叙事的本质不在于题材、主题的宏大,而在于如何在叙事中将“真实”的国家、时代精神内化为文学自觉。“在历史的长河里,最美和最有价值的并不一定是屹立在我们眼前的高高的大厦,恰恰可能是那些在风中飘落或者在江滩边偶尔被说起的往事”“当代报告文学作家,要学会用心肺去呼吸这个时代给我们提供的独特的新鲜空气。只要你有一双敏锐好奇的眼睛,一颗与时代脉搏共振的心,一支记录这个时代足迹的充满激情的笔,中国好故事就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你的视野。”

靠脚走出来

我们处在一个“真实即艺术”的时代,现实所包含的跌宕起伏、复杂多样比艺术的虚构和想象来得更“真实”,就像学者们所言,“如果说以往时代的读者还能基本满足虚构的真实的话,那也只能说以往的人们对真实性的要求首先在一种艺术性,而不在真实性。但是在今天,当现实本身充满了艺术化的虚幻感的时候,‘现实真实’本身便成为当代人对艺术性的一种追求和苛求”。所以,有人又将我们这个时代定义为“报告文学时代”:在“现实真实”的基础上实现文学“思考的人、行动的人、社会的人”的价值。从这点说,国家叙事跟报告文学体裁注定相通相携,是“既关注国家叙事题材和主题的选择与提炼,也重视重大题材和主题的艺术转换,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文学的、艺术的、审美国家叙事的整体性建构”的一种叙事,真实是其生命。

想要获取真实,何建明总结几十年的经验,是“靠脚走出来”:作家要扎下身子深入生活,而身处第一线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对纪实文学作家、报告文学作家来说非常重要。精彩的作品,都是靠脚走出来的。今天的作家,不存在知识、技巧方面的问题,而是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不够。作家一定要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去深入他们的生活,尤其是要了解和深入他们的情感生活。要尽可能地让我们的心和身子都扎下去,落到地上,才有可能取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靠脚走出来”,让人想起一篇文章里记述何建明“写作状态”的“艺术”描写:有几次他都是早晨四五点钟起床从北京的家出发赶往飞机场,搭乘第一班飞往重庆的航班,不进重庆市区就直奔轮船码头,乘10个小时的快艇到某县,上了岸又换乘汽车。到移民点往往没有公路,只能搭乘拖拉机……一天中换乘的交通工具就有四五种,时间长达20多个小时。为了采访巫山县大昌古镇的外迁移民,何建明被安排在一间镇政府供销社的招待所里,竟然一个星期没有洗澡,房子的窗户根本没有玻璃。雨夜灌满了一屋子的水……十几天后他回到北京走进家门时,家人愣了半天问何建明:“你找谁呀?何建明不在家!”

持之以恒的行走也好,充满激情的奔跑也好,作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要在真实的生活里、真实的时代里行动,行走在大地上,对现实保持充分的热情和观察,“在非本行、在文学以外的领域了解中国社会的状态,进入时代最主流、最深层次的状态并成为一分子”。而我们这个时代所给予作家的丰富的素材、题材,广阔的胸怀,前所未见的奇迹,让何建明直呼“幸福”:作家有了以“不同的创作方法,细致入微地讲述中国故事”的机会,文体有了“不是一种简单的书写,而是一种精神深处的表达”的可能,报告文学有了从“文学轻骑兵”到不缺席国家重大事件、不失掉时代主脉,“能打大仗”的转变。

时代造就作家之幸,作家将这种“幸福”表达出来,说到底,就变成一种文学的使命和责任,“我们既是国家时代的记录者,也是人民心志的呼吁者。我们因此要把自己打磨成国家叙事大任的大作家”“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和我热爱着的人民每时每刻又在不断地创造着如歌的新日,我是歌手,假如我不歌唱,我还有生命吗?”何建明说。

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作家何建明

【访谈】

“真实”在“国家叙事”中,是无法掺入一点点虚假的

读+:您曾经特别提到:“中国报告文学的书写,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题材,要幸福地去占有它。”“幸福”二字怎么理解?

何建明: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特别丰富多彩的时代,它给我们提供了无限的文学资源,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个奇迹般的过程,甚至连世界都很难有过。它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之迅猛和广泛、深刻而多彩,所以作为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作家,我说我们的报告文学写作应该去“幸福”地占有它,尤其是在那么多好题材面前,不幸福就意味着失去创作的热情与激情。试想一下:一个对时代、对社会、对生活没有激情和希望的作家,他能幸福吗?他一定是颓废的,对自己的生活当下和未来怀有一种无奈和不痛快。而我们不一样,虽然我们有时也对所感受的生活状态与社会问题抱怨诸多,但这毕竟是少数时间里有的一种情绪,多数时间里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有选择不完的好题材和好故事由我们亲自去讲述。而且我们的作品出来后,通常又有那么多读者来喜欢你,对社会发展和他人产生作用,这难道不是幸福吗?

