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读人民文学出版社《钱锺书选唐诗》，觉得该书的出版对钱锺书整体诗学观和整个唐诗研究裨益甚多。目前，这部书已经引起读者对钱选唐诗标准的兴趣和讨论，兹就初读所见，略谈一二。

李商隐

在《钱锺书选唐诗》里，李商隐以58首诗排在第3位，见出钱锺书对李商隐诗的喜爱。这个排名同李商隐在《唐诗三百首》里第4位的排序基本一致。

钱锺书曾说起自己学诗的经过：“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这里提到钱锺书年轻时就喜好李商隐和清人黄景仁(字仲则)的诗体。钱锺书既是才子，又是学者。就才子这一面，他喜欢“虚负凌云万丈才”的李商隐是很自然的。

李商隐的诗历来号称难解。前人每说“一篇《锦瑟》解人难”“独恨无人作郑笺”。李商隐在诗中喜欢用典，一个典故接一个典故，一个故事连一个故事，前人称之为“獭祭鱼”。大意是说，就像獭捕捉到鱼一条一条铺放岸边，如同祭祀陈列供品。

而钱锺书早年的诗也是用典颇多，有时“非注莫明”。当年，由于罗家伦知遇之恩，钱锺书进了清华大学。后来他收到罗家伦的一首新诗，即给老校长回了一封信，称赞罗家伦诗如“喷珠漱玉之诗，脱兔惊鸿之字，昔闻双绝，今斯见之”。钱锺书写了一首七绝作为回赠，另外又抄了早先在清华读书时所作的十首旧诗，一并寄给罗家伦。

这首七绝是：“快睹兰鲸一手并，英雄馀事以诗鸣。著花老树枝无丑，食叶春蚕笔有声。”钱锺书自注：“吴兰雪本少陵‘翡翠兰苕、鲸鱼碧海’语，自题其集曰《兰鲸》，意谓酣放精微兼而有之。欧公云：‘下笔春蚕食叶声’，宛陵云：‘老树着花无丑枝’，故诗云云。”（《罗家伦先生文存》）

钱锺书在和杨绛谈恋爱期间，也写了很多有李商隐风味的诗（见《国风》半月刊）。在敌伪时期的上海，钱锺书写下了：“旧诗碧海青天月，触绪新来未忍看。”（《中秋夜月》）这里即化用了李商隐的“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1948年3月，钱锺书随文化访问团去台湾地区，在草山住了一个月，曾作“打钟扫地亦清凉”（《草山宾馆作》）诗句。原诗附小注：《樊南乙集序》，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这是李商隐在《樊南乙集序》里的话：“三年以来，丧失家道，平居忽忽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为清凉山行者。”到了晚年，钱锺书也仍然喜欢李商隐诗，比如他作于1989年的《阅世》，末句是“留命桑田又一回”。这句化用了李商隐的“可能留命待桑田？”（《麻姑》）

可以说，钱锺书对李商隐诗的喜爱，终生未变。正如清代吴乔在《西昆发微序》里所说：“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李商隐之所以成为李商隐，在于他对心灵世界的开拓。而钱锺书正处在“但开风气不为师”的“五四”之后的洪流中，这一点与李商隐的开风气一脉相承。

钱锺书很欣赏李商隐的“以文为诗”。李商隐曾得到崔戎、令狐楚两位今体骈文高手的加持，文章独步古今。对他而言，诗歌只是副业，骈体公文才是主业，是他一生最为自负的本领。历史学家范文澜说过，只要李商隐的《樊南文集》能够存世，唐代的骈体文即便全部散佚也绝不足惜（《中国通史简编》）。

钱锺书认为，“七言排律散体昉于义山此篇”（《宋诗选注》），指的是《七月二十八日夜与王郑二秀才听雨后梦作》：“初梦龙宫宝焰然，瑞霞明丽满晴天。旋成醉倚蓬莱树，有个仙人拍我肩。少顷远闻吹细管，闻声不见隔飞烟。逡巡又过潇湘雨，雨打湘灵五十弦。瞥见冯夷殊怅望，鲛绡休卖海为田。亦逢毛女无憀极，龙伯擎将华岳莲。恍惚无倪明又暗，低迷不已断还连。觉来正是平阶雨，独背寒灯枕手眠。”李商隐借梦境之变幻，比喻身世之遭逢，这是现实的政治压抑在梦中的体现。这首诗前后文意贯联，音韵铿锵，声调合律，唯独通篇不对偶，是以散体入律的大胆创新。朱彝尊曾指出这首诗体裁上的特点：“律诗而无对偶，古诗而叶今调，此格仅见。”（《李义山诗集辑评》）钱锺书对此加以强调。

