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9

1964年原子弹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周恩来出访斯里兰卡

对所有的外交官来说，锡兰（现斯里兰卡）的总理索罗门·班达拉奈克夫人是一个大麻烦，就是对红色中国的出访者周恩来也是一样。很明显，当周恩来的出访队伍于1964年2月底到达锡兰首都科伦坡时，他已经对这位第一夫人早有提防了。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也在随行团中，这是她第一次参加随行团。74岁的宋庆龄是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的姐姐，也是新中国的开国元勋。她在解放战争时期曾与她的家人分散，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便待在大陆。1951年宋庆龄荣获斯大林和平奖，目前默默无闻地住在上海。她兴高采烈地向科伦坡的欢迎队伍招手，并与周恩来一起参加了欢迎宴会以及接待仪式，与班达拉奈克夫人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但是，锡兰的这位总理仅仅对周恩来讲重要的话。作为一个自我设计的和平人士，她认为她必须劝周恩来几句，让中国赶紧与印度和解。而锡兰的报界则高兴地印出报道说，班达拉奈克夫人已经说服周恩来乘飞机去印度进行和平谈判了。但是周恩来是琢磨不透的，而印度也不喜欢这个想法。班达拉奈克夫人只得暂时放弃了想法，“就像是北京与莫斯科的争论，”她说，“恐怕我的能力有限。”

周恩来对班达拉奈克夫人发放救济品的要求倒是愿意考虑，锡兰的经济就像科伦坡拉特马拉纳机场迎接周恩来的地毯一样满目疮痍。自从去年锡兰将三个美国的石油公司国有化以后，美国就停止了对锡兰的援助，而最近班达拉奈克夫人也承认东德停止了对锡兰的援助。锡兰从红色中国那里得到了紧缺的机器与工业产品。而作为补偿，中国希望用锡兰的港口作为向非洲、欧洲以及南亚运输货物的转运中心。

中国人对锡兰东北海岸的特林克马力特别关注。西方外交官认为有一天特林克马力会成为理想的潜水艇基地。

毛泽东的战略立场

毛泽东恼怒于1960年苏联撤回了对中国的援助，以及美苏签订的禁止核武器试爆的协议。“苏联违背了条约，在24小时内撤回了所有技师并且带走了所有的图纸。”毛泽东说。他还斥责禁止核武器试爆条约是“背着我们的一个骗局”。毛泽东用了一个俗语来斥骂苏联和美国不该在“头上拉屎”。而正当他的年轻翻译不知如何解释时，毛泽东命令道：“继续，照直说，也许会吓着你们，但那是事实。”

毛泽东承认法国在核武器发展上要领先于中国，他承认得非常直率，因为他考虑到法国还没有对中国构成核战争的威胁。“我们也将会拥有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说，“这是力量的象征，但是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会使用它。”

毛泽东的火力大多是为美国留着的。他认为美国与苏联一样都是中国的敌人。他想知道如果中国的军事基地包围了美国的领土，美国将有何反应？至于台湾，毛泽东则很明白时间是由他掌握的。他说，蒋介石老了，而且既然红色中国为收复台湾已经等了15年了，那么再耐心地多等一会儿也没有关系。“如果美国从台湾撤军，我们甚至可以和美国做朋友。如果他们撤军，我们将用鲜花欢送。”

在其他事务上，毛泽东的立场也很明确。

法国在亚洲：法国可以重新恢复它在亚洲的影响。它结束了在亚洲的殖民地统治，而我们知道它仅仅是因为商业意愿希望重新回到亚洲。法国、意大利、德国、英国，如果它们不是美国的跟随者的话，也可以这样做，日本以及我们自己将成为第二世界。

查尔斯·戴高乐：戴高乐将军是一名战士，我也是一名战士。我在军队里待了12年。我希望你们中没有外交官，永远不要相信外交官，他们太狡猾。

南越：它将会在越南失败，就像国民党在大陆失败一样。我们是用美国人的武器来进行我们自己的革命的。美国给了蒋介石价值10.5亿美元的武器，结果这些武器到了谁手上？蒋介石都给了我们。在越南也一样。

赫鲁晓夫的狂傲

《纽约时报》的记者连续记录了中苏的这场纸上的吵架。1964年4月，赫鲁晓夫狂傲地说：“中国想告诉西方的工人们，你们挣那么多到底是为什么？你们知道你们置身于什么样的危险之中吗？你们在退化。”赫鲁晓夫向他的观众们喊道：“同志们，这样做是荒唐的，难道我们应该将我们的工业转为生产线吗，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勒得更紧？这样能激励人民前进吗？前进去哪里呢？难道是去坟墓吗？他们自己的人民想要什么呢——大米还是战争？我想应该是大米。”

