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景琳：本色袁良骏
大概从孔老夫子开始，讲究的是为师就要有为师的样子，所谓“师道尊严”是也。无论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管面临怎样的处境，在学生面前，老师始终都要保持着“喜怒不形于色”的高大形象，摆出一副“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样子来。原因其实很简单，老师的一言一行都是要“为人师表”的，岂能轻易动容动色！不过，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老师中，教我们现代文学史的袁良骏老师却不是这样。袁老师是一位说起话来丝毫不加掩饰、处处以本色示人的学者。课上课下，不论对谁，他都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这样的人，跻身于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难免就会有些“与众不同”了。
我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课是1978年秋天开始的。学生包括文学76级、77级和78级，好像还有暂时待在北大的新闻77级。授课教师有两位，一位是孙玉石老师，另外一位便是袁良骏老师了。两位老师在教学内容上虽有少部分交集，但分工很是明确，孙老师讲“五四”和抗战时期的文学，袁老师讲30年代和《讲话》之后的文学。
其时，袁良骏老师四十来岁，高而偏瘦，戴一副黑框近视眼镜，留着具有时代特色的分头，乌发浓密，一边本该向下的头发总是不服管教似的倔强地向上翘着。袁老师的板书很漂亮，也很有特色，准确地形容，就是“龙飞凤舞”。北大中文系以板书闻名的老师很多，如吴组缃、林庚、吴小如、袁行霈、金开诚等先生。他们的字或飘逸，或雄健，或潇洒，或清秀，都颇得书家之三昧。而袁老师的字却是瘦劲偏硬，特别是那些带钩的笔划，或者以竖作结的字，往往写得很用力，很突出，好像要传达出一种“力透纸背”的情绪，或者说是一种不肯“循规蹈矩”的“挑战”精神。最为出格的，是有些左右结构的汉字，无法写得瘦长，袁老师索性把左右结构的字改写成上下结构。这样“创造性”写法，我还是头一次见到，当时惊得眼睛都瞪圆了。想必在场看呆了的学生也绝不止一个。随着现代文学课的进程，他的课听得越多，对袁老师的了解越深，我总觉得袁老师的字与他的性格有着某种相通之处，甚至可以说是他的性格让他的字有了这样鲜明的特色。
袁老师讲起课来，精力充沛，声音高亢有力，就是坐在阶梯教室的最后一排也用不着担心听不清楚。袁老师讲课的“声势”可与吴小如先生有一拼。不过，同是底气十足，吴小如先生因有唱京剧的功力，他讲究吐字的清晰，声调的抑扬顿挫，听起来给人余音绕梁的感觉；而袁老师说起话来，传达的是一种战斗的激情，一种冲锋陷阵的斗志，声音也就更激昂澎湃，铿锵有力，仿佛掷地有声。在教室里，袁老师给大家的印象如同铁人，永不知疲倦。袁老师教我们时，还算是青年教师，正处在厚积喷发的年代。那时他每天除了上课和短暂的睡眠之外，其余的时间大概全部投入在了教学与科研上。他曾在短短的一年中出版了两部有关鲁迅研究的专著，而这两本专著是在给我们任课期间完成的。书中的很多章节就是袁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所讲的内容。
给我们讲授现代文学史课的两位老师风格迥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孙老师讲课的最大特点是严谨缜密，一板一眼，为人却是儒雅谦和，温润如玉；而袁老师则是大开大阖、辛辣尖刻、锋芒毕露，不留情面。我私下里常常揣测，想必袁老师是鲁迅的书读得多了，他讲课、写文章，或多或少都带着些鲁迅的影子，很有些“投枪”的味道。就是在袁老师的影响下，到现在，一把年纪的我还能把徐志摩的《再别康桥》、戴望舒的《雨巷》只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还有像叶永臻、叶紫、白薇等这样一些算不上一流的作家，对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是袁老师的课让我们意识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他们的名字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也就是在袁老师精辟讲解的感召下，我读了《小小十年》《星》等原本不大可能会去浏览的作品，了解到二三十年代左翼作家所谓“革命加恋爱”的小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作品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如此流行。
大概是上大二或大三的时候，我在校园三角地的书店发现了袁老师写的一部有关鲁迅的专著，翻了翻，挺有意思，其中有些内容是袁老师上课时讲过的。书不厚，也不贵，就买了一本。说来也巧，刚出书店的大门，正好碰上袁老师要进书店，他看到我手中拿着他新出的书，很是高兴，我也就趁机请袁老师在书上签了名，顺便聊了聊。袁老师还没寒暄两句就发起牢骚来。原来系里正在评职称，那时袁老师还是讲师，准备申报副教授。提高级职称，不但要看讲课时数，还要有科研成果。袁老师告诉我他提交了两本有关鲁迅研究的专著，没想到有人说他的书分量不够，每本还不到十万字，质量也不高，其中就包括我刚刚买的这一本。甚至有人说，这样的书一个月就能写一本。对此，袁老师十分愤愤。临别告诉我，他不打算再在北大呆下去了，很快将调至鲁迅研究所。作为学生，我自认是没有资格对袁老师的书说三道四的。况且我虽然买了书，始终却没有坐下来认真研读过。不过，袁老师的直率坦诚还是颇让我感到震惊与感慨。虽然我始终也不知道这其中究竟隐藏了怎样的故事，对于袁老师能把别人对自己研究著作的负面评价，如此轻易地就告诉一位并不很熟悉的学生，我还是特别感受到他做人的光明磊落。在三角地书店前遇见袁老师后不久，他就真的离开北大中文系去了鲁迅研究所。很快就听说袁老师在那里获得了相当于教授的高级职称。
