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怀念母亲

母亲离开有一年了，一年来时常会在梦境中见到母亲的音容笑貌，更让我思绪万千。记得去年8月初，我在郑州参加完中国金融作协培训班后，当晚乘飞机回南宁，由于飞机晚点，起飞时已过10点，故起飞不久我就进入了梦乡。梦中我又回到老家，母亲来到村口迎接我，我高兴地跑向母亲并和她拥抱……近二十年来，每次回家和离开，母亲都会到村口迎送，我都要给她一个拥抱，充分享受母爱的幸福。梦里正要与母亲拥抱时，她突然挥手向我告别，说要去照顾我父亲，只见母亲骑上一只大鸟飞走了。我在后面拼命追却怎么也追不上，哭喊着母亲为什么不理我了……梦醒时分，已是泪人。空姐递上小毛巾，我擦去脸上泪水时心中隐隐有种不祥的预感，一下飞机立刻就接到令我伤心不已的消息——母亲安详地走了。

勤劳与艰辛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她14岁嫁到魏家，在魏家生活了81年，现在儿孙满堂，她不仅含辛茹苦地养育了我们兄妹六人，更是为了我们的成长费尽心血。她虽没有文化，但她是一位美丽、勤劳、坚强而伟大的母亲。

母亲既漂亮又勤劳，是经媒人介绍嫁到魏家的。当年认识父亲时，父亲还在柳州龙城中学念书，他认为母亲当时比很多女同学还要漂亮，加上当时魏家缺少劳动力，于是认识不久母亲就过了门。书中常把女人形容作花朵，十三至二八为含苞待放，二九至三九为绽放，四十至五十为盛开……自打我懂事时，母亲在我心中就像一朵盛开的鲜花，经久不衰。

她也是非常勤劳的。过门不久，我爷爷因病离世，奶奶在亲人的帮助下到大塘镇上做起了小生意，叔为了父亲读书而去当了兵。家里十几亩田地，从犁地、耙地到播种、锄草，再到施肥、收割全由母亲独自完成。为了增加收成，她还适时地在地里种些苞谷、花生、黄豆以及红薯和芋头等杂粮，花生主要用来榨油食用，黄豆除食用做菜外，还拿去换些大米，以便过年过节时全家能吃上大米饭。她不仅地里活要包干，而且家务活包括养猪、收割、洗衣做饭等也是全包，这些家务活一包就是几十年。

坚强与勇敢

母亲不仅勤劳，而且十分坚强。她不仅要耕种几十亩田地和包揽繁重的家务活，而且还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俗话说，“女人是脆弱的”，但母亲却是十分坚强的。因父亲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时加入过国民党“三青团”，在1958年的“反右”斗争中，从事教师职业的父亲因历史问题而被劳动教养。随后因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家里的田地全部收归人民公社的生产队，我们六兄妹的生计全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为了能依靠在供销合作社的奶奶帮忙补贴一些，我们一家七口曾迁到奶奶住的忻城县大塘镇上，但正赶上60年代初期的大饥荒，镇上已经出现有人饿死的情况，于是母亲又带着我们一家迁回柳江县长洞村。在人民公社的大食堂吃饭时，由于我们家是从外地迁回的，加上家里没有男性劳动力，只有母亲一个人参加生产劳动，因此每一餐从食堂领到的饭菜数量极少，母亲就带着我们采野果、挖野菜、捡地木耳、找芭蕉心等来充饥。冬天时，母亲又去捡稻草回来给我们铺床御寒，坚强的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六人对抗饥饿和寒冷，终于挺过了大饥荒。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仅人们生活困苦，同时还要防止野兽如野猪、箭猪等来糟蹋庄稼，每家都要出劳力轮流参加狩猎野兽。母亲作为我们家的唯一劳力也得参加。有一次在清晨的围捕野猪战斗中，一大群人个个拿着锄头、铁叉作为武器，打死了一头一百多斤的野猪，由于母亲是第二个用锄头击中野猪的，在“论功分猪”时领到了一斤野猪肉和一只野猪脚。回家后母亲把猪脚熬汤煮野菜，猪肉焖黄豆豉，让我们兄妹们足足开心了好长一阵子。

母亲还时常牵挂着父亲。在父亲劳教期间，不论劳教地点在哪里，母亲每逢中秋、春节前夕都要千方百计去看望，每次探望的过程都像是一次冒险，一百多里的路程全靠步行，劳教农场非常荒凉，时而还有野猪、野狼等猛兽出没，没有一定的勇气和胆量是无法成行的。有一年的中秋，母亲和奶奶带着一些食物去探望父亲，天没亮就启程，下午突然碰上了瓢泼大雨，一直到天黑时雨也没停，那时离目的地还有四十多里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雨声、雷声夹杂着野狼的嚎叫声，让人不寒而栗，此时母亲她们的身体已完全被雨水湿透，寒冷和饥饿同时向她们袭来，这种情形下，母亲也没舍得吃下带给父亲的食物，忍着饥寒交迫在担惊受怕中继续前行……由于大雨冲坏了道路，只能绕路前行，直到第二天下午才见到了父亲。从母亲的坚守中，我看到了母亲的美丽，更看到了她身上的坚强和勇敢。

聪明与手巧

母亲既聪明又手巧，她不仅农活干得好，而且生活上也是一位巧妇，把全家的生活安排得丰富多彩，就算没有鱼肉，也让我们这些儿女感到既有口福又有营养。她把苞谷分解成玉米头，然后再用大石磨磨成苞谷米，用苞谷米煮饭，就像是在吃着大米饭。偶尔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她还给我们做苞谷米粉，即把苞谷米用泉水泡一个晚上，然后用小石磨磨成米浆，在粉盘上擦些花生油，将米浆置于粉盘内蒸三五分钟就做成了米粉。在几个月不闻肉味的年代，吃上一次米粉就等于打一次牙祭。

母亲还用自家收获的黄豆做了很多营养美味。先说做豆豉，把黄豆煮烂，冷却后倒入用芭蕉叶垫着的竹制容器内，在容器外包上烂棉纱等让其保温发酵至有拉丝状，跟现在时兴吃的纳豆一样。然后把生姜切片，稍晾干一些水分后与干辣椒一起捣碎，拌入发酵的黄豆后装入坛子，封住坛口，一周后就可以食用了。不仅是日常用的下饭菜，而且也是非常好的调味品。我在外几十年，每年都回家装上几瓶慢慢享用。再说做豆腐，母亲每次做豆腐都要在豆腐渣里加些清泉，再挤压出浆来熬豆浆稀饭，熬好后加些盐，再放点儿葱花，味道非常鲜美，可与现在的海鲜粥相媲美……母亲还把豆腐渣发酵后做成豆豉耙，晒干后当作佐料备用，或者直接加盐加水烧成下饭菜，都是很美味的。

