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陈独秀和鲁迅周作人兄弟的交往
一
鲁迅是因为给《新青年》杂志写稿才开始和陈独秀交往的。而周作人认识他却比鲁迅要早些，他和陈独秀曾经在北京大学共事。
就在1917年陈独秀应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时候，周作人也被聘请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了，他在《知堂回想录》里面说过他们之间有过的一些合作：
大概在民六（注：即1917年）这一年里逐渐有新的发展，胡适之在美国，刘半农在上海，校内则有钱玄同，起而响应，由文体改革进而为对于旧思想之攻击，便造成所谓文学革命的运动。到了学年开始，胡适之刘半农都来北大任教，于是《新青年》的阵容愈加完整，而且这与北大也就发生不可分的关系了。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民七（注：即1918年)的冬天筹备起来，在日记上找到这一点记录:
“十一月廿七日，晴。上午往校，下午至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十二月十四日出版，每月助刊资三元。”那时与会的人记不得了，主要的是陈独秀、李守常、胡适之等人。结果是十四日来不及出，延期至廿一日方才出第一号，也是印刷得很不整齐。当初我做了一篇《人的文学》，送给《每周评论》，得独秀覆信云：
“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十四日。”
我接到此信，改写《平民的文学》与《论黑幕》二文，先后在第四五两期上发表。（《知堂回想录》，第335-336页）
可见周作人不单是《新青年》的作者，还是《每周评论》创刊的同人。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第二次毕业生与老师在北大办公处门前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为陈独秀
6月12日陈独秀在东安市场散放传单，遂被警厅逮捕，拘押了起来。周作人即和同事前往探视，他在日记中说：
六月十四日，同李辛白王抚五等六人至警厅，以北大代表名义访问仲甫，不得见。
九月十七日，知仲甫昨出狱。
十八日下午，至箭竿胡同访仲甫，一切尚好，唯因粗食故胃肠受病。……
……
十月五日，晴。下午二时至适之寓所，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适之赠所著《实验主义》一册。（同上书，第534-535页）
因为陈独秀入狱，《每周评论》的继续出版发生问题，周作人日记有记载：“六月廿三日，晴。下午七时至六味斋，适之招饮，同席十二人，共议《每周评论》善后事，十时散。”
陈独秀出狱之后，不久他和《新青年》编辑部就搬回上海去了。
二
《新青年》社同仁钱玄同敦促鲁迅、周作人兄弟为《新青年》写稿这件事，后来钱玄同在《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一文中回忆说：
民国六年（注：即1917年），蔡孑民（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学校长，大事革新，聘陈仲甫（独秀）君为文科学长，胡适之（适）君及刘半农（复）君为教授。陈、胡、刘诸君正努力于新文化运动，主张文学革命。启明（周作人）亦同时被聘为北大教授。我因为我的理智告诉我，“旧文化之不合理者应该打倒”，“文章应该用白话做”，所以我是十分赞同仲甫所办的《新青年》杂志，愿意给它当一名摇旗呐喊的小卒。我认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所以竭力怂恿他们给《新青年》写文章。
鲁迅在《呐喊·自序》里生动地记下了他同前来劝驾的钱玄同（用的是林琴南影射小说《荆生》里面攻击他的名字“金心异”）的交谈，这件事大家都很熟悉，这里就不必引用了。
于是在1918年5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鲁迅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接着《孔乙己》《药》等小说陆续在《新青年》上出现了，后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里面说，这些“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此外，他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梦》《爱之神》和《桃花》等新诗，发表了《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样的批判旧道德观念的论文，特别是在《随感录》专栏里发表了好些针对性极强的论战文章。
周作人也在《新青年》第四卷五号上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这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自己写的文章，也是他第一篇介绍武者小路实笃的文章。文章说“我们看见日本思想言论界上，人道主义的倾向日渐加多”，而“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文章介绍了武者小路实笃的“只要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的思想。鲁迅对这见解“极以为然”，他在看了作人的这一篇之后，就把《一个青年的梦》这剧本找来，翻译出版了。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封面
正如鲁迅在《自选集·自序》里说的：
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那时革命的前驱者”，落实到具体的人，当然就是陈独秀了。
鲁迅曾经谈到他和《新青年》杂志的关系，他在《忆刘半农君》（收《且介亭杂文》）一文中说：
《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藏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可是此说不一定可信。周作人在1958年1月20日致曹聚仁信中说：
