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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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1956年周恩来的胜利

被猜测中的蒋介石

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懂一件。

——西方古老寓言

银色的窗帘，灰绿色的摆设，凉爽的阳台，这是1955年3月的一个安静下午。轻微的拖鞋声从里屋传了出来，一个助手马上应道：“总统！”这人踱到阳台，一身黑色打扮：黑帽、黑袍、黑毛毡拖鞋。他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

蒋介石礼貌地微笑着鞠躬，此时客人注意到，多年的逆境与由此而来的自律，使他消瘦而棱角分明的脸和额头如同雕塑一般。总统示意客人就座，然后在他旁边的椅子坐下。他说一口生硬的中国话，不时授意旁边的翻译。谈到印度支那的时候，他的眼神中流露出关注；谈到重返大陆的决心时，眼神又变得凝重。6点整，茶喝完了，这时，一种莫名的表情忽然出现在总统的脸上，客人似乎感觉到了什么，识趣地告辞了。总统只是在原地弯了弯身子目送客人。在客人看来，总统那黑色的帽子和长袍里，似乎同时隐藏着脆弱和强大。

很多美国高级官员都到过这个凉爽的阳台，使这里的气氛变得焦虑、紧急。出入的人总是不会发表任何宣告，或者做出任何决定，但都会传授着总统的旨意——他们在关键问题上都会有一样的想法，并且，跟总统一样的想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遇到棘手的问题和犹豫的时候，总统都会使任何气氛变得平和。

蒋介石很久之前就坚持认为他最难缠的敌人是受莫斯科指挥的中国共产党。这种顽固终于使他在1936年12月12日激怒了他的同胞（他们希望他联共抗日），而后也使史迪威将军和杜鲁门总统恼怒——前者要他武装共军远征缅甸支援英美盟军对日作战，后者坚持要他与“所谓的共产党”联合。当其他人都感觉到不能只顾着啃共产党这块硬骨头的时候，蒋介石却顽固地抱着他的念头不放。

除了这个简朴而漠然的蒋介石，世界上似乎没有谁的名字会如此地毁誉不断。在一些人看来，他是个毫无信用的独裁者，并且他的缺点让他失去了大陆；在另一些人看来，即使过去他是个“无赖、极权主义者”“该下台送去流放的人”，现在也已经是“英勇的盟军”了；有人则把他列入“反动主义者之流”；印度人说他是“美国的傀儡”；美国的史迪威将军管他叫“小人物”；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说他是“爱国的、清廉的和睿智的领导者”。

美国国会最近例外地达成了一致，他们要保住蒋介石的台湾。世界上的其他人如果还没有改变对蒋介石个人的看法的话，至少对他的政权的看法有了改变。当然，仍会有人从蒋介石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只能说，这些出于个人的想法都已是落伍了的，甚至是可笑的，因为它们仍停留在战后的政府分裂和军队瓦解的灾难记忆中。新的看法已经形成：那就是台湾应该、也必须被保留成自由世界的一道防御工事。

在许多亚洲的反共者眼里，美国对台湾的防卫政策将会套用在本国身上。一个英国人在曼谷说：“你们这里的政策已是够白痴的了，我们的也不例外。但毋庸置疑，迫使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就是这些白痴政策的一个结束。”另一个菲律宾的殖民者则说：“美国已经用台湾来展示它对亚洲小国家的价值观。”

台湾，在徘徊与叹息中的蒋介石

今年3月中旬，中共的炮兵从大陆向金门的稻田投掷了炸弹，并攻击马祖的渔船。面对中共大陆的是三个国民党的精锐师，分别驻扎在大小金门跟往北150里开外的马祖。它的同盟也对前景感到沮丧。但蒋介石不管盟军们的态度如何，他也要保住那几个外岛——即使是到最后一个士兵。

蒋介石说：“我们的军队不能轻言放弃前线而自行撤退，不战而退会影响我们军队的士气和忠诚。我们的政府可能忍受某一次战斗的失败，然后再战，但绝不能不战而退。即使没有盟军我们也要打下去，我们的士气才能高涨，要不然谁也帮不了我们。”

在和谈和停火的问题上，蒋介石显得很平静，“这左右不了我，我知道中共是不会接受的。我们不会在一个不可能的事情上纠缠。”无论世界的舆论如何猜测蒋介石的意图，他仍不改初衷。蒋介石的夫人说：“他把每个时刻都看成是最后的时刻，仿佛重返大陆是他的使命。”