赫鲁晓夫暗示道，中国人只是嫉妒苏联的富裕——他又补充道，而富裕正是革命所必需的，因为这可以鼓舞任何地方的工人。而且，如果中国有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只能怪罪他们自己“鲁莽的试验”。赫鲁晓夫回忆起1958年毛泽东怎样告诉他，中国准备建立农业公社，显然赫鲁晓夫依旧因为毛泽东没有向他咨询而深感不满。“他并不是询问我，”赫鲁晓夫说，“他是在告诉我，所以我当时说，‘这是你的事，你可以试试，但是我们很早以前也试过，可惜是以失败而告终’。”

像往常一样，赫鲁晓夫的演讲总要引用列宁的话作为论据；也同往常一样，毛泽东的回击中也引用了列宁的言论。迷惑不解的西方观众只是在揣测：“到底他们谁是真正的列宁主义，而那位先知到底说了哪些话？”

问题在于列宁在他几十本书、宣传册以及演讲精选中说过很多的话，足以为任何情况的任何一方作证。而且，他作为失去信心的流放者、作为苏联街头革命的组织者、作为一个政府的领导者，自然有各种不同的观点。这样，这场关于引用的争论不得不继续下去，直到赢的多数变成罗宋汤，但是这场争论的实质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和平共处：紧紧追随马克思的列宁相信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战争，而且“苏联与帝国主义肩并肩地存在是不可想象的，最终必须有一方取得胜利。而在这个结局来临之前，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间一系列的战争冲突是在所难免的”。列宁相信战争会带来大破坏，而这正是传播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他只是几次含糊地提到过和平共处，还是由于特殊原因——他曾经想使苏联避免介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革命：与马克思一样，列宁认为暴力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非常必要的。“那些反对武装起义的人，”他写道，“必须被作为敌人、叛徒以及懦夫被无情地剔除出去。”他把和平战胜资本主义的想法作为异端论断排除了，将之等同于令人痛恨社会改革的信念。就像马克思和列宁所看到的那样，这为工人们提供了临时的姑息手段，用减少他们痛苦的方式来延迟革命。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引用列宁的言语表明革命的时机总是成熟的，而“革命不能出口”，意思是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

国民主义：至少是为了发起革命，列宁将世界范围的革命事业放置于任何民族自身利益之上。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后他说：“所有这一切只是为了进行世界革命。”而另一方面，当白军攻入莫斯科以及彼得堡时，列宁突然变成了国民主义者，他号召俄国人起来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而斗争。

总之，毛泽东在辩论中占优势——至少从书本的观点来看是这样的。他切中要害地说：“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呆板的教条，只是适用于每个时代不同情况的一种方法。”

——例如在核时代，它便彻底地改变了战争的实质，仅仅是“拿出书本查找列宁说过什么”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做我们思考过的事情，勤奋研究生活，分析当前的形势。

中苏分裂对西方的意义

对于西方人来说，中苏分裂所带来的最后的问题是它预示着好还是坏。所有共产党之间的分歧说到底，都是各种失败的结果——不能达到某个目标而失败，不能够衡量现实而失败。而导致当前中苏争吵的一个失败是，苏联最近不能够在冷战中有所进步；另一个则是一个眼睁睁地事实：在革命后的40多年里，所有地方都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的生活标准。从这一点上来讲，西方国家完全可以从共产主义的分裂中得到勇气。

另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的方针是只能适用于当前共产主义阵营的战术上的变化的，这是具有更深层的意义。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管是哪个派系，都有着共同的目标——消灭资本主义；然而，虽然他们的宣言同以往一样真实，但是它并没有对当今的形势进行充分分析。共产主义所经历的转变也许在刚开始只是一些使共产主义更具魅力的战术，但是在结束时则具有了更深刻的意义——比如，南斯拉夫对自由企业的让步，意大利共产党对小商人的拥护。

赫鲁晓夫始于1956年的反斯大林主义运动的结果始终震撼着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而对专制统治苏联的回击“恢复斯大林主义”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回击只能通过暴力动乱来取得。于是，美国现在与新形式共产主义交易的想法被广泛接受。议员福尔布莱特将一个国家的内部共产主义（美国在这一点上没异议）和扩张主义的共产主义相区分。

不过，这样的区分也是有风险的。长年以来低估了共产主义分裂重要性的西方国家，现在它们也不应该高估它。无论如何，这种分裂也不会有像苏联和中国所描述的票面价值。中国并不像苏联所称的那样好战，而苏联自己也并不是那么地爱好和平。中国人攻击苏联与帝国主义者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的懦夫行径，他们冷笑着讨论在柏林企图进行核战争的也是苏联而不是中国。

分裂的故事充满了相似的悖论：仅仅在几年前，斯巴达式的中国曾经为经济自由主义而奋斗，而这种经济自由主义正是赫鲁晓夫现在推行的，而且当波兰1956年反抗莫斯科的时候，是推行强硬路线的中国提醒人们警惕赫鲁晓夫，后者正准备像惩罚匈牙利那样惩罚波兰。

