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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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1954年在革命的阵痛中

被西方敌视的中国龙

西方偶尔从香港这个锁孔窥视共产党中国。在香港的英国商人早已感觉到共产党要在这里长期待下去，他们嘲笑持不同看法的美国人。英国在远东经商者的喉舌、受尊敬的周刊《远东经济评论》现在完全改变了态度。

在显著位置刊登的编者按中，《远东经济评论》指出，红色政府目前推行的国内政策是一连串的震颤，它会把经济机器震成碎片……它牺牲了自由世界提供的技术和资金援助，它堵死了重建国家的道路……它使整个国家退回到小农经济的状态。

《远东经济评论》坚持认为，“中国必须独自经受这场考验，其他国家只能旁观。”不过，《评论》暗示，红色中国的“整个体制和基本政策将受到挑战”。

红色中国内部的震颤几乎每天都能传到香港。他们针对私营企业进行了激烈的“五反”运动，致使商业和大部分工业陷于停顿。棉花不能满足需要。上海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现在却难得见到一艘远洋货轮；码头上空空荡荡——由于与西方的贸易已经中断，船舶修造厂无事可做。中国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向是外贸税收，然而现在征税的对象却没有了。在农业方面中国也有麻烦。北京呼吁成立“抗旱队”，地方官员奉命提前完成春播。据报道，南方已有6个地区出现了饥荒。由于肃整和开除了数百名拒绝服从党的指示的干部，共产党的机构本身也正在重建当中……

华盛顿和伦敦的中国问题专家认为，现在谈论中共政权的“崩溃”为时尚早。不过他们相信，红色中国正处在一个艰难严峻的紧急关头。

艾森豪威尔的第七舰队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决定从台湾海峡撤回第七舰队。中国国民党于1949年12月穿越宽100英里的海峡完成了从大陆向台湾的撤退。这个岛屿对太平洋的防御非常重要，更重要的是它一直是亚洲最大、最好的反共基地，但国务院却保持着呆板的反对台湾的政策。

这一古怪的政策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参谋长联席会议反对它，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反对它，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也反对。1950年1月，约翰逊前往佛罗里达享受阳光去了。迪思·阿克逊将军撤回五角大楼。哈里·杜鲁门说：“美国政府不会为台湾的中国力量提供任何军事援助或建议。”阿克逊将军将这一政策融合在他1950年1月2日做的国家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其中台湾（和朝鲜一起）被放置在“美国防御范围”之外。

普遍认为自1950年6月朝鲜战争开始后，杜鲁门政府把政策转变为朝向蒋介石。在某种程度上它确实如此：命令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并派给蒋介石一组新的美国军事顾问。哈里·杜鲁门意识到一个台湾会成为联合国在朝鲜后方的一大军事威胁。

但从更根本的角度来看，对共产党中国的政策一点没变。第七舰队被命令去阻止国民党对共产主义的大陆发动空袭，并放弃了封锁中国大陆海岸线的努力。当中国共产党于1950年11月加入朝鲜战争时，这一旧命令显然失去曾有的借口，但它从来没有被改变。美国在战争中与共产党中国的军队奋战，但是却仍在保证共产党中国的海岸线不受袭击。

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1952年2月初说，这种情况是“军事史上所知的最为反常的事情……实际上就是美国的保护允许了共产党军队从中国中心转移到朝鲜攻击我们”。

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蒋介石可以按照他认为合适的方式自由运用他的力量。蒋介石已有12个准备好的师以及约30万很快就能进入战斗状态的士兵。他有一支约有300架飞机（包括运输机在内）的空军。他的海军有5万人，60艘舰艇（最大的是一艘驱逐舰）。国民党要与在大陆进行游击的小组取得联系。蒋介石曾经说过国民党的反击到1954年就可以准备好。“给我们武器，”他去年秋天说，“我们就能完成重新征服红色中国的工作。”

这也许只是充满希望的空头支票，远远超过蒋介石目前的能力。但就美国而言，不受任何束缚。美国通过给袭击者提供更多的武器以及海空掩护，可以使蒋的袭击更为有效。

不管蒋介石是否行动，艾森豪威尔的新命令迫使中国共产党加强它的海岸防御。接下来，这将立刻使朝鲜的联合国军队、所有的亚洲的反共军队以及自由世界本身的防御获得好处。

既然台湾的国民党可以自由行动了，他们希望得到何种帮助呢？在纽约，戴着眼镜的国民党联合国首席代表蒋廷黻详细讲述了他的政府的态度：

如果要求的话，也只有在被要求的情况下，蒋介石愿意重新考虑他1950年提出的派出台湾3个师在朝鲜与联合国军队共同作战的提议。“那个提议……被拒绝了，”蒋廷黻说，“我们理解这一拒绝的背景。我们还没有更新我们的提议……我们自己都不那么肯定地认为朝鲜是做出贡献的最佳地方。”

“任何人都不可以把中国军队认为是可由别人随意支配的消耗材料。”

“联合国对中国大陆的海军的封锁是‘很有道理的’。”

国民党的最大贡献将是对中国红色力量的“独立攻势”。“我自己有个新建议……我的建议并不是让美国的海空力量协助国民党的步兵去攻打大陆。我的计划是国民党应该取得足够的海军和空军力量……这样它就能独立进入和解放大陆。”早前在台湾，蒋介石总统强调，只有这样他“才不会要求地面力量的援助”。