过春节或者中秋这样的传统大节时，母亲还常常酿豆腐圆。先是把豆腐捣碎做皮，再把捣碎的炒花生、糯米、碎五花肉及一些香葱少量加盐后拌匀做馅，包成圆团后下锅煎成两面金黄的豆腐圆，那味道和营养胜过现在的鱼翅鲍鱼……

我们几兄妹小时候的衣服和过节穿的布鞋也都是母亲一针一线亲手做的。20世纪60年代，母亲还曾经把化肥的包装袋漂染后给我做裤子，连我刚上小学的书包也是母亲用尿素的包装漂染后亲手缝制的。

严管与重教

母亲对我们几兄妹的管教很严格，甚至可以用严厉来形容，我们几兄妹几乎都挨过母亲的鞭子，谁犯了错就会被母亲用细小的树枝条抽打，让你钻心地痛但不伤及筋骨，让你牢记在心不敢再犯错误，我也不例外。记得小时候，有一次因为太饿，于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去偷别人家里的东西吃，被母亲用黄芹条细枝抽打我的臀部和腿部，火辣辣的痛让我呼天喊地，让我大长记性，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偷东西了。还有一次我跟同学打架，原因是那名同学先骂我又先动手，我被迫自卫还击，把同学打伤出了血。母亲把我双手绑在楼梯上，用细枝条打，我哭着解释是同学先骂我娘而且是先动手，母亲边打边恨铁不成钢地说：“骂你娘你会多一个爹？打你要是不还手，他还会再打你吗？……”这次打得我足足痛了三天，从此我再也不敢和同学打架了。

母亲更多的时候是慈祥和细心。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特别重视和支持我们读书，哪怕是在最艰苦的岁月，大哥还能读到中学毕业。记得我上学后，家里生活上有所改善，考试前和考试后都会得到母亲的鼓励，如考试前的早餐会给我准备一个煮鸡蛋或者是鸡蛋炒饭，考试得到满分后还可以有一个荷包蛋的奖励。也许是母亲这样的鼓励方式，我在学校非常努力，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记得一次期末考试，母亲病重卧床，让我自己拿鸡蛋炒饭，由于是第一次动手打鸡蛋，好奇心驱使下研究起了鸡蛋黄和鸡蛋清的区别，谁知一不小心把鸡蛋掉到了灶边的炉灰中，情急之下立刻用锅铲又把带着炉灰的鸡蛋捞起来炒饭。夹杂着炉灰的蛋炒饭自然是难以下咽的，饭没吃完，当天上午的语文考试也没考好。细心的母亲发现后，第二天带病起早给我做了香喷喷的蛋炒饭，当天的数学考试得了满分。

我初中毕业后，因社会关系不好无法升入高中，回乡当了农民，一干就是六年多，已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不少亲戚朋友给我介绍对象，我不去见也不去谈，一心想着走出农村到外面的世界闯荡。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打算复习参加高考，母亲担心我考不上而遭受打击，所以不太支持，她说，这么大人了还不赶快找个对象，再过几年我们家这样的社会关系就更不好找了，而且还影响弟弟，大哥就是因为社会关系不好而入赘他乡当了上门女婿。我当时参加考试的意愿非常坚决，说弟弟可以谈朋友先结婚。后来母亲还是支持我参加了第一年高考，而且达到了本科线并得到了体检通知，最终还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余毒没有彻底肃清，因我社会关系复杂政审无法通过而没有被录取。母亲理解我的执着，第二年鼓励并支持我继续复习参加高考，让弟弟先结了婚。此时，我更加能体会到郑振铎说的“成功的时候，谁都是朋友。但只有母亲——她是失败时的伴侣”的含义。皇天不负有心人，有了母亲的支持和自己的坚持，1978年我终于被财经学院录取了，从此走出了大山。

关心与牵挂

我参加工作时，母亲曾对我说：“年轻人，力气用了力气在，多做点儿事情，不要老计较和贪小便宜。”我工作三十多年来，一直按照母亲的教诲，踏踏实实工作，为人正直善良。好儿郎志在四方，但父母总是盼着儿女常回家乡。家里六兄妹中只有我走出农村去到城市工作，因此母亲对我更是牵挂。在我参加工作后结婚之前，母亲和两个姐姐还给我做布鞋和鞋垫，穿起来特别舒心。每年春节回家，母亲总是留着最好的柚子和柑子，不仅让我过年能吃上自家屋前房后的水果，节后还一定要我捎上一些带到工作单位。

母亲对我的婚姻大事更是心急。因为在我参加工作时，弟弟已经有了两个小孩，而我自己则是计划先把工作干好，三年内不谈恋爱。母亲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就去找人帮我算姻缘，算命先生看了我的生辰八字后说：“今年也动，明年也动，只是你儿子不想动。”工作第四年，在单位同事的介绍下，我与现在的爱人结婚了。因为我是团干部，所以要带头执行计划生育政策，母亲看我们结婚一年多还没有抱孙子，又着急了，马上又去找了算命先生，得到的回答是，如果不是因为计划生育，你二儿子会有五男三女。结婚第三年生了个儿子，母亲还到城里来帮我们照顾了小孩一段时间。

人的一生，注定要经历很多。母亲一生不畏将来，不悔过去，但一直牵挂着儿孙，关心着我们。父亲在1996年因疾病去世，母亲把悲痛留给自己，教导我们别往后看，引导我们一直前行。父亲去世近二十年，母亲习惯了一个人的世界，习惯一个人等待月升日落，习惯了一个人守候，所以坚持自己住。每逢年过节我都想接她到城里来热闹热闹，母亲却说哪里都不能去，要在老家开门让父亲回来过节。因此，作为儿子，我也只能是在春节、清明和母亲农历八月初十生日的时候回到她身边，或者是出差的时候绕道回去看看。每次与母亲相聚后要分开的时候，我都会主动与母亲拥抱，享受母亲给予的幸福，同时在幸福之中也渐感母亲的苍老。母亲在90多岁时，我们几兄妹考虑到母亲年事已高，于是强迫她跟着弟弟一块儿住。有一天，母亲意外跌倒摔断了腿，要送她去柳州医院她不愿意，后来我回家陪了她几天，做思想工作。母亲说，这么大岁数了，不想再让我们花钱。最后在我们耐心地劝说下，她终于答应到柳州工人医院换了骨头才出院。

