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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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1963年中苏关系破裂

克劳弗德的中国收藏

从他们航行到了这些东方港口的时候起，美国人就开始对中国的文明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与此同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仍处于萌芽状态。一年前，5个美国城市的公民参观了一场由中国举办的画展，发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珍藏品的魅力。现在，1962年10月的一天，另一场光彩夺目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展览会继续在曼哈顿的皮尔蓬特·摩根图书馆举行。

这次展览的发起人是一个叫约翰·W.克劳弗德的曼哈顿人，他用从一个西弗吉尼亚石油钻井设备制造商那里继承来的一大笔遗产建起了一个西方最大的中国书法和绘画珍品私人收藏馆，其规模超过了原来闻名遐迩的查尔斯·弗利尔。

也许没有哪位艺术家能够像中国的书画家那样对技术的要求如此地苛刻，可能也没有哪一种艺术工具能够被运用得像中国的毛笔那样极富艺术感染力。在书法创作中，不管传统书法有多少种笔法，每一种都必须是尽善尽美的。根据传统书法的要求，“一个点都应该像从高耸的悬崖上滚落的石头一样。横着画一笔要和舒展开来的1000英里长的云层一样平。竖着画一笔要和万年的青松一般笔挺。”对书法作品如此地重视是这次收藏展会的一大特点，因为书法家的艺术技巧是特别值得推崇的，每一次走进这充满杰出作品的艺术殿堂的时候，每当人们留恋徘徊在这一幅幅的佳作之间时，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受到了启示。

这些绘画作品都有着一种非常相似的规律，画面上寂静空阔之处和起伏的线条之间几乎带有一种韵律。它们要求掌握熟练的书法般的笔调（笔画），从传统技巧中的密集线条到“像小草的手法”那样的稀疏线条都要求熟练掌握。这些线条一般是非常纤细易落的，看上去就像能被风吹跑一样。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一些艺术家对总体情况提出了一些建议，而别的人则对微观的一些细节部分进行了研究。当中国艺术家创作出极富艺术性、极具个人化的艺术作品时，西方的大多数画家还在遵循一些巨匠的理论，模仿他们的作品，即使这些艺术巨匠死了好几个世纪。如果西方的艺术发展是倾向于依赖天才艺术家的出现而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艺术发展则要流畅得多。每一个伟大的艺术时代都会把它传统艺术的遗产完整无缺地传给下一代。

克劳弗德收藏馆的收藏范围从古代画册的残本一直到书法对联，从壮观的壁书壁画作品一直到小到几英尺见方的篆刻作品。在画上，经常能看到一些喝得兴高采烈的醉鬼和一些文人骚客在瀑布前百无禁忌。这些绘画作品还覆盖了从缥缈的山水画到瘦削的多叶的竹画等各类作品。一件22英尺见方，刻有一系列宏伟宫殿群的雕刻作品是一件非常复杂精细的艺术之作，简直是一系列东方的“皮拉尼西”们奇思妙想的产物。然而近来在中国的考古挖掘中已经显示出在西安（古称长安）确实存在这些喷泉和宫殿群。

艺术家自己并不懂得阶级之分。他们中有代表性的是宋朝的皇帝徽宗，他的国家被鞑靼人夺去，自己还创作出了精美绝伦的《燕雀翠竹图》。另一位艺术家是耶律楚材，他的国家被成吉思汗占领，他成了成吉思汗的顾问，向他介绍书法、税务以及度量衡的奥秘。还有一位艺术家是无纯（音），他是伟大的姚的门徒，姚曾经宣讲了一系列的禅宗之学。这个出家者画了一个骑着驴的和尚。这幅作品可能是对朴素和默想的隐士生活的赞扬。画上题字的含义很像禅宗的禅机：“雨来天阴，认驴作马。”

香港的富翁兄弟

香港的经济很少如此繁荣，那些大酒店，比如说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半岛酒店和里帕尔斯海湾酒店，都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游客。新修的香港黄埔船务公司港口充斥着驶进驶出的各类船只的嘈杂声。乘客蜂拥进入STARFERRY公司的渡轮和PARK电车公司的有轨电车中，这些电车、渡轮构成了世界最引人注目的交通工具。“中国照明电力公司”花了总数约3400万美元增添了4个60兆瓦的涡轮机。