“我们相信，”外交官蒋廷黻说，“我们政府的独立攻势将会受到大陆同胞的欢迎。这个攻势的性质不是台湾岛征服中国大陆，它实质是台湾800万中国人去大陆帮助4.5亿中国人推翻他们自己要推翻的共产党统治。”

大预算与大跃进

在当政的三年半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了他们国民预算的一些事实和数据。财政部长薄一波说，北京政府今年将实行它的第一个工业化5年计划——将花费2335兆人民币（按共产党官方汇率为98.6亿美元）。

薄一波说，这笔钱将用于满足人民的需求：59.24%用来进行“国民经济的建设以及社会、文化和教育工程”——只有22.38%用于战争方面。但薄一波的解释起到了掩饰的作用。中国红色政权仅在有战略价值的地方修建公路和铁路，许多新工厂都用于重工业。国外专家估计至少有60%的预算是用于军事开支。

谦受益，满招损——孔子。在1953年工业大跃进后不到3个月，中国共产党发现毕竟还是孔子说对了。北京的《人民日报》指责许多人犯了“冒进的错误”，就是在没有经过适当规划的前提下就匆忙进行某项项目。项目有：

一个电厂因为缺少外国图纸而不能在今年建成。

安徽一个机器厂保证要建的一个扩展项目，却无视现存的工厂两度遭受洪水几乎无法使用这一事实。

“某些同志缺乏一种务实精神，在制订计划时不考虑他们的资源和力量，只凭主观意向前进。”

早前在北京的一次讲话中，政府经济财政委员会一位副主任承认：“总体而言，我们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工业技术十分落后。”他说中国60%的工业是国有的，但很明显，目前这个国家很难找到他们工作的管理者。他宣布了一套新的工业目标，但并没有将其与早些时候宣布的更为堂皇的目标相比较。他说，今年机床的生产将增加4.6%（而非2月份宣布的34%），石油29.1%（而非42%）。北京早些时候曾许诺要在1953年建成或扩大21家轧钢厂和24个机床厂。据这位官员说，只有4个轧钢厂和10个机床厂将被建或被扩大。

除了粗糙的规划之外，《人民日报》还承认了粗劣的设计，有经验工人的严重匮乏，交货的全面耽搁以及所谓的“贫乏的地理资源“。矿产挖掘模式以及在“勘探和开发业务上”增长500%都意味着中国还要过很久才能进行机械化生产。轻工业甚至都没有宣布今年的目标。

《人民日报》宣布所有的工业设计将由苏联专家指导，并提及俄语翻译的重新分配。苏联交货的延迟可能意味着莫斯科正在慢慢控制供给，以保证中国不会太快就能自给自足。一种更为可能的解释是，苏联本身可能有更严重的问题，而由于朝鲜战争和联合国对中国的封锁，西伯利亚铁路负担过重。

两个反共人士：李承晚与蒋介石

1953年11月，李承晚一直坐在他汉城的宅邸里，不耐烦地听着美国外交官、国会议员和其他官方记者川流不息地来告诉他，千万不要破坏和平，并告诉他如果他一意孤行的话，美国将不会帮助他。这消息对他来说实在难以接受。

他抗争、躲避、生气，假装不理解，威胁说，如果必要的话将让全国走向自杀之途。5月初，李承晚对一位刚从美国来的客人宣称，即使美国不帮助他，他也将攻打北朝鲜。他的客人听他说完后平静地说：“总统先生，你知道的，那是胡扯。”对此李承晚总统未做回答。

然而出乎意料地，11月的某一天李承晚飞往台湾与蒋介石会谈。这两个“反共领袖”有着许多问题要讨论：1.如何处理应于明年1月在平壤释放的14600名中国俘虏？2，如果重新开始，是否将国民党军队派往朝鲜？但是，真正使他们走到一起的是一种共同的恐惧，他们害怕他们的美国盟友从亚洲的前线撤回。

台湾报纸最近不断报道美国海军执行长官罗伯特·卡尼上将不会“在此时”向国民党的海军出售登陆设备的发言，以及他在视察美国太平洋海军时“正在考虑我们应从什么地方撤出”的声明。美国还特别通过国务卿杜勒斯放出一句话，如果红色中国放弃它的挑衅姿态，美国将不会反对对它的承认。

蒋介石和李承晚上演了一出共同“反共”的戏。蒋介石认为李承晚是“一个杰出的革命领袖”，李承晚则说蒋介石“比任何其他人与共产党斗争的时间都长”。

他们也声明了他们的另一选择：“我们肯定在亚洲对共产主义的胜利是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因此我们两国共同呼吁，在亚洲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和政府中组织一个统一的反共前线，并热切希望我们能够团结起来……获得其他热爱自由的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美国。”

第二天，李承晚对1000名中国人呼吁亚洲人必须团结起来与共产主义作战，“就像你会与霍乱、天花或其他任何传染病作战一样。”

美国的忧虑

对于美国亚洲政策的深切担忧正在东南亚的反共产主义者中蔓延，他们害怕在朝鲜的停战是美国撤退的第一个迹象。在香港，反共产主义的中文报纸，甚至那些对蒋介石颇为挑剔的报纸，现在也在谈论“美国的两面外交”。一家报纸说“艾克和杜勒斯正踏进阿克逊的鞋子，重蹈他的覆辙。”尽管国务卿杜勒斯通过哄抬股价给印中地区的反共战斗提供了一笔3.87亿美元的支持，法国人仍不断抱怨：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共战斗到底，而你们在朝鲜不坚持到底？