世无圣人，所以人总难免有缺点。鲁迅写文态度本是严肃，紧张，有时戏剧性的，所说不免有小说化之处，即是失实——多有歌德自传《诗与真实》中之诗的成分。例如《新青年》编辑会议好像是参加过的样子，其实只有某一年中由六个人分编，每人担任一期，我们均不在内。会议可能是有的，我们是“客师”的地位，向来不参加的。（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第十三卷，第11-12页）
周作人这里说的可以在鲁迅日记里得到印证。鲁迅日记里第一次出现陈独秀的名字，是1920年8月7日，“上午寄陈仲甫说一篇”，这时陈独秀已经搬回上海定居，并且就在上海编辑出版《新青年》。这天鲁迅日记说的，是他把前几天写的小说《风波》寄到上海去，向《新青年》投稿。这以后鲁迅日记所记，都是些寄信寄稿书信往来的事，因为一个住北京，一个住上海，那些“来访”“往访”的见面的记载当然不可能有，更没有参加《新青年》编辑会的记载了。
陈独秀确实很看好鲁迅、周作人的文章（包括译文），把他们看作《新青年》的重要作者。周作人的《实庵的尺牍》一文汇录了陈独秀写给他的十六封信。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里只选入了其中三封。下面据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引用。
1920年2月19日信：
启明兄：五号报（注：指第七卷第五号）去出版期（四月一日）只四十日，三月一日左右必须齐稿，《一个青年的梦》望豫才先生速将全稿译了，交洛声兄寄沪。六号报刊打算做劳动节纪念号，所以不便杂登他种文章。《青年梦》是四幕，大约五号报可以登了。豫才先生均此不另。弟仲上，二月十九夜。（同上书，第610页）
同年3月11日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上书，第610页）
同年7月9日信中说：“豫才先生有文章没有，也请你问他一声。”（同上书，第611页）周作人当即将陈独秀催稿的意思转告鲁迅了。鲁迅很快做出了反应。1920年8月5日鲁迅日记：“小说一篇至夜写讫。”记的就是小说《风波》。
同年8月13日陈独秀致周作人信：“两先生的文章今天都收到了。《风波》在这号报上（注：第八卷第一号）印出，启明先生译的那篇（注：科罗连珂作品《玛加尔的梦》），打算印在第二号报上，一是因印刷来不及，二是因为节省一点，免得暑天要先生多写文章。倘两位先生高兴要再做一篇在二号报上发表，不用说更是好极了。”（同上书，第611页）
陈独秀致鲁迅周作人信
同年8月22日信：
《风波》在一号报上登出，九月一号准能出版。兄译的一篇长的小说请即寄下，以便同前稿都在二号报上登出。稿纸此间还没有印，请替用他纸，或俟洛声兄回京向他取用，此间印好时也可寄上，不过恐怕太迟了。八月廿二日。
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上书，第611页）
同年9月28日信：
二号报准可如期出版。你尚有一篇小说在这里，大概另外没有文章了，不晓得豫才兄怎么样？“随感录”本是一个很有生气的东西，现在为我一人独占了，不好不好，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工夫都写点来。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中秋后二日。（同上书，第612页）
陈独秀对鲁迅小说的评价，可见他鉴赏的眼光。只是他建议鲁迅将所作小说结集出版，时间还稍早了一点。这时，鲁迅还没有写他最重要的小说作品《阿Q正传》。三年之后，鲁迅的小说集《呐喊》才出版了。
三
1920年春天，第三国际派东方局代表维经斯基（中文名吴廷康）和他的助手杨明斋来中国建立支部。维经斯基他们来到中国，就通过北京大学俄文系教师柏烈伟开展工作，他先经过柏烈伟认识了李大钊，又由李大钊的介绍到上海去会见了陈独秀。陈独秀被他说服，接受了他的观点，愿意同他合作了。就在《新青年》上撰文宣传自己新近接受的学说。于是他办的《新青年》是越来越激进了。
在1920年9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谈政治》和《对于时局的我见》两篇文章。前一篇引证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并且说：
他们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底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的资产阶级底特权是怎样。他们天天跪在资产阶级特权专政脚下歌功颂德，一听说劳动阶级专政，马上就抬出德谟克拉西来抵制，德谟克拉西到成了资产阶级底护身符了。
我敢说:若不经过阶级战争，若不经过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底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
我虽然承认不必从根本上废弃国家政治法律这个工具，却不承认现存的资产阶级(即掠夺阶级)的国家、政治、法律，有扫除社会罪恶的可能性。……
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后事如何，就不是我们所应该所能够包办的了。（《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256-257页）
包办后事，自有后来人。后一篇里，他说“我以社会主义者的见地”略述如下：
我以为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一是资本家的劳动者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俄罗斯外，劳动者的国家都还压在资本家的国家底下，所有的国家都是资本家的国家，我们似乎不必妄生分别。各国内只有阶级，阶级内复有党派，我以为“国民”不过是一个空名，并没有实际的存在。（同上书，第258页）
在1920年10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八卷第三号上陈独秀发表的《国庆纪念底价值》一文中说：“由封建而共和,由共和而社会主义，这是社会进化一定的轨道，中国也难以独异的。”（同上书，第278-279页）可见他这时已经接受马克思列宁的学说了。
1920年12月，广东省省长陈炯明邀陈独秀到广州去担任广东省教育委员长。12月16日他就前往广州赴任去了。他动身前夕写了一信给《新青年》同人李守常（大钊）、钱玄同、胡适、陶孟和、高一涵、张慰慈、周豫才（鲁迅）、周启明（作人）、王抚五（星拱）几位，交代他去广州以后有关《新青年》事务的安排。12月16日陈独秀又写了一信给高一涵和胡适，继续说《新青年》的事：
