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

1965年美国人的越南战争

印尼退出联合国，出访北京

红色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为印度尼西亚退出联合国欢呼，那不仅仅是“高尚而且公平的革命举动”，“还是1965年的第一个惊天动地的春雷”，很明显，言下之意是第二个春雷将不会远了。现在，它来了。总理周恩来提出创建一个新的联合国——一个“革命的”。据推测，由亚非国家组成，摆脱“美帝国主义的控制”。

这个场合是北京宴请印度尼西亚外交部长苏班达瑞率领的代表团，周恩来表现出对任何国际组织形式的藐视。中国，他带着无比的嘲讽说，想与那个把自己称为联合国的上演一出对手戏。为什么美国被允许演出它自己的戏，然而我们不能？

毫无疑问，如果允许红色中国替代国民党的角色，它仍然急于把握机会加入现在的联合国。暂时还没有一个联合国成员，无论亚非还是其他国家，注意北京的挑战，甚至是像铁托和纳塞尔的“中立者”也反对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游戏。联合国大会更多的兴趣是在解决联合国持续的经济危机。几天之后，苏班达瑞同意接受北京1亿美元的援助，“军事经验”——毛泽东游击战争的教材。一份联合公报也攻击一个未署名国家“极力阻止”将在阿尔及利亚举行的国际亚非会谈会上北京会极力宣传它的“联合国提案”。

那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北京—雅加达轴心，这产生了许多令东方和西方都困扰的问题，苏联人已经在武器上投资了10亿美元援助印度尼西亚，结果发现苏加诺转投北京阵营。一位深思熟虑的联合国外交官感到很疑惑，如果像柬埔寨、马里这些反西方国家或少数几个其他国家最终都不被北京的联合国诱惑，如果实际上那不可能真正得到实现，那该如何？

美国人要去“拯救”越南

当美国飞机开始攻入北越时，所有共产主义国家最吃惊的是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他正坐在河内，与北越的胡志明在开玩笑，谈论可能的苏联军事援助，那时——呼——炸弹在仅仅250里的远处爆炸了。柯西金必须做出行动，他要把共产主义集团关系的整个问题变成尖锐焦点。

莫斯科可能放弃“和平共处”的科尔舒维恩线路，并且支持北京引发的“持久性战争”吗？苏联人能真正被引诱加入亚洲的战斗——尤其是他的亚洲竞争对手正蚕食他自己的边境？柯西金处在尴尬的境地，他不得不竭尽所能，为了在光滑的斜坡上刹住。但是决心阻止苏联陷入危险境地，苏联领导人缓缓向前滑行。

匆匆缔结一项向河内的胡志明运送武器的适当协议后，柯西金搭乘专机直飞北京。在机场，他受到了7个持花少女和红色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热烈欢迎。更奇怪的是，自从1959年再也没有与苏联领导人说过话的毛泽东，正坐在人民大会堂等待。在两个半小时的秘密会议期间，柯西金与毛泽东无疑进行了争辩。新中国的新闻发言人甚至出版了他们的相片表明严重性和他们相互的不喜欢。

尽管柯西金计划由北京直接飞回去，然而他却突然改变了航线，向北朝鲜飞去——一个苏联总理从来没有访问过的地方，虽然十分匆忙，北朝鲜的金日成还是铺了红地毯欢迎意外的客人：当柯西金抵达平壤机场时，疯狂的人群挥舞着苏联国旗，喊着“万岁”。金日成，北京阵线的斯大林主义者，从前粗暴地拒绝了莫斯科的邀请，热情地拥抱了阿列克谢。我们认为两国之间的和睦和团结是至关重要的，他说，当然，自从苏联鲁莽地决定削减北朝鲜的飞机油料和机器备件的供应，北朝鲜的800架米格战斗机和国家的少数飞机实际上一直在艰难的条件下飞行。