这种喧闹的情形给一对名叫劳伦斯·卡多里和霍雷斯·卡多里的兄弟带来了特别满足的心情，因为他们控制了这些利润丰厚的公司，同样的公司另外还有30余家。卡多里兄弟俩的个人财富有3000万美元，再加上每年估计约200万的分红，比起那些寄居于这块殖民地上富有的中国人来说，他们是香港最富有的生意人了。

两兄弟工作起来非常协调。他们共同分享一家联合银行的账号，他们在“艾里·卡多里爵士及他的儿子有限公司”里有彼此相邻的办公室。这家公司是用他们已故父亲的名字命名的。老卡多里是一个原籍伊拉克的犹太人，后来加入了英国国籍，并于1880年来到香港，从事土地开发、橡胶种植、银行业和保险业，并且发家致富。这两兄弟共同坐在36家主要公司董事长的位置上。63岁的劳伦斯·卡多里永不满足，老谋深算，同时也担任政府行政立委委员职位，但他对他们兄弟最大的投资——他们强大公司总是倾注特别多的注意力。他喜欢收集中国古代艺术品，因为“这给我一种平静的感觉”，他还非常喜欢收集运动跑车，因为“它们比赛马和情妇要便宜”。60岁的霍雷斯·卡多里是一个精力充沛的单身汉，管理着两兄弟的慈善事业，还管理着“电车、渡轮、码头和橡胶种植园——我对做生意并不感兴趣。”

霍雷斯喜欢驾驶他那带空调的美洲豹汽车穿越难民营，到处仗义疏财。从1950年开始，卡多里兄弟为援助难民而修的公路和水渠总共提供了约3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和物资。这些对难民做的工作——他们为此获得了1962年东南亚最有威望的公众服务奖——被认为是他们为了摆脱自私的形象。香港工商业的繁荣有赖于这块殖民地的充足资源和政局稳定。他们兄弟俩也已经在劳动力过剩的香港修建新的工业设施。他们是成立五年的香港地毯制造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这家公司的客户包括纽约的尼尔森·洛克菲勒和英国、泰国、埃塞俄比亚的皇室家族。

一些工商业人士抱怨他们兄弟俩并没有用足够的力气来开拓艾里·卡多里爵士的富饶王国。中国照明电力公司也一直在受到它的竞争对手香港的电力公司的攻击，因为它的赢利（增长率）高于香港电力公司。在政府的压力下，“中国照明”上周答应要与规模偏小的“香港电力”合并，这两兄弟决心要加强对这个巨人公司的控制。

卡多里兄弟对所有的批评都付之一笑。哥哥劳伦斯说：“我们与香港一块长大，我们认为我们自己是香港人，我们愿意留在这儿。”他们坚持他们的家庭信念，那就是“拥护和繁荣”；劳伦斯唯一的儿子，21岁的米切尔，在英国的一家银行里接受培训，不久将会回到香港担负起第三代的管理任务。

中苏裂痕加剧

《纽约时报》的消息称，北京对苏联从古巴撤军的情况非常生气。他们在表达这种指责时使用了一种新的技巧：在每一个句子的后面都放一段激昂的军队乐曲。不管有没有铜管乐队的伴奏，莫斯科和北京之间这种不和谐的曲调在上个星期达到了最强音，没有人能够再假装做出亲密的样子。

在布达佩斯，莫斯科代表，赫鲁晓夫苏共中央主席团里最老的成员，81岁的奥托·柯西金在对匈牙利共产党议会作正式讲话时，对着两张座位后的一位红色中国观察员谴责说：“大嘴巴的极端左倾主义批评者们正在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面前狂妄地卖弄着他们的言辞武器。”但当古巴的危机时刻来临时，柯西金则进一步指出，那些“断了他们生计的人都没有能力向古巴的革命提供一丁点儿的实际帮助。”

这位11月初在索菲亚目击了对那些红色中国的支持者和保加利亚共产党内斯大林主义者进行清洗的北京来客并没有被吓倒。他回击道：“修正主义者都是工人阶级中卑鄙的叛徒。”这种比喻有点像拿铁托来对比赫鲁晓夫一样。中苏之间的分裂已经扩大成巨大的鸿沟。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将可能维持这样一种无法弥合的状态。在贝尔格莱德，美国大使乔治·凯南预言：“就像莫斯科1948年与贝尔格莱德的斗争一样，中苏之间的分歧正处于趋向公开化的边缘。”