蒋介石充分意识到他的台湾统治将是重返大陆的基础和关键。在大陆做了22年的国民党政府首脑，他没有一刻不在跟对手打仗——军阀、共产党或者日本人。在台湾的最近4年里，他终于有机会能在一种相对和平和稳定的局面里施政。

蒋介石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他的使命是把分裂的中国统一起来——不能以追求个人自由为由推翻君主专政政体。孙逸仙认为中国不像欧洲，中国拥有了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无组织的自由，“我们必须成为一盘散沙中的领导，我们要的就是组织。”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尽力遵照孙逸仙的旨意。渐渐地，在解释孙逸仙的三民主义过程中蒋介石形成了自己的统治哲学，其中深深浸透了儒家思想。他的统治哲学是建立在下级对上级的忠诚，晚辈对长辈的忠诚，儿子对父亲的忠诚上的。孔子说：“君高尚者，民亦高尚也。”

台湾本地人并不愿接受这批于1949年底艰难逃到台湾的200万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结束后，第一批从日军手里接管的国民党军官就被认为是一批外来的政客及无能者。1947年举行的反抗游行持续了3天，最后被彭孟缉将军血腥镇压，彭孟缉当时是警备司令，现在担任全军首长，成千人被杀害。

蒋介石到各地鼓舞台湾人的士气。他任命了不起眼的同窗同学陈诚。陈诚一边抓紧警务建设，一边开始改革，特别是土地改革。蒋介石吸取了在大陆的教训：“全体一致认为最后4年的失败是由于我们没有加强民生管理。”

通过有关法律限制租税最高不得超过年收成的37.5%，原来是年收成的70%。政府把从日本人手里收复的大量土地卖出去，同时还收买地主手里的土地，再以更优惠的条件出租给佃户。在蒋介石统治的4年内，佃农的比例从40%降至20%，成千上万的台湾人盖房并娶上了媳妇。

蒋介石的这块新领地还算富裕。台湾从原有的800万居民基础上增加了200万国民党部队，不论是土地面积还是人口，都只有比利时或荷兰那么大。战前，台湾人民生活水平在东方仅次于日本，是世界上第二大蔗糖出口地，总出口量（大米、茶叶、水果）超过土耳其和南斯拉夫。在美国的经济援助及技术支持下，台湾的经济繁荣起来。发电量成倍增长，农用肥料增长6倍，纺织品增长2倍。直至1950年止，台币一直比日元稳定。

政治上，台湾人在政府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4年前，竞选只是在地方，去年，省议院也开始公开选举了。在许多选举中，许多“独立人”反对国民党候选人，最近也发生了一个重要例子，独立党人已在市长选举中获胜。

困难仍然继续存在。国民党在岛中聚集，对自身有优越感，他们觉察到自己很难听懂台湾的闽南口音，闽南人由于被迫学习日语后，也不愿意再学习普通话。因此国民党人和台湾人仍然喜欢拥有各自的俱乐部，住在不同的区（国民党人大批移入日本撤退地）寻求不同的群体。但是相互通婚越来越多。更重要的是，从去年开始，台湾本地青年被募集顶替国民党的退伍老兵。这不存在什么问题，现在国民党军队共有9万台湾当地人了。

蒋介石能在台湾赢得公民投票吗？——这是一个英国劳工党常常会问的问题，答案虽然不肯定，但还是有可能的。

蒋介石一直执行一党专政，大多情况下是一人政府。蒋介石是总统，国民党的总首领及全军总司令，但是，他的权力主要来自于站在他这一边的人的尊敬与畏惧。

蒋介石有时也不能随心所欲，必须欺骗或用金钱购买权力。有时他甚至屈服于压力。1950年，更年轻一代的国民党人要求他让许多只有闲差的老国民党人退休，迫于许多部长的强烈压力，他只好接受了。

在台湾省政府日益独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权力相对缩减。直至现在，国家政府员工只有12000人，而省政府员工却有113万人。除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中的大臣外，其他大臣的职责都和省政府官员相同，因此，国民党政府除了准备反攻大陆外，别无他事可做。

蒋介石把自己隔绝于大多数日常事务，他并不和所有部下直接接触，只是选择部分干部交谈。通常，蒋介石6点钟起床，这时候，台北北部这处草坡上的房子里很安静，常驻警卫静静地站在林子里守卫。蒋介石花一个小时时间祈祷和沉思。蒋夫人也经常和他坐在一起，静静地度过这一小时时光。