读+:40多年来,您一直活跃在文学创作的第一线,创作出了一大批影响广泛的作品。是什么让您一直保持创作的热情?

何建明:确实,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还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在漫长的时间里,将自己的主要精力专注于一种文体创作,而且在40多年的时间里创作了大约30多部长篇、上百篇中短篇报告文学作品,并且有十几部作品被改成电影电视,获得了几十个国家级奖项,二十多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拥有那么多读者。即使到了今天我仍然在到处奔波,每年都推出两至三部重要作品,原因有三:一是我热爱这种文体;二是我已经熟悉这种文体;三是国家和社会、读者和书写的对象都一直在期待我。更重要的是,我每天都在接受新鲜事物、杰出人物、前沿科技、智慧经济、政治人物等等充满活力和丰富的人与事,他们给予我的是强大的力量和意志、智慧和经验,以及丰富的人物和意想不到的社会深刻层面。这些“动力因素”就像我体内的青春热血,它无时不在激荡和鼓舞着我,所以总是停不下来,停下来就会有种“负债感”——我觉得自己不能欠时代、不能欠人民、不能欠读者,因此必须时刻保持高昂的工作状态。

另一方面我一直想表达的是:常常听有的作家说,要“深入”和“沉淀”生活,这对一般创作者来说是如此,但对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对一个已经掌握了熟练技巧与能力的作家来说,更重要的并非是“等待”和“沉淀”,而是要迅速及时地出击和占领山头——即在发现好题材和出现重要事件时,以最迅速、快捷、准确和高效的速度,去完成素材与对书写对象的调查研究、尽可能地详尽掌握所需材料,之后是以高超和精准的书写形式完成作品。这是报告文学作品与其他文体不同的地方,它具有一定的时效性和新闻性,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纯粹的报告文学作家。同样,不注重文学艺术的表现手法、没有足够表达事件与人物能力的艺术本领的人,也不可能成为优秀报告文学作家,自然也不可能写出读者喜欢的、能够久留于世的作品。

热情必须建立在成熟和能力之上,才可能是一位伟大作家;一位伟大的作家,一定是对时代和自己所书写的对象具有强烈的感情,以及用尽全部能力去表达与表现好的人。

我一直认为,血热的人,才配得上是时代的书写者、读者所喜欢的作家。

“国家叙事”是重视“人”的叙事

读+:有人将您的报告文学书写称为“新时代的国家叙事”,您怎么理解“国家叙事”的含义?

何建明:关于“国家叙事”(或者说“国家叙述”),这是一个学术概念,也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书写的境界”“表达的高度”。它确实也是我创作的一大特色,但不是全部,我写“小情调”的、写纯粹的个体的人的作品很多很多。只是我比一般作家写的国家题材、重要事件、有影响的人物要多得多,作品的影响力也可能要深远和重要些,所以理论家们把我的书写特点称为“国家叙事”。

我自己在很多年前写中国高考、三峡移民、矿难等作品,因为是站在国家层面上去认识和判断所书写的对象及事件本身,经常从国家与社会发展的角度去认识和评判,因此这种有意识的“国家”概念和“国家意义”较多,自然也就被读者和理论家们认知为“国家”作品了。其实,真正的“国家叙事”,有时确实需要站在国家发展和国家层面上去思考问题,比如矿难、高考、大移民、港珠澳大桥建设、浦东开发、深圳改革等等,它不是国家意义是什么?同样,中国的“国家”难道不是人民的意义?难道不是关联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存与情感的意义?

而且我每一部所谓的“国家叙事”基本上都是以人、以具体的人和广大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科学家等等人物的故事和他们的情感来展开的。有人曾经贬低说“国家叙事”概念不重视“人”,是对传统的文学创作经验的“伤害”,这实在是十分可笑和幼稚的理解,要么根本没有看我的作品内容,要么刻意把“国家”和“人民”、把“国”与“民”分割开来。“国”仅仅是一种制度?一种地理范畴?一种管理模式?不,它更多的含义是由这个“国家”的千千万万、亿亿万万的人和众多民族组成的一个“大社会”形态。因此“国家叙事”就是以“人”为基础和主要“细胞”或素材,来组合成的一部部作品,这样的“国家叙事”,实际上就是以人为本的叙事。我还没有发现自己哪部作品不写人的,不写人的作品无法支撑起一部大作品的产生。

我特别想说一个问题:在许多作家的传统意识里,认为写作就是个人的事,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是个人化的。其实今天的这个世界,从广义上讲,已经很难有个人独立书写的可能了,因为你认为的“自我”,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却并不这么看。像这次疫情,我们有些作家本来觉得写的是自己的个人感受和观点,而一旦放到社会、放到平台之后,它就不再那么“自我”了,而是“国家”的,甚至是全世界的了。因此,与其如此,我们还不如干脆去直面迎接“国家”和“世界”吧!