作为一名共产主义者，赫鲁晓夫使人们想念他公正而且真正信仰和平共处。但是，最好想一想在3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当斯大林与可恶的国外社会主义分子穿过（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同可恶的资本主义并排作战的时候，他也是在实行和平共处方针。在德黑兰和雅尔塔，西方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而赫鲁晓夫某一天也会开出自己账单的可能性并不是不存在的。

显然，目前西方世界对分裂没有什么可怕的，而且也许还会有所得。但是，有一件事情必须确定，分裂永远不会解决西方国家自己的问题，也不会保持和平或是保证自由。毕竟，无论莫斯科和北京怎样来诠释它们的先知列宁，无论它们在列宁刨光了的大理石坟墓上写了些什么，列宁依然是那个曾说“我们都是契卡（俄肃反委员会）分子”的人。

帝国主义者旅游见闻

每个星期五的早晨，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20客机，航班号为750，都会从巴东部城市达卡起飞，飞往红色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起降非共产主义国家客机的大型机场——上海。这条航线已经开通了3个月，经济舱的往返票价为428美元。如此巨大的利润使得航空公司准备开辟第二条周次航班。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利用巴基斯坦的客机向西方工商界和旅游者打开了大门，最起码也是打开了一条令人心动的裂缝。

封闭的中国把吸引游客的促销广告发到了成千上万的旅行社。中国领事馆现在3天时间里就办好了外国游客的签证。其结果是使得世界各地的游客潮水般地结伴来到中国。当然美国除外（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不允许美国人入境中国）。

那些入境的游客只被允许参观那些事先准备过的地方。每天30美元，还不包括交通费，在官方导游的陪同下，沿着警卫路线参观了6座城市，包括北京。这些对中国怀着浓厚兴趣的游客参观了一些专门为他们选定的公社、学校和工厂。这类参观都带有宣传性。一位法国游客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道：“幼儿园的小孩都唱着歌来欢迎我们，那是多么令人陶醉啊！我当时想这是一首关于鸭子的歌，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所唱的东西听起来多多少少有一点像是‘丑陋的帝国主义者，回家去！’的意思。”

伦敦《每日邮报》的安格斯马克菲尔逊，是乘第一架巴航飞机进入中国的。他把新中国描绘成“一个幅员辽阔，到处都在开垦的巨大国土”。对于游客们来说，给他们最生动的印象就是清洁干净的城市面貌，这是北京政府的环卫清洁队，将每样东西都打扫得闪闪发光的结果。

厨房打扫得很干净，但却四壁空空，仍然靠卷心菜和大米维持生存。虽然大丰收已经结束了60年代初的饥荒，糖和面粉依旧实行配额制。但冰淇淋和蛋糕却数量充足，并且价格便宜。集贸市场的摊位上都堆着高高的大量的蔬菜、肉、鸡蛋和鱼。“中国并没有忘记怎样享用美食。”一位游客说。对于那些能付得起钱的人来说，他们并没有忘记如何烹调。曾经辉煌的北京菜已经出现了衰退，但那个用了6个星期在中国旅行了1万英里的法国电视评论员毛里斯维特仍然给了旅游饭店的饭菜两星级的评价。对于持有硬通货的游客来说，中国大城市的饭店既公平又便宜（带浴室的单人间为6美元）。大多数时间有热水。但是在冬天，中国南方的饭店缺少暖气，而北方却暖气过足，以至于客人不得不将窗户大大地敞开。但在夏天，只有广州的羊城饭店有空调，而且只在下午5点到晚上10点工作。别的饭店通常只提供电扇，但到了晚上则会切断电源。当然，服务是绝对优质的，而且非常诚实，游客们甚至都不用锁上房门。事实上，要丢东西几乎是不可能的。一位美国人对丢了一条在卡拉奇借的旅馆毛巾感到很苦恼，但在每次离开任何一个中国饭店时，却总能又重新换用新的毛巾，最后，他宣布，他要将这条毛巾带回卡拉奇。

除了众多的名胜古迹以外，西方游客还在中国发现了一种情绪低沉的气氛。清洁队不但扫干净了尘土，还赶走了鸟儿，因此使得中国变成了一个雷切尔森后来所说的那种巨大的无歌的原野。外界的新闻在这儿也听不到。一位单人游客说他感觉好像是坐着一艘没有收音机的轮船在大海上行驶一样。

大街上的中国人都是清一色的穿着，而且经常是成群结队，甚至连小孩也是三五个排成一排走。每天清早，北京电台都有15分钟的广播体操节目，这时候，中国人都拥进公园、公共广场或者自家的楼顶跟着锻炼。中国人对体育活动的热衷是如此强烈，一名游客说他看到过一位女医生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练习打太极拳，毫不顾忌周围那些关注的眼神。