柯西金没有公开许诺援助，但是当他赞成金日成“帝国主义的挑衅”把所有共产主义国家联系得更密切时，触及到了困难的主题。金日成接着又直率地说亚洲的共产主义国家是“一致希望支持越南英雄的人民”，似乎要告诉西方，柯西金起了作用，莫斯科消灭了关于苏联对美国在越南的行动感到“愤怒和担心”的谣言，而且甚至提高了莫斯科会派苏联飞行员驾驶送给河内的飞机的可能性。

似乎柯西金的旅行——即兴的——得到报偿，在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建立了一个脆弱的、临时的、表面上的团结，但是他们对莫斯科与北京在基本意识形态上不和的事件上，没有做什么。无论是北越的胡志明，还是北朝鲜的金日成都没有显出任何迹象想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三日“团结”会议。还有毛泽东，尽管看起来是伙伴当然仍旧反对新苏联领导人的思想。

然而，莫斯科和北京在需要增长对北越的军事援助上看法完全一致，可能北朝鲜也一样，似乎很确定，共产主义基础的深深裂缝，在这迫在眉睫时刻，并没有焊接合拢。就像一个分析家说的：当浓烟和微笑消散的时候，我们将发现中国和苏联仍然在它们以前的地方。

发生的刺耳的好战的噪声，打算勾起美国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穿过鸭绿江那天的回忆，“在朝鲜战争那次你已经被教训了一顿，”在向美国发射的异常的英语广播中，北京电视台说，“你想把这个教训在印度支那重来一次吗？”

如果红色中国用行动实现它的话，他们使用的武器将是250万的步兵。中国，当然没什么对付美国空中及海上的优势，中国最大的军舰是一艘陈年的驱逐舰，现停泊在上海港作为训练舰。飞机的数量是——2900架——红色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三大空军部队，但是那在战斗中不会坚持太久，因为这些飞机大部分都是俄国淘汰的，而且空军部队受到了油料和机器配件私有制的妨碍。至于核潜力，上次投弹北京引爆了一枚原始装置，并且准备进行下一次爆炸试验。但是成为一个尖端武器——和它的运送方法——是几年后的可能。最好的估计表明中国有35个野战军，每个大约4万人，分成4个师。中国步兵是以一种简单式样的小型冲锋枪装备，这种枪射击有很高的速率，但是准确度非常差，它通常就像一个仔细挑选的应征士兵。

当中国的武装部队部署完毕，集中的重点——大约6支军队——是针对台湾。4支部队部署在北朝鲜边境一线，另外几支分布在满洲和内蒙古一带。3支驻扎在西藏，在中国南部的军队达到了7支——一支保卫易受攻击的海南岛，一支驻扎在多山的云南省，还有3支部署在北越边境，另外2支安排在广东省。

军队士气相信是高涨的，近几年，更多的新兵是来自城市而不是农村，因为城市的年轻人要比农村的更有文化，从而能更快地掌握卡车、交换机、雷达等其他即使是一个半现代化的军队也必需的装置，这是有计划性的冒险，因为城市里的年轻人同农村的孩子相比，没那么容易受纪律的管教和约束。在后方，中国有1200万的民兵，其中部分是经过训练，有经验退役的善战的战士。其他一些是已经服役一段时间的战士，接着回到了家里或者工厂。既然每年大约有50万军人复员，所以中国的民兵总有很好的补充。

在越盟与法国浴血奋战时，红色中国建造了一条直达北越的公路铁路网。从那时起，中国的蓝领劳动者就一直在艰苦工作，修建连接云南和老挝的公路。在这些线路的帮助下，红色中国巨人相信——有足够的流动性，可能运送12个方面军——大约12万人——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从中国到河内。

《时代》周刊的香港记者发回的报道表明，几天前，香港的英国驻军全面戒备，而且警察的休假也取消了。总督大卫·特兰西通过电视和电台呼吁保持冷静。股市下跌。英国殖民地正面临着一场危机，但是与南越逐步升级的战争毫无关系。这是由于部分香港中资银行被挤兑存款而引起的。

占香港人口80%的中国人，有不相信银行的传统。他们宁愿把储蓄用珠宝的形式保存在保险箱里，或换成金子藏在床板底下，或者镶在牙上，然而，当香港成为亚洲的贸易和金融中心，有英国全力支持长期稳定的货币，这种怀疑减少了。上一年，殖民地80家银行存款达到了10亿美元。