在中文系老师中，与我的研究生导师褚斌杰先生一样，袁老师也属于成名较早的那种。当他还在读本科时就已经有作品问世。一次讲到郭沫若的时候，袁老师不无骄傲地提到，他上大学时曾写过两篇与大人物叫板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要客观地评价曹操——向郭沫若先生请教》，发表于1959年3月5日的《光明日报·史学专刊》。这篇商榷文章发表后，不但引起了郭沫若的注意，在学术界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袁老师讲到此事时深有体会地告诉大家，读大人物的文章，千万不要迷信，要敢于怀疑，敢于挑战，敢于发表自己的不同意见。想必这类“叫板”文章的发表以及所带来的“注意”与“影响”，给了袁老师极大的鼓舞，乃至影响了他的一生，成了他日后一旦有人与他观点不一致，必定“商榷”“论争”“论战”的滥觞，也形成了他不留情面、四面出击、无所畏惧、百折不挠的鲜明个性与文风。
袁老师的这种性格在给他带来学术上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现实生活中的不少积怨与烦恼。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老师与同为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大腕”的严家炎老师之间有关金庸武侠小说评价的商榷与争论，以至于最后发展到论战，吵架，甚至私下收集证据、准备起诉、要对薄公堂的地步，成为学界一次有名的事件。
这场论战的起因是严老师认为金庸的武侠小说虽属通俗文学，但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在文学史上应该得到重视，获得与严肃文学相等的地位。1994年金庸在北京大学接受名誉教授称号的仪式上，严老师发表了以《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为题的演讲。后来，金庸把严老师的演讲在自己主办的《明报月刊》12月号上全文发表。文章提出“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来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说五四文学革命使小说由受人轻视的‘闲书’而登上文学的神圣殿堂，那么，金庸的艺术实践又使近代武侠小说第一次进入文学的宫殿。这是另一场文学革命，是一场静悄悄地进行着的文学革命”。严老师对金庸武侠小说的定位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自然是有支持的，拥护的，也有反对的，不以为然的。
袁老师一直对金庸的作品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金庸所创造的武侠世界，破坏了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使中国文学从现实人生的描绘转到了虚幻世界的编造。在获知严家炎老师给予金庸小说的高度评价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其中包括《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学术不是诡辩术——致严家炎先生的公开信》《〈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等，与严老师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而严老师也以《就〈铸剑〉与金庸小说再答袁良骏先生》《批评可以编造和说谎吗？——对袁良骏先生公开信的答复》等文章回击袁老师的质疑，同样是火药味十足。这场争辩随着“调门”越来越高，逐渐超出了学术争论的范畴，甚至“争”到了要上法庭的地步。严老师和袁老师是北大中文系前后同学，毕业后两人都留校任教，且在同一教研室共事多年。虽然“论战”发生时，袁老师已经离开北大中文系多年，但同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两位成就斐然的学者，同为深受学生尊敬的师长，最后因学术争论发展到这一地步，我以为绝不是两位老师的初衷，也绝不是大多数人所愿意看到的。
从袁老师50年代末与郭沫若商榷开始，在大半个世纪中，写过的商榷、论辩、论战文章不下几十篇。2005年，中国文史出版社把他的这些文章收集在一起，出版了一本《袁良骏学术论争集》。我常常在想，如今的学术界真正需要更多像袁老师这样率性而为，不讲情面，有一说一，如同“匕首”“投枪”一样的学者教授，还是应该继续把圆滑世故、你好我好大家好、溜须拍马、相互吹捧之习进行到底？
袁老师的一生其实是十分孤独、寂寞的。尽管他一辈子著述颇丰，先后担任鲁迅研究室主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著有《鲁迅思想的发展道路》《鲁迅研究史》（上、下卷）《白先勇论》《现代散文的劲旅》《香港小说史》《坐井观天录》等等，但是在他身后，我所看到的仍然是一个不为人理解的孤独、寂寞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