周绚隆在《出版后记》里提到了钱选王初的一首诗。这首《青帝》全诗是：“青帝邀春隔岁还，月娥孀独夜漫漫。韩凭舞羽身犹在，素女商弦调未残。终古兰岩栖偶鹤，从来玉谷有离鸾。几时幽恨飘然断，共待天池一水干。”杨绛在这首诗旁批注：“锺书识：大似义山，已开玉溪而无人拈出。”钱锺书指出，这首诗风格与李商隐诗颇似，已经开了李商隐表现的源头。诗题就似李商隐的诸多无题诗题目，恰如从“锦瑟无端五十弦”中抽取前两字为题目的《锦瑟》。

钱锺书认为，《锦瑟》放在李商隐的诗集卷首，其实相当于一篇自序。在《钱锺书选唐诗》里选李商隐诗中，《锦瑟》依然是第一首，杨绛抄录时间为“一九八九年三月八日”。

钱锺书对李商隐《锦瑟》做出了无以复加的评价：“李商隐《锦瑟》一篇借比兴之绝妙好词，究风骚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叹，遗音远籁，亦吾国此体绝群超伦者也。”“义山诗《锦瑟》一首，实已臻于诗歌艺术至高之境。”（《谈艺录》）

白居易

李商隐的诗用典颇多、晦涩朦胧。白居易的诗通晓易懂、老妪能解。而白居易却极喜李商隐诗，甚至说来世要托生为李商隐的儿子。他俩相识在大和三年（829年），李商隐时年18岁。当时白居易刚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洛阳，时年58岁。

钱锺书敏锐地看到这一点。他举白居易向往李商隐的例子（参看《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六引《蔡宽夫诗话》）认为，对一个和自己的风格绝然不同或相反的作家，爱好而不漠视，仰企而不扬弃，文学史上不乏这类特殊的事。

钱锺书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也选了李商隐的《马嵬》（二首录一）。

中晚唐以后，诗人对玄宗的秽行大都讳莫如深。白居易对唐玄宗霸占儿媳——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时，也是采取了为尊者讳的态度，李商隐却偏偏把讽刺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龙池赐酒敞云屏，羯鼓声高众乐停。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龙池》）白居易把安史之乱的责任归结到杨贵妃身上，为玄宗开脱。同时的陈鸿《长恨歌传》、杜牧《过华清宫》也是如此。《新唐书》也说，玄宗之败是因为杨贵妃，“女子之祸于人者甚矣”。而李商隐认为玄宗才应该负这个责任：“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马嵬》）

李商隐和白居易在佛教的见解上也不同。白居易坚信自己可以托生为李商隐的儿子，还把诗集存放在寺庙：“安知我他生不复游是寺，复睹斯文，得宿命通，省今日事。”（《洛中集》）。这是小乘佛教的见解。而李商隐从小喜欢大乘佛教经典，特别是入川后由小乘境界趋向大乘佛法。他晚年的诗大都浸透着大乘佛教精神。正如郑燮所说：“李义山，小乘也，而归于大乘。”（《与江宾谷江禹九书》）

钱锺书对白居易和李商隐的诗同样看重，这可见出他非同寻常的眼光（钱锺书《中国诗与中国画》）。在《唐诗三百首》里，白居易仅以6首诗排在第11位。曹雪芹祖父曹寅编《全唐诗》时，选了白居易2600多首诗，是唐诗人里存诗最多的。而在《钱锺书选唐诗》里，白居易以184首诗，高居第一位。

杜甫与李白

钱锺书从小熟读《唐诗三百首》：“余童时从先伯父与先君读书、经、史、古文而外，有《唐诗三百首》，心焉好之。”（《槐聚诗存》）在《唐诗三百首》里，杜甫以39首排第一，李白以29首排第二。而在《钱锺书选唐诗》里，杜甫以174首排第二，李白以23首仅排在诗人的第20位。