而越南的红色领袖胡志明在回答来自斯德哥尔摩自由主义杂志《速递》的问题时，以迂回的方式轻蔑地说，如果法国“吸取了这些年战争的教训希望停战，（我们）也将准备满足法国的提议”。那么停战的条件呢？胡志明说：“法国政府必须停止敌视。”在法国，一位内阁大臣说停战的条件应不予考虑，结果遭到了兰尼尔首相手下的严厉指责。国民大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说，这一建议应被认真研究。

在亚洲，共产主义者正忙着承诺修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北朝鲜。

去年9月，俄国给予北朝鲜2.5亿元帮助其“恢复”。早些时候，红色中国同意送给他们价值17亿元的“煤、布、棉花、谷物、建筑材料、通信设备、金属产品、机器、农业工具、渔船以及其他人民生活必需品”。红色中国也同意取消北朝鲜明年1月1日到期的战争债务，并允许一条苏朝空中航线穿越它的领域“使苏联和朝鲜之间的民用空运更为便利”。在北京签署这项协议时，在场的除毛泽东和北朝鲜首相金日成外，还有一个叫V.V.瓦斯科夫的俄国人。据公报说，V.V.瓦斯科夫“也参与了谈判”。

那些寻找毛与瓦斯科夫之间冲突的人认为，北朝鲜以及满洲里可能是引起摩擦的地方。国务院目前的见解是，两个共产党领导的大国团结起来的利益大大多于使他们分裂的因素，而且中国不是苏联的附庸国（像保亚利亚、罗马尼亚等），而是伙伴——绝对是伙伴。

建造新中国铁路网

“如果可以在新疆、内蒙古、西藏和东北三省修建铁路，如果能够把铁路连接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很久以前孙中山曾说，“那么，中国人民的食物将变得很便宜。”现在，红色中国和苏联正在修建孙中山所说的铁路，但是其目的却明显不同。他们打算到1957年可以将共产党的势力用铁路运往亚洲的心脏地段，在世界最大的洲建立新的钢铁纽带，从而加固他们的庞大联盟。

用西方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从来就不是一个铁路的国家。它的铁路最高里程数从来没有超过16700英里，而美国铁路的总里程为395800英里。中国的铁路大多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修建的，为产煤的省份和东北工业区服务，而其中的1/3在战争中已经被破坏了。

随着1950年的到来，共产党修复了原先的铁路网，然后再对广阔的被风沙吹扫的大西北进行了探究。照这样，他们的目标不是经济的而是战略的，也就是同俄国取得直接的新型的交流。为此目的，共产党将成千上万的农民从他们的家乡迁到修建铁路的地点。苏联的专家给了他们一个口号：“工作第一，时间第一，浪费时间就是浪费一切。”

在1952年夏天，共产党完成了第一条通往俄国的铁路新干线的一部分——重庆至成都区间长314公里的铁路。而那年秋天，他们又建造了216公里的云霄飞车道，从天水跨越了1000座桥梁和栈道，这条主干线的目的地是“新西北”的中心兰州。共产党现在正在建设至少12条战略性铁路，全长4000多公里，该工程将与俄国在亚洲的铁路网络在至少两个地方接轨。

兰州至新疆的铁路：红色中国已经铺了这个全长1200公里项目中的200公里，由兰州向西北到俄罗斯。俄国人则修建向东南的铁路与中国的接轨。这个工作在红色中国具有优先权。“工人们在海拔几千米的地方移山填河”，最近北京欢呼说，“他们在冰天雪地里砸冰破浪。”兰州至新疆的铁路可以使俄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太平洋——现在莫斯科到北京要9天，通过老化的西伯利亚铁路和红色中国现有的铁路。新的铁路线同样为中国提供了到达苏联工业区的最佳路线。

绥远至蒙古的铁路：红色中国将修建从包头地区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再贯穿西伯利亚的全长600公里的铁路线。这将成为从俄国到北京的第二条铁路干线。

成都至宝鸡的铁路：这条全长500公里的铁路已经完成了1/5，它将使兰州与成都相连，使中国南部与延伸至昆明的缅甸公路及时连接在一起（成都至昆明的铁路正在勘测阶段）。然而，它到1957年才能完成，因为该铁路要穿过荒凉的海拔6000米的大巴山。从这个范围来说，最近一位共产党的记者说：“将近1000名的石匠腰系绳子悬在山崖上手拿锥子和凿子，向这些千年巨石发起了进攻。”据他报道，这些成群的吊在山间的劳动者们边工作边唱道：

我们决心碾碎所有的石头，困难在我们的面前屈服；

我们的决心比岩石还要硬，我们的热情比山还要高。

来宾至镇南关铁路：中国完成了从汉口到广东铁路，再到印度支那前沿的军队供应线路的最后连接。

共产党还修建了两条从西藏直通印度喜马拉雅前沿的公路，目前他们在维修缅甸公路的一段。他们还准备在汉口建两座大桥，分别跨越长江和汉江，其中一条长3300英尺，分上下两层：这两座桥将连接红色中国最基本的两条铁路——北京至汉口，汉口至广东，这样便消灭了目前的渡口狭窄的问题。25位苏联工程师负责该项目。