现在，每当我想起母亲怕花儿女的钱而不愿意去就医时，总是忍不住泪水，心中倍感沉痛。

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母亲一生，历尽千辛万苦，有着坚强的意志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母亲勤劳善良和坚忍勇敢的高尚品德是我一生取之不竭的宝贵财富。

怀念我的母亲！

回忆父亲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父亲已到那边二十年了。最近常梦见父亲，也就时常跟家里人说起父亲。

父亲是读过书的。虽然他的兄弟姐妹较多，仅兄弟就有定国、定家、定富、定强，即“国家富强”四个，而且家庭也不富裕，还要租一部分田地来耕种，但因父亲是长子，所以能从小学读到中学。为了让父亲读书，在抓壮丁当兵时，15岁的定家二叔顶替父亲去当了国民党的兵。父亲还在柳州龙城中学读书时，母亲才14岁就嫁到魏家来了，耕田种地以及家务活都母亲来承担。父亲中学毕业就在异地做了小学教师，解放后就转作公办老师，也算国家干部。当时在我们村，像父亲这样有文化又在外地当国家干部拿工资的人是不多的。

父亲是被劳教过的。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柳江县土博公社四岸小学做教师。轰轰烈烈的“大跃进”时，也在开始大办学校，包括中小学等，需从一些文化水平较高且有一定教学经验的小学老师中选调，进行培训后升任中学老师。父亲有幸得到了县教育局通知，到县城参加教师培训。可培训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父亲因在读中学时集体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命运发生了改变。据父亲说，当时，在龙城中学，他们那个年级四个班，两个班在共产党地下党的工作下大部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另两个班在国民党做工作下大部分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父亲加入了国民党“三青团”，所以，中学老师没当成，却因历史等原因，被送去了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六年期满回乡当了农民。父亲是从劳教农场步行一百多里回来的。

父亲回乡当农民时，虽然没有带上“五类分子”的帽子，也没有被管制劳动，但是大队或是生产队有时还派父亲义务劳动，传达中央文件等活动时，父亲也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样，不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驻农村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时，给贫下中农社员家送毛主席画像和红宝书，我家成分中农，因父亲的原因，也被划为和“五类分子”一样没有得到。这原因也影响了我们兄弟姐妹的升学。我小学成绩很好，却不能升到公社读初中，只好在大队办的初中就读，初中毕业虽然成绩在校第一，也不能升高中，只好回乡当了农民。就连谈婚论嫁也受到了影响，大哥只好入赘当了上门女婿，还曾改了姓换了名。报名参军和当工人，甚至去三线建设都是不可以的。父亲也深感对不住我们，时常听到他的长叹声。

父亲是乐于助人的。父亲劳动教养回来后当农民，尽管受到一些我认为是不公平的待遇，但他还是尽其所能帮助他人。他有竹篾手艺，编的竹壳帽除了拿到圩上卖和自用以外，时有免费送邻里乡亲的。父亲人缘好，加上有文化，毛笔字也写得不错，村里的红白喜事，不少人便请父亲去拟写对联或当收账先生等，父亲都是无偿的。改革开放后，父亲也得到了平反，又成了拿工资吃国家饭的人，后还当了几年的代课老师。对家里经济困难的学生，父亲也曾帮缴过学费。在我当了父亲后，父亲来帮我带小孩的近十年里，不少父老乡亲来南宁看病的，父亲都主动联系，也常送食送物，偶尔还借钱给乡亲看病，乡亲看完病回去要买车票的，父亲也尽其所能给予帮忙。

父亲对儿女是严厉的。我上学不久，父亲就劳教期满回乡务农了。对我们的管教是比较严的，对我们的学习也是抓得比较紧的。父亲做过老师，所以时常抽查我们几兄弟的学习情况，尤其是作业完成情况，父亲把孩子做作业比作农民种地，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对没完成作业的孩子一定要完成作业才允许休息。课文有要求背诵的，就检查我们是否做到。一次、二次检查后，第三次还不能背就要揪耳朵惩罚，我们几兄弟都因背不得书而挨揪过耳朵。我有一次放学回家路上与同学打架，过失把同学头打出了血，后被同学家长找到家里来，父亲不仅揪了我耳朵，而且还罚我跪下。我知道自己错了，老老实实跪下认错，得到了同学和家长的谅解，自那一次后，我至今没有再打过架。

父亲像大山一样，高大而厚重。父亲的爱，每一点、每一滴都值得我们做儿女的细细品味。父亲的爱也和母亲的爱一样，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我也能常常体会如山的父爱。不论什么年代，父亲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努力工作。父亲是文化人，大队、生产队常请他去写宣传标语和毛主席语录等，有些是有工分的，有些是派义务劳动无工分的。

父亲为了教育我们要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在给生产队和社员写毛主席语录时，也在自家门前屋檐下手书了一条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的，那深深刻着时代烙印的赤红语录，永远让我不迷失方向，时时给我以力量。经历半个世纪风雨，赤红的手书依然耀眼醒目。

其实，父爱不仅如山，高大而坚定，也有母爱如水一样的涓涓小溪。当我上初中当上毛泽东思想文化室宣传队队长时，父亲砍柴火卖，为我买了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用挎包，不仅让我也时尚了一回，更让我这个文艺宣传队长增添了神气。当然父亲还教育我，要做好文艺宣传，也要把学习搞好。当我初中毕业因社会关系不好而无法升学时，我们父子之间曾有一段时间都在回避不能升学的问题，但当我开始自学医药时，父亲是非常支持的，给我买过一些医药书，使我的自学医药水准得到了提高，为乡里乡亲减少了一些疾病痛苦，也治好过一些小病。

恢复高考时，我已当了七年农民，而且又没上过高中，当我说想报名参加高考时，父亲第一个支持我并鼓励我。第一年我考上本科并参加了体检，却因政审不过关，我心里充满着难过和矛盾：第二年还考吗？考的结果怎么样？考不上或达到分数线又不录取怎么办？那打击是可想而知的。父亲看出我的心思，试探着鼓励我，要不明年再试一试。我思来想去后，决定第二年再考，并跟家里说想脱产补习。父亲是坚决地支持，使我经过脱产复习，第二年考得不错并被录取，因此走出大山。

父亲不仅管我这一代，还管下一代。我为人父时，一时收入还不高，父亲离开老家到城里来帮我带小孩，为我解决了非常大的后顾之忧。父亲和我在城里生活了近十年，不仅给我带小孩、教小孩，使小孩健康成长并有良好的家庭教育，还给我种菜来减少我们负担，让我和妻子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使我学习和工作双丰收。父亲和我生活的十年里，儿子喜欢，爱人满意，家庭温馨。我还收获了文凭及中高级职称，而且行政职务上也升了三级，一些业务比赛还拿了第一。

