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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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1961年饥饿与背叛的一年

1960年的大事记

在台北的临时都城，73岁的蒋介石于1960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的总统，开始了的第3个6年的任期。在第一轮选举中投票的789人中没有一票是反对他的。

尚未解决的问题只是他的最后继承人的确定。几个观察家认为会是他的两个成年儿子之一：在苏联受教育的54岁的蒋经国；或受德国培训的蒋纬国。63岁的个子矮小而强硬的副总统陈诚，这一次也毫不费力地再度当选副总统。

在去年通过进入西藏声称沿西藏南部边界的领土均属中国之后，红色中国最近努力让邻国感到安全。1月，红色中国同意承认传统的（但从未真正标明过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它与缅甸的共同边界。与此同时，中国还同意建立一个共同委员会来与尼泊尔共同确定在西藏的边界。在委员会完成工作之前，两国达成协议禁止在假定边界的20公里内派驻部队以保证安宁。

在尼泊尔首相柯伊拉腊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结束时，他在北京签署了尼泊尔协议，中国进一步接近了这个小喜马拉雅王国，中国还准备处理它最困难的边境争议，即与尼赫鲁的印度关系。使印度反共产党人极度不安的是，新德里宣布，周恩来1960年4月19日访问新德里讨论中印边界将不会很简单。周恩来将带去25人，并计划停留一周。北京新闻界已经暗示，既然尼泊尔和缅甸问题如此“顺利地解决”了，其他亚洲争议也将同样容易地解决。尼赫鲁说他准备闲谈，但不准备谈判。

茅盾，以及《环球邮报》记者

红色中国最著名的小说家是一个学者的儿子，自称为茅盾。这个名字听起来就与中国的词语“矛盾”完全一样——意味着对立的组合。1960年8月，红色中国的“创造性工作者”聚集在崭新的人民大会堂参加北京第三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

茅盾在20多岁时就已成为了新语言风格的小说家，那时他是蒋介石最有效的活页文章撰写者之一。但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争吵后，他转向了左翼。他接着写了尖锐小说《子夜》，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这使他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尖锐的批评使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共产主义是中国的希望。

共产党让茅盾这个非共产党员当了他们的文化部长，并让他周游世界参加和平与文化讨论会。在北京1953年举行的第二届作家与艺术家大会上，他激励其他红色作家：“我们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单调无色的抽象创造物，我们许多艺术家还缺乏勇气来描绘我们社会活动中的矛盾，他们把我们丰富的经历变为单调的事务，以适应枯燥的公式。”

当这一次作家们再次聚集时，茅盾说这个枯燥的公式是“赞扬总路线、人民公社和大跃进”，他鼓励他的同事“揭露美帝国主义的真面目：一面假装和平一面加紧战争”。他指出在过去4年中发表的作品是以前6年的两倍，包括这样的抒情诗片段：

毛主席，我们的父亲

见到你之后我就变得更年轻更勇敢

而我们的歌声将永远流传

就像澜沧江

1959年10月，北京给多伦多的《环球邮报》（发行22.6万份）的弗雷德里克·诺萨尔发放了临时签证后，诺萨尔加入了进行党派报道的外国记者队中。实际上，在北京的25名补充访问记者中，只有两人——是新闻通讯社的人，一个来自法新社，一个来自路透社。在读了诺萨尔的作品后，北京方面表示对新的来访者非常满意。作为西半球的第一个驻在红色中国基地的新闻记者，中国把诺萨尔的签证延期6个月，甚至还让他带来一辆汽车。

北京的看法是，对《环球邮报》和诺萨尔的礼遇只不过是互惠。在红色中国长期的加入联合国的请求中，多伦多《环球邮报》是一个温暖的盟友。“拒绝承认真正有效的中国政府已经够糟糕的了，”《环球邮报》在去年8月的一篇社论中说，“但假装那个待在小岛上的低劣政权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则是完全的愚蠢。”

