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李镜池

一

一九三五年三月，时任燕京大学校务长的司徒雷登受邀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做了演讲。此次南下广州，司徒雷登还与当时正在协和神学院任教的李镜池见面，也正是这一次见面，促成了李镜池的北平之行。根据李镜池的回忆，司徒雷登跟他见面是想“拉”他回燕京大学任教的。就在同一年，许地山因为与司徒雷登意见不合，辞去在燕京大学的教职南下香港。此次司徒雷登亲自邀请李镜池，有可能就是为了填补许地山辞职后留下的空缺。

对于司徒雷登的邀请，李镜池内心其实是有所保留的，一方面是李镜池认为司徒雷登之所以向他伸出橄榄枝，是因为觉得他是“可以利用的工具”。另一方面则是当时日军正在对华北步步渗透，使北平在事实上已经成为抗日的前线，时刻处在战争的威胁之下。但李镜池最终还是决定接受邀请，这是为了方便自己的学术研究。在与司徒雷登相见之前，李镜池任教于广州的协和神学院，由于“什么都要教，都要管”“凡中国学术的，连中文图书也由我管”，这就导致他没空再做研究了。听闻友人郑德坤“有缘回燕去研究”，李镜池非常羡慕，还曾打算“回平过两个月”，但始终未能成行。此次司徒雷登主动发出邀请，对于李镜池而言无疑是久旱逢甘露。于是在向协和请假之后，李镜池在一九三五年的八月又回到已经阔别数年的燕京大学。

现存有一份由李镜池于一九三六年填写的研究计划书，其中提及李镜池当时的研究计划：“先研究古代中华原有之宗教思想，次研究中世外来宗教对于中国之影响，次研究近世之教乱及各种秘密结社。”而今天学界重点关注的是李镜池在《周易》研究方面的成果，他是以“《周易》研究大家”的身份被写入二十世纪的学术发展史中的。但李镜池在一九三六年撰写的这份研究计划中，明显以宗教为主题，并无半字涉及《周易》，这不能不令人疑惑。事实上，由于李镜池早年先后在培英、协和等教会学校求学，他开始从事学术研究时选择的是宗教学领域。

李镜池填写的研究计划书

一九二七年前往燕京大学进修时，他报读的也是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的短期班。后来转向《周易》研究，主要的原因是顾颉刚的引导——在进修短期班时，李镜池选修了顾颉刚开设的上古史课程。顾颉刚在一九二九年十月七日开列的“我的学生”名单中，就有李镜池之名。而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二十二日日记中，又提及李镜池选修课的成绩为“甲”。正是在顾颉刚的引导下，李镜池立志要打破《周易》之“谜”。一九三一年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三册中收录了五篇李镜池研究《周易》的文章，标志着李镜池开始走上《周易》研究的道路。李镜池第一次离开燕大返回广州，为不能顺利开展学术研究而苦恼时，顾颉刚也采取实际行动对李镜池表示鼓励，李镜池在给好友郑德坤的书信中（四川大学出版社《川大记忆：校史文献选辑》）提及：“最近顾先生把《禹贡》寄来四期，知道你又有编地图之作，很钦羡。”顾颉刚将《禹贡》寄给李镜池，既让李镜池能及时掌握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也含有鼓励李镜池不要因生活琐事放弃学术之意。

尽管在提交给燕大的学术计划里，李镜池并无只字提及《周易》，但毫无疑问继续研究《周易》是他返回燕大的重要原因。在返回燕大之前，李镜池就不断抱怨“没空再研究《易经》了”“虽则还时时脑里有这本书，很想把它整理，但真不易”。常言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李镜池的学术转型之路充分印证了这句俗语。

二

重返燕大的李镜池在教学任务上的压力的确减轻了很多，他后来回忆道：“我教一二年级两班国文，隔一周作一次文，学生不很多，比较空闲。”但教学任务的减轻并不意味着李镜池没有其他的烦恼。与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前来北平时的孑然一身不同，此时李镜池已经拖家带口了。李镜池与他的夫人王文栋相识于燕大宗教学院的短期班，两人在一九二九年七月成婚。一九三五年再次前来北平时，两人已有两子（念国、念民）一女（念慈）。从广州启程之时，次子李念民就患上了百日咳。到了北平后，念民又因为“跳伤了脚”而住院，“护士不小心，染上了丹毒，很危险。幸而经过输血才挽救了，住了一个多月医院”。

