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任何一位诗人的写作，都是暗中寻找知音的过程，都很难从一定的场域中完全剥离出来，甚至有的直接就是对某种时代声音的回应，真空中的写作是不太可能存在的。因而，交际的圈子、文化的场域、政治的关系，实际上对于一个诗人的写作形成了某种隐秘的框架，我们完全可以设想，若能将一个诗人连根拔起，安放到另外一个交往的圈子，另外一个文化的场域，另外一种政治关系中，这个诗人的写作必将会呈现为另外一种样子。即便不是有意“顺从”或“对抗”式的写作，无意识中仍不可避免地逃脱不了现实的限阀，交际、场域、政治的作用，本是携带在每一首诗中的天然因子，但长期以来，人们却更愿意沉浸在诗歌的高尚、纯洁与神圣的幻想之中，不愿去清醒地面对这些“事实”，更很少有人愿意耗费自己的精力去清理这些“俗事”。

霍俊明的《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一书，则“试图在那些差异明显的‘地方’以及背后的知识和构造那里，在一个个具体和日常的场所与空间里（比如胡同、街道、居所、车站、广场、里弄、酒馆、公园）寻找诗人的命运”。通过还原与呈现具有典型意义的诗坛往事，来梳理新诗的发展演进线索，给人耳目一新之感。这些信手拈来的诗坛掌故串联起了一个又一个诗人群体形象，更在生动的历史细节中勾勒出了当代诗歌发展演进的精神线索。“主义”的影响，思想的传播，也正是在这些人际交往中得以实现的。

在一个个鲜活的个案之上，作者为我们描绘的是文化权力博弈的大格局。在新时期先锋诗歌伊始，占据天然优势的北京诗歌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文化的中心，而其他诗人乃至诗歌写作群体的命运，则直接与他们和“北京”诗人的亲疏远近有关。这些北京诗人的形象太过耀眼，以至人们只愿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先锋姿态，而对他们那些与当时的主流诗歌并无什么区别的诗歌文本却不愿直视。无论是食指在杏花村写的“为建设大寨县贡献力量”的诗，还是多多在白洋淀写的几十首古体诗，都因不符合人们的期待而被“无视”了。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的“北京诗人”，在人们的仰望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理想时代。因此，“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诗歌在空间形态上的特征不仅影响到了新时期之后的先锋诗歌的格局，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外省诗人尤其是‘南方’诗人产生了巨大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的结果，就是使得‘北方’和‘南方’的诗歌处于文化权力的博弈与胶着之中”。当然，任何一个高高在上的权威都必将会有一天遭遇接受挑战的命运。在作者的描述中，1986年12月，一批青年诗人赴成都接受《星星》“中国十佳青年诗人”奖，即是中国诗歌写作的重心“发生剧烈倾斜”的开始。“四川诗人”、“重庆诗人”、“西昌诗人”对“北方诗人”的“暴动”，并非突然发生的，而是在心理上有其受压抑的深层根源，在文化上有其敢于公然叫板的资本。作者通过对地方文化环境、集体意识、群体性格的细致梳理，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西南诗人”何以会“急于另立门户”，并在轰轰烈烈的“第三代”诗歌运动中，让一度辉煌过的北京诗人走向了落寞的“边缘”。终于，“随着1986年诗歌大展和第三代诗歌运动开始，诗歌地理的中心已经由北京位移到成都和南京、上海等地”。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无论诗歌的重心是在南方还是在北方，诗人们都将共同面对“再也不能回归‘故乡’的集体宿命”，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都“正在遭受着前所未有的城市化和去地方化时代的挑战和损毁”。正如作者所描绘的那样：“中国先锋诗歌在80年代完成了以北京和四川两地为代表的诗歌传奇之后，进入90年代已经逐渐在日益全球化、城市化和去地方化的背景下丧失了地方知识……”1990年代，进入了一个“已经没有了‘远方’”的时代：“这注定是一个没有‘故乡’和‘远方’的时代！城市化消除了‘地方’以及‘地方性知识’。同一化的建筑风貌和时代伦理使得我们面对的是没有‘远方’的困顿和沉溺。”

在带着惋惜的情感呈现了这一“事实”后，作者用回忆的视角，分别以海子、陈超、王家新、徐敬亚、王小妮、李亚伟等人为例，回顾了中国先锋诗歌中集体的理想主义的“出走”和“交游”，他们的心中，都曾存在过一个理想和精神的“远方”，“远方”情结不断地驱动着他们的生活抉择和抒写道路。然而，“远方”情结“已经在1990年代宣告终结”，在今天这样一个不断去除“地方性”的城市化和城镇化时代，我们已经没有了“远方”：“顺着铁路、高速路、国道、公路和水泥路，我们只是从一个点搬运到另一个点。一切都是在重复，一切地方和相应的记忆都已经模糊不清。一切都在迅速改变，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由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启人深思的问题：“没有‘故地’的时代诗人何为？”作者认为，今天这样一个“乡土”、“地方性”和“远方”不断丧失的时代，是一个“冷时代”，“因为更多的诗人沉溺于个人化的空间而自作主张，而更具有人性和生命深度甚至‘现实感’的诗歌写作的缺席则成了显豁的事实”。当前，“诗人们普遍缺乏的恰恰是通过诗歌的方式感受现象、反思现实、超越现实的想象能力”。诗歌需要的是“对社会和当下的重新发现与再次命名”。继而，作者以雷平阳和陈先发等人为例，说明了一个诗人在今天这样一个没有了“地方性知识”的时代如何实现有效写作的可能，在一个过于“油头粉面”的时代如何写出“不纯的诗”的可能，在一个“平滑流畅”的时代挺进精神难度和写作难度的可能。

在这本书中，作者以马尔科姆·考利的《流放者归来》为暗中追摹的样板，用貌似闲谈的随笔，信手拈来一个又一个诗人的故事，串联起了当代诗人的群像。读者的阅读也因之趣味横生，绝无寻常诗学文章的枯燥之感。然而，作者的立意却绝不在于讲述诗人的家长里短，而是在这些诗人故事的生动呈现中，提出了如前所述的一个重大课题：在“一个没有‘故乡’和‘远方’的时代”如何捍卫诗歌的“地方性知识”？在今天这样一个交际方式、空间结构和政治生态都已经发生了巨变的时代，诗人的写作该如何进行新的回应与拓展？作为一个始终站在诗歌观察前沿的批评家，霍俊明提出的这个问题启人深思。作者在本书的最后一辑中提倡将面向远方的“行走诗学”作为匡救时弊的良方，却又陷入了不确定的犹疑：“对于‘地方性知识’正在消失的时代而言，诗人再次用行走开始诗歌写作就不能不具有时代的重要性。然而，我们的诗歌可以在行走中开始，但是我们又该在哪里结束呢？”作者的犹疑和感叹当然是有道理的，然而，有时，提出一个有效的问题远比提供一个简单的答案重要，因为，当我们正视这些问题之日，就是我们探寻答案的道路的开始，我们的前方因此又出现了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