在北京的头6个月里，奥地利出生的33岁的记者诺萨尔，没做什么有损《环球邮件》与红色中国关系的事。温和而正面报道性的作品未经审查就流向西方，报道红色中国官员（“高尚谦恭”）、婴儿（“可爱，胖乎乎的”）、北京风光（北京已完全为游客准备好）、周恩来总理（“伟大的人格”）以及工业（“中国工业企业的组织很优秀”）。有时他的纪实听起来就像直接由中文翻译过来的：“西方一定要来中国，还包括台湾。世界已经到了大多数国家都可能赞美美国撤出台湾的阶段了。”

乌托邦公社

毛泽东对共产主义理论最为自豪的贡献要算是公社-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没有想到过。公社是用来将中国的劳动群众组成巨大的工作组，也是莫斯科和毛泽东之间争论的一个焦点。“这完全是不现实的乌托邦。”俄罗斯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说。毛泽东反驳道：“这是实现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最佳组织形式。”但是历经3年的努力后，很显然，毛泽东的公社仍然在探索中。

第一个公社是1958年4月在湖南省将1万户家庭组成27个小农场的合并中形成的。坚定硬性的年轻干部把男人和女人们分成“生产队”。公社成员把他们所有的财产都上交给国家，他们在食堂吃饭，把孩子送到公社幼儿园，将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她们能够加入到没完没了的早集合之后向田野中开进的蚂蚁队般的劳动队伍。

急于表现的干部们，制定了高得不可能实现的目标，让劳动者在田地里从早上5点一直待到晚上9点，在种植的季节，时间更长。到1958年底，在著名的“大跃进”中，74万个合作组中的5.5亿农民被合并进26500个公社。

党的高级官员们注意到不断增长的不满，于是把工作时间削减至每天12小时。他们也把一部分征用的土地，连同一张小小的印有“这块私有地将永久地属于你的家庭，生长在它上面的作物也由你全权处置”的红色卡片，一起归还原来的所有者。

1959年4月，中共中央在一次会议上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公社转移到小的、村庄规模大小的“生产队”上来，每个生产队都有自己的食堂、幼儿园和私有土地。1959年8月，当村庄规模的“生产队”在理论上成为基本的生产单位后，他们更进一步允许公社成员拥有如房子、衣服、自行车、被子和收音机之类的东西。农民们甚至还可以决定是将他们的小孩送到寄宿学校还是公社的幼儿园去。

1961年2月，中国的农业部部长给出了一个新的规定，最值得注意的如下：

“鼓励公社成员从事农副业生产和饲养家畜家禽。”

“要合理地使用劳动力和提高劳动产量，公社成员就必须得到适当的休息。”

共产主义者的奠基石，“按需分配”让位给了北京的一句新名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

乡村与政府的机关干部可以“给生产队提出建议，但不能随心所欲地制定生产目标，机械地安排种植面积和硬性地采用技术手段。”《中国青年报》承认：“现在正在实行的不是共产主义所有制……生产队所有制才是基础的所有制。”而且，干部们还被力劝扔掉书本，去从在中国被遗忘了很久了“有才智的老农”身上寻求指导。

这些声明只是对国内适用的。对莫斯科和对西方一样，北京坚持说公社正在繁荣壮大。一本160页厚的书《照片中的公社》宣传说，公社是“当前的社会主义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

来自北京的艺术珍宝

在公元5世纪，中国有一位著名的画家名叫张僧繇，他一天完成了4条无眼白龙的壁画。他说给这样凶猛的龙画上眼睛太危险了，一些批评家却坚持要给龙画上眼睛，张没有办法，只好给其中的两条龙加上了眼睛。立刻天空便雷鸣电闪，画壁倒塌了，那两条龙腾云驾雾飞上了天，而另外两条没有眼睛的白龙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这样的传说只是众多传说中的一个，然而却比任何考古发现更能说明中国的艺术。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人认为画家所做的贡献是巨大的，甚至是神圣的。这一周，那些愿意冒险再遭遇巨龙的艺术爱好者们将在曼哈顿都市艺术博物馆重新发现其魔力。拥有1000多年历史的艺术品将在最为壮观的中国艺术品展览会上与世人见面，艺术品包括从铜台、玉盘到卷轴画，应有尽有。这些奇珍异宝是由中国代表团以及专家从存放在北京颐和园的35000件艺术品中选出来的，由于日本的侵略以及红色政权的建立，这些艺术品几经周折最后到了台湾，它们将于5月在波士顿展出，之后经芝加哥和旧金山返回台湾。