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是首要问题。在精力充沛的国防部长俞大维的率领下，20余支部队已全副武装起来，受到良好训练的士兵30万人。从真正意义上说，大部分是挑选出来的——他们是自己决定离开大陆而跟随国民党来到台湾的。虽然美国没有按照1951年的计划发送给蒋介石军事设备，但是现在的军事装备还是跟得上他们的训练需要。

台湾空军（双翼的F-84和单翼的F-86）的装备很差。新任命的绰号为“王老虎”的司令员王叔铭是中国最好的军人。蒋方军队一直被美方压制，美方不打算让国民党军队有攻击能力。这种压制甚至体现在燃料和武器上。国民党弱小的海军（巡洋舰、驱逐护卫舰）只有一些防御能力，几乎没有攻击力。

部队的领导能力一直遭到怀疑。回想起在大陆的那些糟糕的司令员，蒋介石对手下的司令员的第一要求就是对他忠诚。所以4年来虽然没有得到美军的援助，但却进行了两次重要的重组和无数次小的重组。司令员的最大要求就是在没有总司令直接命令的情况下，从不轻举妄动。

如果共产党想要夺取金门和马祖，他们具备了大量军队、武器和军事经验，而他们最缺少的就是空军力量。现在，大陆军队在卢桥（泰城对面）建立了一个空军基地，并准备派遣40架米格机。在南部，国民党在沙头附近发现了另外一个基地，也许在6个月内它还不能完成。如果一旦完成，这就会成为共产党的空军基地，其覆盖面不只是金门和马祖，而是整个台湾海峡。到那时候，就不只是沿海的小岛要受到威胁，而是整个台湾将处在危险之中。

美国会帮助他们迎接如此的挑战吗？蒋介石认为美国是会来保护金门跟马祖的。但上周国务卿杜勒斯却重申他们“没有任何义务之类的表达、暗示以及承诺”。国民党一个高级官员也承认：“我们是有点神经过敏了。”

对于美国来讲，这个答案不仅对台湾而言是残酷的，而且对整个东南亚也是残酷的。从香港到西贡，从曼谷到雅加达再到新加坡，散布着1200万华人。他们都是蒋介石跟红色中国要争夺的外在力量。

明显地，共产党已经在靠近这些华人了。一个曼谷的老华侨说：“我们的下一代都为共产党感到骄傲，他们都在嘲笑蒋介石以及他在大陆垮台的政府。”如果中共真的成功地影响了部分海外华人，那这便是世界历史上最大的一支“第五纵队”了。

在台湾，一些人已经对重返大陆失去信心，除非有美国的帮助。这些人现在想的是怎样在台湾安居，并要求政府改善生活条件。

但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蒋介石是不甘于这种局面的。不管那些中间斡旋者向他提出多少折中的退路，他始终相信自己还有机会。在一点上，他跟他的“共产党敌人”却是相同的。

这是否意味着蒋介石已经接受了，或者打算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呢？当今的世界恐怕不能接受这种选择，因为这不是人们的习惯思维方式。蒋介石说，他的“反攻”大陆不会带来全面战争。事实上，只要中国大陆还在共产党的手里，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永远存在可能性。

周恩来万隆之行

会场上各国的代表正在啜茶，他们聚集在这里准备开会。尼赫鲁，这个印度的总理威严地扫视了会场一眼，然后优雅地点起他的黑骨烟斗，仿佛在等待他人的朝拜。在这个29个国家参加的亚非会议上，尼赫鲁似乎有一种无可争议的威慑力。红色中国的周恩来在他的伴随下被介绍给与会代表，周看起来像是个温和派。中共借此扩大了它自己的影响，尼赫鲁也因此成了有色人种的代言人、东西方的调停人，甚至成了和平的传播者、中立主义的领导者。

不同肤色和信仰的人在这里汇集，带着骄傲和兴奋。“我们的人民曾是世界的沉默者”，印尼总统苏加诺疾呼，“但亚非国家不会再做其他人的工具和玩偶。看，亚洲的人民要发言了，而且要让全世界都听见。”

让人惊讶的首先是万隆聚集了各种不同的声音，并且他们不需要什么领头人。尼赫鲁显然低估了他的伙伴们。

尼赫鲁的计划一个接一个地受挫。巴基斯坦的默德里反对尼赫鲁所谓避免争执和限制自由言论的计划；土耳其的代表冷冷地表态，说他不会接受没有自己参与而做出的决定；利比里亚的代表也说：“我们也要表达自己的声音。”尼赫鲁生气了，咆哮着步出场外，“这次会议的问题就是与会者把联合国那一套搬了过来！”