当组织安排我下基层挂职锻炼时，父亲第一反应是认为我挨下放了，第一个晚上就问了我一个严肃的问题，是否犯了什么错误而被下放。我跟父亲说不是下放，而是下去挂职锻炼，但父亲还不完全理解。第二个晚上又问我是不是经济上有问题，我又给父亲做了一些解释。后来父亲也从一些老同志那里了解到，我当年还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下去锻炼是为了更好地培养。我准备下去的头一个晚上，父亲还是用简单的几句话提醒我，不论是下放还是挂职锻炼、培养，一定要听党的话，好好学习，努力工作。当时的场景虽隔了二十多年，在我的眼前还犹如昨天，让我时时铭记，永远听党的话，努力学习，踏实工作。

父亲的爱，是实实在在的，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亲昵的做作；父亲的爱，是沉沉甸甸的，有的直接表达，有的不直接表达，有时还觉得是在惩罚。可父爱在我心中，爱得最深，感觉最深，时效最长，受益最大，既是涓涓小溪，更是一座高高的大山，做儿子的永远在山的庇护下。

旧门上的时光

那日，与友人走过琴怀村。

一扇旧门扯住了脚步，像回放的影片，放回到童年那个章节。

门里，是被外出挑水的奶奶关在屋里的蹒跚学步。

门外，是与村里的小伙伴在屋檐下的淘气撒欢。

母亲推开门送我去上学时的叮嘱唠叨，仍在耳畔回响。

母亲关上门接过书包时的喜悦，还挂在脸上。

还记得清晨推开门投进来的第一缕阳光。

还记得晚上把月光关在门外的温柔梦乡。

是推开门义无反顾地离乡求学。

是安家城里后回不去了的梦里故乡。

“该走啦！还愣在那里干吗？”

朋友的催促，把思绪拉回。

富裕的村民，都在老屋不远处盖起了新房。

老了的房子，空守着岁月的沧桑。

那旧门上斑驳的印记，开着岁月雕刻出的花。

只有一群在旧屋梁檐上筑窝的麻雀，把老屋繁华。

临走前，忍不住推开掩着的旧门，“吱呀”一声，透出来的光线里空无一人。

不知道旧门为谁而打开，又为谁而关上。

消失的母校

偶尔看到同事和朋友收到母校的邀请，或是参加校庆和其他活动等，也时有同事或朋友的聚会说要回母校看看，还有的在给母校建设捐款等等。我真羡慕他们，母校记得他们，他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回报母校。而我曾经读过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中专等母校都不复存在了，只好用些文字来做一点儿记录，也算是对母校的一种回报吧。

消失的大塘街幼儿园

50年代末，父亲因历史问题被劳动教养，母亲带着我们几兄妹投靠奶奶。因奶奶在忻城县大塘街供销合作社卖油盐，有相对固定的收入。人民公社、“大跃进”开始后，耕地集体化，饭堂集中化，幼儿小朋友也执行集中化看护，从来没有幼儿园的大塘街也临时建起了幼儿园，那时叫托儿所。我两岁多一点儿也赶上时代进了幼儿园。说是幼儿园，实际相当简陋。幼儿园的房子是借用的民房，学生自带小板凳或小椅子，没有玩具和娱乐设施。我们几十个小朋友挤在一间大房子里，阿姆老师没教我们写字、画画，只教我们做些游戏和唱些儿歌，偶尔给我们讲讲古，即讲故事。做的游戏有老鹰捉小鸡和开小火车等。开火车就是让小朋友用自带的小椅子或小板凳并坐在上面，一个跟着一个向前挪动，并唱着非常梦想的儿歌：“轰隆，轰隆，开火车；轰隆，轰隆，开火车，开到北京去，看看北京天安门，看看毛主席。”边唱边移动向前，真像小火车在前行。可惜这个幼儿园只办了一学期就不再办了，我有幸是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

消失的长洞小学

60年代初，因“大跃进”后带来的饥荒，母亲又带着我们搬迁到柳江县长洞村。到了上学的年龄，母亲送我上小学，即就读于本村寨的长洞小学。长洞小学据说是解放前由一座庙堂改作学校的，只有一间教室，教室旁还有一间过道房，过道有一个小阁楼，算是老师办公室。我们进教室都要经过这间过道房。长洞小学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前，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都有点儿名气，除了本村寨的生源外，还有龙浪、坡孝等外村寨的生源，而且上过这所小学的人，有不少在外当了干部，还有一位当了将军。

我上一年级时，前面还有二年级和三年级，但老师只有杨老师一人，而且还是民办老师，校长也由他当。我们学生叫他杨老师，不少大人叫他杨校长。不论叫校长还是老师，国家教育局都不发工资和粮食，由全部学生交钱交粮作为老师的工资和口粮。我上学时是一个学期交十斤苞谷、五元钱给老师，另外交书费和作业本费约一元。外地生和其他年级也一样，全校学生不到四十人，所以老师的收入是非常低的。

长洞小学的教学条件很简陋，庙房是石头砌的墙，窗户也是石头做的，只有窗口，没有窗扇。透风采光还行，夏天也比较好过，冬天上课就很冷，脚冻得很难受，碰到下雪或寒风天气，手冻得握不住笔。学校没有茶水供应，学校附近也无水源。那时粮食还不足，不论是生产队社员还是学生一日就早饭和晚饭二餐，早饭约11点左右，晚饭7点左右。不论早饭还是晚饭，很多不是米饭，而是苞谷稀粥或苞谷粉糊糊，还有不少是红薯南瓜等杂粮，只有逢过节可能才有米饭。所以上午上四节课后回家喝苞谷粥等。外地生是自带早饭，我们本地生一个上午不喝水，外地生一天没有办法喝水。回想起来我们是相当耐旱的。

