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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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反右倾与整风运动

从婚姻开始的法律改革

美联社记者的消息说的是中国的爱情。“娶来的女人好比买来的马——主人可以随意骑，任意打。”这句以前男人们挂在嘴边的话或许描述了过去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婚姻的真实状况。中共在法律上做的第一项改革便是婚姻法。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一年就颁布了新的婚姻法：“建立在以男人凌驾于妇女之上基础上的，专横武断的封建婚姻制度应予以废除。”新的法律规定，未来的婚姻只能按照“双方自愿的原则”。新婚姻法还承诺所有妇女在经济上是自由平等的；不得歧视私生子，保护无合法身份的儿童。为了把每个细节都阐述得绝对清楚，在第13章里明确提出：“严禁溺婴行为。”

如共产党希望的那样，婚姻法起到的第一个作用就是把占人口相当比例的妇女从父权和夫权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成为建设新国家的生力军。妇女得到了很多权利，获得了从事工农业生产的平等地位。到1953年为止，已有100多万妇女当上了工人。今天，毛泽东的空军里已有一个完全由女飞行员组成的喷气式战斗机中队。但新婚姻法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男人的观念。即便是党员本身，尤其在偏远的乡村地区，男女平等的观念是很难让他们接受的。为了保持男人的特权，在一些地方依然盛行父母包办婚姻。

被运往台湾的中国杰作

1949年1月的一天，一艘飘着国民党白蓝相间的旗帜的登陆艇离开了南京码头，沿着混浊的扬子江而下，舱里装满了贵重货物。另一艘装满货物的船已安全地穿过中国东海到了台湾。此后，一艘货船完成了从共产党手中抢救几世纪以来汇集的艺术珍品的壮丽使命，包括那些在北京故宫和南京中央博物馆里收集的珍品。

今天，大部分皇帝的收集品已成功地放置在台湾中部山脉的一个隐蔽所在。在那里的3间水泥仓库和一个大山洞里堆积着近40万件艺术品——画、古青铜器、瓷器、金盘、漆器和玉。许多物品是在1934年日军逼近北平时就一直放在包装箱里，更多的物品是在中国以外的地方从来没见过的。现在，随着在该处的小博物馆的开放，中国艺术的爱好者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被选出来展示的珍宝。但是绝大多数的物品仍然被锁着，它是世界最丰富文化之一的伟大遗产。

如果古代中国人用羽管笔代替了毛笔，中国巨大的绘画财富就似乎不可能像过去一样发展下去。3000多年来，绘画和书法代代相传，那些名家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他们在丝绸上创作，而且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动。

这些宝贵的绘画被一代代传下来，每个所有者都加上自己的印章，还经常亲自写首诗以作评论。对中国艺术爱好者而言，欣赏一幅画的乐趣还在于将写字的书法也当作艺术来欣赏，解释这些印章，分析笔风和画法。但是，本质上，每件作品都反映了一个主题，1000多年以来，中国画家最关心的不是人，而是自然。他们最成功的主题就是山水画。

对自然界的崇拜与中国历史一样久远。孔子，关于礼节和修身的最伟大的先知，早在公元前500年就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老子，与孔子同时代的长者，他宣称构成自然的是弥漫的精神力量，他称之为“道”，并把它比喻为水。

超越对自然的纯粹记录而达到真正的识别，是中国画家的至高理想。对5世纪伟大的画家沈灏而言，这种获得“质”的能力，这种“与精神共鸣和生命活动”的性质就是绘画的第一原则。一个画家在这一目标上成功的程度，对中国人而言，就是他绘画成就的最终标准。

孔子赞美的那些画已消失了很久。但从前的大师传下来的教导仍可在活力四射的盛唐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中见到。唐，从618年到906年一直占统治地位，是征服了东至朝鲜，西至波斯的一个帝国。

可怕的唐朝骑兵的秘密武器是他们的大宛骏马，传说它们太勇敢了以至于它们流的汗都是血。描绘它们最为传神的是画家韩干。被唐明皇召至宫廷的韩干，本来应该研究宫廷画师的画作，但是他的回答使唐明皇大吃一惊：“我的老师都在陛下的马厩里。”韩干对帝国4万匹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他的《周穆王八骏图》里，这幅画被概括为马的本质的体现。