看到这个分裂很容易，而要懂得如何去利用它就很难了。听说英国外交大臣霍姆勋爵上周说：“到某个时候，这是个宜早不宜迟的某个时候，苏俄的领导者们会发现对苏俄的束缚就是由西方带来的。”但是这种在两个都坚持共产党制度的国家中选择一个最爱的方式可能会使莫斯科为了对抗一些北京批评者，同时为了证明它还没有屈服而做出一些超出预计的努力，从而又迫使其陷入更倒霉的境地。

然而，为了共产党阵营中的统治地位而进行激烈的辩论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毫无疑问，如果有能力的话，中国方面将会很乐意推翻赫鲁晓夫。但是迄今为止，他们还没有取得什么宝贵的胜利。可能是受红色中国穷困的经济困扰，北京可能对世界上奉行教条主义的共产党造成了一些冲击，但较之赫鲁晓夫对和平战胜资本主义和过上更好生活的乐观承诺，这种陈腐的武断意见还是不值一提。而美好的生活和冷战的胜利都将依旧继续使苏俄难受，北京的理论可能会发现更多的拥护者。

直到不久前，莫斯科和中国的情况还可以这样形容，就好像德国陆军元帅毛奇评论他的军队一样，虽然分头行动，但要共同磋商。现在莫斯科和中国不是这样。莫斯科从古巴的撤退和中国军队与印度的冲突都是在事先没有互相磋商通报的情况下发生的。他们可能会对对方的行动感到震动，但他们似乎不再会进行磋商与合作。将来，当苏俄和中国可能会分别造成无穷伤害时，要依靠西方的战略家们来决定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们两国既不可能磋商，也不可能一起行动的事实。

斯诺再次访问中国

1936年，当毛泽东被悬赏10万美元通缉以及他日渐减少的红军部队躲藏在山村小窑洞里时，一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年轻记者徒步穿越中国北方前往长城，途中遇见了毛泽东，花了数周的时间与他进行了有关社会进程的探讨，然后，赶回美国写了一本《红星照耀中国》的书。这是一本充满激情的专著，他预言了毛泽东和他那些不能算纯粹的共产党人，但可称作是土地改革者的战友们的最终胜利。

两年前，斯诺再次回到中国看望了毛泽东，如同他在他的新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提到的那样，他的这次访问和第一次一样成功。斯诺的申请在美国国务院勉强获得通过，却受到了北京的热烈欢迎。他在新中国行程1万2000英里，与毛泽东交谈了数小时（这是10年来毛泽东会见的唯一一个美国人），和周恩来一起待了好几天。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使斯诺对中国那段往事的兴趣有所减少，毛泽东和中国还没有任何事情能给他的感觉蒙上阴影。

当然中国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粮食短缺。但即使是周恩来自己也曾说过：“这次大灾是自19世纪以来最严重的一系列自然灾害。”斯诺也认为1960年的饥荒被西方过分夸大了。而且，斯诺说，新中国的这场饥荒如果发生在旧中国将变成一场令官员们弹冠相庆的盛筵。在他的旅程当中，他没有看见任何粮食匮乏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所到之处，他看到的是新兴的城市、新修的公路与铁路，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的工厂，欢乐的人群，微笑的儿童。犯罪情况依然存在，但正在逐渐减少，贫穷的街道现在干净整洁，到处是书店和诊所，热情专注，每个人天天都要专心致志地做健美操——太极拳。和中国别的东西一样被控制和驯服了的黄河，现在也流淌着蓝蓝的河水，斯诺说：“就和爱琴海一样蓝。”

但如果中国实在太令人惊讶的话，等见到了毛泽东，一切就更清楚了，在斯诺的眼里，毛泽东是自孔子以来唯一能在中国被公众如此崇敬的人。他说话风趣，妙语连珠，时常以平民身份走入民众中。斯诺透露说：毛泽东最宝贵的愿望是想参观美国，哪怕是只能在波托马克河里游泳。虽然斯诺认为美国应该撤出台湾、日本、南越和南朝鲜的“侵略性的军事基地”，但他也认为不邀请毛泽东访问美国是美国政策的一个“巨大错误”。