夜生活实际上根本不存在。北京国际俱乐部的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戴着白手套的乐队指挥，指挥着管弦乐队演奏。另外，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沉闷的饭店酒吧，所提供的都是家庭式的酿造酒，包括一些劣质品牌的“威士忌”，这中间最著名的是一种俗称“二锅头”的北京的烈酒，西方人对这种酒口感感到强烈。共产党中国用明显的事实向心怀欲火、躁动不安的古巴代表们宣称，已经对妓女进行了再教育，使她们改行。一位痛苦的法国人说，曾经一度淫靡的上海已经几乎被完全“消毒”了。富丽堂皇的“大富豪”妓院被改建成了一个多用途的娱乐中心，有10部戏剧在独立的戏院里同时上演。

“我时常在想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法国的电视评论员维特说，“你能看见少男少女肩并肩地走在一起，但很少能看见他们互相挽着胳膊，更不可能有手拉手的情况。”一些游客更是不可能分辨男孩和女孩，他们全都梳着男式的发型，穿着高脖领的外套。一位巴基斯坦的游客说，为了不突出性别，女孩的胸部都被近乎残忍地掩盖起来。维特抱怨说：“我只见过女人的腿两次，而且都只看见了裤子下面的小腿。”

中国与苏联在布加勒斯特的较量

8月底，在布加勒斯特的局外人会有一种感觉，那就是整个共产国际仍然是一个快乐的大家庭，而不是像北京和莫斯科那样互相指责的情况。在一个沐浴着月光的湖边，14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显要人物聚集在一座带有节日气氛的条纹状图案的帆布帐篷下面，享用着鱼子酱，痛饮着罗马尼亚香槟和1944年红军解放这座城市时作为供品的甘美的葡萄酒。而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除了红色中国的副总理李先念、苏联主席米高扬以外，没有别人。

但是再看看，在他们之间的关键地方站着的是东道主齐奥塞斯库，他就像是在看打网球的慢动作一般保持着头部的转动。在近三个小时的时间里，这位罗马尼亚总统就像钟摆一样变换着他的注意力，15分钟的时间对着米高扬，15分钟的时间对着李先念，而这两个尊贵的客人显然互不搭理。没有任何事物能让这两位互相看上一眼，就算是一头乌发的共产主义影后、总统的女儿莉莎所做的种种努力也归于无效。

苏联和红色中国在布加勒斯特的表现给后来的追随者们上了一课。齐奥塞斯库一直在推动罗马尼亚脱离苏联的轨道，朝着他自己的国家主义目标迈进。这主要是因为他想继续罗马尼亚已经成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与西方进行贸易往来，不受莫斯科的干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罗马尼亚十分艰难地在苏中冷战之间保持着中立。这个巴尔干的小国（人口1880万）已经变成了共产主义集团中一个非常热情谦卑的国家。所以，莫斯科和北京一旦观察到罗马尼亚这个新的独立态度，毫无疑问会发生变化。

罗马尼亚人拒绝邀请四处游说的赫鲁晓夫参加这次会议，是因为担心他可能会博取众人的注意力并借此损害北京的利益。莫斯科要求用米高扬主席代替，并得到了罗马尼亚的同意。北京把它和这个连大多数中国人都不知晓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称颂为“传统”关系，并把一个不出名的国营农场改名为“中罗友谊人民公社”。

双方真正担心的是明年将要举行的由世界上90多个共产党国家参加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是由莫斯科发起的，却受到北京的反对。会议的表面目的是要解决各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其实是想要赢得对北京的斗争。莫斯科已经邀请了25个关键政党，其中包括逡巡不前的罗马尼亚，在12月提前召开一次策略会议。米高扬在布加勒斯特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了说服罗马尼亚参加。然而，他未能达到目的。

李先念副总理使出浑身解数为北京自己即将举行的反对莫斯科的首脑预备会议争取支持，也没有获得成功。它已经成功地把苏联挤出了另一次会议——这是由北京发起的明年3月由亚非“不结盟”国家参加的“第二次万隆会议”。

第二次万隆会议源自1955年的第一次万隆会议。而此番第二次万隆会议，不能与明年10月由中立集团举行的“贝尔格莱德会议”混淆，那次会议中国和苏联都不参加，“贝尔格莱德会议”也不能与这个月在马林这个铁托的狩猎山庄举行的南斯拉夫会议相混同。这次山庄会议是这一系列会议中最排他的。只有铁托和那个上周只摆头而不转向的罗马尼亚人齐奥塞斯库参加。记者报道的主题和他们首脑会议的主题一样：如何防止莫斯科和北京首脑预备会议的举行。