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锥子和凿子”表现的是无效率。用任何人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铁路运转得都很差，过去中国的火车机车每行驶31000公里就要检修一次。而现在共产党启动了“责任制”，在这种制度下，火车机车的列车员们必须运转和维修自己的火车，而且有时为了满足需求，一列火车行驶了124000公里都没有检修过一回。成功的列车员可以得到“模范”的称号；而那些不能成功或是遇到事故的则将受到惩罚。然而，有了这些压力，共产党的报纸依然报道在天津火车站10列客车中有9列是晚点的。

不管有多么匆忙多么浪费，毫无疑问，红色中国和它的苏联老师下定决心在西北建立现代的坚强堡垒，就像俄国夷平乌拉尔山一样。中国人在兰州和西安修建发电厂、水泥厂、机械厂、化工厂、纺织厂以及汽车零件配件厂。

1947年兰州的人口为20万，而今天它的人口达到70万。而且当新铁路网竣工后，中苏这两个国家可以在南亚和东南亚部署俄国军队或设备，也可以在欧洲部署中国的军队或设备。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

就像密西西比被提名的民主党人一样，在台湾被提名的国民党员一定会当选。1954年2月，在慌张且备受打击的台湾，32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聚集到一起评选国民党在今后6年中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他们所选的提名人肯定会在下个月的大选中获胜。

年迈（66岁）但不屈服的蒋介石表现出一段时间的犹豫后，同意自己继续担任总统的职务。之后，所有的兴致都集中在蒋介石所要选的副总统提名上——实际上，副总统就是蒋介石所选的继承人，如果蒋介石死在他的办公室里，那么副总统理所当然地就会成为总统。蒋介石自己的选择是陈诚行政院长。

委员会的成员们愉快地答应了。在国民党被共产党打败之后，陈诚是台湾第一任司令官（1949年1—2月）。上台时，陈诚遇到了混乱，他便修订法令，严加管制，消灭了“纸上战士”，用评分的方式解雇军官。他将军队集中到台中和台南重新组织，重新训练——而且亲自看着他们得到收入。他的土地改革措施使台湾的一些小的农场主亲切地给他打电话。由于他身高只有5尺5，体重只有110磅，所以他又被人们不恭敬地称为“小个子行政院长”。

陈诚56年前出生在浙江的一个教师家庭。他到保定军校求学，在1920年代早期遇到了蒋介石，之后便成了他忠诚的陆军中尉，自那以后便一直为他效劳。在抗日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他掌握着重要的军权（包括1946-1948年蒋介石的参谋部部长），就连他的敌人都从来没有控告他有一点点的腐败行为。他有礼貌，考虑周到并且真诚，但是他的亲切并不是软弱。一次，在台北的商业区由于一位士兵鲁莽开车轧死了一位老百姓，他便将那名士兵司机就地处决。陈诚的母亲责备他的处决太过残忍，他回答道：“我必须严格遵守纪律。”

1931年，陈诚与谭祥结婚，谭祥是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谭延闿的女儿，标致美丽。他们现在有6个孩子，都在台北读书。谭祥是基督教徒，也努力想使她的丈夫转信基督教，但陈诚依然忠信儒家。

去年，圣诞节，陈诚对一群议员说：“我的信仰是全体民众的共同利益，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是团结与合作而不是幸灾乐祸或是阴谋诡计，是相互信任，而不是互相猜疑，是互相鼓励而不是相互责备。”

农村合作社的故事

北京于1954年3月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斯大林逝世一周年“纪念会”。据《纽约时报》报道，60岁的毛泽东今年没有在公共场合出现。

中国共产党的现在与农民有了“麻烦”。看起来，那些必须种地以养活世界人口最多国家的农民们根本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他们大多数都遭遇了“向资本主义靠拢的自发趋势”。其他人不明白为什么增加的产量和财富必须交给政府充公，以及对于贫穷光荣的一种价值观的确定。

作为号称无阶级之分社会的序幕，共产党努力将农民分成不同阶级：地主——拥有土地但不劳动；富农——拥有自己的土地或向地主租用土地，他们自己种庄稼但有时也雇佣劳动力；中农——他们拥有或租用土地的数量大概与富农一样多，但是完全由他们自己耕作；贫农——他们也许有土地，但没有用来耕作的工具和牲口；雇农——什么都没有，为别人工作。

根据香港提供的最确切的数据，在5年时间里，共产党在全国成功建立了14000个合作社，他们的目标是80万。据一位中国南方小地方的检查员向他领导的报告，其巨大差异的部分原因是：

中农和富农害怕会暴露他们的财富，也担心有人向他们借东西不还——“就像是老虎借猪”。报告引用了中农何耀祥的话：“何必要制造麻烦将生产搞成大胜利似的呢？如果你能自给自足那就足够了。一旦你将你的生产搞成功了，那么你的楼梯将被参观者踩平。”另一些人害怕被控告为剥削。因为贫农康耀金有一次将粮食借给康永林，群众希望在第二次调查中将前者升级为地主，他说：“我再也不敢借粮食了。”