当中国的新年到来，总是大采购的时间，产生了比平时更多的现金需求的时候，这种信心动摇了。由于不能满足意料之外的需求，两家小银行明达克和广东信仁面对喧闹的储户不得不关门。由于关门消息的蔓延，恐慌的商店和办公室的工人放弃了他们的工作，加入了银行门外长达500码的长龙，成千上万的人通宵睡在人行道上，目的是保持他们在长龙中的位置。

很奇怪，没有一家红色中国所有的银行受到影响。一个谣传是北京的特务导致了这次的恐慌。广播中港督指出，问题不是由于香港经济衰退，而是香港本地纸币短缺。为了应付挤兑，政府从英格兰银行包机运送了价值500万英镑的1英镑纸币投入流通，规定了一天限定的提款额度是17.5美元。有了不久前伦敦运来的又一笔3500万英镑的纸币投放流通后，挤兑在周末被平息了。为了突出它的偿付能力和使顾客冷静，一家中国银行运用了心理学：把一堆金条摆在柜台上给所有人看。

傲慢的美国人的战争分析

在北京的故宫，那里曾经是中国历代皇帝的住所，现在作为红色领导人的指挥部，走出了一位戴着墨镜不怒自威的男子汉。他就是陈毅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同时也是毛泽东的代言人。“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陈毅在苏联大使馆的一次演讲中宣称。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只有在反对美国及其帮凶的具体行动中，中苏联盟才能得到考验的锻炼。

在去尼泊尔大使馆的途中，陈毅甚至变得更加激动，“一派胡言！”当被问及关于美国强烈要求共产党游击队停止攻击南越的问题时，陈毅高声回击。“只要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武力还存在着，”陈毅预言，“印度支那就不会有和平的。”接着，陈毅告诉一个瑞士新闻工作者：“在北越遭受攻击时，中国人民绝不会袖手旁观，中国与北越是唇齿相依的关系。”

在那个直白的比喻中，陈毅忘记说明谁是牙齿，谁是嘴唇。然而，北京的朋友们提供了大量的嘴唇般的服务。从雅加达（印度尼西亚的首都）到加拉斯加（委内瑞拉的首都），一些“学生”砸碎了美国使馆的窗户，焚烧汽车，撕毁美国国旗，丢掷墨水瓶，并且为列侬·约翰的鲜血痛哭。

经过11天的亚洲巡回访问回到莫斯科后，苏维埃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至少得到了北京阵线的回应。他许诺会拨款对北越进行军事援助，而且他的宣传机器预言除非“美帝国主义”从印度支那撤军，否则会有可怕的后果。至少在表面上，分裂的共产主义巨人正在变得统一。

甚至在瘫痪的联合国联合大会上，北京的伙伴们正忙于在休会前制造最后的一点混乱。在柬埔寨，很久以前就认为红色中国在亚洲必然会胜利的国家首脑西哈努克亲王，正在召集一个印度支那人民会议。会上，很多这个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和支持共产主义的团体都坚决要求美国“侵略者”撤军。戴高乐去信对西哈努克的方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关于东南亚的中立，他的外交部长马里斯·考夫·戴爱维拉正在华盛顿推行法国式路线。

南越，它的情绪一直摇摆在微弱的一丝乐观和滑稽之间。美国报复性的空袭提高了西贡的士气，他们认为针锋相对的回击，而不是持续的美国压力，会产生取得某种政治稳定的希望。但是，当一个新的人民政府试图在事务上自主时，军队就策划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和反军事政变（见南越）。从军事方面来讲，情况略微好一些。越共很安静，大概他们在美国于2月7日和11日的袭击之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并且他们也对上周的大部分时间赢得的大幅度领先感到疲惫。他们损失了795人，多于以前的任何一个时期，同时也夺走了37名美国人和290名南越人的生命。