斯诺在中国没有发现什么不好的地方，他靠自己的推测判断，如果是蒋介石来掌管政权的话，中国的情况将变得更糟糕。虽然对所承诺的进一步讨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计划，但斯诺已经从这个被外界宣称发现无数缺点的政体中看到了让人欢欣鼓舞的优点和长处。

斯诺也怀着骄傲的心情提起他在中国时所说的一些非常幽默的俏皮话，“你对铁和钢有什么了解？”“我从来没摸过那种东西。”对这个落后国家所进行的无休止的缓慢而单调的报道把他的观察结果融合在一起，并像犁田一样使之归纳成序。他经常是用一种模仿“历史的差距”的方法，用过去的感觉来描写现在的中国。

中苏关系完全破裂

除了只能走向破裂以外，中苏高层会谈几乎不可能再继续下去。1963年7月，当红色中国的7人代表团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莫斯科时，一切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北京的《人民日报》似乎准备把这种形势称为停滞。红色中国宣称：“我们要求的是团结，而不愿看到分裂，但是我们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指出，所有的事件都背离了我们原来的意愿。所有的情况都变得暗淡了。”

一周以来，身在莫斯科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好像根本没有举行中苏会谈一样。克里姆林宫装出一种好像最后的决裂从来就没有发生的姿态。大家都认为会谈要继续进行，而苏联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却都小心地避开了这个地方。但当被问及原因时，一位莫斯科的新闻主管带着讽刺的口吻说：“今天是发薪日，他们都去花钱了。”在就一些表面性问题进行了两次会谈以后，在接下来的7天当中，俄国人和红色中国的代表只进行了3次会晤。在一次会谈开始前，一位西方记者问一名便衣警察，北京的代表预计什么时间能到，他耸耸肩说：“你根本不了解他们。……我们昨天就等他们，但他们一直就没有出现。”

红色中国的代表们显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坐着黑色大型豪华轿车穿越列宁庄园地区，神秘地往返于中国大使馆和代表团下榻的别墅之间。西方记者曾经瞥见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安逸地在别墅的花园里散步。这座宏伟的、淡黄色的高墙背后毫无生气。只是在车队来到时，负责警卫的苏联士兵在打开装在带有尖顶的铁门上面的监视孔向外观察时露出来的一对靴子才似乎告诉人们这里有生命存在。俄国人头一次愿意谈论中苏之间的冲突甚至于拿它们开玩笑。但是在莫斯科却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决中苏会谈僵局的唯一办法是毛泽东终止他和戴高乐之间的同盟关系，因为这种战略伙伴关系能使这两个“擅长给世界制造麻烦的家伙”互相提供帮助。

在时断时续的会谈过程中，双方代表始终存在着意识形态的斗争。克里姆林宫在《真理报》的头版大肆宣扬它的政策声明，毫不客气地警告北京，指出北京所实行的政策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当匈牙利的卡达尔抵达莫斯科时，赫鲁晓夫则派出政府高级官员、国宾仪仗队和电视摄影机对其热烈欢迎，因为这位匈牙利总统对莫斯科极尽讨好献媚之能事，表示要重新回到莫斯科一边，与莫斯科和平共处。

而红色中国的代表抵达莫斯科时则是受到了苏联政府的低规格接待，苏联媒体也蓄意低调处理。北京第一次表示了它与苏联共产党之间是绝对平等的关系，并用一句精妙的比喻警告莫斯科：“在只许州官放火，而不许百姓点灯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实现真正的联合与团结。”

中苏关系的一切变故都按莫斯科精心设计的轨道发展，从而把分裂的责任归罪于中国人。显然，中国人根本就没指望会谈会取得成功，坚持到底的结果只能使苏联人难堪。在接下来的会谈中，克里姆林宫无法固执己见了。几天后，北京的记者透露，如果其他的矛盾可以延期讨论的话，中苏之间的一些分歧有可能在不久以后得到解决。很简单，中国人已做好了将这种争吵无限期拖延下去的准备。“今年如果不能解决这些分歧的话，”北京方面平静地说，“我们可以等到明年。”