就像其他古代民族的艺术一样，中国最早的珍宝也是在坟墓里发现的。早在公元前11世纪，人们就将铜制器皿埋葬在大人物的坟墓里，以备尸首在化为灰土之前使用。那时候，艺术家的作用仅仅是制作这些典礼用的器皿。那些复杂的装饰，不仅驱赶了鬼怪，更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怪诞的东西、食人魔、阴阳二极，最后是人体，所有这一切都崭露头角，而青铜器的造诣之高实在是后人所不能及的。

在公元前220年，老子的学说得以扎根，孔子提出了“君子”的学说。中国的艺术家也成了制作陶器、玻璃器皿、陶瓷制品、玉器甚至雕刻的巨匠。统治西部的秦国首领吞并了他的邻邦，建立了秦朝。侵略者将自己封为始皇帝，即第一个皇帝——这一称谓要求他破除过去所有帝王的宫殿、纪念碑以及记录。在秦朝之前，中国人一直以来都是自己成就的受害者，而其艺术品也仅仅是对过去的效仿。现在，突然之间历史没有了，艺术家们又可以重新开始了。

秦始皇开始修建长城，蒙恬大将军负责整个工程，然而，历史之所以记住了这位可爱的大将军却是因为另一个原因。据说，蒙恬发明了一种小而精致的毛笔，从而使中国人抛弃了尖笔而让书法成为一种与绘画和诗歌同等的艺术形式。

书法和绘画同属一族，因为它都是表达思想的方式，而且经常可以互换。在西方艺术界，古代画家都是极力捕捉他眼睛所能看到的事物，而中国的画家却主要通过巧妙运用线条来描绘其思想。

风景画在唐代开始盛行，这比西方要早好几个世纪。中国画家对此种形式绘画的发展使得绘画空间更为广阔，画面取消了前景部分，距离本身变得与画中的物体一样引人注目。《秋林之鹿》这幅画的画家利用了画面的每一个空间。但是，后来画家们便愿意留出空白，将其风景画藏匿于隐隐的薄雾中，这便有了神秘色彩，使人有无限遐想。另一方面，在《茂密竹林中的鸟儿》这幅画里，每一条树枝，每一片树叶都有其固定的位置，达到了完美的平衡，给人一种宁静安详的感觉。这幅画创作于宋朝蒙古军侵略中原的时期。在困难当头之际，艺术家逃避残酷的现实，而大自然给了他们最大的安慰。他们很快便与侵略者兼容并进，但是他们的作品中某些重要的东西却消失了。在宋朝这个文明鼎盛的朝代之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开始一遍遍重复古代大师们的手法。

虽然历史对公元前的绘画存有记录，然而直到东汉时期，画家们才对透视画法有所了解，可以描绘出任何东西，但是从侧面看只是一个平面。在公元4世纪，顾恺之开始将山水、树木作为其风景画的背景，这种结合十分自然，让人感觉每一张画都能体现宇宙的统一性，与顾恺之同时代的陆探微能够只用一根线条完成一幅作品。两个世纪后，一位叫谢赫的人写了一本关于绘画六法的书，其中的法规被遵从了1000多年，法则的第一条就是“气韵生动”，意思是生命自身的精神与脉搏，中国将其灵魂以及对和谐的永恒追求融入了艺术。

共产主义阵营的裂痕：苏共第22届大会

1961年10月，当参加苏联共产党第22届大会的代表出现在红场时，缕缕晨雾正在莫斯科的空中到处飘荡。在红场的一侧，太阳照在金色圆顶的克里姆林宫，另一侧，阳光从玻璃墙的现代化国会大厦上流泻下来，在那里，空中飘扬着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的红旗。

巨大的会堂里代表们济济一堂。代表们被他们所处的环境深深吸引，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从静静地运行的自动扶梯到无声无息的空调，从耳机到大理石卫生间里流淌的冷热水，一切都那么完美地工作着。在七层，有快餐厅和饮料室，西方的新闻工作者称那里为“马克思之巅”。没有人劳神去告诉代表们说，是两家英国公司安装好那些瓷砖地板和厨房的冰箱，那些空调和电线来自西德。

