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外公家有一条山冲的水田，还有一口烧陶的窑，在我们花园荡里，也算得上家道殷实的人家，但外公重男轻女，给母亲的嫁妆就是一只小木箱。外婆偷偷地从手上退下一个银镯子，放进一个有盖的双耳陶罐里，用蓝印花布包袱裹了让母亲挎在臂间。母亲穿着一身红花衣裳，跟在父亲后面走过了木桥。

祖父家是真穷，三代都没有一分田，靠打鱼糊口，卖了鱼就吃饭，鱼没卖出去就吃鱼，没油少盐的，真是难吃。祖母尽最大的努力为父亲办了一条棉絮，姑奶奶从自家拿来一个被里子，但怎么也弄不到一个被面子。母亲解开蓝印花布包袱来做被面子的时候，听到了陶罐里清脆的声音，眼泪流了下来。

赶场、走亲戚的时候，母亲就从双耳陶罐里取出银镯子戴上，回来就用墨绿的绸布包了放进陶罐里。有次我看见母亲取银镯子，吵着要戴，母亲往我手上一套，竟然滑到了胳膊上。母亲笑了，说，等四丫嫁人了，银镯子就送给四丫。我开始憧憬嫁人。

村里在青枫峡修了一座大坝，把大河里的水引到了青枫山脚的渠道。白天，父亲拉上挡水木板，哗哗的流水涌进碾米房里，父亲和华远叔就在粉尘飞扬中碾米、磨面；傍晚，父亲再拉上挡水木板，独自一人来到发电房，在轰轰隆隆中为村民发电到晚上十二点。遇到恶劣天气，父亲打着手电筒，在风里雨里，山间田垄排除线路故障，从山崖摔下来过，被恶狗追咬过，还被一个顶着团箕避雨赶夜路的人吓晕过。我们只知道父亲能干，哪里知道噪音、粉尘、劳累在一天天地咬噬父亲的身体，在一点点地折去父亲的阳寿？脚力健旺的父亲竟然没能迈过人生的第四十九个坎，堂屋八仙桌的上首永远成了一个空位。

高中毕业的大哥总是不安心担柴挖土种田，去街上摆摊子卖过烤饼，在村口建小平房开过小卖店，倒腾过稻种、茶叶，后来竟然和一个外乡人搭上了伙。那外乡人怂恿大哥从乡间收取银元去广州卖，说一块银元就可以赚几十元。大哥拿出自己的家底，再在村里信用社的图结巴那里借了一千元，收了二十块银元，跟外乡人约好在广州火车站会合，外乡人要求大哥背一个写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用书包，手里拿一本杂志，卷成筒。当火车到达广州火车站的时候，大哥有点紧张，但想到银元一出手，瘪瘪的黄书包就会鼓起来，心里兴奋，随着人流往出站口走。还没到出站口，两个穿制服的人径直朝大哥走过来，把大哥押进了一间房子，二十块银元全被搜去，还说大哥走私文物，马上送往公安局。大哥以上厕所为由，飞奔上了一辆缓缓开动的拉煤的火车……

年底的时候，图结巴几次三番来催大哥还贷款，大哥一家都快断炊了，哪里还有钱还？小年那天，母亲正在蒸祭祀灶神的斋粑，大嫂哭哭啼啼告诉母亲大哥倒腾银元被骗，图结巴带了一伙人在家里吵吵嚷嚷，说要拆大哥的房子。在鸡蛋五分钱一个的时代，一千块钱是一个多大的窟窿啊。母亲做人一向硬气，从不愿落什么闲话给别人嚼。母亲对图结巴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儿子有错，做娘的有责任。借款在过年之前一定还清，绝不为难你。图结巴松了一口气，马上把母亲讲的话写在纸上，要母亲当着众人的面签名。母亲颤颤抖抖写上自己的名字，几滴眼泪滴落在纸上。