俄国人可没那么有耐心。他们提出了一份正式答复警告北京，说“最近的将来”将会决定是否会加大双方的分歧。莫斯科向红色中国以及西方国家发出了一个信号。“毕竟”，苏联人说，“我们有着共同的敌人。”

社会主义中国的外交成就

不久前，中国拥有很多的朋友。亚洲的不发达国家以及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朋友都仰慕地倾听毛泽东如何迅速将贫穷变为富裕的计划，西欧以及美国的左翼势力已不再着迷于斯大林的惊骇，而将毛泽东视为新兴的，更为高贵的人民社会主义的建筑师。而在联合国，在红色中国政权代替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问题上，骚乱的亚非国家投票胜过美国也只是时间问题。

然而，今天的毛泽东却将自己治下的国家卷入与美国、苏联以及印度的长期敌对中，而这是继中国之后世界上最受欢迎的3个国家。实际上，这样使中国陷入孤立的境地，它的联盟也屈指可数，只有亚洲的北朝鲜以及欧洲的阿尔巴尼亚。

对于毛泽东来说，中国的农业与工业一直在“大跃进”时的灾难中徘徊，也没有足够的武器来进行大规模军备竞赛，同时，与世界两大强国对抗是完全不理智的。但是，毛泽东完全有可能认为，要想既打破束缚中国经济的枷锁，又坚持他的“理想主义”，其唯一的办法便是国际政治秩序的神奇改变。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尽力尝试赢得朋友与同盟。

在中国各大城市支持黑人的大规模集会中，共有87名非洲代表访问北京，布隆迪女皇和索马里的首相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中国在肯尼亚的宣传者运用了这样的口号：“我们黑人兄弟必须团结起来！”

红色中国同样在亚洲的共产党中拉拢黄皮肤和褐色皮肤的兄弟们，并且在日本、斯里兰卡以及新西兰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北越的瘦小领袖胡志明态度十分暧昧，但是他必须考虑如果失去苏联的支持，中国将是他的第二扇大门。印度尼西亚的红色领袖艾地走的是锯齿形线路，而缅甸的共产党人则分为两个派系——一边支持毛泽东，一边支持赫鲁晓夫。

美国的观点至少是一致的：它坚持不管中国巨人的姿态是如何的，毛泽东的政府对于美国人来说现在仍然是不合法的存在。因为美国人现在仍然坚持不打算承认他们，他们仍然与躲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蒋先生保持着外交关系。而对于苏联，则在中国身上运用了一大堆在长年的痛骂中积累起来的谩骂词汇，它们曾经被用来责骂帝国主义、托洛茨基分子、异端分子以及法西斯走狗。苏联人称毛泽东“企图破坏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并且控诉红色中国的领导人为“建立世界共产主义，要将百万人民牺牲于核战争中”。北京政权反问是谁“不顾一切地将火箭送往古巴又不知道耻辱地将之撤回，如此这般地拿百万生命当儿戏”。《消息报》（苏俄机关报）急迫地报道1961年中国将其在世乒赛中取得冠军等同于苏联第一次由人驾驶的飞船飞入太空，红色中国宣称多级火箭是中国人9世纪的发明。苏联人还诋毁地补充说中国人甚至不会发R的音，总要说，“R—R—REVELUTION”（革命）。

红色中国的典型教育

一些新的宣传活动的展示物令人有些匪夷所思。《时代》记者发现，近几个月，报纸和杂志都在大力赞扬“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行动，这是驻守在充满诱惑的上海中心的一个连队。这些英雄们在无数资本主义邪恶势力的诱惑面前坚持对共产党的一片忠心长达14年之久。当“专业游说人士”企图用钞票来贿赂他们时，“好八连”的战士们对钱财置之不理；当“穿着华丽的小姐在街头与他们搭讪时，他们就命令小姐们离开”；当一位战士捡到了一枚硬币，就立刻上交给该连的指导员，并且告诉其他人，“一枚硬币不值什么，但是如果你据为己有，那么你的心灵便有了污点。”