当时李镜池一家的经济状况并不富裕。在前来北平的路上，李镜池途经上海，因为“没钱”，所以没敢在上海逗留。到了北平之后，李镜池需要解决一家大小的住宿问题。他将家眷留在城内岳父岳母家里，而他自己则选择住在城郊距离燕京大学较近的地方，以便专心学术。开始时李镜池住在王怀庆花园里。王怀庆花园也称达园，是直系军阀王怀庆于一九二二年在圆明园废墟上建的园林，今天已经成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燕京大学曾经租借王怀庆花园里的房间作为教师宿舍。根据李镜池回忆，他在王怀庆花园里居住的房子本是燕京大学为陈垣留的，陈垣却把这间房子让给李镜池居住。说起陈垣与李镜池之间的关系，始于李镜池入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短期班之时。当时李镜池选修了陈垣开设的中国基督教史，陈垣在课堂上提及，有几名清宗室信天主教，但不知其名。后来是李镜池翻查史料解开了陈垣的疑惑，为日后陈垣撰写《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提供了线索。此事让李镜池在陈垣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两人的私交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抗战期间，陈垣还向国学研究所推荐了李镜池。直到晚年，陈垣依然保持着与李镜池通信，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全集》中还收录了李镜池在一九六三年给陈垣的信件，其内容为：“贵恙无时不在念，但不敢常惊动耳。知长期疾病中还能有此成绩，至可钦佩。”字里行间透露出李镜池对陈垣的关心与景仰。

在王怀庆花园住了仅仅一个学期，燕大得知陈垣平时并不居住于此，就将宿舍收回，李镜池不得不另觅住处。他后来选择在距离燕大也不算远的成府村居住。成府的房子面积较大，李镜池就将自己的家人接了过来。为了降低房租，李镜池与房东商量，以安装房灯的钱折算成部分房租。对于李镜池而言，住在成府最大的好处就是能与顾颉刚做邻居，可随时向顾颉刚请教。在顾颉刚的日记里，也记录了这一阶段与李镜池之间的往来。不过，日记中并未提及这一阶段顾颉刚与李镜池围绕《周易》进行任何探讨，这或者与时局有关。尽管两人身处的燕大孤悬北平郊外，但时局所带来的风雨还是打进了这个“世界外的世界”。重返燕大的第一个学期，李镜池自己住在城郊，而家人都住在城内，李镜池因此需要两头奔波。在城内，他亲眼见到日货充斥的场景——“小孩子不知危险，见到日本货就说：‘日本货，不要！’大人赶忙把他拉到一边，怕敌人听见”。在战争阴影的笼罩下，北平城内的爱国学生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爱国救亡运动。有感于时局的艰险，李镜池在课堂上教导学生：“如果日本进攻中国，它没有好下场，亡不了中国。那时全国人民将起来抵抗。我们学生必将分散到农村去进行宣传抗击日寇。”

身处时代洪流中的学者们自然也无法专心学术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日，北平国立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救国委员会发布了《告全国民众书》，其中就提及：“华北之大，已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从顾颉刚在日记中的记录来看，这一阶段他跟李镜池的交往，并没有像李镜池第一次来燕大一样经常促膝长谈了。即便无法全身心投入学术，作为学者，顾颉刚与李镜池在日常交往中应该也会谈论学术。早在李镜池第一次来燕大期间，顾颉刚就曾嘱托李镜池点校和注释《周易》，形成《周易五书》（包括章句、异文校、句读考异、集目和通检）。根据李镜池的回忆，《周易五书》的初稿在一九三一年就完成了，按照顾颉刚最初的想法，是想交给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但该社后来倒闭了，《周易五书》出版的计划也因此搁置。出版计划的搁置也让李镜池有更多的时间继续审视自己前期的书稿，他认为自己当初由于仓促成稿，只是胡乱解释，理解并未透彻。他希望能更深入地研读《周易》，进一步完善自己的书稿。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跟顾颉刚的来往中，他会向顾颉刚透露自己的想法，并向顾请教。（后来顾颉刚与李镜池多次试图推进《周易五书》的出版，皆无果。李镜池直到晚年依然在修改《周易五书》的书稿。李镜池去世后，其孙李铭建将李镜池之遗作结集成册，于二〇一九年在中华书局出版，命名为《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周易五书》的书稿也被收入《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中。）

《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 中华书局版

为了完善《周易五书》的书稿，李镜池参考了当时与《周易》研究相关的成果，如闻一多的《周易义证类纂》。李镜池对闻一多的《周易》研究评价颇高，认为“闻氏既精于训诂，又以其社会学、民俗学之博识佐之，胜义独多”，不过也有“范围较狭，所录卦爻辞，又往往仅见片词断句，校读全文，或有扞格”的缺点。受该书的启发，李镜池萌生了“析《周易》为类编”的想法，并且已经形成了部分书稿。除此之外，在燕大任教期间，李镜池也发表了与《周易》研究相关的研究成果——我们在一九三六年五月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编辑发行的《文学年刊》中找到李镜池撰写的《“朋盍簪”释》一文，该文是对豫卦爻辞的含义的解释。在这篇论文中，李镜池引用了上自先秦、下至清代的文献。在那个没有网络检索的年代，要通读这么多文献，李镜池所下之苦功可想而知。