唐明皇也是个自然山水爱好者。由于思念山川，一天他命令两个画师再现嘉陵峡的风景。画家吴道子在外面躺在树下，听着流水的声音，然后拿起画笔，一天之内完成了《嘉陵江三百里旖旎风光图》。画家李思训，同时也是一名将军，花了几个月描画同一场景。交给皇帝看，两幅都被评为“优秀之极”。

广袤高远的风景是这么的伟大，以至于其中的所有人类的迹象都显得渺小。这也成为绘画上最有成就的宋朝画家的精神追求。其中最了不起的董源在他们的《龙宿郊民图》之中展示了极大的转变技巧，为宋朝画家所采用。董源的鸟瞰图描绘了他在江南看到的山、湖和平原，展示了直到地平线的宏大图景。在巨大背景下，人物变成了小的彩点。他称这样的场景是“天堂的真理”。

一心向往安宁和睦的宋代皇帝想转向详细地观察，发展了一种对小而本质的场景的嗜好。易元吉的《猴猫图》，在主题和完成上都近乎戏谑，是个杰出的例子。这样的图画赢得了皇帝的赞美，就赏给易元吉装饰他在黄河平原上宫殿的任务。

其后有着同样大影响力的画家为米芾，文人画的典型人物。他是个伟大的艺术收藏家、讽刺评论家、砚台专家以及奇石的爱好者（放在他花园里的他最爱的石头被他称为“我的兄长”）。他的书法也是中国艺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之一，特点是粗硬的笔触，一反前人华美、装饰性的风格。尽管他有穿着唐式服装的习惯，他仍是个成功的侍臣，成为礼部员外郎。

作为一名画家，米芾最好的作品只给他的朋友欣赏，而且不允许他们碰画绢以防弄脏。他的画指向了一个新方向。取源于泼墨点的点描法风格（仍以“米点”著称），他在《春山瑞松图》里展示了中国的第一幅印象派风景画。它巧妙的山峰是以松散的笔画完成的，树则以仔细的墨滴完成。人的比例仅以一个孤独的亭子的骨架来表示。

有着1000年的艺术可供参考，明朝大师变得折中，用几种不同的风格作画。这一时代的标志是对每日生活、轶闻趣事的喜好，通常仅仅是装饰性的。但随着模仿过去大师的习惯，以及对技巧的吸收，艺术变得自给自足。著名的三册的绘画入门书叫作《芥子园画谱》，于1679—1701年间在南京一所小房子里（叫作“芥子园”）缩写出来，将画法分作16种。初学画者希望能熟练掌握每一种，但多样性只有天才的画家才能在笔端表现。成功的明代大家有：

唐寅，拉斐尔的同时代人，具有文艺复兴时的艺术风格和对高生活水平的热爱。他浮沉的一生，是在疯狂的饮酒作乐中努力作画度过的。他的《李端端落籍图》借鉴了唐朝笔法，但是把原先丰满的样式变细了些以适应明朝口味，在空间和对比上获得成功。但唐寅忍不住要取笑学者式的宁静态势。在画上他写道：“善和坊里李端端，信是能行白牡丹。谁言扬州金满市，胭脂价到属穷酸。”

仇英，主要从事可追溯到唐朝李思训的辛劳作画风格。曾有人嘲笑他过于琐碎的风格说：“画蛇添足。”也许是作为回答，仇英画了那幅《桐阴清话图》，足有9英尺高，这幅画的更为自由和大胆的风格，是一个响亮回答，也是毛笔技巧的杰作。

沈周，继承了文人画的传统，扮演了乡村哲人的角色，并不理会宫廷生活的礼仪奢华，在他创立的新文人画运动中心，他退隐到他庭园之中。他在《夜坐图》这样的画里描述了他理想中的生活，说他已达到了这样的理想境界：“一花一竹，一灯一几，读书习典——这些伴我度过余生。我的朋友是老农，我与青山对话，以园艺为生。世间的消息我不再理会，如果它们硬来打扰的话，松林傲风会将它们吹散。”