原子弹冲击波

这或许是历史上最令人期待的一次爆炸。多少年来，西方专家就预料中国人在不久以后会有惊人之举。现在，就在宣布赫鲁晓夫垮台不到一天的时间里，中国人完成了这一壮举。在新疆西部，喜马拉雅山北部沙漠里的一座铁塔上，中国人爆炸了一个简单的核装置。

14年的时间，20亿美元，将近两年时间以及共800名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资源都是中国经济摆脱崩溃边缘所急需的，但全部都用在了核试验上。西方学者相信这次爆炸是由钚引起的，爆炸当量只比19年前美国在广岛、长崎投下的20万吨原子弹小一点儿。

现在的红色中国一片喜气洋洋。北京电台立刻在第一时间用世界上所有主要语言，包括英语、盖丘亚语、斯瓦希里语向全世界宣告了这条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掌握原子“力量”的国家，并要求召开一个世界性的会议，“讨论完全禁止和销毁核武器”。北京宣称“中国掌握了原子弹技术对全世界革命人民来说是非常欢欣鼓舞的”。

美国则肯定没有这种精神状态。约翰逊总统称：“这次爆炸让我们考虑要重新设计我们自己的防卫计划和核力量。”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军事意义不能评价过高。大多数专家也相信北京会偃旗息鼓一段时间，在两年时间内可能不会进行另一次核试验。但结果呢？至少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像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的原子研究中心和法国的居里学院的科学家的叛变，使中国人知道了怎样继续进行科学实验。同时，由于有俄国在1950年（莫斯科和北京第一次出现分歧时）的援助，使中国也有了一套连接铀矿的公路网，至少四个核反应堆、一批苏联培训的技师和一套基础工业设施，这就足以制造出一颗小型原子弹所需要的绝大部分部件。但令人惋惜的是，中国缺乏铬和镍这两种制造原子反应堆的基本元素。

有中国问题高级专家指出，除非是碰到诸如干旱、水灾等需要用大量货币购买食物的情况，北京最多可以每年拿出500万美元进行各方面的核试验。按照这种比率，中国可以在5—10年内生产出30枚小到可以用飞机或导弹运载的核弹。但中国没有远程轰炸机和洲际导弹，而要拥有这样的空中运载力量（除非有外界的长期援助）则要用10到20年时间，花费100亿到200亿美元。

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爆炸原子弹的事实充满了焦虑和怀疑。日本提出了激烈的官方抗议；在联合国，印度大使说中国爆炸那个“小球”是对世界舆论的公然蔑视，并拒绝考虑中国要求召开一个关于核武器的最高级别会议的要求，“因为这显然是一种宣传手段”。

华盛顿和巴黎的外交官都害怕如果东南亚的共产主义游击队会错误地认为北京现在就能凭借其核力量与美国对抗，那最有可能马上出现的结果将会是一场更大的行动。

但出乎意料的是，红色中国能与华盛顿进行对抗——而且也能同莫斯科对抗——的这一天，现在已经日渐临近了。虽然现在就断言北京将会赢得与苏联斗争的胜利还为时过早，但这场斗争已经超越了意识形态领域，转入了经济和国家竞争的范畴，同时也涉及整个共产主义的未来前途问题。但当放射性的光芒在新疆的荒原弥漫时，毛泽东完全能够对他的核弹感到心满意足，同时还对他曾经的“论敌”赫鲁晓夫的突然去世感到轻松。

美国和苏联都尝到了进退两难的苦果：它们迟早要对中国的问题做出反应。

爆炸改变了中国的国际情势

当1964年10月，北京的核爆冲击波波及西方时，政治上的连锁反应仅仅是个开始。红色中国对这次原子弹爆炸的壮举进行了充分的宣传，向各国家首脑发送了消息，约翰逊总统敦促联合国召开了一次高层会议来讨论核裁军问题。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接受了这个要求，建议在明年某个可能的时候举行一次会议。美国国务院驳回了红色中国的建议，称它是“一个小儿科的提案”，因为它并没有提及任何有关的检查工作。美国方面说，如果中国人确实顾及所有这些情况的话，他们在任何时候都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但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是不可避免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即将成为核国家的共产主义中国能做些什么？

根据在新疆沙漠中的爆炸装置的最新情报显示，爆炸的威力要略高于美国预先的估计，而技术含量也远比估计的要完善。虽然中国可能需要15到20年来发展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导弹，但他们也许有能力在短短5年中制造出能够运送这些核弹的外部设备。

任何形式的运载系统，不管它多么的粗糙简陋，都能够极大地改变亚洲的战略平衡。事实上，这种平衡已经在开始改变。许多亚洲人都开始逐渐地坚定这样一个信念：共产主义将最终接管整个亚洲，动摇他们迄今为止坚定的反共产主义决心——这同时也使其他国家萌发了发展核力量的打算。归功于多半由美国提供的技术，十多个以上的国家——比如埃及、以色列、印度、日本、西德和墨西哥——拥有了能够生产铀和钚的反应堆。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估计，如果有5000万美元的投资，就可使一个国家在一年内建立起足够的钚产量，用来制造初级的核装置。约翰逊总统举了中国的例子说：“这会引诱别的国家干同样的蠢事。”