这些就是自铁托背叛莫斯科之后，共产主义历史上最严重的公开分裂：中国大陆和苏联之间的冲突爆发。这里没有浮华的辞藻，有的只是典型共产主义者的迂回方式，莫斯科和北京用小小的、无足轻重的阿尔巴尼亚作为它们之间争论的象征和它们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在新大厅高高的座椅上——它们很舒适却没有放脚的地方——坐满4394名选举代表和来自苏联及其他80个国家的405名非选举代表。

在来访的共产主义者领袖们在紫色塑料浮雕的列宁像下面排好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13名成员在英俊、稍有点消瘦的赫鲁晓夫的率领下从主席台的左侧进入了会场。“我建议我们从现在开始，”党的书记赫鲁晓夫简短地说，“第22届党代会开幕。”

赫鲁晓夫处在最高的地位。开幕式那天，整整6个小时他高谈阔论国际事务。第二天他又用了6个小时吹嘘苏联国内所取得的成就。

这个月底，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将“可能”爆炸一颗50兆吨级（相当于5000万吨TNT）的氢弹，这将给世界带来一股冲击波。代表们鼓掌欢迎，甚至包括那些来自哈萨克和靠近北极的西伯利亚，在那里苏联试爆其核弹的代表。赫鲁晓夫还说：“我们曾经说过拥有100兆吨级的炸弹，这是真的。但是我们不会引爆它。因为如果这样做，即使在相当遥远的地方，我们都可能震碎自己的窗户。”然后，他又奉承地说：“然而，正如他们过去所言，上帝将答应我们永远都没有必要在任何地方引爆这些炸弹。”

说到柏林，相对来说语气要温和一些，赫鲁晓夫说他有这样的印象，就是西方大国“愿意在一种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基础上寻求解决争端的方法”。如果他的“印象”是真的话，他又说：“我们不会再坚持无论如何要在1961年12月31日之前必须签署所有有关东德的和平协议。”他所需要的是西方解决德国问题的“诚意”——当然得按照苏联的条件。

和往常一样，赫鲁晓夫谴责美国，说美国是“世界反动派的策源地”，它的魔爪在世界各地游荡，企图把一种新的“殖民主义”强加于刚刚独立的国家身上，并且在爱好和平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挑拨离间”。但是今天，他大声叫道：“不是具有豺狼本性的帝国主义，而是追求和平和发展理想的社会主义正在成为世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赫鲁晓夫说，虽然承认美国国内的共产主义者已属极少数，但美国当局还是极为恐慌。他把美国共产党比作一块“小而有价值的金币”。

赫鲁晓夫在国内几乎遇到同国外一样多的敌人。在斯大林死后近十年，在赫鲁晓夫已经从权力位置上将斯大林主义消灭几年后，他发现仍有必要长期地坚持对“个人崇拜”和斯大林时代的各种罪恶的批判。因此，赫鲁晓夫继续与那些他称之为“反党”组织、那些“强烈反对”对斯大林的批判的人进行斗争。

赫鲁晓夫第一次公开指责老布尔什维克列农·范罗谢尔夫是“曾经加入过魔鬼集团但后来道歉了的”反党分子。代表们鼓掌表示同意。范罗谢尔夫是41人的议会委员会里无足轻重的成员之一，年事已高，已80岁了。别人给他定罪，他也尽职尽责地鼓掌。赫鲁晓夫接着指责尼科拉·巴尔格宁，直到巴尔格宁1958年降职之前，他是赫鲁晓夫和巴尔格宁组合中的搭档。在听众席上的巴尔格宁代表听到他的名字时，似乎正从一个小盹中醒过来，而后做了一些记录。另外的一些反党分子——莫洛托夫（因在维也纳，相对来说比较安全）、波瓦可霍恩、沙伯罗夫和谢普罗夫——看起来就像是将被从党内开除的人的候选人一样，则可能入狱，或者更糟。

突然，赫鲁晓夫把攻击的矛头转向那个最小和最不重要的共产党国家——阿尔巴尼亚。他抱怨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并愠怒地说：“在原则立场上，我们不能做出让步，无论是对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其他任何人。”