“国家叙事”对我而言,其实还有一份浓浓的对国家和对自己民族的感情,希望我们的笔能够更多、更准确地表达自己国家、民族与人民的生活真实面貌。这样的“国家意识”事实上也是一种责任和使命使然,我希望中国的更多作家去充分意识到“国家意识”在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中的意义有多么重要!

“国家叙事”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手段

读+:“国家叙事”和“讲好中国故事”是怎样的关系?

何建明:我的体会是:国家叙事就是除了题材涵盖重大的“国家大事”“国家工程”外,我们的书写,也不要局限于就事论事、坐井观世界、看事情看不到本质的那种狭獈的心胸和没有高度、没有深刻度的叙事。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可以这样说,报告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最直接和最好的文学形式,而“国家叙事”又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一种非常可取和非常完美的创作手段。因为今天中国的事甚至是讲一个共产党人的事、一个普通老百姓的事,它的意义都超越了人和事的本身,常常会受到国际的关注、世界读者的关注,这就是我认为的“国家叙事”的当代现实意义。

作为中国写作,无论你是小说家、诗人,还是报告文学作家,由于世界都在关注中国的事,因此我们写的东西,就“自带”“国家”意义。让中国的事、中国人的事,能够让外国人看得懂、理解得了,是我们当代中国作家的重要任务之一。当然,“国家叙事”并不是刻意地、生硬地把“国家”概念套进去,它应该是自觉的、作品内涵的高度与深刻度、是目光的广阔与叙述手法的“国际化”等等要素的综合艺术。

读+:您心目中什么样的作品能凸显国家叙事?

何建明:那些摆脱了狭獈的、简单的、生硬的、没有高度、没有深刻度,更没有世界读者意义的作品,今天写完发表明天就被人忘却了的作品,肯定不是“国家叙事”。

以我的作品为例,有明显“国家叙事”色彩的有《共和国告急》《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时代大决战》《国家》《南京大屠杀》《那山那水》《浦东史诗》《大桥》《德清清地流》等等,其实还有像写小人物的《根本利益》《山神》等等,也可以称为“国家叙事”,因为我讲好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形象、一个山村普通人的故事,这样的“中国人”写出来后,被国外出版社翻译出去了,外国读者喜欢看,难道没有“国家叙事”意义?也有的,而且是很大的“国家”意义。比如《根本利益》,写的完全是一位中国纪委书记的故事,结果在印度出版后,发行量达到上万册,他们的主流报纸用了一个整版宣传介绍,这就是“国家叙事”的意义了。去年我写的《上海表情》,是一部自己在上海感受当时上海抗疫现场感受的作品,现在已经有俄、日、西等多个国家在翻译出版,这部作品很私人化,但为什么外国读者喜欢呢?就是因为疫情是大事件、是世界大事,所以写中国的疫情感受,它就具有你无法不“国家”的国家意义。

归根到底,文学是写人的,你把人的故事写好了,把中国人的故事写好了,它就“自带”国家叙事的作用与功能。

“国家叙事”是创作精品的必由之路

读+: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这样一个时代,为什么报告文学要挑起“国家叙事”的重任?“国家叙事”的需要让您对报告文学的使命和作用有了怎样的新的认知?

何建明:中国国情很特殊,我们的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党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因此“国家”的概念在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具有其他国家历史进程中不可比拟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的作家想回避这样的“国家”概念是不可能的。

再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注重的是写人、写人民,那写人民实际上就是在写中国社会主义的江山,写社会主义的江山,就是写人民、写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的生活状态。

因此,“国家叙事”对我们的文学创作者来说,是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任务,不为人和人民写作,你还为谁写?站在“国家叙事”的高度、深刻度、艺术度上书写笔下的人与事,是出精品的必由之路。现在我们非常重视“主题出版”,“国家叙事”更是“最好的武器”。

读+:报告文学最重要的是真实,但真实的呈现有多种方式,“国家叙事”让您对报告文学“真实”有了怎样的新的理解?

何建明:“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也是基本条件。“国家叙事”对“真实”的要求更高,因为你在叙述一个人、一件事时,如果从时代的角度、从更多人的视野和国家层面去认识它、塑造它,没有一点大格局、大思维,你的作品肯定是不够成功的。而“国家叙事”所要求的“真实”性会遇到更高角度、更多视野、更宽层面、更多读者来审视你的作品,你假如不够“真实”、掺入虚假,那你的作品就无法逃过众多目光的严厉评判,甚至可能根本就会被“枪毙”。

太阳之所以“光芒万丈”,是因为我们站在很远、很高的地方在观察它;说海“深”“宽”,是因为我们知道了水的无限和目光所不及的遥远。“真实”在“国家叙事”之中,是无法掺入一点点虚假的。只有硬碰硬的东西,才具有“国家叙事”的文学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