而在华盛顿，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质问国务卿迪恩·腊斯克，为什么美国不向台湾提供一颗“炸弹”，或者说摧毁北京还处于萌芽状态的核设施。腊斯克说：“我们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但最终决定放弃。”实际上，毫无疑问，这样的决定导致的不仅仅是发射一枚弹头或派遣一架轰炸机，而是要同中国开战——甚至是与苏联开战。

另一方面，一个正在盛传的说法声称必须设法使中国缓和软化下来，同时要恢复它某些形式的责任。一些人认为可以采用贸易的方式来进行，这种方式可以使他们变成“肥胖的共产主义者”，而且大概要比靠向任何一边要缺少一定的进攻性。英国工党上周宣布下月要与中国进行一次贸易活动，在北京举办一场工业展览会，这次展览是在保守党的领导下准备的，因为在英国，对华贸易是两党的共同利益。由于非常关注中国的核武器，日本早些时候在没有暗示的情况下，中断了它与北京之间迅速发展的双边贸易，价值达每年200万美元。不管这些贸易项目在表面上是否具有战略意义，都极大地限制了中国核计划的发展。

在联合国则有一种辩驳之音。柬埔寨见风使舵，急忙提出了一个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地位的解决办法，并建议把这一问题提交到即将召开的联大上进行讨论。这项提议受到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阿乐弗兰登的支持，巴黎支持戴高乐的报纸《国家》称北京的加入是必然的——所有人都认为让北京成为这个国家联合组织的成员可以改变它的一些政策。

国务院一位高级官员叫嚣道：“如果美国在空中进行一次核试验，联合国内就会充满了要把我们开除的叫嚣声，而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大家就要把他们请进联合国。这就是中国人的回报。”

周恩来参加苏联的庆典

1964年10月，当红色中国的总理接受了莫斯科关于参加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7周年的邀请时，共产主义两大集团减小它们之间的尴尬而显而易见的不体面分歧的企图日益明显，而这种分歧已变成了对赫鲁晓夫个人的偏见。在可预测的未来中消除分歧并不太可能，但是可以肯定，这种分歧在以后的日子里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其他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站在一起（除阿尔巴尼亚外），共产主义阵营的反赫鲁晓夫时代开始了。

夜幕降临时分，周恩来与他的6人随行团抵达了莫斯科谢列梅切沃机场。周恩来的随行人员中还有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在灯光的照耀下，周恩来的面部表情显得冷酷刚强。很明显，只有苏联的新二人政权的二分之一——一样表情冷峻的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向周恩来表示问候。虽然柯西金献上了鲜花，但是没有人以拥抱来欢迎周恩来。

第二天，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厅里人满为患，勃列日涅夫发表了演说，言语之间缺乏对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向往，他还极力建议为解决问题而召开世界共产主义政党会议。一直冷眼盯着勃列日涅夫的周恩来是听众中唯一没有鼓掌的人。赫鲁晓夫曾号召在12月15号召开此会议，但那时的目的是准备将中国驱逐出共产主义运动。由于勃列日涅夫、柯西金以及他们的同僚们是赫鲁晓夫主义的合法继承人，所以即使勃列日涅夫近乎献媚而不再挑衅，周恩来依旧不能爽快地答应召开会议。

虽然勃列日涅夫语调极为缓和，但是他依然坚守赫鲁晓夫主义的基本信条。他温和地赞扬共存反对“世界大战必然爆发”的言论；他主张中国拒绝签订禁止核试爆条约，并且一边要求苏联保持战备一边叫嚷要与美国建立友好关系。就像西方执行官或政治家允诺一切会变得有效或宣称他知道其原因一样，勃列日涅夫宣称他的目的是“坚决与官样文章和橱窗的服装做斗争”。他号召为了改变农业生产的落后状况要“充分利用物质动力”，指的是利益动力。勃列日涅夫宣布取消对私营农业的“无基础的限制”——“由农场主、工厂以及办公室人员耕种的自留地”——勃列日涅夫比赫鲁晓夫更清楚这些是限制苏联农业产量增加的主要障碍，而此次宣布也是对中国合作社的旁敲侧击。

勃列日涅夫对中国的唯一让步是允诺会支持中国收复台湾并且支持“亚非拉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便暗示着他有着比赫鲁晓夫的更为紧迫的需求。当勃列日涅夫警告说“不许对古巴采取行动”时，周恩来和卡斯特罗信徒——俄尼斯特哥瓦拉——热烈地鼓起了掌。谈到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阵营的联合时，勃列日涅夫说：“加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是有物质条件基础的。”