当代表们报之以雷鸣般的掌声时，那个在事实上可能成为赫鲁晓夫所指的“任何人”的人，双手抱臂的中国大陆的总理周恩来，两眼凝视着空中。

赫鲁晓夫的挑衅

在共产主义迂回的修辞里，赫鲁晓夫已经讲得很明白。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对久已不在位的反党分子和小国阿尔巴尼亚的攻击是针对中国大陆的。假定的分歧在于：北京那些众人熟知的“斯大林主义者”要求对西方使用更多的武力，少一点关于和平共处的谈论，及北京希望在亚洲事务中拥有超过莫斯科的优先权。苏联对北京的企图疑虑重重，其中一个信号是上周苏联采取的若干神秘行动。这些行动可以被认为是在共产主义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苏联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省——俄布拉斯特，它位于尚未明确的卫星国——蒙古的边界，突然升格为一个“自治的苏联共和国”。

翌日，周恩来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挑战。他阔步走向讲台，宣布中国大陆是苏联的朋友，也是“所有社会主义阵营中其他国家的朋友，从北朝鲜到东德，从北越到阿尔巴尼亚”。一阵稀稀拉拉的掌声一会儿就平息了，因为那近5000名代表看到赫鲁晓夫和其他12名中央委员无动于衷地坐着，没有鼓掌。

周恩来接着开始反击赫鲁晓夫，因为他“对阿尔巴尼亚进行了公开的谴责”，“在敌人在场的时候公开兄弟国家间的争论，这种行为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做法，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接着发表了抨击美国的演讲。

随后的上台发言者，实际上是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两个社会主义大国之间投拥护和反对票。赫鲁晓夫的支持者一个接一个地把怒气撒在那些反党组织和公然违抗的阿尔巴尼亚身上。波兰的哥穆尔卡、东德的乌布列希、匈牙利的卡达尔、捷克斯洛伐克的诺沃提尼以及罗马尼亚的乔治乌·德治，都异口同声。

一些代表说起话来就像是一张新闻报纸上的谣传。副总理米高扬声称阿尔巴尼亚总理穆罕默德·谢胡曾说过斯大林犯了两个错误：其一是他死得太快，其二是他没有打破“现有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体制”。文化部长俄卡特尼娜·伏特谢娃对大会说，拉扎卡加诺维奇个人应对50年代处死几百个铁路工人负责；乌克兰的尼科拉尔·波德哥尼称卡加诺维奇是一个“堕落者”和“真正的悲观主义者”。一位白俄罗斯的代表控告前任党的书记乔治·马尼科夫通过指责一些无辜的人属于某一反苏的地下组织，从而帮助秘密警察迫害人民。

来自西方的共产主义领导者们迅速加入了这场大合唱。但是在国会里，周恩来并非完全没有朋友。北越留一撮小胡子的胡志明和朝鲜矮壮的金爱山谴责阿尔巴尼亚，但拒绝附和赫鲁晓夫批评中国。

在两个共产主义大国困于争夺领导权、东方和西方忙于选择立场时，几天之后，小国阿尔巴尼亚听起来越来越像站在反对面。在地拉那，阿尔巴尼亚广播电台嘲讽赫鲁晓夫为“反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者”。它欢呼般地宣称：“我们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并不孤立。阿尔巴尼亚不会在赫鲁晓夫和他的跟随者们的攻击、诽谤或压力下屈服。”

西方自由世界对这种结局显然感到高兴，并且有可能支持俄罗斯的“软”阵线赢得对中国大陆的“硬”胜利。尽管它有可能利用共产主义者的分裂，但西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可能殃及自身，因为“软”和“硬”是连在一起的。尽管看起来赫鲁晓夫对北京比较软弱，可在别的地方，他表现得异常得强硬。最终，这些手段都是实现同样的目标而采取的不同策略：推翻资本主义，取得共产主义的胜利。这是西方在与统治世界上三分之一人口的人打交道时，不能没有危险就置之不顾的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事实。

蒙哥马利和毛泽东

有一个因为他的头衔和经历而拥有一批听众的人，正在散布一些关于中国大陆有史以来最特别的话。他就是73岁的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子爵。

