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一本书，也是收藏一段记忆，一段情谊
书上有题词的，按《藏书ABC》的分类，至少可分为三种，一种叫“馈赠本”：“如果未加说明，该词通常被认为是来自作者的馈赠。”（﹝英﹞约翰·卡特著，余彬、恺蒂译，译林出版社，2022年1月版）有的作者送人书时，会写上“赠某某”，或落款“某某持赠”之类，那就毫无疑问是来自作者的馈赠。第二种叫“题词本”：“除非有特别说明，否则这个词就是指有作者亲笔签名或题词的书籍。”与前一种的区别在于，前者是作者主动题词赠送的，后者是作者应书的所有者的要求而题写的，就像现在很多签名售书会上作者为读者签名题词。不管是前一种还是后一种，大部分作者都习惯题写“某某指正”“某某惠存”，或“with best wishes”，所以光看题词内容，往往分不清是哪一种。第三种是书中有“题词”，一般指非作者在书上留下的字迹、签名或题词。对书上这一类字迹，有很大的争议。
《藏书ABC》在“题词”一条中说：“现代书籍上，原书主即使只题写了名字和日期，有时也会被描述为‘环衬页上有题词，其余完好’。”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书商在介绍一本书时，把原书主留下的笔迹，哪怕只是签个名、署个日期，也看作是书籍“不完好”的一种。持这一极端观点的可称之为藏书中的品相绝对主义者。
我的朋友韩东翻译的美国藏书家奥托·彭泽勒（Otto Penzler）的《猎书侦探——侦探小说收藏丛谈》，就是持这类品相绝对主义的观点，书中多次说道：“如果你坚持要在衬页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在书籍上贴藏书票、把书衣粘在书上，或者边吃炸鸡边翻阅书籍——那还是别藏书了。”（北京日报出版社，2021年12月版）这位藏书家把在书上签名、贴藏书票，看作是和边吃炸鸡边看书一样让人无法忍受的行为。又说：“任何藏书家都不应该在任何一本有价值的书上贴上藏书票。” “不要相信每本书的描述都是准确的……那些被描述为‘品相完美’的书籍会有书店标记、藏书票、前任书主的签名或者其他严重的瑕疵。”）这就说得更明确了，凡是非作者在书上留下的任何痕迹都属于“严重的瑕疵”。
更有甚者，美国作家约翰·邓宁（John Dunning）的侦探小说《危险爱书人》（The Bookman’s Wake）中，有人看到一本书上写有“生日快乐”之类的题词，气不打一处来：“为什么书是唯一在被送出去前让送礼之人忍不住加以毁坏的礼物？为什么我们送人衬衫或上衣前，不会用墨水在衣服前襟写下生日快乐什么的？”比喜欢题字更糟的，是那些在书上盖私人浮水印的家伙，书中一位爱书的女士说：“等我当上地狱女王，我一定要叫这些喜欢盖印章的怪胎排成一长排从我面前走过，然后让每个人拿着刻上‘白痴’的藏书章，用炭火烧热在他们身上烙印子……”
所幸这一极端主义的论点，在藏书界并没有被广泛接受，《藏书ABC》在上引那句话后接着说：“这种为了迎合完美品相的藏家而采取的过分挑剔的态度，是被尊重书籍流转出处的藏家所不屑的，尤其是当事关早期书主时。”
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Nicholas Basbanes）在《疯雅书中事——21世纪淘书的策略和视界》一书中，更是针锋相对地说：“和追求完全未使用品相的藏书家不同，我喜欢带有前人痕迹的书：一张精美的藏书票、一句给孩子的圣诞节祝福、一行两三代以前的爱书人留下的深刻的批注，如果非要说一本书有什么煊赫的文献细节——这是我们反复强调的点——这就是了。”（卢葳译，三联书店，2010年11月版）
我倒也不排斥有这样的题词，只要不是张牙舞爪的丑怪恶札。尤其是碰巧题词出自一个故人，那就不仅是收藏一本书，而是收藏一段记忆，或一段情谊。
《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
施先生没有机会送给戴望舒