中国内地的官方媒体说，一些贫农紧紧抓住社会主义以求从他人那里受益。举例：“中农康富春将他的耕牛租给廖富汗，但是廖拒绝付租金。正因为如此，康富春将他的牛卖了，买了一只小牛，从而防止别人再向他借。这样做就导致了耕牛的短缺。”

其他原因：中农和富农的担心无可避免地阻止了贫农和雇农发展生产的想法，因为他们也担心将自己的阶级成分升级。

太多的农民有这样的想法：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政府将会使每一个人吃饱住好。“……在修厕所的时候，中农康远崇没有铺石头作为地基，因为他有这样的认识：当社会主义来临时，所有这些泥房子将弃之不用。”

“龙岗的中农分出的土地要比他们应该的还要多。结果是，他们总是在调侃，并对农民组织以及干部采取敌对态度。这使干部们极为沮丧，他们变得懒惰，甚至想不干了。”

龙岗是较好的村庄之一，报道最后怏怏不乐地总结：因此“在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我们可以看出别的村庄情况并不会更好。”

魅力周恩来

美国的部长以极具挑衅的口吻在柏林发问：“周恩来是谁？”

对这个问题有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回答，有的陈旧，有的新鲜，有的正确，有的错误，有的带着遗憾。一位美籍老华人说：“中国的达里兰德。”一位在政治上与之同路的印度外交官说：“第二个尼赫鲁。”一位一时成为中国共产党运动的中心人物说：“一位中国的莫洛托夫。”据说蒋介石曾称他为“通情达理的共产党员”。乔治·马歇尔将军曾与他进行“友好、尊重”的对话，并认为他是讲信用的人。非常反对共产党的记者弗莱德·乌特利写道：“周恩来是很难被抗拒的……他智慧、富有魅力、极具技巧。”一位在东方的中国报业人士说：“我应该说他是我见过印象最深的公众人物。”……而周恩来自己则说：“千万不要忘记，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1954年5月，周恩来文雅而自矜地坐在强国首脑之中，一件深蓝色的大衣裹住他宽大、好看而且笔直的身躯。他温文尔雅的风度，纤细但富有表现力的双手、浓黑的眉毛以及英俊的面部都掩饰了他的真实年龄（55岁）。周恩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共长期的老将、长征的老兵——作为拥有世界第七大领土、第四大人口国家的领导之一，他将在日内瓦会议上发言。

他的声音充满力量——与他曾经的爽朗公正的声音大相径庭，他曾经用那样的声音使草率的西方人错误地认识了共产党，低估了共产党的力量。但是这一次，周恩来指出，红色中国与各强大政权坐在了一起。

然而美国一直在尽力使中国看起来不那么显眼，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代表着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共产主义中国决心在世界事务中发挥主要作用，它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毛泽东和他们的共产主义同伴找到了如何使世界强权的军事力量在朝鲜这片战场上僵死的手段。他们可以武装并指挥在印度支那的战争，那场战争很可能使整个东南亚陷入共产党的掌握之中。他们恐吓曾一度强大的法国，使他们渴望不光荣的投降。他们赶走了曾经强大的英国的扩张之手，他们命令美国远离亚洲甚至太平洋。而在日内瓦会议上，他们又刺进了西方世界，希望在那里发现新慕尼黑会议的怯懦的心。

团结、虔诚的领导阶层：30多年的合作使毛泽东的团队团结在了一起。“永远不要忘记，”10年前周恩来对一个美国人说，“和其他人一样，我们共产党也会有不一致，也会有苦恼甚至分裂。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说服自己，如果我们允许这些不统一使我们永远地分裂，那我们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对人民的领导：中国的集中政权从来没有这样地持续、彻底。从历史上来说，在中国，政府的控制极限是在“村落的边缘”。然而，红色政权严密地运用各种手段从而使它在军事、经济以及意识形态上的扩张直到社会最底层的农民。

庞大的经过战争考验的军队：据统计，中国的军人数量已经达到了600万人，其中常规军和空军有400万人，其余的则是后备军和警察。朝鲜战争是对他们最好的锻炼，使他们成为坚强且足智多谋的战士。

丰富的资源：中国拥有大量未被开发的煤矿、森林、锡矿以及生铁矿。第一个五年计划太过于野心勃勃，虽然他们已经有所改变，但是失败并没有掩饰显著的成果。红色政权宣称在12月中将工业产量提高65%。他们出口煤，提供轻工业产品，棉花达到自给自足，建立自己的工厂和造船厂，他们还修建了铁路网。

与苏联联盟：有数以千计苏联的军事、技术和政治顾问（据统计为2万到10万）聚集在中国的城市、军事基地以及工业中心。中国军队有了他们自己的卡车、大炮和战斗机——具备了所有东西，这一切都是苏联提供的。在苏联允许的范围内，中国可能会弥补他们的军事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更大风险。中国的对手必须在每时每刻考虑到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不仅仅是与红色中国，而且是与苏联。

在曾经精心计划建立中国红色政权的这群睿智、强壮的领导人中，没有谁比周恩来的工作更为长久，更为有效。周恩来的家族——皇帝统治时期曾有权有势的文官阶层——周恩来成长的环境相对比较富裕，有文化气息。他在一所西式学校念书，他的同学回忆说，周恩来是最聪明的孩子之一。当23年后该同学再次看见周恩来时，他说：“他的眼神更加冷峻……”