周恩来充分地发挥了他的作用。他谦逊、忍让，只在被提及的时候才发言，他用温和的回答化解愤怒，他让尼赫鲁替他表达，并在同意的时候点头表示。

在这个曾经是荷兰官员俱乐部的大会场里，一个个代表接连发言。法国在北非的殖民主义，南非的种族隔离以及英国在也门亚丁的殖民主义都受到谴责。但也有伊拉克的代表针对北京的言论：“共产主义想用一种更致命的殖民主义来统治世界，他们连让人哭泣的机会也扼杀掉。”会场以掌声附和，巴基斯坦代表的激动和尼赫鲁的怒目而视也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我们难道只有向统治我们并让我们成为奴隶的殖民者投降才能拿回我们的自由和勇气吗？”菲律宾的代表说。巴基斯坦的代表也说：“我们不能被所谓自由的伪装误导，不能向这种更为险恶的帝国主义打开我们的大门。”

泰国的王子指出，共产党人正在忙于训练住在中国的泰国人，以对泰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所谓的共存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发问，“难道是意味着活着的和那些让他们活着的人共存吗？”

虽然遭到猛烈的攻击，周恩来仍不为所动，最后，他站起来答话：“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尼赫鲁想把那些执拗的代表重新控制住，他安排了聚会和晚宴，邀请了代表来跟周恩来会面。

尼赫鲁碰到最大的钉子还是锡兰的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当尼赫鲁在讨论如何着手解决台湾问题时，爵士插手了，这个星期他早早地会晤了周恩来，并明确地表态：“为什么我们不试试解决台湾问题呢？”他三次设午宴邀请周恩来，并联同科伦坡的五个首脑人物以及菲律宾首脑罗慕洛、泰国王子一起出席。但周恩来每次都托词没有出席，甚至有一次转而参加尼赫鲁的晚宴（这个晚宴没有邀请约翰爵士）。爵士大为光火。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外套和马裤走进了会议室，宣读了自己起草的计划：要求美国第七舰队撤退；放弃金门和马祖；台湾作为联合国或者科伦坡之下的托管国。

尼赫鲁对他的计划嗤之以鼻。“为什么是联合国？”他讥讽地问，“我想锡兰就已经很足够了嘛。”

爵士很恼火，毫不避讳地咆哮。

尼赫鲁一直以来小心翼翼企图促成的共存幻想破灭了，他恼羞成怒。“白痴！”罗慕洛恼怒地骂了一句。尼赫鲁质问：“你做这样的计划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爵士反驳道：“那你提出任何动议之前有征求我的同意吗？”

那一晚，有关爵士的传言就在印度民众间散布开来。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角色，其实只是太急于出风头而已。但是第二天，周恩来却对爵士作为一个中立者所表现出来的愤怒大为赞赏，他走上去握住爵士的手，用英语对他说：“你的演讲中有某些部分还是十分有建设性的，我支持你。”爵士惊讶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我的态度应该谦和点。”周恩来向委员们解释道。

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黎巴嫩、利比亚、苏丹还有菲律宾都支持谴责“任何形式的殖民主义（包括诉诸武力的国际教条、渗透和颠覆）”的议案。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提出一个动议，包括赋予成立联盟以自保的权力（这是“五项原则”里所不包含的）去代替尼赫鲁和周恩来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土耳其的代表支持他，并说，“如果不是因为北约的话，土耳其现在也不可能有机会参加这个会议。”

尼赫鲁生气地敲打桌子，北约其实是“殖民主义最强有力的拥护者”。“我们不应该支持冷战的任何一方，”尼赫鲁说，“那只能使亚非人民耻辱地沦落成为权力集团的应声虫……我们不能加入任何的权力集团，因为那就意味着失去自尊。”

他拒绝承认共产党势力的扩张就好像殖民主义一样。欧洲的附属国“是联合国的主权国，我们又怎能认为它们是殖民地呢？”“那危地马拉又如何呢？”那难道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吗？他说：“我可没有说它是，我们如何来断定一个国家是不是被奴役呢？”

缅甸的代表提出一个议案，融合了联合国人权宪章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项议案应该不会有什么人反对，”尼赫鲁赞同地说，但是巴基斯坦的阿里顽固地坚持说：“这个会议将不会有什么建树，如果它只是片面地批评殖民主义的不好的一面。”这时，局面陷入了僵持。最后，会议达成“殖民主义的各种行为表现”的谴责议案。