在施蛰存先生送给我的外文旧书中，有一本《Aragon： Poet of the French Resistance》（《阿拉贡：法国抵抗诗人》），Hannah Josephson和Malcolm Cowley编，纽约Duell， Sloan and Pearce一九四五年初版二刷。路易·阿拉贡是法国超现实主义诗人，二战期间成为沦陷法国的地下抵抗运动领袖。书的前衬页的左侧，有施先生毛笔题词：“赠望舒兄：作为流亡去港之纪念。弟蛰存，卅七年九月。”
一九三七年抗战爆发后，施先生辗转去了云南，戴望舒则移居香港。一九三八年夏天，施先生暑假回上海探亲，经河内到香港，暂住戴望舒家。秋天返校，仍经香港，还住戴望舒家。一九四○年春天，施先生再到香港，住了几个月，同戴望舒等一起参加了香港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活动。施先生晚年在给《戴望舒诗全编》写的“引言”中说：“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七年，望舒旅居香港……在一个文化人的岗位上，做了不少反帝、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文化工作。他翻译了西班牙诗人的抗战谣曲、法国诗人的抵抗运动诗歌。他自己的创作，虽然艺术手法还是他的本色，但在题材内容方面，却不再歌咏个人的悲欢离合，而唱出了民族的觉醒、群众的感情，尤其是当他被敌人逮捕，投入牢狱之后，他的诗所表现的已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气节了。”（《文艺百话》，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4月版）这段话可以看作施先生在《阿拉贡》一书上所写题赠语的注解。戴望舒似乎没有译过阿拉贡的诗，他译的另一位法国抵抗诗人爱吕亚的《战时情诗七首》，在开头引了阿拉贡《蜡像馆》的句子：“我在这个地方写作，在那里，人们是被围在垃圾、干渴、沉默和饥饿之中……”（《戴望舒译诗集》，湖南人民，1983年4月版）
施先生题赠此书是一九四八年九月。戴望舒抗战胜利后回到了上海，但在这一年的四月，因参加教授罢课，遭诬陷控告，被迫再次离开上海赴港看病。第二年三月，戴望舒从香港北上，不到一年就在北京因病突然去世。所以这本题了词的书施先生没有机会送给戴望舒，一直留在北山楼，几十年后转赠给我。
《子恺画集》
“此作者早年作品，最佳”
黄裳二○○一年九月十一日致姜德明信，谢谢他寄赠《书衣百影续编》，并说：“此中亦有我所旧存者，见之如遇故人，子恺漫画我曾于上海旧书店搜得两本，另一种为丰先生子女所绘封面，尤可喜。两书皆新若未触，珍爱收藏。一夕为掠去，归来时他种得还，而此两书杳如黄鹤矣。”（《来燕榭书札》，大象出版社，2004年1月版；今年3月中国嘉德拍卖“八方集——姜德明珍藏近代名家书信专场”有黄裳此信原件。）姜德明《书衣百影续编》中收录的《子恺漫画》，是丰子恺的第一本漫画集，一九二五年《文学周报》社印行，姜先生说：“版本罕传，极具收藏价值。”
黄先生称为“尤可喜”的是另一本丰子恺漫画集，现在我的书架上。
这本《子恺画集》，开明书店，一九二七年二月初版、一九二九年九月三版，平装。目录页标明，封面：阿宝题软软画。前衬页有黄先生钢笔竖写题记：“此作者早年作品，最佳。余对之感念亦至深。后来所做渐趋油滑，亦远不及此之宛妙矣。近见王朝闻同志撰文论及此事，颇有同感会。于旧肆见此册及《子恺漫画》二册，尚新，即得之归。壬辰闰五月初十，黄裳。”壬辰为一九五二，距今七十三年矣。查看来燕榭古籍题跋，有意思的是，这一年闰五月初一，黄先生得到一批山阴祁氏澹生堂秘本手稿，从初一到初九，几乎每晚“酒后灯下”“挥汗”写跋，到初十日又去旧书店淘到两本丰子恺漫画。