不管周恩来的头衔是什么，现在他在世界面前发表演说，雄心勃勃地希望使自己的国家从贫穷走向富强，不管代价如何。他曾经一度使别人相信中国共产党弱小、温顺、与他人无害。现在，周恩来的大部分工作是使中国看起来更强大。

中国的共产党人现在需要“不可缺少的外界环境”。但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思路，外界和平不是靠良好的伙伴关系以及热情取得的。

在所有微妙的表现中，周恩来以他卓越的才能，在日内瓦，他面对整个西方世界，当这个西方世界突然混乱，团结突然被破坏，意志力突然被削弱，他可以轻轻地微笑了。

周恩来在日内瓦的外交胜利

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周恩来从延安的窑洞走向西方外交场，这是对西方的胜利。不管美国如何试图不理会他，英国如何努力削弱他的胜利，周恩来现在将记下共产党的最大胜利。

在与法国首相喝橘子汁时，文雅有礼的周恩来冷静地思考着。他豪爽地承诺法国在印度支那能保有“文化利益”。法国几乎不能保留别的什么了。周恩来以外交辞令说：中国想成为所有3个独立的印度支那国家的保护者。

将细节问题留给下属后，周恩来开始了亚洲的凯旋之旅。印度看到这个征服英雄时向他鞠躬，他曾折服西方最好的外交家，表示了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让步的慷慨。印度人民在他走的路上撒满了玫瑰花瓣。

当周恩来与尼赫鲁宴饮时，西方正处在杂乱的不团结中。在华盛顿，英美两首脑会晤时并没有隐藏他们的猜疑和差异。当他们争论应该在现在，还是以后研究是否应考虑起草保护东南亚的协议时，周恩来已经忙于催促一些有可能的成员（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日内瓦已不能无视周恩来和中国的力量了。印度支那的损失对亚洲的反共产主义者来说不会是致命的，可能致命的是它失败进程的延续——软弱、优柔寡断和不团结。

法国新总理兼外长孟戴斯·弗朗斯，连夜乘坐快车到达瑞士伯尔尼，显示了他任职后繁忙的日子的开始。在伯尔尼，弗朗斯从红色中国的周恩来那里寻求在印度支那的和平条款——实际上已从日内瓦会议撤出的美国在焦虑地关注这一个举动。弗朗斯开始想去日内瓦与周恩来会谈，但被英国的外长艾登以外交礼节的理由劝阻了，所以会见改在了伯尔尼。

弗朗斯在与时间竞赛，如果他到7月20日之前不能达成和平，他就要辞职。美国观察家认为，这个截止日期给弗朗斯带来不必要的压力，这样共产党可以利用这个来要价。实际上这种压力可以从两方面起作用。红色力量应该知道，尽管弗朗斯拒绝了全面投降，他们还是得到了最好的和平条款。

周恩来及其同行者很高兴见到弗朗斯。双方在法国驻伯尔尼大使馆门口见面时都微笑握手。弗朗斯提议道，既然天气很好，就坐在外面石板阳台上，喝的是橙汁。谈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弗朗斯谈到他如何的对周恩来的人格和真挚印象深刻。周恩来对弗朗斯同样满意。离开大使馆，中国代表团中有的成员高兴地跳跃。

最新的和平条款包括：

1.法国将给越盟所有越南16度纬度以北的地方——不仅有河内、海防和红河三角洲，还有硬竹湾沿岸安南海岸线地区。作为对法国尊严的让步，法国将有6个月的时间离开河内和海防。

2.老挝和柬埔寨将“中立”和“独立”，法国和共产党军队都将撤退。实际上这意味着法国军队将撤退；没有人能对伪装成自愿的“自由”老挝人做什么。

3.选举将在18个月后在越南举行。（共产党想赢，而弗朗斯承认他们会赢，这样他们就能获得西贡以及16度纬度以南的地区）。

4.对法国尊严的进一步安慰，法国在越盟的“文化”利益将被保留，经济利益能够“磋商”。在实践上，这意味着一些法国人可以留下来，如果共产党人愿意的话。周恩来还慷慨地说他不会反对法国在越南的教育活动，以满足弗朗斯坚持的“法国存在的永久性”。

弗朗斯与周恩来已同意再次见面，在日内瓦，时间定在7月12日左右，制定细节。在这一点上，周恩来至少能够展露笑容。

来自北京的周恩来带着胜利者闲适的优雅畅游欧洲，他和弗朗斯在法国一起品尝了鹅肝酱和覆盆子，又和查理·卓别林共同饮酒。

在日内瓦最后的会议上，这位红色中国的总理赞扬了弗朗斯具有“高尚的融合精神”，以及莫洛托夫和安东尼·艾登“可嘉的努力”。“毫无疑问，”作为胜利者的周恩来说，“这一会议的成功是巨大的。”

在中国，用无线电广播的方式宣布了周恩来胜利的程度。“这一成就具有无限的历史意义”，北京欢呼“这是和平谈判的另一胜利，是美国力量政策的又一大挫折”。中国广播对日内瓦的意义有他们自己的解释：