我从一年级读到三年级，学校没有体育设施和体育用品，连一个小皮球也没见过，但我家离学校约一公里，我可以滚着铁环去学校。既可以提前赶到学校，又可以收获快乐。学校旁和后山上有不少桐子树和桃子树等果木，可在上面练“单杠”、练“双杠”、练“爬杆”等。课余时间和体育课时，我们男同学很多时候是爬树分边打仗，玩法还不少。如一种玩法是先分边，人数大致相等，在树上双方开战，互相攻击。张三用手或脚触碰到李四，李四即算被击毙，即被迫下树，最后以在树上有人为胜方。还有一种是保帅玩法，只要甲方触碰了乙方帅，即甲方为胜，反之，乙方为胜。女同学则是跳房子或跳海，夏天有的还玩抛子，即用五颗小石子玩吃一、吃二、吃三、吃四、称斤、舂米、簸米、进笼、过山等。有时我们也参加女同学的体育活动，跳房子和抛子等。冬天还玩跳绳和打陀螺等。另外还有相对较大风险的项目，叫打街，或打棒。即用直径约三公分、长约一尺二的木棒和直径约为一点五公分、长约五寸的小棒，在地上挖一个小槽沟，甲方把领到的小木棒放在槽沟上，用长木棒去撩小木棒，乙方在前能接住，即换位；不能接住，甲方把长木棒放在小槽沟上，乙方用小棒去击长木棒，击中即换位；击不中，把小木棒抛起来，用长木棒击小木棒，对方接住即换位，由乙方从头开始；乙方接不住，就捡小木棒摆回槽沟处，甲方可用长木棒去击乙方捡过来的小棒，如没击中，小木棒落在与槽沟的距离近，不到一长木棒的距离即可换位；如击中，或没击中，但小木棒与槽沟的距离均超过长棒，则用长木棒去丈量，可一五一十、十五二十地计分，甲方继续进行，把小木棒放置槽沟内，用长木棒敲击弹起再用长木棒击，没击中，即换位；击中，丈量，计分。经过几个回合，谁先达到设定的目标值，一百至一千不等，先约定好，输的一方要被惩罚。甲方将小棒放槽沟内，用长木棒敲击让小木棒弹起再用长木棒打击，如对方接住小木棒可免处罚，如接不住即按小木棒的落点，败者单腿跳过槽沟。这项运动还可进行小团体比赛，更加刺激。

学校连闹钟都没有，杨老师多数是看教室窗口的太阳偏离度来上下课，所以有时一节课上得很长，有时课间休息时间也很长。上下课既没有铃声，也没有哨声，只听杨老师叫唤。老师教具也非常简单。一块床板用锅灰和桐油等做颜料漆成黑板，而且用了多年，几乎是一半黑一半白的黑白板。除了粉笔，老师还有一把一尺长的木尺。老师除了用木尺画图外，更多的是用木尺来教育处罚学生。完不成作业的、违反学校纪律迟到早退的、调皮捣蛋打架等，都被杨老师用木尺打手板。而大家对老师非常尊重和信任，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时都对老师说，孩子不听话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家长也从不抱怨或质疑老师的教学能力，对杨老师用木尺打手板的做法也是认可和支持的。学生是不敢反抗的。我曾与同学打架被老师罚站一小时，被打二十下，手板被打得火辣辣疼，但既不敢声张，更不敢告诉家里。这样的木尺教育下，学校的纪律还是不错的，学生相对也是比较自觉的；这样的木尺教育下，也培养了一位将军。

一个老师教三个年级，而且三个年级都在一间教室。杨老师先上一年级，其他二三年级自己预习；上完一年级并布置作业后上二年级，上完二年级并布置作业。我的作业完成较快，有时就听老师讲二年级的语文课，有时也听低年级的语文课。听多了，就熟记了，如三年级的第一课，几十年过去了，我还能背诵：

夏天过去了

可是我十分想念

那可爱的早晨和黄昏

像一幅幅图画出现在眼前

清早起来打开窗户一望

田野一遍绿

天空一片蓝

多谢夜里下了一场大雨

把世界洗得这么新鲜

……

“文化大革命”中，全国上下都在大办学校，长洞小学也在大办学校的运动中进行了扩建。生产队帮助学校用干打垒盖了两间小房做教室，教室从一间增加到三间，而且长洞小学可以办小学全学年制，即可以读到小学毕业。杨老师也提拔当了生产队长，来了一位公办的韦老师任校长，另外从生产队推荐了两个社员为民办老师，长洞小学又增加了两个民办老师——秦老师和邓老师。分开三个教室上课，韦老师在老教室教一年级，邓老师在新的一间小教室教二三年级，秦老师在另一间小教室教四五年级。我也升入了高年级。

由于学校的扩大和老师的增加，教学条件有所改善，学校有了闹钟和手摇铃铛，上下课基本准时了。学校在生产队的支持下，用石头和石灰砂浆砌了两张乒乓球桌。课余时间和体育课我们可以打乒乓球了，但上午第一节课后的课余时间和下午最后一节课前的课余时间不能打，要做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自从有了体育设施，我几乎每天都提前到校打球。由于珍惜和爱好，经过一年多的磨炼，虽然打球姿势不好看，但球技还可以，失球率较少。1968年六一儿童节，我参加了盘龙学区举办的有六个小学校参加的庆六一乒乓球赛，得了乒乓球单打冠军。

韦校长到长洞小学任教后，还组织同学们勤工俭学，在生产队划给的两亩耕地上种旱烟。从整地到栽苗、浇水、除草、灭虫、打顶到收割晾晒全由我们小学生完成。第一年就有好收成，卖给生产队社员收入三百多元。学校在生产队的帮助下建了半边篮球场，用收入买了篮圈和篮球。学校还用卖烟的一百多元钱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一下课及早上和上午上课前都放收音机，听得比较多的是新闻、音乐和“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从那时起，我特别喜欢听收音机播放的音乐，而且也从那时起跟着收音机学唱了一些歌曲，也开始喜欢唱歌了，曾做过不少登大舞台为观众歌唱的梦。“文革”时期，因教学进行了改革，学制改为小学五年，初中两年，高中两年，所以我小学读五年就毕业了。

长洞小学自“文化大革命”后又调整为只招收一、二、三年级学生。1980年后，只收一年级学生。我父亲平反后在长洞小学任代课老师三年。进入90年代后，长洞小学就被撤销了，学校的房子也因年久失修，老的那一间倒掉了，另外两间也被拆了，近半个世纪的小学也就消失了。现在村里的孩子们读书要去几公里以外的小学上，回想起来，我们那个年代读小学也很幸福！

消失的盘龙初中

“文化大革命”时期，升学不用考试，但要进入公社的中学，即重点中学，要由贫下中农代表选送。因我们班有一位女同学，她的叔叔在空军部队当官，所以她被选送到三都中学读初中。我小学五年级虽然以班上第一名毕业，但因社会关系不好就入了盘龙大队办的初中。大队办初中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所有公社办高中，所有大队都办初中。如果没有大队办中学，我小学五年级毕业就得回乡务农了。