周恩来的精彩

尼赫鲁的计划节节挫败，他只得静下来嘟哝着，而这正是周恩来走出来发言的契机。

当其他人正在争论不休的时候，周恩来巧妙安静地进行着他的工作。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的代表，并办了不少实事。他用不断发展的商贸活动来揶揄日本，支持印度对果阿的权利要求，用投票支持谴责以色列的方式来拉拢埃及总理纳赛尔和其他阿拉伯国家。最重要的是，他和印度尼西亚就250万中国海外侨民双重国籍的问题上签署了一个协议——使这些人有一年的时间去选择印度尼西亚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由此排除了他们选择中华民国作为国籍的可能。

在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周恩来用简短朴实的语言，做了一个至今仍被视为最精彩的演讲。他成功地给人一个坦诚、有原则的印象——他不会为任何对他的指责而道歉，但却能接受和听取其他不同的声音。如果一些代表认为“和平共处”这个词语代表共产主义的话，那“我们就换个说法嘛。”周恩来说。他建议用联合国宪章里的词语“在一起和平地生活”。中国反对“为军备竞赛而组成的阵营”，但是他指出其他国家可能非常支持。他说：“他曾和巴基斯坦的总理大臣谈过，他告诉我尽管巴基斯坦是军事联盟里的成员国，但巴基斯坦并不视中国为敌人。因此，尽管中国反对军事联盟，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达成共识。”

一些代表曾经提到共产党。“事实上有很多派生的组织是中共不赞同的，”周恩来说，“我们并不愿意成为美国情报局网络监控之下的牺牲者。但是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不能达成一致的共识的话，这个会议将不会提出任何解决的方案。”“在我们的邻国里有很多是害怕中国的，”周恩来承认道，“比如泰国和菲律宾，因为我们之间缺乏共识，所以它们害怕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周恩来保证，“我们将不会对泰国或者菲律宾采取任何侵略或者直接威胁的行动，”并且，“邀请泰国的代表团到我们国家参观访问，看看到底我们国家有没有对任何国家存在侵略或者威胁。”

然后周恩来画龙点睛地说道：“中国人民并不想与美国开战。中国政府是很希望坐下来和美国政府磋商以舒缓远东紧张局势的，尤其是台湾紧张局势的问题。”这个提议他事后补充：“一点也不影响中国共产党解放台湾的初衷。”

如果对周恩来的成功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他的最后提议就足以释疑了。尽管美国立刻反驳道，将不会在中华民国缺席的情况下接受任何磋商，但是其中一些“极右”的人也对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这是个很伟大的动议。”巴基斯坦的阿里大喊道，其后他自己将这项议案提交到了华盛顿。

在这个有29个国家参与，但仅有7个国家承认中国政府的会议中，周恩来赢得了朋友并使其他的那些国家深受影响。一个印度尼西亚的代表说道，那些所谓的反共产主义势力就像一群疯狂的宗教崇拜者一样。周恩来则像一个绅士，我们都是这样认为的。

北京生活

中国古人认为天坛是宇宙的中央，但它却坐落在北京城的一个偏僻角落，似乎是怕宇宙之大惊扰了壮观的京城。

当成吉思汗的孙子——蒙古皇帝忽必烈入侵并决定定都北京的时候，北京已经是一个有着超过2000年历史的城市了。忽必烈下令用圣象远道送来长青植物点缀万寿山，山上铺一层青铜矿石，山顶再盖一个绿色的亭子。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写道：“这位伟大的可汗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让他的精神得到安慰。”

在不过5个世纪之前，蒙古人已被赶走了很久，北京重建了起来。明朝皇帝永乐听从占星术士之说，把这个城市建成“哪吒”那样一个三头六臂的怪兽形象。它的“头”就是主要的出入口，“肠子”就是开放式的沟渠，“肚脐”是一口井。当工程完成后，北京变成了一个由一系列城墙组成的城市，就像一个中国式的迷宫游戏，一个匣子连着一个匣子。

在4平方英里的城里建起了亭子满布的皇城。皇城里面是紫禁城。永乐铲平了部分皇城来建“一系列像肥皂泡的湖泊”，把掘出的土堆成了“煤山”来保护宫殿，抵御北方恶势力入侵。从金水河到玉泉河，这像是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一条项链。

北海绕着忽必烈的万寿山转入一个被白塔点缀的宁静的小岛，具有南方特色的亭子，巧夺天工。

从西华门到珍妃井，紫禁城里是一系列的礼堂、大厅，肃穆的庭院，花团锦簇的园子。在这里，帝王们穿着高跷似的鞋子昂首阔步地走过，皇后们在孔雀扇下晒太阳，妃子们梳理头发，而太监们则在密谋造反。