更有教育意义的事例是22岁的楷模雷锋，他是一支驻扎东北的运输连里的班长。在万恶的旧社会，他的父亲因伤病去世，两个兄弟被饿死，而他的母亲因不堪地主的凌辱自杀了。在美好的新社会，雷锋经常搀扶老妇人过马路；帮助迷路的母亲买火车票；积极地在大堤和水渠上干活，当他的铲子破了的时候，他就用手来挖掘。雷锋在一场意外中去世，然而对宣传者来说却是幸运的。雷锋留下了一本20万字的日记，其中记录了这些情感：“我认为我的一生是为了让他人过得更好。”而且“我将我的一生都献给了党，献给了社会主义，献给了共产主义”。

作为理想的共产主义者，雷锋将作为中国青年的学习榜样，因为今天的中国青年常常将长征中头发斑白的老兵与解放战争中的士兵混为一谈。在去年，至少40本描写雷锋的书出版。1000名志愿者走向农村，对目不识丁的农民们讲述他们对毛泽东的爱戴以及为毛主席所做的贡献。

7月份，当副总理邓小平为结束中苏分裂所做的努力宣告失败后，共和国的领导阶层建立起了雷锋式的团结，当邓小平返回北京时，在首都机场遇到了规模空前的欢迎队伍，包括毛泽东在内。实际上，只要没有生病或外出的高级领导都加入了欢迎队伍。

社会主义世界的严峻形势

中苏的交流已经到达了一个困难的阶段，两国已经在开始调动军队了。然而，由于中国语言的广泛含义，北京政府对于红色中国的困境的警惕正如中国共产党的名言，“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当美国的代表得到一个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布的4万字的秘密通告时，西方国家才得以了解红色中国对1961年强权斗争的看法。在一份通告中，老挝被形容为把中国势力影响赶出东南亚的帝国主义的活塞，出于自己的考虑，中国把老挝称为是“世界范围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焦点”。然而对于苏联来说，柏林更加重要。但是，北京政府是很欢迎《日内瓦条约》的停火命令的，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规则——边打边谈。所得到的文件披露了红色中国1961年春天国内饥荒时军队的紧缩。当时，大范围的食品短缺以及军队自身的士气问题，士兵们抱怨农村的生活条件，他们怨气十足地说：“如今，农民吃得很差……”现在，北京政府不想再在老挝发生什么事情。

中国之所以如此警惕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悲观地认为莫斯科不会给予援助。一位共产党将军曾警告过：“如果三年到五年内再发生战争，我们就不得不依靠我们现有的武器。”现在中国还得不到它极其渴望的武器——核弹头。

1957年，苏联曾与中国签订协议答应帮助中国制造原子弹，而今苏联的食言使中国十分气恼，中国报道了苏联转换态度的所有细节。相信中国的物理学家引爆核武器还需要两年到三年，离专家所称的“显著力量”还远。然而该项目已经在进行之中，因为中国政府希望拥有核武器，即使是原始的核武器，也会在地球上的落后国家中赢得声誉，使它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

北京的吵闹声并没有减少。赫鲁晓夫因公开支持中国的“反党分子”而受到指责，西方专家们认为赫鲁晓夫所支持的“反党分子”是军人，他们反对日益严重的中苏分裂……赫鲁晓夫还被指控提出“两个中国”的计划用来平息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争斗。

北京的电台还确认了先前有关赫鲁晓夫煽动新疆的哈萨克族暴乱的报道。就在去年中国指责苏联劝诱新疆的1万名哈萨克人越境到达苏联的哈萨克斯坦，不管北京政府怎样反复抗议，苏联始终拒绝归还这些哈萨克人，理由是“人道主义”——中国则认为这是荒唐的借口。

毛泽东消失了很长一段时间，据报道他是在美丽西湖旁的别墅里沉思。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在1958年放弃了政府主席的职位，也许他想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他作为共产党领袖的工作中……

中国与苏联的隔阂很深，这样的僵局很难打破，除非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中有一人去世或消失，但是毛泽东之后，又会是谁呢？每个人都在猜测。

太子蒋经国

当联合航空的喷气式飞机于上周降在华盛顿机场时，蒋经国将军穿过由美国官方以及国民党组成的迎接代表团，他并没有引起注意。过一段时间，人们才发现了他。这个穿着不伦不类西装的矮胖男人正在参观布尔士机场候机楼里的现代室内景观。