停战给了红色越盟时间以及可能的机会完整接管南越南（以前一直没有效果）；

南越、老挝以及柬埔寨禁止加入任何可能延迟他们最终从服于共产主义的军事联盟；

红色波兰对停战的国际监管委员会有否决权——比共产党介入朝鲜停战时更好的安排——因此可以否决任何不利于共产党一方的事情；

包括美国在内的日内瓦力量因名誉束缚，不能干涉共产党占领印度支那的其余部分；

一周结束后，周恩来经华沙、莫斯科和库伦回国，还带来了东柏林大学的法律博士学位——称赞他“对国际法的巧妙运用”。

中国的共产主义挑战

中国共产党向何处去，对于这个问题的基本答案存在于两个劣势中。

第一个劣势就是北京目前最大的优势——与苏联的关系。这是一个范围极广的劣势。联盟对双方都有着巨大的短期利益，其效果已非常明显，所以以现在的战略为根据——像英国已经做的那样或是寄希望于利用铁托主义分开北京与莫斯科都是徒劳。但也不会永远是这样。在苏联对中国的帮助中有着有计划的限制。莫斯科的兴趣在于使中国永远依赖苏联，但是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们经常强调他们有关让中国自给自足甚至可以向全亚洲提供供给的计划。红色中国抱怨说，他们需要的比苏联提供的多得多（每年的现金贷款只有6000万到1亿美元）的援助，北京的《人民日报》最近警告说，莫斯科已经“无法提供更多的援助了”。有许多中国所急需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原料，是苏联所不能供给的。

就算有慷慨的援助，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可以任它发展强大，它依旧需要10年或是更长的时间来建立自己的工业基地，从而能够用中国自己的坦克、炮弹以及飞机来满足它自己的军需。红色中国这样做是在苏联的计划范围之内吗？中国不会在大国都拥有战术核武的时代而不拥有核武，苏联会允许他们制造自己的核武吗？分歧在毛泽东时代可能不会出现，因为两个世界大国合作所带给双方的利益远大于两国之间的摩擦，分裂的可能依旧存在。问题是那些利用摩擦的人们用什么方法去讨好中国。而更好的方法是对两国更大地施加压力。

第二个有可能出现的劣势是中国正在实践的共产主义、自然与人的结合。毛泽东和他的同伴们匆匆忙忙、雄心勃勃地要以比苏联更快的速度建立一个“像苏联一样强大的工业大国”，他们会模仿苏联，如果可能或会避免苏联所犯下的错误。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中国共产党的大举措。共产党的宣传号称在第一个五年里，其成功主要是将先辈留下的工厂以及日本在东北三省建立的工厂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现在冲突确实不是主要潮流。

必须有工人来建造工厂、来运转机器，但是在一个80%都是农民的国家里，农民就必须从农场里走出来。所以，在农田里必须要用更少的农民生产出更多的粮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需要工具、机器以及肥料，但是制造这些东西的人力还没有从农田里闲置出来，除非他们得到足够的工具和肥料。几年来，在一穷二白的生活条件下，生产出的每一件东西都被出口以换取建造更多工厂、机器、水渠、铁路所需的资金。

在斯大林的五年计划开始时，这样的恶性循环在1929年差一点使苏联崩溃。中国在开始做苏联1929年做的事情，而且它的资源要比苏联当时拥有的少得多（相当于俄国1890年的水平）。在俄国集体化的过程中，除了它的强权以外，实际上它的粮食生产量减少了。在俄国没有进行集体化以前，每年有约1000万吨谷物的盈余。其盈余已经被用光了；即使这样，依然有500万俄国人被饿死。而只是在去年，赫鲁晓夫承认共产党30年的信条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农业产量甚至比1913年沙皇统治时期还要低。然而面对已经被承认的失败，北京依然选择了在中国启动这样的旧系统，它要“赌一赌”这条路在中国可以走多远。

据美国专家统计，1954年中国的粮食产量要比1953年低10%，这导致中国大部分地区都在闹饥荒。新的地盘，比如印度支那的稻谷产量可能会减轻灾难，但是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该地区在供给的同时还要消费。

红色中国的领导们已经在加强协调了，他们增加了配给粮的措施，为抵御饥饿做准备。共产党的报纸、广播以及演说家在不停地劝诫人们：“培养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农民，他们有直截了当的警告，他们坦白地承认饥荒所带来的危险，以及他们的计划。“如果农民不能大规模地生产，”《人民日报》说，“那么就不能够满足整个民族的需要……那么就会对整个国家的工业化造成困难……那么就肯定会有许多贫困的农民。”总之，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农民将是第一个被饿死的。

英国工党的中国之旅

1954年8月，在北京紫禁城深处，在漆过的天花板下，毛泽东接见了来到红色中国的英国前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及其他工党代表。自1949年以来，这是毛泽东与西方人第一次的重要会面。

从美联社记者的报道与《生活》杂志上的影像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微笑着与每个人握手，他礼貌地问候他们的健康，并问他们是否喜爱这次旅行，置身在故宫釉制品和绚丽的花瓶中，一杯杯香茶奉上。然后，在毛泽东侧面，党的首席理论家刘少奇、总理周恩来与毛泽东一起进行了会谈。面对着中国皇帝用来接见臣子的大厅，克莱门特·艾德礼和他的英国人向后靠在垫得又厚又软的椅子中。