这本书当年“一夕掠去”后，曾被扔在文汇报社的楼梯间，被郑重先生捡回珍藏。后来郑先生跟黄先生说了捡到的几本书，要归还，黄先生让他自己留着。或许黄先生不知道其中有这本《子恺画集》。又过了多年，郑先生散书，把它赠送给我了。郑先生当年捡到、这次一并送我的还有一本《渐江资料集》，汪世清、汪聪编纂，安徽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一月第一版，平装本。在书的前衬页上，有黄先生钢笔竖写题记：“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八日午刻，为购朱鹤年画、费屺怀题之河东君像过市，于美术书店得此册，佳甚。收录颇精备，印制亦美，远胜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刊资料。其于明清易代之际史事，颇有关系，亦余近日所欲亟读者。扉页更有楝亭题渐江一画原迹，亦可珍矣。黄裳记。”就在此前一年，黄先生正构思撰写历史小说《鸳湖记》，写的就是明清易代之际史事，可惜后来没写完。
黄裳先生不仅在收藏的古籍上都有题跋，即使平时阅读的平装书，也都会写或长或短的题记，在旧书网上偶尔能看到，我在黄先生家的书橱里也翻阅过多种。将来有一天，能把这些读书题记搜集整理出来，一定有意思。
《普希金童话诗》
乔艾宓，我认识！
梅菲斯特书店十多年间换了五六处门面，我应该都去过。记得在绍兴路那次，已是晚上，黑灯瞎火找到一幢老式公房的二楼。书架间巡视，偶见一本《普希金童话诗》，梦海译，新文艺出版社，一九五四年四月第一版，一九五六年四月第八次印刷，打开衬页，有钢笔题词：“艾宓表妹：做一个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二表哥赠。”书名页下方，有一方楷书朱文印：“乔艾宓。”店主鲁毅兄是个读书人，显然早就注意到这个题词，对我说：“查不到此人。”我当即说：“我认识！”
一九九一年六月的某一天，陆谷孙先生来电话，说《英汉大词典》编写组的同事乔艾宓突然去世，他很伤心。那时词典编写组在淮海中路社科院的院子里，我去过多次，应该见过乔艾宓，陆先生希望我去参加追悼会。此刻回想，这位二表哥多半也会在追悼会上，但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位。
陆先生在追悼会上致悼词，说“乔艾宓四十六年的一生命运多蹇。一九六二年她从上海市市三女中考入复旦大学外文系，学未逾年即因患肺结核辍学……一九八一年，乔艾宓以出色成绩考入《英汉大词典》编写组……终于成为《英汉大词典》名副其实的主要编写人员之一”。《文汇读书周报》六月二十二日那期摘发了这篇悼词，题为“关于生与死的思考”。二○○四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陆先生的《余墨集》全文收录了这篇悼词。
乔艾宓的进取不已，或许也有这位二表哥的勉励。多年后我才知道，乔艾宓是山西乔家大院的后人。
《华兹华斯短诗》
一别三十六七年，故人无恙否？
读知堂日记，我特别留意与老人交往中，我认识的前辈。知堂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南京出狱，随即到上海，在尤炳圻家住了半年多。其间去横浜桥看望过他的金性尧（日记中称金星屋）、周黎庵、施蛰存、王辛笛（日记中称王心笛）等先生，我都有过交往。还有一位王予，知堂在日记中有时写作齐甘，有时称他本名徐淦，这位老先生我也有一面之缘，九十年代初有一次去北京，范用先生请吃饭，这位徐先生也在座，只记得他说有很多小孩，十几个，可惜没有听他讲知堂。知堂到北京后，与他有交往的张中行、劳祖德、吴晓铃、吴小如、谢蔚明、邓云乡等先生，我都很熟，另外还有一位。
《知堂日记》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七日，紧接着“施蜇存来访”之后记着：“刘世点以兑之介绍来访。”同年九月十一日，一九五五年四月六日、四月三十日，都有“刘世点来访”的记录。
这位刘世点先生，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他是我的初中英文老师。
中等偏高的个子，戴一副金丝边眼镜，背微驼，肚略凸，多年后读到狄更斯小说《匹克威克外传》，插画里的匹克威克，活脱脱就是刘先生的样子。我的那个初中不能说是个好学校，校舍简陋，学生大半不要读书，刘先生苦口婆心，见效甚微。我是难得喜欢读书的，所以特别受其青睐。