上周在英国的电视台和报纸上，蒙哥马利激动地谈论着他9月份的中国大陆之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里，他报道说，他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说明中国人民正在变得疲惫和开始醒悟过来。相反，证据表明，蒙哥马利说：“关于大面积的饥饿，严峻的贫穷，冷漠和一个动荡不安的国家的这些谈论，是胡闹，甚至可能是危险的。”

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人身上，蒙哥马利没有看到信心的丧失。毛泽东带蒙哥马利到长江去游泳（由60个神情紧张的保镖护卫）。毛泽东的接班人，刘少奇，他的举止给蒙哥马利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一个思考者，一个知识分子”；坚忍的外交部长陈毅则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和有情趣的人，并具有强烈的幽默感”；而周恩来则有“一个一流的脑子”。

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频道的《万花筒》中，蒙哥马利大谈毛泽东把千百万的人民从悲惨和耻辱中解放出来。“他是一个非常诚实的人。只要你见到他，你就会感到一种诚挚——一张非常优美，坚强的脸。他是那种我愿意与之共患难的人。”

蒙哥马利不仅希望中国加入联合国，而且他还主张将台湾交回给共产党。但1000万台湾人民怎么办？难道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吗？蒙哥马利的回答是：“我没有深入地去研究这个问题。”

1961年的饥饿

中国就像一个饥饿的巨人，从白雪皑皑的东北平原到潮湿的云南竹林，从直耸云天的青藏高原到霓虹闪烁的繁华都市——上海，到处都只有一个话题——吃。

武汉的钢铁厂处于半关闭状态，一个月的大米配给量只能够维持3天，白糖一年只发4次，主妇们为了使粥看起来稠一些就加些野菜进去，天津的饥民们半夜潜入庄稼地里掰玉米吃。现在中国传统的问候方式“你吃了吗？”，显得那么令人心酸，并带有讽刺意味。

夜晚，北京的各条大街显得幽暗。由于电力不足，9盏街灯只点亮1盏。两年前，香港的华人每年要送87万个食物包裹给他们大陆的亲戚，而今年绝望的求援声已经使他们托运了900万个包裹。饥饿的人们如潮水般涌进香港和澳门，他们想尽一切办法逃脱饥饿的折磨。一位香港的居民曾在1958年返回大陆，他说因为他想为自己的祖国工作。而上个星期他返回香港说：“吃不到肉，而鱼一星期只有一次。每天早上你不得不两三点就起床去排队，等着政府给你派发的大米、水果、蔬菜以及用桑叶卷的雪茄——即使是这些东西，也并非常常有供应。人不是机器，如果一个人没有食物果腹，那他就没有兴致去工作。”

一位从浙江逃难来的18岁的姑娘说：“今年我只买过一回鞋、袜子、毛巾以及一管牙膏。”她还说：“我们每年只有8尺的棉布。”

是暂时的缺乏还是可怕的灾难

中国的历史是一个长期的“暂时性的缺乏”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中国所固有的饥饿是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或是对如何利用土地以及如何维持人们生存的无知而造成的。恰恰相反，中国目前的饥饿却是一个庞大计划的产物，而且，这场饥荒到来的时候正值中国的和平时期，正值其他国家在消灭贫困的时候，正值当权政府允诺要结束落后状态、消除社会的不公平的时期。

大跃进实际上是向大灾难的一次跃进，这一点在前一阵已经被证明了，然而失败的影响现在才变得显而易见。由于过分强调发展工业，中国的农业几近瘫痪，而工业也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目前政府正在策划一场巨大的转变，为了留有能够维持生活的必需农产品，正尽力减轻农民所承受的压力。

早在1949年打倒蒋介石时，毛泽东就坚决表示，经历了几十年的痛苦，经济上仍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必须工业化，这是为了使中国能在世界事务中采取强硬的态度。在根除旧社会的喧闹声中，在希望与恐惧、允诺的回报与现实的苦难的相互交替中，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毛泽东树立的目标而奋斗，而且也确实发生了奇迹。8年来，棉花产量比战前增长了30%，达到了160万吨；钢产量比1943年的90万吨增长了几乎6倍。尽管有如此巨大的涨幅，中国的人均钢产量也只是日本的4%。在苏联的技术支持下，中国首次生产了卡车、火车机车、牵引机和飞机。大型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包头、武汉及鞍山等地；各大河流上建起了多座水坝；国家的农田又增加了约5000万英亩的灌溉田；中国的产品已打入了外国的市场。