在英国，根据最近的盖勒普投票，艾德礼之行是受欢迎的。支持：43%；反对：20%；不知道或不关心：37%。保守党不支持这次旅行，但工党为他们的领袖喝彩。

在3个小时里，谈话随意地就亚洲问题展开，例如台湾的“管理”，红色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朝鲜的未来。毛泽东精神旺盛地谈话，不时停下来让英国人记笔记，最后问：“英国的社会主义能为东方和平做些什么？”

毛泽东的要求是四重的，且是爆炸性的：1.美国必须从台湾海峡撤走第七舰队；2.美国必须停止武装日本；3.美国不能武装西德；4.英国的工党必须按这样的路线安排一个更为合理的外交政策。

然后，在“为女王干杯”后，中国向工党众人亮了底牌：希望英国的社会主义——在1951年大选中比丘吉尔的保守党赢得更多的选票——加入中国“统一”亚洲的会战中。

在中国，工党的人参观了在鞍山的3座苏联装备的钢铁厂和满洲里、唐山的煤矿。年轻的矿场指挥告诉来访者，生产比战前提高了许多，因为工人们现在热情高昂。

旅行者们接着飞往上海，中国最大的城市，艾德礼认为这使他想起了伦敦。在一个大型的城市宴会上，克莱门特·艾德礼“为世界和平的稳定”而干杯后说：“像你们一样，我们也热切希望能促进和平……你对别人知道得越多，你就会发现越多人同意你的事情。”他衷心支持更多的东西方贸易。

两个随团英国记者将他们对红色中国的第一次全面印象电传回国。《每日快递》的雷恩·麦克柯尔写道：“我所经历过的最为严肃的场面是在参观北京监狱时，表面上它看起来更像一个管理良好的工厂而不是监狱。但当你停下来观察工作中的囚犯时，你会意识到他们正以一种专注的目的与速度来进行工作……这些被判了死刑的人，在两年中表现良好则可能减刑为终身监禁。”

《每日电讯》的约翰·雷德利在共产党接管中国3年前的1946年到过上海，他写道：“……单调、沉闷出现在所有人身上，如今的秩序是相对独立的统一。”

苏联与中国签署友好条约

共产主义开始在亚洲行动，大规模地，而且非常成功。胡志明进入国内而非共产党力量在他面前撤退，争论的方式暗示着不久以后，胡将再进入西贡以及全印度支那。

但是最大的胜利是中国的，中国人与苏俄就领土和特权问题交涉并获得胜利了。究竟俄国人是屈服于中国人的力量，还是仅仅发现这样很合算？不动声色的事实是，在纸面上俄国做了所有的让步：它还同意从一个军事基地撤回军队，放弃经济特权，并且交出它在合作公司的份额——至少是现在，苏俄不能对中国新疆资源进行掠取了。

没有任何红色附属国从克里姆林宫取得过这样的胜利——即使在表面上。这些让步证明北京仅在5年的时间里，就取得了与红色俄国合伙人的力量与地位。4年前，毛泽东自己谦恭地前往莫斯科，在斯大林眼皮底下签署了把战略港交给俄国人的条约，这次毛泽东没去莫斯科，3个俄国高级领导人，以第二号人物赫鲁晓夫为首，旅行7000英里到北京来谈判。

1954年10月，好像为了隆重庆祝中国的新地位，印度的尼赫鲁前往北京献殷勤，作为世界第二大国家的领导人（3.5亿人口），尼赫鲁将拜访毛泽东——世界最大国（6亿人）的领导，加上俄国，第三大国家（2.1亿），他们组成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阵营。尼赫鲁认为他的来访是“今年以及这10年来最大的事件之一”。他庄严地说：“所有其他事情都是微不足道的。”

西方人看着中国、俄国和印度在地图上组成的巨大版块，怀着敬畏思考着亚洲巨大的人力。在回莫斯科之前，赫鲁晓夫以一句中国谚语表达了这一理念：“人多力大，龙虎害怕。”

北京和莫斯科的共产党电台欢呼这是共产主义新旧巨人之间的“七条协议”，和谈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苏联与中国将不断……在严格遵守……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这些协议带着莫斯科与北京之间深切合作的表象，许多是俄国的让步：

到明年5月底撤出他们在中国东北海参藏这个不冻港的满洲里海军基地的人（这个深水良港人口142000），从而结束了10年的军事占领；

给北京延长另一笔1.3亿美元的长期信贷；

撤回他们在中国四个联合公司的份额以便中国人“能自己管理企业的活动”。这在表面上是主要让步，联合公司是苏联控制附属国经济的标准工具，两个这样的公司使得苏联控制了新疆的石油和矿产；

帮助中国建立15个新的重工业项目，建设两条从中国中心到苏联边界的铁路。

在军事条款上，协议意义不大，在明年5月31日以后俄国人将仍与红色中国分享对东北这一不冻港基地的“联合使用”权，在任何情形下，俄国人可以使用在大连的第二个不冻港——但是协议给人的印象是，北京已能够让俄国人撤退了。

西方人只能猜测是什么激发了这些协定，一些人推测俄国被迫让步以使中国与之保持一致，其他人猜测俄国与红色中国靠得更紧了——世界革命的最佳机会就在亚洲，红色中国将领导它。

不管俄国人动机何在，这一协议极大地提高了红色中国的声望，今后毛泽东和他的同伴可以站在自己的人民和它的亚洲邻国面前，证明自己可以作为亚洲人的代表与俄国老大哥谈判，另一方面，俄国共产党也聪明地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的声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