毛泽东领导的中国依然认为那样做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可怕背叛，在经济政策、民族竞争上，中国与苏联的深层分歧依旧存在。还没有迹象表明，北京政权愿意或是能够为了不发达国家的忠实而放弃与莫斯科的斗争。

随着原子弹的声势不断扩大，北京没有理由向莫斯科让步。早些时候，北京的《人民日报》再一次向“使革命的工人阶级失去斗志”的赫鲁晓夫和“现代修正主义”发出抨击。在北京催促苏联与中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时，毛泽东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信念。那么苏联到底会为弥补分裂做些什么呢？勃列日涅夫与柯西金同样面对着衰退的经济，他们没有能力再像1960年前那样用巨大的经济援助来使中国站在自己一边。他们很可能会提供象征性的技术支持，而且对西方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这也许会为苏联的新领导班子赢得中国人的好感。

采取这些措施的可能性都很小，所以高层领导聚集的周年庆祝会远远没有达到和解的效果。但是，会议上依然有争取团结的声音。毛泽东在向周年庆祝会发的电报中号召建立共产主义联盟，使帝国主义阵营不战而栗。至少，各国的共产党都不希望再回到赫鲁晓夫倒台前的那些满是讥讽和谩骂的日子里，共产党两派都可以从暂时的休战中得到好处。

美国人的议论和焦虑

美国再一次研究那个原子弹。现在北京被认为有能力在一年中制造好几个20千吨至30千吨级的原子弹装置，而且很可能已经具备了核分裂物质，可以在任何时候进行第二次核试爆。铀的供应量充足，制造氢弹的重要原料锂的供应量也很充足。

中国发射原子弹的速度将会比美国官员原先估计的快得多，后者估计中国需要5至10年的时间。美国在不到三周的时间内将在阿拉摩戈都的试爆结果用于广岛，如果中国人考虑用广岛的那种有2万吨爆破力的笨重原子弹（长10英尺，宽28英寸，重9000磅），他们很可能在6个月中就可以在周边发射原子弹。在北京，275架由苏联人制造的IL—28型轰炸机有足够的能力使原子弹击中600公里外的目标。

北京还拥有5架IL—18型喷气式运输机，足以运载15吨的装载量达4000公里之远。这样，1965年初最主要的亚洲城市——东京、马尼拉、新德里、曼谷、仰光以及其他城市——都会发现自己处于红色中国原子弹发射的范围之内。不仅如此，北京由52岁的钱学森领导的导弹研究项目也在进行之中。钱学森是加州科技大学的博士毕业生，而且是空气动力的专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钱曾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委员会火箭研究小组的组长。1950年，他由于企图离开加州回国而被捕。他最终在1955年被允许回国，之后立即在北京露面。他的导弹研究项目的进程并不很清楚，但据了解导弹的投掷范围已经在新疆的核试爆基地被划定。一些评论家相信无论原料镍和铬面临怎样的短缺，红色中国这个已经拥有由苏联设计的“面对面”火箭的国家将会在2至3年中研制出射程200公里的核动力导弹。

看到这一切的中国邻国为什么没有越来越担心呢？一位经验丰富的美国《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在香港说道：“它们的恐吓只会换来责难。”不管怎样，中国的邻国都会有这样的印象：经济落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制造原子弹的成功。在整个亚洲和非洲，各个国家都在为不同意美国进行原子弹试爆而争吵。而中国的原子弹研制成功使他们感到某种种族上的满足，毕竟又一个白人世界的垄断被打破了，有些说法认为印度和日本也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

美国、澳大利亚以及别的国家都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红色中国是否应该被它自己的原子弹制造中心所消灭？在还没有受到中国的侵害时，美国当然反对这一说法。姑且不谈苏联的反应，中国人自己就有可能进行反攻、侵略东南亚，进而使美国卷入一场大战中。无论如何，美国的专家像是认定了中国不会发射它的原子弹。

不管中国如何激烈地讨论援助策略或是解放战争，他们依旧采取谨慎的政策，比方说，他们会在金门以及马祖岛按兵不动，而且永远不会继续他们对印度的成功侵略。华盛顿认为，中国人明白而且也必须明白，他们一旦运用原子弹马上会引起美国的反应，美国很可能用毁灭中国各大城市和工业的方式进行报复。

另外，中国也不需要发射原子弹。北京政府拥有250万人的军队，以及1500万的预备军人、警察和民兵，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地面部队。在炮兵以及装甲师（装备有苏联的T—34型坦克）的支持下，目前这些部队分别部署在东北三省、北京周围、上海和广东的沿海地带、华南地区以及正对印度的西南地区。自今年年初，部队进行了小单位的强化训练。虽然他们的设备都是二战时期的过时品，他们的军需品面对现代空军也是不堪一击，但是如果中国人愿意，他们很有可能侵略任何一个邻国，至少也可以暂时性地占有。