宫廷画师吕纪，不仅是当时最受欢迎的花鸟画家，而且也是北京秘密警察的名誉指挥官——锦衣卫指挥。吕纪的目标是取悦当时奢侈而保守的官员品味，而他获得了极大成功。《红梅斑鸠图》是他作品的典型代表，其精致细腻的技艺无可比拟。

这样的杰作成功地解释了11世纪伟大的画家郭曦的回答，他问道：“为什么有德行的人以山水为乐？”他自己的回答是：“不能接近实际山水的丛林和溪流爱好者以及烟雾的朋友只能在梦中欣赏山水。山水由一只有技巧的手画出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呀！不用离开房间，他就立刻发现自己置身于山涧和溪流中；鸟鸣猿啼傲不可闻，山光水影迷乱人眼。这样的景色难道不能使他心迷神醉吗？”

毛泽东的演讲：关于人民内部矛盾

通过共产主义世界永远有效的特殊信息渠道，由西方领事馆传出令人震撼的报道：“就在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历史性的攻击一年后，毛泽东也做了秘密演讲，实际上是两个。这些演讲在轰动效应上不能与赫鲁晓夫的相媲美，但它们在共产主义土地上引起的骚动（西方国家已得到全文）表明，如果毛泽东实际上与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平等’争夺，他将在附属国中有热切的支持者，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急于看到‘通往社会主义的多条道路’，而非单一的莫斯科创造的理论化。”

从毛泽东的演讲中所透露的是，这位63岁的中国领袖，在800名理论战士面前的长篇而热烈的演说中，否认了苏联意识形态的两个基本命题：1.即使在共产党国家，阶级斗争仍必须继续进行，直到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实现；2.在共产党国家的人民与统治者之间不会有真正的冲突，因为党体现了人民的意愿。

区别是“非对抗性矛盾”，毛泽东说，而且“那些愿望受到挫折的人”必须被倾听和严肃对待，“政府中没有一个组织，也没有人有权让批评者沉默”。新的群众教育应该：“认真实行，但要以和风细雨式的平稳——除非是违法乱纪的重大行为，所有的都应该免于处罚。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以同志间的坦率谈话方式进行。不能有群众的公众集会和斗殴。新的战斗甚至还提到“我们应该否认群众罢工的权利吗？”，回答是“不”，因为这样做将会“激化矛盾而非解决矛盾”。所有这些是被称为“团结，批评，再团结”战斗的一部分。

比其他事情更重要的是，毛泽东似乎在向他的政府机构展示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不满的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危机，迫使饱受饥饿的中国大众再把裤腰带拉紧一点”。然而，毛泽东将之归咎于中国共产党官员变得臃肿傲慢，其200万成员中超过60%的人是在红色力量掌权后加入的。他坚决地宣布，补救方法是让官僚主义者不再忽视他的口号：“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官员必须与群众融合，并听取他们的抱怨。他还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应该“定期进行体力劳动，联系群众，消除令人不悦的区分”。

按照毛泽东的严格要求，中国的第四次整风运动全面展开，批评之花像蒲公英般涌现。上海的新闻记者公开要求能更方便地报道当地政府的“实际情况”，全中国党的显要人物都开始了尽职尽责的辛苦工作。在一个集体农场，33个将军和127个官员突然出现，并开始帮助目瞪口呆的农民们除草和拉粪。在首都，一位部长当了一天搬鱼工人——北京电台报道说，这是一幕“极大地鼓舞了”老百姓的情景。

自从他们获得毛泽东关于共产党政府与人民之间会有“矛盾”的演说片段起，西方专家就在争论，红色中国的老领导人试图主张独立于莫斯科的观念。“马克思和恩格斯”，毛泽东曾以东方式的柔和说，“列宁提及了它们但没有评述……至于斯大林，他的意见仅能做参考。”

现在，毛泽东开始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修改，承认这是共产主义社会建设的重要工具。“我们不再使用恐怖方法。”他暗示苏联人弄错的地方是，没有认清即使在共产党政府镇压了所有有组织的反抗后，也可能会面临“内部反抗”——而它们在某种程度上是合法的。