代表团的错误以及蒋经国的举止都是意义深远的。虽然作为蒋介石的大儿子又是国民党声望极高的领袖，53岁的蒋经国却是拒绝聚光灯的台湾神秘人物，这种神秘是有部分的原因的：作为台湾秘密警察的头目以及台湾直接对付红色中国的游击队首领，蒋经国是需要在暗处的。

据说，他10年来的第一次访美并没有特殊的意义。他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以及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讨论关于中国大陆最新的形势。在讨论会期间，蒋经国还专门挤出一天时间乘坐喷气式飞机前往堪纳瓦拉尔海岬。他还与总统进行了75分钟的会谈，并赠送了中文译本的《英雄人物略传》，并补充说这是台湾的畅销书。

肯尼迪总统和美国的高层官员与这位继承父业将成为国民党总统的人物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在台湾，蒋经国被称为“小蒋”，与他争夺总统位置的主要对手是陈诚，而陈诚因患慢性肝病从6月份就处于半退休状态。蒋经国出生在浙江，是蒋介石的第一任夫人——一位农村妇女的儿子，而这位母亲后来死于日本人的炸弹轰炸中。1925年16岁的蒋经国就被蒋介石送往莫斯科“学习更多的革命思想”，他加入了俄共青团开始在共产党的一所军事学校中学习游击战术。当1927年蒋介石与共产党分裂时，一封由蒋经国署名的谴责其父亲是“叛徒”的信出现在《真理报》上，而蒋经国则称该信是伪造的。

蒋经国自己由于托洛茨基主义的事情与斯大林分道扬镳，并投身于金矿和工厂努力学习。当由于日本的威胁促使斯大林与蒋介石重新结盟时，蒋经国获得许可携同其羞涩可人的俄罗斯妻子法妮娜（后来蒋介石先生为这个儿媳妇取名为蒋方良）和儿子阿兰返回中国。

蒋介石对儿子的归来满心欢喜，但是他依然想到了蒋经国对未来的展望太俄国化，并花两年时间将其重新转变得中国化。自从那以后，蒋经国忠心圆满地完成了其父业，不管是在重庆为共产党嫌疑犯建设集中营，还是创立旨在考验军队是否忠心的政治代表系统。在蒋经国的领导下，国民党的游击队探测出了中国大陆政权的弱点，在过去的两年中，约1500人被安插在了浙江以及广东省沿海。在美国看来，个人破坏分子经常完成任务，但是大规模的袭击队伍总是很快被红色中国发现并清除。

蒋经国不止一次被控告与北京政权进行秘密会谈，其目的被猜测为在蒋介石死后达成协议。那些最了解他的人则嘲笑那些他会将台湾让给红色中国的说法。

没有接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蒋经国对国民政府并没有什么教条，而不顺从常常激怒了这个国民党的头号政治家，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47岁的蒋纬国非常支持他的哥哥，作为不占名额的内阁大臣以及总统的特别顾问，蒋经国与他的父亲紧密工作，另外一支力量源泉是蒋经国拥有10万人的青年特种部队。在军队中，他对晋升所持的否决权使他在中层军官中有着很大的影响。

蒋经国较年长的两个孩子都结婚了，而他与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儿子住在台北朴素的家中。每天早晨他6点钟起床，练习一个小时的中国书法及绘画之后，他便在他的办公室中工作至深夜。他喜欢在山上徒步旅行。但是自从患上了轻度的糖尿病后，他不得不放弃饮酒——主要是伏特加。一位老朋友称蒋经国为“中国传统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体”，而令大多数评论者印象深刻的则是，蒋经国是羞涩与强权的奇怪结合。一位中国朋友则诠释得更好，他说：“看他的双手——就知道他粗糙、坚强、耐心。”

在蒋经国的华盛顿一行接近尾声时，这个神秘人物接见了几家美国报刊的记者，当时他坐在镶着金边的沙发上，蒋经国的翻译、后来成为台湾领导人的马英九说，红色中国处于历史上最薄弱的时期，而台湾则是处于最强时期，他对美国的访问旨在建立与美国的相互理解。这是否就意味着有误解呢？蒋经国在问题未被翻译时就大声回答道：“不是！”访问在一声简单的“就这些”中结束了。蒋经国开车去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去享受他坚持要在美国经历的内容——住汽车旅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