弟今晚即上船赴粤，此间事都已布置了当。《新青年》编辑部事有陈望道君可负责，发行部事有苏新甫君可负责。《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来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稍改变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艺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318页）
从胡适的复信中，可以看出《新青年》同人意见分歧的情况了：
《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兄言“近亦不以为然”，但此是已成之事实，今虽有意抹淡，似亦非易事。北京同人抹淡的功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现在想来，只有三个办法：
1. 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篇幅不求多，而材料必求精。我秋间久有此意，因病不能做计划，故不曾对朋友说。
2. 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但此时上海同人似不便做此一着，兄似更不便，因为不愿示人以弱。但北京同人正不妨如此宣言。故我主张趁兄离沪的机会，将《新青年》编辑部的事，自九卷一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于九卷一号内发表一个新宣言，略根据七卷一号的宣言，而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
孟和说，《新青年》既被邮局停寄，何不暂时停办，此是第三办法。但此法与新青年社的营业似有妨碍，故不如前两法。
总之，此问题现在确有解决之必要。望兄质直答我，并望原谅我的质直说话。
此信一涵、慰慈见过。守常、孟和、玄同三人知道此信的内容。他们对于前两条办法，都赞成，以为都可行，馀人我明天通知。适。
鲁迅是1921年1月3日午后收到胡适的这一通知的。他同周作人商量之后，就立即写了复信：
寄给独秀的信，启孟以为照第二个办法最好，他现在生病，医生不许他写字，所以由我代为声明。
我的意思是以为三个都可以的，但如北京同人一定要办，便可以用上两法而第二个办法更为顺当。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人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此后只要学术思想艺文的气息浓厚起来——我所知道的几个读者，极希望《新青年》如此，——就好了。
陈独秀对胡适这封回信却是十分恼怒，他对于来信中提出的“发表新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一点“大生气”，至于“另办一杂志”的考虑，“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胡适认为，这是陈独秀对他的“误会”，于是在1月22日写了一信给《新青年》杂志同人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信中对惹起陈独秀生气一事作了这样的表白：
独秀对于第一办法——另办一杂志——也有一层大误解。他以为这个提议是反对他个人。我并不反对他个人，亦不反对《新青年》。不过我认为今日有一个文学哲学的杂志的必要，今《新青年》差不多成了《Soviet Russia》(按：当时苏俄出版的一种宣传刊物《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故我想另创一个专关学术艺文的杂志。今独秀既如此生气，并且认为反对他个人的表示，我很愿意取消此议，专提出“移回北京编辑”一个办法。
胡适征求各位同人的意见。周作人和鲁迅两人的意见是这样的：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或者倒还好一点。作人代。
与上条一样，但不必争《新青年》这一个名目。树
这时候，《新青年》杂志不但内部的分歧已经表面化，还受到了外力的打击。1921年2月初，第八卷第六号付排时，稿件被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搜去，并罚款五十元，不准在上海印刷。陈独秀只好将它移到广州去出版了。2月15日他写信给鲁迅和周作人两人：
《新青年》风波想必先生已经知道了，此时除移粤出版无他法，北京同人料无人肯做文章了，惟有求助于你两位，如何，乞赐复。（同上书，第365页）
从这封短信里也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窘迫的程度。他对“北京同人”来稿已不存希望，只得请鲁迅兄弟供稿。《新青年》的团体是散掉了。
四
1921年7月，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立。陈独秀担任总书记。
1922年初，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决定 4月在北京清华学校举行第十一次大会。由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倡导成立的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对此很觉不满。3月9日与次日，他们连续发表宣言，反对资本主义，反对资本家在中国设立基督教青年会，反对“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平民的”基督教会，反对在“国校”清华召开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3月15日，陈独秀编辑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先驱》第4号作为“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专号刊登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宣言、通电、章程等文件。在这一期刊物上，陈独秀发表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一文，其中说：