“如果坚持使用恐怖的方法来解决内部反抗，”毛泽东宣称，“这就会使这些反抗变为国家敌人类型的反抗，就像在匈牙利发生的一样。”在那里，共产党因为选择了“镇压而非劝导……仅仅使事情消失了几天”。正确的缓和动荡局面的方法是，他继续说，是鼓励公开批评，接着通过“劝说与教育”来根除批评和导致批评的错误。“甚至可以说，”毛泽东称，“小罢工是有好处的，因为它们指出了错误。”

这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最为爆炸性的一条。在毛泽东的眼中，容忍的罢工也许至少有两件事可称道，它将给：1.中国大众一个机会释放一点精力而又没有太大损害；2.政府可以统一对付潜在的革命。但是，就像匈牙利和波兰曾证明过的，莫斯科只会以厌恶的心情看待在东德、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的“有益的小型罢工”概念。

为什么毛泽东要提倡这个说法呢？答案看起来是，毛泽东首先担心的是如何解决由严重经济困难所引发的紧张和压力——而且要尽力阻止在他的土地上发生匈牙利式的危机。

在一个演讲中，毛泽东否定了一些中国官僚对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怀疑：“马克思从来没说过他不应该被批评，对于那些不听从马克思这个教导的人，我会用一句老谚语：活着时不许人批评的人，死后必遭人批评。”此前，作为对一些非常胆怯的“花”的鼓励，北京释放了一些象征性的艺术家与作家。

在他“百花齐放”的政策中，毛泽东建立起比莫斯科更完美的方法，但他的修辞法需要变得朴素一些。劝说可能会有抚慰性的声音，但在毛泽东的思想中，只有一方是对劝说公开的，其后被劝服者必须接受“团结”……接下来就是一种名为“劳动改造”的劝说方式。周恩来最近宣布：“拘押的罪犯中超过80%已得到了农业或工业中的工作”，劳动改造——也是中国目前创造性的做法。

《环球邮报》记者与中国

“让大幅照片见鬼去吧。”威廉·基蒙德说道。他是多伦多《环球邮报》的记者，去年5月到红色中国采访。基蒙德42岁，办事不留情面，喜欢刨根问底。他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前去中国采访，除大幅照片外，《环球邮报》还刊登了第一批小幅照片，这些照片中的绝大多数真实反映了1949年中共取得胜利后的真实面貌。

基蒙德是加拿大公民，因此美国国务院不许记者进入红色中国的禁令对他不起作用。他发现中国是个“忙乱中的国家”，一个反差极大的国家。砖头平房与正在建造的高楼紧挨在一起；避孕的门诊部和佛塔相邻；苏制运输机装载的是脚踏三轮车运来的货物。基蒙德还发现“自我批评几乎是全国性的……”。

基蒙德提出的问题直截了当，而会讲英语的向导和政府官员在回答此类问题时竟然很坦率。有一次，他看见一辆敞篷卡车载着一车衣衫褴褛的中国人，由一个身背冲锋枪的警卫看押。他问这些是什么人，回答是：劳改犯。

基蒙德报道说，尽管大家“表面上接受苏联的东西就是好东西”这种观点，但“中国人的真正态度是他们也必须向反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国家学习”。从华沙到华盛顿的学者们都在分析毛泽东最近宣布的政策：“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许多条”。基蒙德印证了这句话的含义，例如：政府承认，它不得不再容忍起码5年的有限“国家资本主义”；任何在企业投资800美元以上的公民都可以得到5%的红利。

中国愿意改造“共产主义理论”的最明显证据便是，如何着手解决“中国当今极为重要的问题”，“如何养活以每年1200万速度增长的人口”。政府已经开始采取严厉的控制生育措施，其中包括免费的流产和绝育手术。基蒙德强调，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获取“外国信贷”购买工业设备的主要来源是粮食出口。“如果遇到像1954年那样的粮食歉收，中国的工业化就会蹒跚不前；或者从6.3亿人民的嘴里抢粮食，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工业化的进程。然而在这6.3亿人民中，有3/4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