今天，中国的新统治者接管了紫禁城，他们住在附近的勤政殿里。

北京都市生活的脉搏在看似平静的匣子背后颤动着。忽必烈时期的宽阔大道中交叉着拥挤的胡同与铺满灰尘的小路，京城里满是没有窗户的城墙和四合院以及带有历史痕迹命名的千人渠、狗脖子胡同等。

商人们在胡同里找寻金鱼、蟋蟀、炸油脂球、长命草等。从小贩们的笛声、拨浪鼓声、铃铛声或是民谣小调里就可以听出商人们的行当。这种生活方式在各种社会制度下延续数个世纪。莫里森大街，一个欧式商业小区，已经被更名为王府井大街。商人用算盘在记他的账。

自从共产党1949年胜利以来，北京的人口增长了两倍，到现在为止，已经有300万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15个城市之一。大部分北京男女，现在都穿着一种蓝色的粗棉布衣服，整个城市的街道都呈现出一片单调的颜色，只有小孩和三轮车夫例外。

似乎为了弥补自身衣着上的单调无趣，父母把孩子打扮得花枝招展。三轮车夫，粗壮的个体劳动者，穿着杂色的衣裳。他们对于旅游者而言，是重要的交通手段，但对于北京的雇主来说，他们是私有制的残余。一下子让所有三轮车夫在路上消失会导致失业问题，于是政府采取了逐步停止三轮车零配件流通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为了不让行人与自行车拦住去路，北京的机动车在路中央猛冲。每个司机都骂骂咧咧地想把别人赶出这条路。从永安路到天安门一路简直就是一场恐怖之旅。

街上的车晚上10点就不出来了，夜生活和娼妓业被废止，广播体操替代了这些，全城范围的广播每天3次督促人们在任何地方做下蹲、屈膝动作。

曾经是宗教文化中心的北京现在已成为喧闹场所，这个城市的办公场地加倍建设，并建成了4家一流的宾馆、20家医院。新城区、新剧院、新的摩天楼改变了城市的景象，向古老的那种认为建筑物必须与自然达成和谐的观念发起了挑战。

今天，北京的建筑物高耸入云，但治理者似乎还没能让北京重现它古时的辉煌。

北京的善意：释放美国飞行员

1955年8月，中共释放了11名被捕的美国飞行员，放人的时间掐得很准，刚好是在日内瓦会议开始的前夕，这样仿佛给了这次对话一个好的开始。这是个聪明的主意，因为日内瓦万国宫的日程上只有两个焦点：1.被红色中国俘虏的美国人的释放问题；2.其他正在讨论的实际问题。中方看起来没有意识到，阿诺德上校的苦难经历会受到美国公众舆论的关注。

紧接着杜勒斯和红色中国的周恩来之间的跨太平洋会谈，日内瓦对话开幕了，同样在两周前四大国商议的那栋建筑里进行。周恩来总理宣布了一个原则，美国把它作为北京的和平宣言。这原则是“不诉诸武力”。

几个小时后，周恩来用一段对他而言算是温和的谈话说，他不认为谁是匪徒或战争制造者。联合国成员国和贸易禁运问题已经是老调重谈了，但一直以来他们都暗示着北京已准备好对台湾问题进行谈判了。周恩来强调：“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准备寻求和平手段解放台湾。”周恩来是在要求国民党政府不用武力就投降。但华盛顿方面决定对周恩来表现最友好的一面，杜勒斯在他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周恩来的话比他以前更强调了不诉诸武力。”

还没听说过阿诺德上校的故事的杜勒斯满心希望地补充说，有迹象表明中共已经“放下武器”，“我们之间的一些实际问题就可能明朗化了。”

被派往调查的人是堪萨斯出生的乌拉尔人，阿来克斯·约翰逊，46岁，一个远东问题老手，现任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他是个强壮的人，曾在日本人的“满洲”的收容所待过半年。在日内瓦的印中和平会谈上，为美国战俘的回家问题进行过首轮谈判。早些时候，约翰逊在日内瓦遇到了一个老对手：红色中国的王炳南，47岁，中国驻波兰大使。