前面说过，钱锺书年轻时喜欢李商隐和黄景仁的诗，到欧游回国后，钱锺书诗的风格颇似杜甫和金人元好问：“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吴忠匡《记钱锺书先生》）在《围城》里，钱锺书借董斜川之口，提到的大诗人就包括杜少陵（杜甫）、李义山（李商隐）。在钱锺书看来，只有李商隐才是真正继承了杜甫。他在《谈艺录》里指出，惟义山于杜，无所不学，七律亦能兼兹两体。

钱锺书选李白的诗数量虽少，但并不代表他不看重李白。在排位第二的杜甫诗里，钱锺书就选了5首杜甫写李白的诗：《梦李白二首》《赠李白》《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钱锺书批评苏曼殊对中西文学的见解只是皮相：“苏曼殊数以拜伦比李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不知英诗鬼才，别有所属。”（《谈艺录》）可见，钱锺书是认可中国文学史对李白仙才、李贺鬼才的评价的。

还比如，对诗人任华（生卒年不详），钱锺书给予高度关注，任华仅存三首诗全部入选。这三首诗是：《寄李白》《寄杜拾遗》《怀素上人草书歌》，而李白为怀素也作有《草书歌行》。这里或许有存史的考量？

1948年，钱锺书出版《谈艺录》，开篇即说“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他认为，事实上唐朝的杜甫、韩愈、白居易、孟郊等大诗人，实是唐代开宋调的人。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钱锺书似乎并不笼统地认为唐诗比宋诗好，而是更偏爱“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而“以丰神情韵擅长”的唐诗，自然是李白为最胜。但是这并不适合钱锺书的口味。他偏爱白居易的诗，认为既能叙事井井，又会说理娓娓，和神韵派更是话不投机（《七缀集》）。

选李白诗相对较少，可能是早期选诗过严，故初唐、盛唐诗选的相对较少；但更可能是钱锺书兴趣口味在中晚唐诗，如他自幼喜爱李商隐诗，故中晚唐选诗甚多。这正如一个人的口味，在故乡在幼时形成后，往往长大了亦难以改变。

其他诗人

《钱锺书选唐诗》是从5万余首唐诗中选出的。白居易的诗最容易懂，钱锺书为什么要选最容易懂的诗？我们或许可以从《宋诗选注》时的标准侧面窥见其中的秘密。

杨绛说：“锺书选注宋诗，我曾自告奋勇，愿充白居易的‘老妪’——也就是最低标准；如果我读不懂，他得补充注释。”（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钱锺书写〈围城〉》）这种情结，是否影响了钱锺书的选诗。既然是为杨绛而选，自然不同于钱锺书之前参与的《唐诗选》，是由集体决定的。这次不用考虑到领导、市场和读者需求。当然长远看，也许会在这次选诗基础上，钱锺书再次精选作注出版。

《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里说，胡适认为钱锺书的《宋诗选注》，是根据清人《宋诗钞》选的，“他是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不过他的注确实写得不错。还是可以看的”。这次钱锺书选唐诗，更注重生活本身的诗，比如他选白居易、李商隐的诗，以这两人晚年分别在洛阳和蜀地的闲适诗居多。其视野虽然分布在全唐，但关注焦点主要在中晚唐。除盛唐诗人杜甫之外，钱锺书关于初唐、盛唐其他诗人的论述非常少，选诗也相对较少。

对中唐诗人韩愈、孟郊、张籍、白居易、元稹、李贺，钱锺书均有不同程度的论述。而在《钱锺书选唐诗》中，韩愈24首，孟郊37首，张籍19首，元稹45首，李贺20首，数量都相当可观。

除掉李商隐、温庭筠、皮日休、陆龟蒙以外，晚唐诗人少用古典。钱锺书认为，这是一个典型的个人风格和时代风格不相一致的例子。他选了晚唐用典诗人温庭筠31首，皮日休11首，陆龟蒙31首。

学界多把钱锺书划为宋诗派，认为钱主宋诗，而忽略其对唐诗的整体研究。钱锺书着眼于整个诗歌发展的文学史观，指出宋诗变化于唐，唐诗与宋诗只是诗歌两种不同的风格，属于两种不同的审美旨趣，没有孰优孰劣、高下贵贱之分。这正是钱锺书提出“诗分唐宋”真正的用意。

总之，《钱锺书选唐诗》的出版，可以很好地帮助我们考察钱锺书的诗学观中对唐诗的整体观照，这有助于对钱锺书整体诗学观的深入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又可以推进并深化对唐诗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