但是超越西贡的政治活动，超越令人极度痛苦的游击战争，超越进一步对北越空袭的问题，隐隐呈现了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与红色中国的对抗。毛泽东自称在这件事情上根本不紧张，“美国将会疲劳的，”他最近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讲，“他们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耐心的。”

也许不，但是那就是面临的斗争：一场卷入了亚洲力量平衡的耐性、意志和力量的考验。

毫无疑问，北京方面有两个方向的目标：1.把美国从亚洲大陆赶走，最终赶出整个亚洲；2.重建如18世纪清朝统治下的边境。

那么中国的边境会深深穿过现有的版图，向西北超越黑龙江向北面扩展，中国包围了蒙古、韩国和台湾。在南面，中国可以进行其他彻底的控制性贸易，以至于贡物都是无关紧要的，所有的一切使中国人备受憎恨，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个地区却受到尊敬。

从那时候开始，历史便不再受到中国人的优待。首先是欧洲殖民势力，接着是“二战”早期的日本侵略者，最后是美国——1961年接受傲慢的法国的责任，却拒绝接受中国控制印度支那的命脉。南越、马来西亚和泰国，又在中国影响的领域重新提出一些凸点。

因而，南越战争可以归结到以下的基本问题：美国及其同盟能保持在亚洲边境的立足点吗？或者它们最终必须在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压力下让步吗？从某种方面来讲，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就是可笑的，因为西方这一边是压倒性的强者。

美国及其同盟在西太平洋环绕中国部署了高机动性、重武装的局势力量。美国第七舰队的航空母舰、巡洋舰和攻击驱逐舰巡航在从日本北部皑皑白雪的千岛群岛到波涛汹涌的南中国海的亚洲的突出部分。三部北极星飞弹装置到舰队，增加了一个可以携48枚飞弹的核弹头，飞行距离达1500英里，从而把航空母舰从战略责任中解放出来，并且允许它支持南越的作战。

美国的空中力量保持在32个作战中队的攻击机，副队在从日本到菲律宾一线，并且在关岛还有战略空军司令部的2个中队B—52轰炸机随时待命。空军的运输机能够在24小时之内从冲绳岛或者夏威夷运送相当多的部队到达泰国。自从1962年的老挝政治危机开始，就有大批美国海军涌入泰国。美国人和泰国人一直在忙于建造一个永久性军事基地，在亚洲其他地方都放弃时，它将使泰国成为最后一个据点。他们已经建成了3个1万英尺的简易全天候喷气机机场，武器和弹药需要供给驻扎在农村的美军们一个旅的部队。美国还在泰国人中间推行他们的心理战，美国新闻处和泰国流动信息队生产流行的摩拉摩式样的电影，带有西方的宣传信息，通过摩拉摩演员们演唱的情歌来潜移默化。

东南亚之外，1500人的海军陆战队预备军不断被运上船，一部分在两栖登陆舰，一部分在航空母舰上，除了它自己22.2万人的兵力外，如果真的在这个半岛进行威胁，美国也可以把南韩55万人军队的担保算进去。南韩的军队最近已经装备了美国的最新式的武器：鹰式防空导弹、F—5超音速“自由战士”，还有175毫米的火炮，它比北朝鲜所拥有的任何武器都具有更严重、更广泛的破坏力。真正决战的时候还会解放出蒋介石的60万良好装备、纪律严明的部队。为防万一，美国也可能会调集东南亚条约组织同盟国菲律宾的4万军队。

在东南亚的远处，英国已经加强军队来对付倾向北京的印度尼西亚总理苏加诺，他威胁要“打败马来西亚”。7万英国及英联邦的军队包括有50艘皇家海军战舰和250架轰炸机，也许不会直接参与中美之战，但是他们会用于防卫左翼的袭击。