三

一九三六年的清明节，李镜池参加了燕京大学组织的西北旅行团，前往西北地区考察。此次西北之行从北平出发，沿着平绥铁路经察哈尔（指民国察哈尔省）和山西，最后抵达绥远（今呼和浩特）。根据李镜池的回忆录，我们可知他的心态应该是比较轻松的，一路上“经过山西大同，游云岗，观佛窟”。在大同还给岳父买了两瓶青梅酒，给自己买了一把七星古剑。这把七星古剑后来让李镜池带回了广州。广州沦陷后，日军在李镜池的住处搜到了这把古剑，以为是武器，还对李镜池进行搜捕。幸亏李镜池当时已回到开平老家，才逃过一劫。

李镜池第一次欣赏到西北风景的雄奇壮丽：“西北的山很雄伟。在南方没见很大的山，多是青翠秀丽的。西北的山很苍劲雄拔。”然而，这片雄奇壮丽的河山当时正处于日军铁蹄的蹂躏之下。东北、热河相继沦陷后，察哈尔成为日军下一个进攻目标。至一九三五年，日军又在热河和察哈尔边境先后制造了“察东事件”和“张北事件”。面对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国民党毫无作为，坐视大好河山沦陷。此次西北之行，让李镜池对国民党的抗战态度有了更直观的认知。燕大旅行团抵达察哈尔时，察哈尔省的官员亲自设宴招待。李镜池席间冷眼旁观，发现“吃的西餐，相当丰盛，可是吃完就了事，也没人出来讲讲话”“中间两头都有穿了长袍马褂的官员陪，吃的虽好，却无意义”。察哈尔官员们只管吃喝、不管时局的官僚作风，让李镜池倍感失望。当旅游团来到绥远，时任绥远省主席的傅作义亲自接见，他的作风与察哈尔的官员们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没有拿出丰盛的西餐来接待燕大的旅行团，“桌子上只摆了点花生米、糖果”，而傅作义本人则“穿得很朴素，讲了一番抗日作战的话，说日人到了内蒙，侵犯绥远，我们就跟他打，他没敢来”。傅作义的言行给李镜池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认为傅作义“虽是国民党军官，却不像国民党军官那样腐败”。

按照李镜池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察哈尔、绥远两省官员在抗战一事上态度的差异。察哈尔的官员对抗战态度消极。而出身晋绥军的傅作义在抗战一事上态度则比察哈尔的官员要坚决很多。

毫无疑问，通过此次的西北之行，李镜池对抗战前线的情况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平绥线沿线国土已成危地，而国民党官员除了傅作义等少数的官员之外，皆态度消极，毫无作为。现实让李镜池意识到“华北危殆”，不可久留。于是在一九三六年春季学期结束后，就向燕大提出辞呈，获得批准后就立即动身返回广州。他们当时“雇了一辆货车，连人带行李，从成府一直驶到塘沽”，然后“从塘沽搭招商局货轮直达广州”，最后再从招商局货仓直接返回位于芳村白鹤洞的协和神学院。此次返程，李镜池将在北平期间撰写的《周易》“类编”也一并带走了。途中他们所乘坐的招商局轮船因为卸货在青岛停留了半个小时，而李镜池就利用这半个小时在青岛的中华书局预约了一部《辞海》。

后来发生的事情印证了李镜池“华北危殆”的判断。就在李镜池回到广州一年后，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迅速攻占北平，李镜池的学术引路人顾颉刚为避日军搜捕，不得不仓促离开北平，开始了辗转逃亡的生涯。我们不难想象，如果拖家带口的李镜池依然留在北平，凭他日常在燕大课堂上发表的抗日言论，很有可能也会成为日军搜捕的对象。即便不被盯上，北平沦陷后的燕京大学也成了“孤岛”，物资匮乏，李镜池一家也必然会陷入窘迫之中。

然而，山河破碎的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能够置身事外。返回广州的李镜池也没能避开战火的波及，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学者，李镜池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他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解。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李镜池逃回开平老家。其间，他一方面领导抗日宣传，“组织青年和小学教师敲锣打鼓到各村巡回演出，贴宣传标语、宣传画，在锦湖圩搭了一个戏台，一连演了几晚戏”，另一方面还从宣传队里挑出部分身强力壮的爱国青年组成游击队伍，并学会了如何装卸和使用驳壳枪，打算在日军侵犯时展开抵抗。毫无疑问，李镜池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他在燕大期间鼓励学生宣传抗日的教导。

抗战期间，李镜池为了生计，辗转于香港、大理、台山、韶关等地，还不止一次差点遇上生命危险，但即便如此，他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他受顾颉刚委托，完善《周易五书》，拟交上海开明书店出版。还曾帮助许地山编撰《道藏子目》，拟作为香港大学的丛书之一出版。只是因为战乱的原因，这些计划最终都无法落实。李镜池为学术研究而积累的资料也在颠沛流离中散失，其中也包括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仿照闻一多《周易义证类纂》而撰写的“类编”。直到抗战结束，李镜池任职岭南大学，他的《周易》研究才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