王炳南是个小个子、严肃的男人，头发像往上竖起的刷子。王炳南在日内瓦一直穿着他码头工人风格的服装。点头微笑，摆姿势拍照，拿着一把红色的天竺葵。他奉命高调地与约翰逊会谈，用西方的话来说，就是“让全世界听见中国对联合国的敲门声”。而相比之下约翰逊则是沉着地周旋，对记者强调美国官方的观点：“各位记住，这不是会议，只是大使间的谈话而已。”

约翰逊的意图是把对话限制在释放美国战俘上。在对话前一天11名飞行员被释放让约翰逊大吃一惊，但当会谈深入以后，王炳南先生发现这位堪萨斯人也是个棘手的对手。

在他们的第一场会议里，约翰逊坚持美国的所有平民犯人都必须释放，美方才会满意并进入“其他实际问题”。第二场会议里，他列出一张40个美国人的名单，要求红色中国释放他们。王炳南回应说，要美方“释放”一群被美国扣留的中国留学生，当时美方说这些学生在美国大学里获得的知识可能用在美国的敌人身上。王炳南表示中国学生事件在法律上和在道德上都和那些飞行员的性质是一样的。

新社会和新生活

美国的记者们被北京震惊了。《生活》杂志的图片上有北京新生活的景象。“五一”这天，50万人的游行队伍川流不息地走过天安门广场，几千面彩旗在大风中猎猎作响。裙子——这种最令人惋惜的革命的牺牲品，在这一天重新公开亮相。妇女们身着鲜艳的春装，步履轻快地走在队伍中间。她们没有穿着近年来时髦的上衣、长裤。

1949年建立新中国后，红色领导人依然穿他们的“解放制服”——一种深色肥大的棉袄棉裤。出于谨慎和需要，中国的民众纷纷效仿。女装与男装几乎无法区别。拥有旗袍的女性把它们收藏起来。中国大陆的旗袍与香港、新加坡的旗袍样式差不多，贴身合体，下摆开衩。

去过中国的外国人都认为“解放制服”的样式僵硬、沉闷、单调，而且他们也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最后连苏联人也开始抱怨（有个苏联人说他无法分清学校里的男生和女生），中国这才下决心变革。一位中国官员沮丧地说：“在莫斯科的剧院里，只要你看见一片蓝色或灰色，那肯定是中国代表团。”几个月前，北京政府开始鼓励人民尝试新的服装样式，因为它能反映出“人民正在享受社会主义社会的幸福生活”。

但是，人民已经学会在生活中保持低调的生存之道。他们不愿张扬个性或财富，唯恐别人利用这一点来对付自己。必须鞭策他们。北京的播音员说：“让几个带头人做出榜样，其他人就会效仿。”为了推动新面貌的出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和其他城市举办了时装表演会。尽管官方告诫妇女不要穿紧身服装，不要“浓妆艳抹”，但胸罩和贵妃香粉（牌子取自一位唐代的美人）的销量还是直线上升。一位政府官员甚至谈到“曲线美”。1956年5月开张的一家服装店有3000种春装供顾客挑选。

北京的播音员大声宣布：“树木长出新芽，花儿绽开笑颜。人人穿着鲜艳的春装，与这美丽的春天媲美。”而实际上所有男人仍穿着“解放装”，许多人在新衣服外面再罩上旧衣服。胆小的人把目光朝“五一”观礼台上扫去，希望找到鼓舞他们的迹象。但毛主席和他的同僚们都穿着旧式服装。他们更像是坚定的革命者方阵，而不是绽放的花朵。

德国的摄影师沙尔玛·培伯尔是几个承认红色中国的西方记者之一，他是慕尼黑图片杂志《快速》的职员。为了报道一支西德足球队的莫斯科之行，培伯尔申请了一个签证。当得到签证时他怀疑地发现只有一个限制条件，不得拍摄军事设备。在中国，他从广东到东北漫游了10个星期，采访中国人，拍摄下他看到的一切。在北京的5周里，他与16个朝鲜停战后选择留在红色中国的美国战俘中的10个见了面。在人民大学——他们在那里度过了3年学习中文的时间，他被允许拍摄照片。培伯尔发现这些人想家了，每个月他们将获得中国红十字会给的40元生活费。他们称赞红色中国的优点，看起来决心在这里一直待到“国内政治气氛变了”为止。