中国能提供什么答案呢？重要是数量。北京必须依靠它250万之众的强大步兵，还有1.2亿民兵的支持。

在常规战和游击战中得到很好训练的中国步兵，是由中国造的自动武器简单装备的——而且是俄罗斯人在“二战”中使用的Vent—barrel冲锋枪的复制品。它的主要武器装备是轻中型迫击炮、火箭筒式火箭发射器、无后坐力步枪和世界上最好的火炮。装甲运输部队方面，毛泽东百万军队的装备极其简陋。大约有4000辆俄制T—34坦克仍在服役，虽然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这种坦克是一级的装甲部队，但是现在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装备在东南亚的战争中没有什么用处，就像在上蜡的地板上弄皱地毯一样有推动的作用。

虽然中国空军在数量上排在世界第三位（居美国和苏联之后），但是它的2900架飞机大部分是过时的米格—15和米格—17。

西方专家预言中国将在不久后开始生产由自己研制的一种新的、先进的米格—吉19和米格—吉21喷气机，但产量很少并且很慢。轰炸机方面，中国有数量为300架的俄制2L—28型喷气机，但是这些飞机不能做超音速飞行，因此能很容易被美国的空中防御系统捕捉到。中国海军仅仅是一个海岸性防卫的部队，虽然它有28艘潜水艇——只能对美国第七舰队造成惊奇的一击——造成不了任何损害。假设，中国可以从韩国到印度6个地方，在同一时间开战来分散西方的军人，但是同时也要承担庞大的后勤问题和其他弱点，因此大部分军事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发动一场多线作战的战争。

总而言之，美国还是害怕与中国庞大的军队进行地面纠缠，美国的军事优势是空军和海军的力量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毛泽东似乎决定避免任何这样的环境。为了更多地说明，一篇发表在《中国日报》的社论问：到底什么是空中及海上优势：即便是12艘航空母舰部署在这个地区，那么仅仅意味着多了12个机场，既然越南战争的结果必须在地面上解决，他们能做什么？

美国人的如意算盘

面对这个复杂的敌人，美国的选择是什么？尽管查尔斯·戴高乐相信中国和美国是困在一场无情斗争中的一对坚强的巨人，但是实际的行动都是多变和无常的。

美国从南越撤军必然致使整个印度支那处于北京的势力范围。美国或许转而寻求泰国的支持，并且与勇敢的泰国人一起，依靠美国海上的力量，在那里停下进行反击，但是这一切需要泰国愿意以性命为赌注押在美国的决心和技术上。

在美国放弃越南后，没有人愿意下这个赌注，从短期来看，撤军将会大大损坏美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反共主义盟友的可信度——在曼谷、汉城、马尼拉和其他地方。那将会使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完全处于中国的保护下，马来西亚将会利用这次势力重新组合的压力，把英国逼进一个狭窄、险恶的处境。很多专家认为，俄国与美国一样全部为这次改变而感到遗憾，因为它会大大加强北京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领导的意图。

协商中立将仅仅是拖延完全撤军的影响。现在，那里会协商什么？美国不得不坚持保留一个非共产主义的南越，这仅仅有可能通过以下方式获取：1）直接的国际控制，这是几乎不可能获得的；2）在未来的南越政府中将共产主义排斥在外，但是现在无论是越共或者是在河内和北京的老师也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样的条件，因而任何中立方案都可能迟早把印度支那送到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下。

针锋相对的反应，反对北越共产主义国家和中间区域可以把越共和河内控制在一定区域，但是实际上打击北越的政策会使越共在形势变得险恶时，把主动权交到共产党的手里。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保持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通过它自己当然没有能力改变游击战的方针，而通过一种真正强有力的手段促使美国保持中立。部分在亚洲的美国高级军事专家认为，美国是时候该采用针锋相对的政策了。

慎重的反应，目的在于对北越进行足够的打击，使其放弃支持在南部共产党的游击战，会有很好的成果，这将需要美国更多地：1）随意地进行袭击；2）在主要目标，虽然也许还达不到河内，在两方面对越共进行重重的强硬打击会卓有成效，这会要求将近10∶1的军队比例，如同英国在马来西亚同共产主义进行战斗一样，因而在南越需要更多的美国地面部队。根据情报表明，如果美国军队在南越参战，中国不会派兵参加战争，尽管北越22.5万人训练有素的军队可能出动。美国的空中以海上力量能有效地封锁战线入口，给予北越军队迎头痛击，另外轰炸河内的威胁——还有河内一线的很难建成的国家工业企业——会使北越不敢进犯。