盘龙大队办的盘龙初中是借用盘龙小学的教室。到我入学时，教室就不够了，要自力更生建教室。初中的全体师生都要参加勤工俭学。我入学不久就开始每周有三个上午上课，除星期天休息外，其余的上课时间都要参加建校劳动。十一二岁的我们也得上山割柴草做燃料烧石灰，也得上山采石、挑石或抬石头装石灰窑。在烧石灰时，从开火到把石头烧成石灰需要五个昼夜。我作为男班干带头与二十几位男同学轮流在石灰窑火口加柴草，每人一小时，轮到晚上的还得露宿在窑旁。我也和同学们在石灰窑旁，天当被，地当床，露宿了几个晚上。石灰烧出来后还要出窑挑石灰运到学校，学校用的砌墙的石头和盖房的瓦片也是靠我们师生肩挑运送。但砌墙和盖房的技术工是由各生产队抽劳力完成，花了一个多学期才把教室建好。虽然累一点儿，但锻炼了我的劳动能力，为我回乡务农打下了基础。

我入学不久，赶上学校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因为我嗓门不错，而原来“忠字舞”也跳得还可以，再加上记忆好，还会唱不少革命歌曲，所以我加入了文艺宣传队，还被同学们推荐担任文艺宣传队长。文艺宣传队是晚上排练节目，我家离学校约六公里，这样我和住得远的同学还得住校，但学校没有校舍，老师叫我们克服困难。晚上排练完后，我们就把教室的课桌拼起来当床，早晨起来，再摆好桌子，把被子、席子都放到老师宿舍。也许是因粮食缺，老师和同学们都不吃早餐，午餐和晚餐是自带粮食。学校有位煮饭的工友帮助装锅烧火蒸饭。所以我们住宿的同学用自己的苞米或红薯杂粮装入饭罐由工友蒸熟，家里条件好的自带咸菜下饭或者到供销社小卖部用五分钱买一块豆腐乳或两分钱辣椒酱下饭。我家当时生活条件还不太好，很多时候只用盐水下饭，有时候还是红薯或窝头当餐。但能与队员排练节目，能去演出，所以苦并快乐着。

学校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不少节目，有样板戏《沙家浜》和《红灯记》选段等，还有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三句半、对口词以及结合时事改编排的歌舞等。如歌颂党的“九大”闭幕的歌舞：

党的“九大”闭幕了

各族人民齐欢笑

颂歌向着北京城

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

……

结合毛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号召的歌舞：

大寨红花遍地开

各族人民喜开怀

战天斗地修水利

共产主义早到来

……

文艺宣传队每个学期也有不少演出。如党的“九大”胜利闭幕时，我们文艺宣传队连续几个晚上到村寨宣传演出，不少村寨要翻山越岭，而且都是夜行。一个晚上到果类村寨演出，打着手电筒走山路，回到学校已是深更半夜。白天还到圩镇上向赶集的人进行宣传演出，还参加过学区庆“国庆”演出比赛，有十二个文艺宣传队参赛，我们还得了第二名。但更多的还是到村寨为贫下中农社员宣传演出。虽然我们的演出水平不高，但在那没电视、少电影和缺少精神文化生活的年代，不论到哪个村寨演出，全村老少都是喜出望外，全家来看演出，给边远的村寨增添了一点儿文化气息。

“文化大革命”大办学校，公社办高中，大队办初中，村寨办小学，老师的水平参差不齐。我所在的盘龙中学，除教语文的老师也是我的班主任的韦老师是公办老师，而且是师范专科毕业外，其余都是民办的，而且多数还是从小学老师“拔”上来教初中，教学质量是可想而知。当时社会上对教学的老师和学生是这样评论：“中学的牌子，小学的料子。”

因为“文化大革命”和大办学校等原因，我入学时还没有正式课本，只有政治课发了一本《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红册子。语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等都是听老师讲课，老师们还是认真的。第二学期才发了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和地理等课本，但语文一直到毕业都没有课本。虽然没有课本，教我们的韦老师真是最辛勤的园丁，他因为一次事故右手不能拿笔写字，靠刚练不久的左手教学。他在讲课时，对需要背诵的课文和课文中一些精彩的片段都进行板书，让我们抄下来，让我们更好地学习巩固。还要求我们两周至少写一篇作文，两周出一次作文题让大家写，并对同学们的作文进行一定的讲评。一些好的作文还当范文进行朗诵，不足之处给予指导，我的一些作文就被韦老师点评表扬过。韦老师鼓励同学们多写作，才能提高语文水平，多写作也许将来能成为作家。老师的表扬鼓励，极大地鼓舞我自觉写作文，曾有过一段时间，基本上是两周写三篇作文，也曾做过作家梦。

初中两年很快就过去了，学校平时很少考试，有两学期段考、期考都没有。但初中快毕业时，学校进行了一次考试，有老师说算是毕业考试，虽语文和数学有一半的同学不及格，但都顺利毕业了。所有毕业的学生都没发毕业证。我的各科成绩都还不错，都名列全班前茅。毕业时，老师和同学们都认为我读高中是木板钉钉的事了，甚至以为我可升入柳江县高中。我也认为我的升学读书梦想可以实现，至少可以升入三都高中读书。但在“文化大革命”“读书无用论”和“唯成份论”的主导下，我的升学却成了泡影。因为是由贫下中农和学校选拔上高中，而且以贫下中农为主导。据韦老师说，在选拔会上，学校韦老师推荐介绍我是学校文艺宣传队长和班长，学习成绩全年级第一，一个贫农代表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余毒在学校还没有肃清，并说我“学习好，是动机不纯”。而韦老师家庭成分也不好，加上又属“臭老九”之列，也不敢再多说。我的升学梦就这样失去了，不到14岁的我带着遗憾回到生产队务农，当了公社社员。读书的梦想虽然失去了，但我还是要感谢盘龙中学，感谢学校的老师和同学，让我在幸福中度过并有收获。

“文化大革命”后的1976年，盘龙初中在教学改革中被撤销了。原来勤工助学、自力更生建的几间教室也在进入新世纪后成了危房被拆除，地盘划归盘龙小学。

消失的三都高中

回乡务农后，我还想读书，尤其是不满足于在农村不科学地种田种地，一天的工分只值一角多钱，真是梦想跳出农村不当农民，甚至梦想换一个红本本变为非农业户口，靠知识靠技术去养家糊口。

自己除了积极参加农活劳动之余，还是坚持看书学习，还学点儿医学知识，无证行医，免费为邻里乡亲祛除一些小病痛。1973年柳江县办社会主义大学校，招收赤脚医生班，我也报了名，生产队也推荐过我，但因政审不过关，还是与读书无缘。

1977年恢复高考，又燃起了我的读书梦。抱着试试看的心理，一边参加生产劳动，一边复习功课。借来高中的课本，按照例题自学数学、语文等课程，对历史、地理就死记硬背。参加高考回来，心里凉了一半，因为有很多题目不会做，但高考成绩出来，自己运气还不错。我在农田劳动中，生产队长通知我去高考体检，还上了本科线。体检也过了关，就等入学通知书了。但命运还是和我开了一个大玩笑，“文化大革命”的成分论还没有彻底清除，因在县教委的政审不过关，我还是与读书无缘。