基督教教会自古至今所作的罪恶，真是堆积如山，说起来令人不得不悲愤而且战栗！……
综观基督教教会底历史，过去的横暴和现在的堕落，都足以令人悲愤而且战栗，实在没有什么庄严神圣之可言。（《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30-431页）
3月31日北京《晨报》发表周作人、钱玄同、沈兼士、沈士远、马裕藻五人署名的《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宣言》全文是：“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陈独秀看了，很不赞成，他4月2日给周作人、钱玄同他们写信，说：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时常有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四月二日（《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二卷，第433页）
4月6日周作人复陈独秀信说：
我们宣言的正当，得先生来书而益证实，因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而且我们宣言也原是“私人的言论”，当然没有特别不准发表之理。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而竟证实了；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了，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我深望我们的恐慌是“杞忧”，但我预感着这个不幸的事情是已经来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我们以少数之少数而想反抗大多数，一定要被压迫而失败，原是预先知道的；因为世上是强者的世界，而多数实是强者，我们少数的人当然是弱者，所以应当失败。先生的“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一句话，倒还应该是我们对先生及其他谩骂我们的诸位说的。（《周作人散文全集》，第二卷，第627-628页）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要宣传他们的无神论，反对基督教，并没有什么奇怪。可是周作人他们见微知著，看出了一些忧虑。
五
后来陈独秀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即于1929年11月15日开除了他的党籍。1931年5月成立的中国托派组织选举陈独秀为总书记。1932年10月15日他被捕，关押在南京狱中。
1933年3月鲁迅应约为上海天马书店的《创作的经验》一书写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故意提起不久前被捕的陈独秀来。他写道：“但我的来做小说，也并非自以为有做小说的才能，只因为那时是住在北京的会馆里的，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但是《新青年》的编辑者，却一回一回的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公开向在押的政治犯表示感谢，也有表示一点声援他的意思吧。
陈独秀在狱中，共产国际的路线却发生了一个大转变。1935年7、8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了“人民阵线”的理论，改变了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第三时期”理论，要求和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合作反对法西斯。适应这个转变，“左联”的领导人周扬等人提出了“国防文学”口号，并决定解散“左联”，另组“文艺家协会”。鲁迅不赞成“国防文学”口号，另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因而发生了一场“两个口号”之争。托派分子陈其昌听到了这个“内部”争论的消息，写了一封信给鲁迅，信的内容是批判共产国际的路线以及路线的转变；批判中国共产党盲目执行共产国际转变前和转变后的错误路线。
第一，是说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第三时期”极左理论的指导下不断遭到失败的痛苦历史，信中说的：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后，中国康缪尼斯脱不采取退兵政策以预备再起，而乃转向军事投机。他们放弃了城市工作，命令党员在革命退潮后到处暴动，想在农民基础上制造Reds以打平天下。七八年来，几十万勇敢有为的青年，被这种政策所牺牲掉，使现在民族运动高涨之时，城市民众失掉革命的领袖，并把下次革命推远到难期的将来。
现在 Reds 打天下的运动失败了。中国康缪尼斯脱又盲目地接受了莫斯科官僚的命令，转向所谓“新政策”。
第二，就是批评了共产国际（信中称为“莫斯科官僚”）转向“人民阵线”政策，以及中国共产党追随这一转变而提出的和国民党联合抗日的主张，并且预言了这样做的危险，信中说：
他们一反过去的行为，放弃阶级的立场，改换面目，发宣言，派代表交涉，要求与官僚、政客、军阀，甚而与民众的刽子手“联合战线”。藏匿了自己的旗帜，模糊了民众的认识，使民众认为官僚、政客、刽子手，都是民族革命者，都能抗日，其结果必然是把革命民众送交刽子手们，使再遭一次屠杀。……
鲁迅当时已病得很重，不能执笔，乃由O. V. （即是冯雪峰)代笔写了答复，公开登载在一本名叫《现实文学》杂志上。回信对于来信提出的这两点，第一点，即说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下不断遭到失败和损失这一点完全没有反驳，总不能说中国革命没有遭到失败和损失吧。根本不提，这一点就绕过去了。对于第二点其实也并没有怎么反驳，没有证明为什么和这些官僚、政客、军阀组成联合阵线并没有来信所说的那些危险。全部反驳只有这样几句：
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