七十年代末期，各种中外老书纷纷再版上市，刘先生知道我喜欢跑书店，就让我代他买两本书：《唐诗别裁集》和《词综》，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两个书名，也很奇怪一个教英语的老师会看这样的古籍。后来他告诉我，他是南浔嘉业堂的后人（刘承幹的亲侄子），早年进的圣约翰，院系调整后，成为复旦外文系的毕业生。
我曾问过他名字中的“点”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有个字，叫“吾与”。“‘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原来出自《论语》，“点”是曾晳的名，到底嘉业堂后人，书香门第。
我初中读两年，高中考取别的学校，但和刘先生一直有联系。他每天上班要经过我家，常常把他海外亲戚为他订的、他已读过的《读者文摘》和《国家地理》送到我家，借我阅读。也是从刘先生那里，我最早听到瞿兑之的名字。可能是嘉业堂的关系，也可能同住武康路一条弄堂的缘故，刘先生似乎跟瞿兑之特别稔熟。刘先生常对我说，瞿先生要是碰到我这样喜欢读书的年轻人，肯定高兴煞了。有一次我请刘先生谈谈瞿，旧笔记本中记了一页刘先生的谈话：
瞿兑之是清末名人瞿鸿禨的季子。瞿鸿禨生前收集了许多古瓷，他死后都被瞿兑之卖掉，将钱花在女人身上。其夫人聂氏也出名门，有一子，因瞿对夫人不好而与父亲不来往。新中国成立后为中华书局写一些《史》《汉》的译文故事，用瞿蜕园之名发表。
瞿兑之于古史甚通，其二十岁时已通读两遍廿四史，尤精《汉书》。晚岁著有《历代职官表》，学术价值甚高。瞿还精通英、德等国文字。
落款时间是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三日，整整四十年前。后来我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收录了好几本瞿兑之的书，有再版的，也有我去图书馆从旧杂志中辑录的。也是从刘先生那里，我第一次听到周鍊霞的名字，刘先生告诉我，瞿老先生七十岁生日，是搂着周鍊霞步入寿宴厅的……刘先生还借给我香港为瞿兑之印的线装《补书堂诗录》，我当年只能似懂非懂地翻阅一下，当然现在也仍然似懂非懂。
大概一九八六年末，刘先生跟我说要移民了，让我画张画给他留作纪念，记得我临摹了一张“王佐断臂”，大概当时正迷“说岳”吧。他们夫妇临行前刘先生寄了一封信给我，说之前从我这里借过两本书，来不及当面还我，让我找他儿子拿。另外，他留下些英文旧书，我有兴趣可挑几本留作纪念。
刘先生的独子叫刘泽诚，又高又帅，和善亲切，我们随即成为好朋友，一度过从甚密。几年后诚诚也移民了，从此杳无音讯。
我在刘先生英文旧藏中挑了两本“人人文库”（Everyman’s Library）本的《华兹华斯短诗》和《海涅诗文选》，还有一本牛津版的《维吉尔诗集》。书取回后一直插在书架上，直到许多年后才发现，这几本书都有刘先生的题词。
《维吉尔诗集》（The Poems of Virgil）前衬页上方钢笔题写：“培信廿九初度赠此志念。世点谨识，一九五七年二月，时客北京大牌坊胡同。”
《海涅诗文选》（Prose & Poetry： A Selection）的前衬页上方钢笔题写：“给培信：廿九岁生日记念。世点，一九五七.二.北京。”
《华兹华斯短诗》（Shorter Poems）夹了一张书签，背面钢笔竖写：“送给培信。刘世点赠。”
三本都是送给培信的，猜测多半是他太太。只有送太太的书，既送了人，又一直在自己身边，最是划算。刘先生什么时候从北京回上海，又怎么会去一个中学教书，当年没想到问，现在更无从了解。
前些年我曾多方打听刘先生的消息，一直没有联系上。后来辗转听说他已不在了，想通过刘家其他后人联系诚诚，也未果。诚诚大我多岁，已六十好几了。一别三十六七年，故人无恙否？
（陆灏，1963年生于上海。《文汇报》编辑，1998年创办《万象》杂志，2008年为《东方早报》创办《上海书评》。著有《东写西读》《看图识字》《听水读钞》《不愧三餐》，与扬之水合著《樊澄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