虽然政审不过关没有被录取，但让我坚定了决心和信心，计划白天劳动，晚上复习一年，明年再考。

盘龙初中学校撤销后，教我语文的班主任韦老师已经调到三都高中教高中语文，三都高中也曾叫柳江一中。1978年元月，他主动找到我，建议我到三都高中插班补习。我征得父母同意后，脱产到三都高中插班补习，也就是韦老师任班主任的高二十四班，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这样我也就有了高中的母校。

在插班补习的三个多月里，我认真听老师讲课，虚心向同学们请教，特别是同桌刘同学给了我很多复习资料和练习题，为我的学习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没读过高中，有这样的学习条件真让我如饥似渴。白天上课，晚上做习题到深夜两点左右。在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经过自己刻苦努力，经过三个多月的插班补习，收获了很多知识，使自己接近达到高中毕业的水平。参加高二十四班的高中毕业考试，我门门功课及格；参加柳州地区出题统一模拟高考，我语文得了88分，数学得了56分。在三都高中四个毕业班214人中，我的语文成绩是第三名，数学还得了第一名。班主任韦老师在班上肯定我、鼓励我，学校校长还在全校大会上表扬我为三都高中争了光。

1978年高考，我考试的成绩324分，上了本科线。当时上大学、中专一起填志愿，为了保证能读书上学校，我第一志愿填了中专——广西财经学校并被录取。感谢柳江一中——三都高中，感谢老师和同学们，是你们的关心、支持与鼓励使我有了高中母校，并实现了有学可上的农转非的梦想。

八十年代，在教学的改革撤并中，三都高中改为三都初中，后叫三都一中。柳江一中的牌子由柳江县高中——重点高中接去。我上了三个多月的母校，原来的柳江一中——三都高中也随之消失了。

消失的广西财经学校

因为不抛弃，所以美丽；因为坚守，所以幸福。我的读书梦终于实现了。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家里杀了一头猪，办了十多桌请村里人喝酒庆贺并欢送我去学校。因为是高考刚恢复，我入学报到已是1978年11月中旬，第一学期只上了两个月课就放寒假了。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就遇到了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我读书所在的南宁市既是后方也是前方。因战斗就在广西的边境打响，离南宁不到200公里，我们学生都参加验血，随时准备为伤员们献血，还进行了几次防空演习，常有前线战况通报等，但教学没受影响。

我读书也是幸运的，在我读书的那个年代，读书是不用钱的。国家、学校给学生发助学金，像我这样农村出来的学生，助学金基本上都是甲等，每个月有13元5角助学金，买一个月伙食的饭票平均约9元，零用2元左右，所以每个月还略有结余。

学校生活真是丰富多彩。除了学习，学校开展各种活动，包括各种体育项目比赛，如排球、羽毛球等。改革开放的春风也开始吹进了校园，学校组织跳交谊舞，我和几位同学参加学校的培训后回来教全班同学跳。学生自办的墙报也出现了一些开放浪漫的内容。这方面，我们学校因为我们班还出了点儿小浪漫风波，我们班出的一期墙报引起了一点儿轰动：1979年五四青年节，我班的墙报中，有我班才子之一阿柳同学写的一首《月亮静悄悄》，颇有浪漫情怀的小诗，还配有月光下一对情侣背影在树旁的画面。画有意，诗有情，不仅引来了全校师生驻足阅览，而且还引来了周边院校学生前来观看。同学们看后进行议论，一些同学还出小字报进行点评等，很快就成为同学们课余时间，尤其是排队买饭时议论最多的话题。不到10天时间，在墙报旁出现了不少点评的大小字报，每天都有新的出现。有点赞的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了校园，有批评的说是资产阶级的情调等等。墙上点评的不仅有本校的，还有其他院校，如广西大学、广西商校、广西农学院、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外贸学校等。一些点评文章不仅有署个人名，还有署院校名。我也时常去阅览，那些点评，无论是赞扬的，还是批评或批判的，都很有文采。原来是课余时间同学们阅览，后来上课时也出现不少人在阅览，星期天还招来不少学生围观，而且点评的也出现了过激之词，学校团委出面干预后，撤除了墙报，才停止了讨论。但存在我的印象中，文字的魅力是比较深的。

不到两年的广西财经学校的学习是幸福的。在老师的教导和同学们的帮助下，我不仅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成熟，政治上也收获了进步，实现了多年梦寐以求的心愿。入学前写了十一份申请加入共青团，一直在接受组织考验。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后来还担任了支部组织委员。先后获得了学校的“三好学生”“优秀团员”“优秀团干”等奖励，还荣获“自治区新长征突击手”称号，毕业分配到中国人民建设银行广西分行工作，实现了农转非的梦想。

进入新世纪后，在教学的进步改革中，广西财经学校已被撤销，学校的地盘划归广西财经学院，财经学校的校门、教学楼、师生宿舍、大礼堂等建筑都不复存在。中专的母校也消失了。

我所就读的幼儿园、小学、初中、插班的高中、中专等母校都已消失了，按以上校名在网上也搜索不到，实地也看不到。这些母校尽管不完美，但它们给了我不少梦想，也帮助我实现了一些梦想，让我收获了知识、收获了成长。以上的母校永远存在我的记忆中，我也将继续努力去实现我在母校有过的、属于我的梦想。

因有比赛而精彩

企业的发展和员工的成长就好似人们的生活一样，而生活如酒，或醇厚，或浓烈，因为有了比赛，她变得更加芬芳；如歌，或高昂，或低沉，因为有了比赛，她变得更加悦耳；如画，或浓墨，或素雅，因为有了比赛，她变得更加美丽……

在与银行同发展、共成长的过程中，我因参与比赛而出彩，也因主持比赛、带队参赛而见证精彩，同时也见证了员工的出彩和银行发展的辉煌。

入行工作36年来，我参加过无数次各种各样的比赛，既有行内组织的，也有行外组织举办的，有不少比赛迄今为止仍让我印象深刻。1987年，总行在全行组织开展业务知识大竞赛。当时，银行处于业务大发展时期，开办了许多此前未曾办理的业务，如现金业务、个人信贷业务等，那次业务知识大竞赛涉及了银行的各个方面，既包括前中后台所有的业务知识，也包括银行发展历史和企业文化等方面的内容。当时在比赛前，我仔细查阅资料、咨询行内专家，非常认真地进行备战，最终取得了不错的成绩。那次比赛，既让我学到很多业务知识，又对银行的发展历程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既获得了广西赛区第一名的好成绩，又让全行的领导同事们更加了解我并对我有了重新认识，随后不久被提职为副主任科员。印象深刻的比赛还有2011年在湖南分行任职时，到总行党校学习，参加中央党校庆祝建党90周年诗歌征文比赛。当时我的参赛诗歌《在党的旗帜下成长》获得一等奖，党校毕业时我获得了优秀学员证书，为自己争得了荣誉，也为所在银行及金融系统赢得了荣誉。一年后，我得到提拔，回到广西任职。

