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必然性粉碎了情感因袭，这是历史叙事的本来逻辑，而小说叙事需要旁逸斜出、无中生有的偶然性。历史叙事是一种强势话语，很容易让小说叙事显得想象乏力。《最后的王》有意虚化历史背景，努力强化小说的必然性，通过情感的必然、人性的必然决定人物的命运，通过人性审察和情感审美开展对历史的审究。

主人公苏里坦的恐惧，本质是对失去生命的恐惧。苏里坦的母亲生他时因难产大出血而去世，“诞生与死亡，一定要同时发生吗？”母爱的牺牲给予他这个需要应答的切身性问题。如何成为生命的伦理主体，无条件地面对无常的命运乃至死亡的威胁？由于摆脱不了王的继承者这一身份，他背离了自由生命的意义而成为替罪者、流亡者、背叛者、囚禁者、悔罪者。苏里坦始终在回避生命的伦理主体，他不是一个王者，而是一个自身不保的弱者。重归王宫的苏里坦还是处于苟活偷生状态，艾则孜的儿子克里木找上门来追问库恰王世袭的历史时，苏里坦和克里木进行了激烈交锋：“我之所以现在捏住这个王位不放，是因为我受的那些苦。”而在克里木看来，“那些罪你都是白受，是罪有应得。”两个人之间的互相责问，撕开了历史更隐蔽的伤口，也暴露了人性更黑暗的深渊。

对死亡的恐惧，其实就是对爱的恐惧。苏里坦一生多舛，先后与多位女性发生感情生活，可是他缺乏勇气去追求真爱。与海池尔的交往他退缩了，分别之夜虽然激情冲破身体，但他害怕海池尔的父亲；与尼莎罕的情感，最初是“掺杂了恐惧的情感，就像在美酒里放了毒药”，而尼莎罕因为偷煤饱受屈辱时，“他觉得自己很罪恶，他惟一解脱的想法就是让她尽快离开他”；明明不爱补鞋匠的女儿，而且这个女人在他最困顿时离开了他，但是肉体的诱惑让他再陷折磨；直到73岁时遇到了热依罕，他才说出如此深情的话：“你在地上吃馕，我在地下吃土，本质上没啥区别，也没什么好悲伤的”。晚年在千佛洞从事文物管理工作之后，苏里坦从历史中获得了一点认识：“也许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神迹，只要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天，神迹就不会消失。”这是对人的正视，对主体意义的确认。命运的每一次安排，都需要苏里坦真正面对自己，然而他成为了一个末世王位的牺牲品，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光才活出一个人的样子。

小说的尾声巧妙地将历史的必然性与小说的必然性对接起来。“苏里坦的时代，不再是先王那样的时代。从麦王人头落地之时起，库恰王的时代就已经宣告终结。生活就像一个历史机器倒错的片子，苏里坦是世袭中断裂过的那一截，他的身上承载着历史的遗留。活着的时候，像大火过后的烟囱，保留世袭历史烟熏火燎的标本，燃尽了，成为一撮历史的灰烬。这些来王宫参观的人们，难道还会认为这个时代需要一个王？他们只不过想看看过去曾经有过的王，苏里坦用了活人的方式展现了这段历史，他是这段历史特殊的延续，已经谢幕的他身上历史的余温，还在吸引着人们回望过去罢了。”把一个活人与一个历史标本，把具体的生命与抽象的历史符号，把已经逝去的时代与我们需要面对的未来，都有机地关联起来了。这就是帕蒂古丽确立的小说的逻辑，在正视历史的必然性的基础上，凸显文学更强大、更高贵的必然性，那就是对美好人性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