美国人以为中国对美国几乎遍布整个太平洋的第七舰队和空军会有着起码的尊敬，但是错了。很显然，中国依旧公开进行它的革命，它一直以来做得很好。比起原子弹或者中国军队，这种革命才是对美国最基本的挑战，中国问题的关键又回到了攻击以前——即如何遏止北京对亚洲西方势力的缓慢侵蚀。

美国人试图了解中国

这些天在华盛顿，有许多人都在谈论“承认社会主义中国”以及“社会主义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只要中国不孤立它的邻国”，美国就会坚持反对这两种提议。虽然越来越多的联合国成员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但是华盛顿笃定至少在一年之内中国代表还不会加入联合国。一切都很顺利很健康。但问题是，在国会，在五角大楼，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所谓“承认社会主义中国”的问题，也没有人能够很好地处理对华政策或是“中国联合国代表”问题。

蒋介石败走麦城以后的15年来，美国并没有想极力忽略红色中国——当然朝鲜战争也残酷地证明了它的存在——但是美国一直在排斥、孤立中国。也许是美国确定没有别的选择，但事实是这种态度越来越令人难以忍耐。到目前为止，当今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重大、最紧急的外交问题，整个亚洲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的存在。

基本上，美国是用各种手段来避免或是延迟与红色中国的和解——军事援助、经济技术支持、金钱、说服——因为做出这样的选择对它自己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失败。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政策只不过是紧握不放，并且寄希望于国会的某个人会唤醒“红色中国的进化”。其想法是这样的：通过与外界世界的接触，中国会受到外界思想的控制，逐渐学会了负责任，像苏联那样对美好而和平的生活产生向往，最终会采取温和的措施。

美国人要想知道中国内部有何进展并不容易，北京缺乏公开的数据统计，他们甚至比苏联更加不可理喻；他们从世界的各码头上搜集航运业的记录，将其减少再重新整理为中国自己的生产数额，他们还以一个人在报纸上占有的报道行数的多少来判定这个人在公社的地位。除了美国人以外的大多数西方记者都被中国大陆所接受，但是数量极少而且要求极为严格，以至于所有的新闻都变成了半个世纪前的老朋友——“刚从内陆回来的游客”曾经一度成为主要来源。通过耐心使用各种装置以及其他的小把戏，新闻记者和情报专家终于对中国有了初步的了解，但是中国的一切像美国人面对“共产党式宣传”一样不可理解。

“这是一片如此广阔的土地，”《时代》香港分社报道说，“当雪花覆盖了一些地区时，另一些地区还在热带的潮湿与炎热中；这是一片地域分明的土地，成百上千万的人民不能理解另外成百上千万人民的方言；这片土地如此古老，以至于它的过去便是它可以触知的现在；而这片土地又是那么地现代，它的原子弹爆炸使全世界都震惊；它自己是如此自大又是如此地朴素，它是如此富饶又是如此贫穷。”

从经济上来说，红色中国依旧没有从“大跃进”中恢复过来，那是1958—1961年试图速成式工业化和合作化的“短跑运动”，其结果是经济的迅速倒退。国家依然能感觉到1960年撤走苏联专家的后果，那些专家不仅拿走了建筑图纸而且还以兄弟般的姿态蓄意破坏了他们留下来的机器。在中国北部，衣衫褴褛的人们依旧住在延安的窑洞里，那里曾是毛泽东和他的队伍在长征后住了好几年的地方。各种消费品少得可怜，而且贵得惊人；一辆自行车要花去城市中无技术工人半年的工资。

然而，中国依然取得了重大的进步。化肥、原油以及农业工具的生产量有所增长。为国家赚取大量外汇的纺织业得到了恢复，产量有希望在今后达到45亿米（大跃进前是50亿）。中国现在生产铁路钢轨、X光机、半导体收音机以及电脑。

中国最近的双向贸易总共有：香港3.1亿美元，日本2.5亿美元，澳大利亚2.2亿美元，加拿大1.5亿美元，马来西亚1.2亿美元，英国1亿美元，法国1亿美元，西德5620万美元，阿根廷550万美元，意大利384万美元，荷兰287万美元。

1964年11月在北京，英国经济部部长道格拉斯为英国价值308万美元的贸易博览会揭幕，230家参展商展出的商品从飞机仪器着陆系统到装有电动煤油引擎的火车机车，应有尽有。与北京做生意既有甜头也有苦楚，日本的商人们形容毛泽东的马克思理想主义者是无情的买卖约定者。更有甚者，共产党在每次会议前都要用令人惊讶的宣传演讲作为开始。而且每个星期三和星期六他们都有自己的思想学习，根本无法召开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