然而，到1957年止，中国农业在经济中所占份额已经落后——国家投资中只有8%是用于发展农业的。据西方国家统计，虽然工业产值增长了123%，但是农业产值只增长了26个百分点，刚刚超过8年来的人口增长率。按照常规来讲，农业应该得到更多的扶持，即使这样可能意味着重工业发展的暂时性停滞。然而，毛泽东对待经济就像对待负隅顽抗的敌军主力一样，采用人海战术。他承认农业极度需要化肥、各种机器以及技术劳动力的支持，而他的解决方式是：让农民通过公社自己解决问题。

中国的计委用来规范无组织形式群众的工具是干部，干部们将北京政府的政策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推广。他们将中国的百万农民编制成人民公社，让他们住进群居的大宿舍，过着军事化的生活。清晨起床时，农民们要排队点名，在红旗的指引下向着雾色蒙蒙的农田进发。在干部的哨声中，他们竞相犁地、锄草或收割，当号角吹响的时候，农民又放下农具，操起没有子弹的枪支进行训练。当哨声再次吹响时，他们就会有新的任务要去完成。他们会涌入简易的车间生产帆布鞋、草纸、棉布，或是涌向粗糙的鼓风炉把当地低品质的铁矿石炼成生铁。

整个中国大地上200万微型的“后院鼓风炉”照亮了夜空。干部们的口号是“把所有的东西放到炉里去”。公社自己攒钱为新的矿井、工厂、炼炉买设备，外国参观者发现摘棉花的机器是用盒子和旧木板做成的，而纺织机也有木制的配件。在新疆，当人们建造输油管道的钢材用完了，便用竹子来代替。一个湖南公社拥有6000头猪，一年有30万磅产量的鱼，然而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公家拿走所有的东西，工人们的一日三餐只是吃着生面团、几盎司的白菜片和面条。

中国政府面临的困难显然并不止这些。去年夏天，中国中部连续200多天没有雨水。在中国的北方黄河完全干涸，汽车在河床上行驶没有问题。可是，在中国的东北，肆虐的河流淹没了鞍山和本溪的煤矿和炼钢厂。虽然坏天气成为这次大饥荒的借口，但它远远不能给整个中国的大灾难一个完整的解释。

中国大陆30%的可耕地休耕，同时，为了弥补损失，剩下的耕地要深层犁地，密集种植。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又被卷入了“两反”斗争（反浪费，反保守主义）和除“四害”（麻雀、老鼠、苍蝇、蚊子）的运动中。现在看来，密集种植的小麦患了毁灭性的传染病——生锈病。深犁的稻田里长成的稻子又高又弱，就是一阵风也能把它们吹倒，统统毁掉。而对麻雀的大面积捕杀使好吃谷物的害虫数量剧增。不久，共产党就用臭虫代替了“四害”中的麻雀。一位日本的社会学家参观完中国后吃惊地说:“在我整个旅途中，我没有一次看到人们向稻田里施肥，中国的农业落后日本50年。”

心力交瘁的工作之后，农民们发现他们家庭制造的生铁易碎，不能作为农具来使用，农村公社炼制的钢锭也太小了，根本不适用于现代的轧钢厂。许多新建的工厂由于缺乏原材料而被解散或是被闲置，负荷过重的铁路网也处于瘫痪状态，容易腐坏的货物烂在铁路两旁，铁路中心被滞留的货物阻塞。

疲倦和冷漠也造成了物品的囤积。记者福兰德·哥根曾于去年参观了俄国人在长春建造的卡车厂。他看见生锈的闲置的配件被堆积在建筑物之间，一条生产流水线每分钟只移动3英尺，工人们在那里无所事事，缺乏斗志和严谨的态度。今年对辽宁省31家支柱工业进行了一次调查，结果发现了4万吨闲置产品。在沈阳，由于规格的经常变化，7000台发动机被扔到了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