进攻北越，通过轰炸包括河内所有主要目标，加上可能派出的美国地面军队，将有可能使中国也卷入进来，即使仅仅是面子原因，苏联也会进一步援助。不过，某些美国军人觉得同美国在南韩的情况相比，在南越他们更有机会可以取得胜利，并且他们赞成这样的方案，也是唯一的方案，就是对共产主义进行重重打击，使他们接受一项美国可以容忍的国际协议。

轰炸中国，和他们新生的核工业中心，这听起来很诱人，但现在被严肃的政策制定者和专家否决了。无论说什么都是有助于“忘记现在与中国开战”的，在中国有核反击能力前，这样先发制人的战争大大违反了美国人的道义。除此之外，尽管苏联与中国有矛盾，也几乎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变化，结果导致全面战争爆发。

放弃无论是带走全部的军队或者是通过撤军都不是美国在亚洲进退两难处境的方案，没人愿意卷进可能对美国有效的不同选择的冒险中，但是为了维持在东南亚的地位，最终也许在整个亚洲，美国不得不冒着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小心而且是精心计算的，但仍旧是在冒险。美国抓住西柏林不放，还有从古巴驱逐出苏维埃导弹，都是通过一个精心计算的同苏联发生战争的冒险，除了一场完全的大屠杀外，那也将会摧毁美国的城市。毕竟中国比美国更能承受战争的损失，只要美国能造出除了面对真正的敌人之外没有任何作用的效果——不论是军事上还是外交上——中国就只能不采取任何行动等待时机。

15年来美国对中国的主要立场就是一直都不承认红色政权，而现在也没有任何原因改变它的立场。不承认政策是不可取代的政策，自从韩战以来，美国实际上就已经发展了一个中国神话，神话一边认为中国是无情、残忍、无所不在、疯狂的战士，他们在“人海”进攻中视死如归；另一边也认为像西方已学会共处的苏联及其附属国一样，中国共产党终有一天将会变得更温和，更通情达理，他们会添加可行的经济和政治组织，尽管欧洲的共产主义与亚洲的种类大大不同，亚洲迫在眉睫的危险是未发展的政治不稳定区域，那里人满为患。

西方当然不能通过一种运动的方式把资本主义和民主强加于亚洲，但是它可以建立自由经济和自由社会，即使是要向社会主义分子做出让步。马来西亚和泰国是西藏和缅甸可行且充满希望的替代品。同时，美国必须抓住东南亚，抓紧，再抓紧。有效的语言是耐心，实质上，耐心是在整个亚洲行之有效的语言。

第二次原子弹爆炸

《纽约时报》的报道似乎想表明，原子弹爆炸这件事提前近3个月就已经被预测到了。并且，在过去的两周里，美国地震学家一直在关注地面的情况，希望能够抓住一些微小的震动。高空飞行的U—2侦察机也新安装了辐射性微尘空气收集器，在亚洲一带待命，随时准备出发。接着，正如所预料的那样，另一团蘑菇云在中国西部荒无人烟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罗布泊上空缓缓升起，直达云霄。

第二次核爆炸的当量比7个月前的那一次要大一点，至少达到2万吨，粗略估计，与在日本广岛投下的那枚原子弹产生的破坏力相当。但是，要等到对这次爆炸之后慢慢扩散的辐射性微尘的分析结果出来，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一结果可以显示出中国政府是否已经把自己现有的核能力又向前推进了一步。