基蒙德的系列报道中另有一些精彩之处：电影是多数人唯一的娱乐形式，因为电影的票价最低（10美分）。由于“不再带有浓重的宣传味道”，电影的质量得到了提高。中国试图教育它的民众，学校里挤不下那么多学生，所以学完一个年级学业的学生只好先下地干活，等教室空出来才能继续上学。

基蒙德曾当过战地记者，还在纳粹集中营里被关过7个月。他证实了美国国务院所谓中国人会把美国记者投进监狱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他说，他受到了“令人吃惊的关心……像对待婴儿一样”。他的新闻报道和大量图片没有遇到官方审查方面的麻烦。

不幸的是，没有几个美国人能读到基蒙德的观点。芝加哥的《太阳日报》早些时候转载了基蒙德在《环球邮报》上发表的部分文章。但出于安全考虑，《太阳日报》同时还写道：“芝加哥的著名人士也称赞这一系列报道”；仿佛唯恐被认为它承认红色中国，《太阳日报》删去了大部分最具洞察力的文章和日常生活的细节。美国新闻界是无法获取这些内容的，除非国务院允许记者去中国采访。

反右倾拉开序幕

尽管毛泽东曾认为共产党征服中国的群众基础是农民，但事实上，毛泽东的那些最早，也最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是具有献身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并肩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蒋冰之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她漂亮、热情，当年只有21岁，笔名丁玲。她被认为是中国最出色的剧作家和小说家。

1936年，丁玲到达红军所在地陕西省。她具备了几个有利条件：她在文学界的名气；丈夫被中央政府杀害；本人在国民党监狱里关押一年。这给毛泽东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立即委以重任，继而又写了一首诗赞美丁玲和她的新职务。这个新职务由于文学夸张而抬高了身价。毛泽东写道：“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957年8月中旬，年逾50的斯大林文学奖获得者丁玲和另一个著名作家陈企霞受到了中国作协的猛烈抨击，他们被冠以“右派”和妄图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体制的罪名。

按照毛泽东“百花齐放”的原则，丁玲和陈企霞显然属于冒头的毒草，所以修剪花草的大剪子现在忙个不停。两个月来，北京的电台一直在“点名”，播出那些谋反、叛乱、阴谋和反革命活动。据报道，福建省的一个反革命集团建立了一个完整的组织，包括地下旅、师、军。他们制订出抢劫粮仓和暗杀政府官员的详细计划。

北京声称，广东一起企图炸毁广汉铁路的阴谋流产，因为主要的破坏者改变了主意，向政府投降。“当时他身上带着1.5公斤炸药”。他向政府坦白说，他在香港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胁迫。人民委员会认为他的彻底坦白应得到奖赏：他们发给他一支自来水笔。在青海，告密者揭露了一个阴谋，这是“由知识分子领导、由资本家资助”的阴谋。他们计划推翻政权。北京的电台说，阴谋者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全民政府”。

6周来，毛泽东一直没在北京露面。同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一样，毛泽东每到夏季也要外出避暑，但今年他在外地逗留4周后仍没有返京的迹象，连“八一”建军节都没回北京。从8月下旬起，一些证据表明，毛泽东离开首都住在外地的真正原因是，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间就政策问题有了深刻而持久的争论。

在中共政治局内发生争论的证据就是“整风”运动的混乱状态。几次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起了不满。最初是毛泽东公布了“百花齐放”的方针。在不断推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注意到“布达佩斯事件”的影响，以及让知识分子有更多渠道发泄不满的必要性。然而，没等这些花朵长出枝芽，就被“整风”运动锄掉了。

毛泽东6月份离开北京，他去的第一站是上海。他在那里听取了科学家、教育家、作家和商人的意见。这次“整风”运动来势迅猛，甚至连毛泽东最喜欢的女诗人丁玲也面临被开除党籍的危险。在目前的争论中，毛泽东谈到劝说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使党密切联系群众；北京市市长彭真以异常激烈的语气发表讲话：“反右倾斗争是对与错、好与坏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还是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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