入行36年来，我不仅自己积极参加各种比赛，还主持各类比赛12次。一些比赛中或比赛前后的花絮总能让我记忆犹新。当时广西分行要举办全面开办现金和储蓄业务后的首届会计出纳业务技能大赛，领导把整个比赛的主办任务交给了我。因为是第一次，毫无经验，主要的比赛办法和计分规则全凭自己加班加点去研究摸索，那次比赛我还担任了主要比赛场次的主持人。最终，在行领导的重视下和全体参赛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比赛举办得非常成功。通过比赛，深入了解了我行会计出纳队伍的发展状况，同时还发现了不少尖子人才，更为以后开展其他比赛及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那次比赛中涌现的许多优秀选手后来都陆续走上了领导岗位。

我曾带队参加比赛8次，见证选手们比赛的精彩，收获赛后的果实和喜悦。每次比赛前，既要以自己的经验来指导选手如何赛出更好成绩，又要做好选手的思想工作，让大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记得2007年冬天，我带领湖南分行选手参加总行业务技能大赛，小汤获得了个人全能冠军，团队收获第三名，为湖南分行争得了荣誉。赛后，湖南分行给予了嘉奖，三名参赛的临时工选手获得了转正的奖励，小汤在转正的同时，还获得了工资级别的提升，第二年又被提拔为网点负责人。

走上领导岗位后，我还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倡导和支持各种技能比赛、劳动竞赛的开展上面，注重提高员工素质、促进全行业务发展，这些比赛更是增添光彩。去年我行开展的2014年网点业务技能大比武竞赛，不仅推进了网点人员学业务练技能，而且比赛中也非常出彩，赛出了成绩，也赛出了水平，在工会等部门的努力支持下，荣获个人全能第一名的小韦被自治区政府授予“广西壮族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在比赛总结表彰会上，当把个人全能第一名的获奖证书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五一劳动奖章”颁发给小韦时，她喜极而泣，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道：“这是一生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一定会终身难忘。”更为可喜的是，这次比赛促使各级行加大力度抓员工培训，抓岗位练兵，在全行掀起了高潮，促使我分行在下半年中国金融工会组织的广西银行业务柜面业务技能状元大赛中，囊括了团体一等奖，个人全能一、二、三等奖，业务知识竞赛一、二、三等奖等多项大奖，我行获得个人全能第一名的小郑还被授予了“中国金融五一劳动奖章”，大大提高了银行的美誉度和市场竞争力。

不仅各种业务技能比赛精彩，而且各种劳动竞赛也同样出彩。2012年，区分行新班子调整后，一把手提出在全行开展增户劳动竞赛，我和全行上下的同志们一起狠抓落实，当年取得对公账户新增四行第一的优异成绩，使员工深受鼓舞，全行上下信心倍增，形成了“抓户强基”的共识并坚持长抓不懈。加上旺季营销劳动竞赛和其他各种竞赛活动的助推，全行形成了“日日是竞赛，月月有活动”的良好发展氛围，分行连续三年实现账户新增四行第一，用三年时间使我行的对公账户翻了一番。由于对公账户规模的持续扩大，带动了代发工资、银行卡、理财等各种产品营销的增长，促进了各项业务全面稳步发展，市场份额和系统内排名不断提升。截至2015年6月末，全口径存款四行占比较2012年初的23.02%提高到了25.83%，平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反超同业第二100多亿元，稳居四行第二；今年上半年新增、增速继续保持四行第一，系统排名从25位提升到21位，各项贷款从23.9%提高到26.74%，中收更是从24.4%提高到31.1%，赶超同业对手居四行第二，其他各项业务指标也都取得了良好的市场表现。

作为银行的员工，想要实现与银行共成长，就必须加强学习，练就一身过硬的本领，时刻做好迎接各种困难和挑战的准备；作为银行员工，更应该责无旁贷地积极参加各种业务技能比赛和活动竞赛，在全行营造出“我的存在是让比赛更加精彩”“我的参与将使劳动竞赛更加出彩”的良好氛围。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和金融形势日趋复杂，银行转型的步伐也在加快，为了努力把建设银行打造成“国内最佳、国际一流”的现代化大银行，努力实现广西分行“业务创新最佳、同业表现最好、经营管理最稳健”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加强学习和练兵，不断提高我们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当前，各项业务劳动竞赛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未来还将有各种各样的比赛和挑战等着我们去参加，去面对，去出彩。让我们迎难而上，保持坚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我们将不断超越自己，不断活出精彩，银行的发展也将会更加辉煌！

心在人民，利归天下

“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是胡耀邦同志1959年写下的一副对联，寥寥数言，却洋溢着共产党人的胸怀气概和道德情操。

“教育每一位同志热爱人民群众。”对建设银行来说，就是要教育每一位员工，特别是领导人员要热爱人民群众。无疑，这是对共产党人理想与追求的传承和弘扬，也是对国有控股商业银行肩负的使命和责任的高度概括，更是贯彻落实党中央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企业的现实要求。只有“教育每一位员工热爱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心在人民，利归天下”，才能顺利实现战略愿景。

“要教育每一位员工热爱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必须积极践行“诚实、公正、稳健、创造”的核心价值观，真正做到“以客户为中心”。作为一家上市的国家控股的商业银行，在不断拓展业务发展的同时，我们深刻地体会到：客户、股东、员工、社会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统一的利益共同体，为社会承担全面的企业公民责任，已经成为建行企业使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行通过实际行动教育广大员工对每一个客户，无论大事小事，都要饱含“热爱人民群众”之心，对客户倾注热情，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用心服务，用爱经营，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创造价值。

“要教育每一位员工热爱人民群众”，始终坚持“心在人民，利归天下”，必须把郭树清董事长倡导的“员工的心，企业的根”落实到经营管理中去，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关爱员工”。要时刻把员工的利益放在重要的地位，做到权为员工所用，情为员工所系，利为员工所谋。只有把员工的困难、诉求放在心里，我们才能做到心正、气顺，才能自觉做到清正廉洁、勤政奉公。