不管怎样，这次爆炸很难给人惊奇的感觉，或者说，让人害怕。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说：“我现在并没有看到一种直接的核战争威胁。”克里姆林宫当时的客人——印度前首相拉尔·伯哈德·夏斯特里比他显得更为漠不关心，“我们很早以前就已经预料到这次爆炸了”，夏斯特里评论道。（甚至）在这次爆炸前，北京政府就已经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在越南的“帝国主义威胁”连续不断地发起攻击，摆出一副好斗的姿态。在一篇题为“红色旗帜”的社论中，美国与苏联被划分为同样凶残的敌人，总参谋长罗瑞卿把林登·约翰逊形容成一个“比希特勒还要阴险可怕”的人。同时，他还把矛头的另一端指向苏联，原因是苏联不愿过多地卷入东南亚事务。“不论是谁，如果想通过牺牲别人的利益满足他自己的野心，”罗瑞卿写道，“毫无疑问，其结果都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为了响应罗瑞卿总参谋长的号召，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通过了一项宣言，动员了国内2亿多民兵（其中包括女民兵）开始进行严格的训练，大陆的新闻机构也开始大肆渲染有关“云南边界部队热火朝天地练兵”的情况，以及男男女女身着蓝色工作服、肩扛步枪在北京街头激昂地前进的情景。

北京一家幻灯片制造厂甚至修改了他们的装配线，把凡是“美国”的字样都改成了“侵略者”。并且有消息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铁路运输已经因拥挤而陷入混乱——可能是因为向东南亚边境运送部队和军需品所致——当然，也有可能是中国方面自己设计出这样一种局面。同西方一样，北京政府同样了解心理战的价值。但是，如果中国政府在这种时候要与美国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地面战，那他们就太天真了。一位亚洲事务专家这样说过：“与美国进行地面战，中国没有任何优势；他们已经从越战中获得了他们可能得到的一切利益，这种利益是不带风险的。”如果中国要想把在罗布泊那两万吨当量的爆炸威力用在世界上任何一个目标，实现它的战略企图，至少还要等上5年。

美国人停止对台援助

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却有着艰难、丑恶的历史。台湾，这个山脉纵横的岛屿被日本占领了50年，受尽了蹂躏与摧残，即便在1945年中国恢复了对它的统治之后，台湾人的生活也没有多大起色。1950年，台湾经历了历史上的最低潮，那就是蒋介石撤出共产党控制下的中国大陆，带着50万残兵败将和200万难民登上了台湾岛，把这个不幸的地方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经历了流血混战之后，新来者与500万当地居民在一种不稳定的休战状态下共同定居下来。而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以惊人之势试图跨过115里宽的海面攻向台湾。也就在那时，杜鲁门总统提醒国共双方，美国既不会阻止共产党攻打台湾，也不会继续援助蒋介石。

但由于中国入朝参战，美国的对台政策突然来了个大转变。援助物资与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输入这个被包围的岛屿，使它能抵挡得住外来侵略，恢复经济并实现现代化及发展贸易。美国也因此给予在台的蒋介石政府2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外加15亿美元的经济支持。

一项土地改革计划比农业生产率翻一番还有效。而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资源被投入到工业生产中去。这些进步使今天的台湾可以称得上是亚洲生活水平第二高的地方（1965年，仅次于日本）。尽管3/4的国家预算被用在了国防方面，自1960年起，台湾得到了4200多万美元的外国投资，而台湾岛上廉价、熟练的劳动力也吸引了从威斯汀豪斯到温彻斯特的一大批美国公司。1963年，台湾实现了历史上第一次收支平衡。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直到前几天（1965年6月）华盛顿宣布中止对台湾的援助为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实际上一直都在用美国人的钱。而且，此次中断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将标志着美国对任何不发达国家进行的一切援助方案有史以来第一次实现了它的最终目标——使美国自己从这团麻烦中摆脱出来。

李宗仁回大陆

面对一位悔过的罪人，没有人比中国总理周恩来更感到高兴——尤其当他是一位从西方国家回国的重要人物时。为了表达他的喜悦之情，周恩来总理特意安排党内宣传机构在1965年7月全力以赴为74岁的李宗仁先生举办了一场招待会。李宗仁是民族主义政党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阶段担任过中国的代总统，他也是东西方对抗游戏中北京政府迄今为止最大的胜利。