也没有讲出一个道理来，要点不过是“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而“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的凭据，却只不过暗示他们是拿日本人的钱办刊物而已。此外就是对放逐中的托洛茨基的调侃、对斯大林和苏联的赞颂，借鲁迅的盛名攻击了一回托派而已。托派组织都埋怨陈其昌不该写这封信。王凡西在《双山回忆录》里说：“其昌做这件事时我在香港，事前他也没有和其他同志商量，故事后颇受同志们的指责，尤其是南京监狱中的陈独秀，知道了大发脾气……”
这件事情过去才几个月，鲁迅病逝。在狱中的陈独秀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纪念的表示。几个月之后抗日战争爆发，陈独秀也就获释出狱了。在1937年11月21日出版的《宇宙风》散文十日刊第52期上，他发表了《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一文，是应《宇宙风》编者陶亢德为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的约稿：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启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虽然不是最主要的作者，发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启明先生;然而他们两位，都有他们自己独立的思想，不是因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个人而参加的，所以他们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别有价值，这是我个人的私见。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注：指1927、1928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注：指创造社和太阳社），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最后，有几个诚实的人，告诉我一点关于鲁迅先生大约可信的消息:鲁迅对于他所接近的政党之联合战线政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以此怀恨而终。在现时全国军人血战中，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济敌人以食粮和秘密推销大批日货来认购救国公债的怪现象，由此看来，鲁迅先生的意见，未必全无理由吧!在这一点，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15页）
刊登在《宇宙风》第52期的《我对与鲁迅之认识》
第一段讲鲁迅同《新青年》的关系，指出他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但“不是最主要的作者”。他这样说，正好印证了周作人所说的“客师”身份。
第二段讲鲁迅受到创造社、太阳社围攻的时候，陈独秀“曾为他大抱不平”。
第三段谈鲁迅1936年对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态度，认为他“并不根本反对”，“他所反对的乃是对于土豪、劣绅、政客、奸商都一概联合”。实际上是表示了鲁迅的意见和陈其昌信中说的其实相同。文章最后说：“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于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这也就是他对亡友鲁迅最后的评定和怀念，也并没有对冯雪峰代拟的公开信耿耿于怀。
六
陈独秀出狱以后，经武汉入四川，最后定居江津。他的政治态度是坚决主张抗日的。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到北京饭店出席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到会的日本人有大使馆参事官等文武官员；中国人有伪华北临时政府议政委员长兼教育总长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克之，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等。《大阪每日新闻》报道了座谈会的消息，还配发了照片。周作人就这样公开表明了自己开始同日本侵略者合作的态度。这件事使陈独秀愤怒了。他在1938年8月21日写的《告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末尾加写一段说：
最后，我还要说到我们的周作人先生，敬爱日本人民的诚实和勇敢，洁净和富于同情心，甚至承认日本政治也比中国清明，并且痛恨中国社会之堕落和政治之不良，我都和周作人先生没有两样;然而这一切决不能减少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心情，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枪尖指挥之下，在日本帝国主义走狗中国的汉奸卖国贼领导之下高谈中国文化再生，这不能不是人类文化之奇耻大辱！因此我不能不为周作人先生惋惜，严格的说，应该是斥责而不是惋惜，虽然他是我多年尊敬的老朋友！（《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五卷，第277页）
在大是大非面前，虽是老朋友，也不能不斥责了。二十年的友情从此断绝。
后来周作人走得更远，汤尔和死后，他继任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部长级大汉奸。陈独秀1942年5月27日去世，没有等到抗日战争胜利。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周作人就为了“通谋敌国，谋图反抗本国”的罪行受到了惩处。
（本文刊登于《随笔》2020年第3期，并于《新华文摘》2020年第16期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