在微笑地骑脚踏车人中，3个美国人和1个同行的苏格兰人坐着一辆三轮车在北京的长安街上逛。这些人在北京可以自由走动，但受到红色政府的监督。

一个儿童的香港假日

只有90英里长的海岸线隔开了广东和香港，但它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在共产党接管广东之前，肖陶凰夫妇与因怀孕而与丈夫一同留下的姐姐肖明告别。开始这两个家庭偶尔写信，但很快发现不写信更为明智。最近在广东，肖明利用政府放松了的出境政策，南下去香港探亲。她不得不留下一个家庭成员——她的丈夫在家。但她带上了她的孩子李波，他刚刚在国营幼儿园里上完第一学期，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脸上是对一个5岁孩子来说早熟的严肃表情。

小李波呆呆地看着肖陶凰桌上的食物，然后用他的筷子在每个人面前翻来翻去。肖明解释说在广东食物很缺乏，因为大陆“为建设未来而节俭”。小李波此时宣布道：“我和像我这样的年轻人，将是未来的主人。”肖陶凰一家人非常吃惊，接着大家都沉默了。

突然李波把他的小手拍在桌上，碗和筷子都跳到了空中。他骄傲地展示他手掌上的黑点。“哈！”他喊道，第一次露出笑容，“我又消灭了一只苍蝇。”他妈妈尴尬地提起中国内地消灭“四害”的运动。李波插话道：“我已经打死了20只老鼠和麻雀，消灭了300只蚊子和苍蝇。”肖明让儿子去洗手。李波本以为会受到夸奖，他受了伤害似的答道：“不要像美国走狗一样命令我。”

第二天早上，肖陶凰一家被他们小客人的歌声弄得比平时早醒了一个小时。“共产党像太阳，”李波唱道，“……四面八方传来喊声，起来，起来，冒着敌人的炮火……”

当天晚上，当肖陶凰的先生读报时，李波愤怒地关了灯。“另一间屋子里有灯。”他迅速地告诉房屋的主人，“你在浪费电，浪费人民的钱和人民的汗水与劳动。”想和外甥处好关系的肖陶凰的先生给他吃糖。李波急切地伸出手，当看见包装上的英文字母时，手缩了回去。“我不吃敌人的食物。”说完他调头就走。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李波和任何少年一样好奇，但有所区别。为什么墙上没有毛泽东的肖像？肖陶凰阿姨和姨父是如何为人民服务的？在香港为什么放映美国毒片？

急于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肖陶凰一家让肖明把李波留在香港受教育。肖明回答说：“你们发现我儿子很奇怪，甚至暗示——不过我知道你们没有恶意——他接受的教育就是这样。我不能判断对与错。我只知道，如果你们处在今天的中国，你们不会对我儿子有这样的看法，因为所有的孩子都像他一样。”

中国共产党喜欢用统计数字表明年轻一代在新中国是如何受到良好的教育的。他们说，“为避免母亲们因孩子之故不能参加生产的现象”，在工业和矿业企业已建立了约5000个国营幼儿园和1900多个育儿所，照顾着19.2万名儿童。结果：红色中国的妇女10个中有9个都合理就业。

消灭“四害”是中国儿童喜欢的活动，江西广播电台报道说双西村的儿童把“四害”称为“小蒋介石，从而产生了极大的消灭它们的热情。”仅在最近一次为时两周的“战役”中，71万名儿童消灭了283.2万只麻雀、869525只老鼠。

周恩来再访尼赫鲁

微笑着，能言善辩而又自谦，他的态度传递着玫瑰色的好运，红色中国的总理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底抵达新德里拜访尼赫鲁。充满魅力而得体的周恩来似乎决心从尼赫鲁处赢得微笑，而后者刚让他的苏联朋友幻想破灭。当跨出飞机时，周恩来愉快地忍受了玫瑰花瓣的“袭击”以及印度女学生挂在他脖子上的金盏花花环。一天之后，当一个大爆竹在一次集会上以炸弹的响声爆炸时，他仍在微笑。

印度人以一个愿望来回应中国政府的友好。他们对这位红色领导喊道：“印度和中国，兄弟，兄弟。”“世界变成一种模式，生命的乐趣就会变少。”尼赫鲁说，同时承认了他的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几点基本区别。

在一起密谈10个小时，周恩来和尼赫鲁也许讨论了他们之间所有的棘手问题：共产党在尼泊尔和西藏的巩固，中国对缅甸和台湾的意图；但大部分，如果不是绝大部分的话，谈话集中在尼赫鲁在这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时将面对艾森豪威尔总统的问题。“现在是时候了”，周恩来告诉美国记者，“建立一种好一些的关系，也许这并不是美国的观点，也许杜勒斯不喜欢我，但可能我们的继任人能够走到一起。”

当尼赫鲁从他的美国之行回来后，周恩来会再在新德里听听他们说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