美联社用详细的报道向美国读者介绍了创造这一新闻的人物。李宗仁在20世纪20—30年代期间担任广西军阀，为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曾组织过一个由民族主义者和共产党人组成的地方联合阵线政府。在1938年的台儿庄战役中，他也曾指挥他的军队取得了对日本的第一次重要胜利。这次胜利当时曾给绝望中的中国人带来了一丝希望。1948年，内战蔓延之际，李宗仁打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颇具西方风格的政治战争，并察觉出蒋总统对于副总统宝座的最佳人选；数月之后，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有机会与共产党共同寻求和平。这样，中国革命才迎来了最后的胜利。

长期以来，李宗仁都对蒋介石政府持批评态度。在民族政府最后崩溃之际，他没有跟随蒋介石去台湾避难，而是自己去了美国。1965年6月，李宗仁卖掉了他在新泽西州的房子，并告知朋友他要前往瑞士，陪伴刚刚经过癌症手术并处于恢复期的妻子。他先去了瑞士——这一点确是事实——然后他就开始了向东的历程。在北京首都机场，他宣布要与“罪恶的过去”断绝关系，并劝告那些仍然滞留台湾的同僚旧友“回到祖国的怀抱，创造一个新的联合阵线”——但这一次的目的则是为了抵御美国“贪婪的野心”。

李宗仁的这次回国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已经到家了，经过了这么多年流离失所的日子之后，我又回家了。”

1965年的法国访客

“人们乐于牺牲并非出于个人利益，而是或清醒或盲目地为了捍卫他们的尊严：就如同基督教对于奴隶，国家对于公民一样，共产主义对于工人而言无比神圣。”

安德烈·马尔罗的性格就是这样铸就的，并且在他20年代的作品中有明显的反映。他在20年代的广州待了两年，是当时尚与共产党联盟的国民党主管宣传的代表。1965年8月初，马尔罗作为中共领导人的客人40年来第一次重回中国。正是中国共产党完成他年轻时曾为之工作过的革命事业。但是，由于个人主义过于突出，他一直未能加入共产党。马尔罗对于共产主义的觉醒来自“苏德协定”的签署，从那时起，他就投入到另一种更为狭隘的主义——“戴高乐主义”。

马尔罗的故地重游只不过是为他充当信使的任务掩人耳目。表面上，他离开“法国文化事务部”的办公室是遵照医嘱进行长距离的海上航行以便彻底放松。而他登上汽船“勒兰·伯尔德吉”号，目的地原是日本，却在新加坡下了船改坐飞机到达香港。接下来就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他来到广州，参观了黄埔军校，那是他1925—1926年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离开广州后，马尔罗在北京花了4天的时间，马不停蹄地逛古玩店，游览故宫和颐和园。他还同中国外交部长陈毅进行了3个小时的会谈；马尔罗乐观地称这次会谈为“有限度的交流”，据说内容包括两国间的文化关系。接着，他被安排参观了洛阳的龙门石窟、西安的大雁塔以及毛泽东在长征之后设立根据地的延安，欣赏那里遍布窑洞的山脉。

在回京后的宴会上，他和陈毅互赠鲜花，接着又与中国总理周恩来进行长时间的会谈。在谈到共产党中国和法国时，马尔罗说：“我们的社会体系的确各不相同，但是有这样一个事实：法中两国都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的侵略者，他们带着大炮到不应该来的地方挑衅。”马尔罗指的可能是日本侵华，但北京很可能理解为朝鲜半岛上的美国人。

宴会之后，马尔罗拜访了党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时间长达3个小时。他出乎意料地向毛泽东递交了一封查尔斯·戴高乐的信件。人们普遍认为马尔罗在离开巴黎时并没有带上这封信，信应该是在他告诉法国使馆一切顺利之后才在北京交给他的。

当马尔罗起程返回香港时，他并未做出十分详细的解释。对于他此行任务的提问，他只是耸耸肩避而不答，但马尔罗承认法国同意出资在巴黎举办中国艺术展览会。难道他此行的目的仅限于此吗？他这样评价毛泽东：“很显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最重要问题，毛主席有着全面透彻的了解，当然，他向来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