母亲卖了喂了一年的大肥猪，卖了笼子里所有的鸡鸭，还卖了一半多的粮食，最后从双耳罐里取出银镯子卖给了银匠铺子里的袁麻子，分分角角凑了八百多块块钱。年节一天天逼近，母亲只好红着脸向邻里亲戚借，五块，十块，每借一笔都要我在一张纸上记载得清清楚楚。当母亲把大哥的借款单从图结巴手里要回来，只对大哥说了一句话，规规矩矩做人，老老实实干活。这回，大哥真的听进去了，浮起的心定了下来，开始认真种稻、养鱼。母亲的双耳陶罐里有了一张密密麻麻的账单。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母亲最想做的事就是打开陶罐的盖子，看我一笔一笔地划掉借钱名单。当所有借钱都还清的时候，母亲抓住陶罐的双耳，翻转，用力地往下倒了倒，高兴地说：“还清了好，无债一身轻，可以过好日子了。”

母亲种菜有个留种的习惯，总是在头茬菜里边选长得最好且长在茎叶隐蔽处的瓜果留下做种，每样种子都用草纸包了放在柜子里收着。但不管母亲收藏得多么仔细，灵泛的老鼠子总能找到。这些尖嘴巴，真讨嫌，连辣椒种子都吃。母亲年年都会这么说。后来，母亲发现了放种子的好地方——空空的双耳陶罐，只要把盖子盖紧，再尖的嘴巴也奈何不了。于是陶罐里装满了一小包一小包的种子。

我成家后，一直想要母亲跟我一起住，但母亲坚持不离开自己的家，总是说，我是个农民，只要还能挪动，就要种庄稼。我能理解母亲对土地的深情，但我担心母亲独居老屋的孤寂。没想到母亲思想越来越开通，活得越来越喜庆，每次回家都有好消息告诉我，国家不要交纳公粮和交农业税了，还补助种子、化肥钱；农民也有了医保，生病住院可以报销医药费；村里修了水泥路，还像城里一样安装上了路灯；读小学初中书不要钱，还有营养午餐、寄宿补贴……母亲每说一次，都会从心底赞叹一次：“现在的社会真好啊，青天白日的，哪个愿意去黄土暗坑里躺呢。”

有一次我回去的时候，母亲竟然从双耳陶罐里摸出了一个存折，我一惊，忙说：“您什么时候用上存折了？”

“这存折是国家给我的。国家关心我们农村的老人，只要年满六十岁，就可以每月领六十元的补贴。折子上已有三个月的钱了，东嫂她们已经领到了，我现在不领，到年底一起领了办年货。”

我知道母亲的习惯，什么好东西都喜欢存着，她把喂的猪都说成是一个积钱罐。我摩挲着这个存折，心里感到格外的温暖，母亲终于拥有了一个存折。母亲看着我把存折放进双耳罐，盖紧盖子，才去做别的事。

去年年底，母亲又从双耳罐里摸出了一张银行卡，我问她在哪里捡的，母亲着急地说：“这个哪里有捡？这是国家给我的社保卡，种粮直补、医疗保险、养老保险都在里面。今天赶场，你陪我把钱领回来。”母亲的话语里充满了自豪，而这份自豪，是“国家给的”啊。 来到农商银行的自动取款机前，母亲见我把卡放进去，钱就取出来了，百思不得其解，我故作神秘说，这是现代化。母亲说，现在的人真聪明，真现代化。

母亲八十岁寿诞，我们兄妹回到了母亲的老木屋，准备给克勤克俭了一辈子的母亲摆寿宴热闹一下，母亲却不愿意，怕惊扰了乡邻和亲戚，怕浪费钱米。大哥说：“孝顺孝顺，既要孝也要顺，您说不摆就不摆，就我们一家子在一起乐呵乐呵吧。”母亲大大小小的孩子都拿来礼物为母亲添福添寿，等我们“献宝”完毕，大哥从兜里掏出一个首饰盒，打开，取出了一个镌有“福”字的金镯子，一屋子人惊呼了起来。姐忙走过去撸起母亲的衣袖，帮母亲戴上。母亲伸伸手在眼前晃晃，笑着说：“泥巴三尺深，翻过来有黄金，你们大哥真从稻田里种出金镯子来了，我欢喜。”

过完生日，母亲取下金镯子，用墨绿的绸布包了，和银行卡一起放进了双耳罐里，要等到赶场、走亲戚，才会再拿出来戴上。双耳陶罐重叠了几十年的时光，被母亲粗糙的手抚摸得光滑顺溜，亲切可喜，如清漆罩过，浑身布散着母亲生活的包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